在2000幾百年前，中國的思想領域曾發生過一個煌耀光駁的時代，產生過馳騁其想象、自由其意識、生發其學說、論辯其觀念的百家諸子。儒作為一種觀念學說，便是發祥於這樣一個不同凡響的時代。
當然，儒之先賢們並沒有想到的是，他們所執意於心的這樣一種而不是其他幾種甚至也沒有其他任何一種觀念形態，竟然對中國的思想領域持續了如此漫長的籠罩製衡，將2000幾百年中文明傳承、更迭經世凡累朝累代，幅員如此遼大，人口如此眾多，文明脈絡如此凝聚傳衍的國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識，基本收放於其雖雲博大卻不無偏頗的範疇中。
這樣一個結果，雖然有統治階層的權力控製和知識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儒，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學說，除了含有帝王操縱術的功利成分之外，確實擁有適應於中國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尤其是中國人思維、生存乃至**的合理內核。比如相對於其他各家各學說而言，它更與封建製度之下的小農經濟、宗法製度以及大一統政治相適應，在等級秩序、倫理觀念、氏族血緣等方麵，同中國古老的社會傳統有著現實的密切關係，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學說無法替代的社會功能。而且，所謂內核的合理，其實正體現於，在如此綿長的時間之維下，帝王、朝代風雲變幻，可在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後，卻皆如蕭規曹隨般地對儒有一種不離不棄的盤桓情結。其間，雖然也有諸如焚書坑儒、黃老倡行的逆勢，但儒卻始終沒有退出、淡卻。個中的意義，的確是耐人尋味的。
戰國末期，儒門大師荀況的門生，卻是法家之顯者的韓國諸公子韓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說過：“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關於“亂”與“不亂”的結論，這裏不煩討論，但這段話中透露出的信息，則是：第一，儒乃是以“文”（當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文”）來使人主“禮之”，也即是用觀念、意識影響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麽其他的“資源”。第二，如果說韓非所痛絕的“五囊”中，儒之外的遊俠、縱橫家、患禦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於一種實用、實際的“技術”層麵的介質的話，儒，則實際憑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勝出一籌的“術”。這種“術”對“人主”而言，是超脫於怡情悅目、口腹欲求之類的本能生理界麵的，純粹理念性、社會性的東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東西。儒，在中國的地位和價值，於斯已可窺見。
當然，從仲尼孔丘伊始，迄止於封建之末，儒作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長的階段中，也確實必然要經曆幾多變化、調試和發展。學者黎鳴先生以為，從總體把握上講，可以將儒的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秦之儒，是為儒家，乃原教旨意義上的學說，是儒的本相；
第二個階段，漢代之儒，是為儒教，是神學化了的儒，當然是偽神學，是儒的變相；
第三個階段，宋明之儒，是為儒學，是哲學化了的儒，當然也是偽哲學，也是儒的變相。
這樣的歸納，當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綱挈領的感覺，盡管從理論上說，這樣的歸納也許會使人有某些異議。
先秦時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盡管他的本意不能不說有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遊列國並不得意的結果，使得他的學說或曰證明他的學說中，“人”的成分更為濃厚。因此，這時的儒，更有純粹意義上的“學說”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覺。這一點，從這個時期三個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後世無可爭議地尊為“子”，而非像後代諸儒那般毀譽不一，“子”得不那麽堅決，或許也可透露出若幹端倪。
逮至漢代，中央集權的建立，當然已經迥異於先秦的諸侯割據，同時也完全不同於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統的天下，確乎需要大一統的思想來提控。正如馬勇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在專製主義製度裏，王權高於一切，要限製王權，隻能借助於神權。所以，在中國，在西歐的封建社會裏，凡在政治上有進步傾向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不借助神權來表達自己的人權。”這時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領域裏“君臨”百家，其神學色彩不能不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漢代的儒，宜乎其之成為“教”也。
宋明時代，理學的強化，也許是儒作為一種學說、思想發育、發展的一個不能越過的階段，即不能不有一個玄化的階段或過程。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邃密、嚴格的過程。當然，這種過程究竟對儒之發育、發展有什麽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義，則是另外的問題。
當然，這樣的勾勒，雖然便於把握脈絡，卻也不無偏頗，比如，在若幹階段之間，其實仍然存在重要的觀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餘，是不應當將其遺漏的。
至於所謂“新儒學”，當是結合西方哲學的產物，其實與我們這裏談的儒發生了遊離，因此不再置喙。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中國之思想領域，向有儒、釋、道三足鼎立之說、之實。此言或許不謬。但是，如果從一個新的角度看，所謂釋、道，雖然一為舶來，一屬本生，然歸其本旨，其實不過隻是儒在他界的補充、對應而已。
回到原點。有鑒於儒之對於中國其實也是對於世界的重大影響，以人物傳記的形式來對其進行表述、描摹，將具體的儒者作為詮釋儒之軌跡的符點，便是《曠世大儒》叢書的選題動機。據此，經過斟酌、討論，確定在時間上截止於古代，在人選上以十種十一人的規模作為定位。這十一個人物是：孔丘、孟軻、荀況、董仲舒、程顥、程頤（此兄弟二人為一種）、朱熹、王守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具體的書名，則依傳主最為通行的稱謂。當然，這些人選其間具體的取舍定奪，也並非容易，而是頗費了一番殫思周折的。
叢書沒有采用聘請某位學界前輩擔綱主編的慣常定勢，雖然這樣做頗可省心和藏拙。最終的辦法，是采用逐個地確認各傳主研究的個中之人，然後酌定撰寫作者。這當然是費力又未必討好的辦法，但於責任編輯的責任，則或許頗有會心的體驗。
應當說，在叢書選題創始之時，原有統一的撰寫體例和設想。但由於各個傳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時期史籍對不同傳主記載的詳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對各個傳主的不同理解、闡釋，於是在風格、處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麵，十種傳記之間是頗有一些差異的。前賢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也許，這種種不同，才或者能從諸多個側麵體現出斯儒的發育、發展經曆，體現出這些曠世大儒的韻味、風采和人格吧。
編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