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說到對他人幸福產生的影響,個人的品質可分為兩種:有益和有害。

從客觀的角度看,如果人們由於我們不道義的企圖或行為而產生憤怒,就證明我們已經危害到了他人的幸福。這種行為本身違反了有關正義的法律是他憤恨的另一個原因。約束和懲罰罪犯是法律威嚴的體現。所有政府都想盡一切辦法讓人們懾於社會環境的威嚴而不敢破壞他人的幸福。依著這個目標,各個政府製定了相應的民法和刑法。到底是哪些行為破壞了他人幸福?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學科研究的對象。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這門學科仍沒有發展起來。它就是自然法學。我們當前的目的不是對這門學科進行細致的探討。不論怎樣,就算沒有法律作出適宜的解釋或合理的保護,最正直清白的人總不會破壞他人的幸福。對他人的關心也是這種美德的一種表現。這些美德與其它美好品質(如對他人感同身受、偉大的人道主義和高尚的仁愛)相互關聯,並總受到他人的無限尊重甚至是尊崇。這是人們已經充分了解了的品質,所以無需作太多的解釋。在本篇中,我隻想盡力說明那種由天性體現出的次序——我們極其有限的善行首先作用於個人,其次作用於社會。

顯然,在其它方麵指導次序的調節天性,作為一種高端的智慧,在這裏也指導著次序。這種智慧的強弱與我們善行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大小相互關聯。

第一節 論天性讓我們依據何種次序關注他人

就像斯多葛派學者常說的那樣,每個人最關注的是他自己。無論從哪方麵看,一個人一定比旁人更會照顧自己。因為一個人感受自己的快樂或痛苦肯定比旁人更直接明確。本人的感受是原始的,旁人的則是對這些感受的反映或想象。前者可稱作實體,而後者就隻是影子。

僅次於自己的關注對象,是一起生活的家裏的親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因為親人的快樂或痛苦肯定會對他自己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更了解究竟什麽是他們最關心的,所以,他對他們比對外人更易感同身受。簡單的說,就相當於他對自己的關心程度。

人們大都把情感以及伴隨同情產生的感情投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這是人的天性使然。這種感情可能超過了對父母的關心。比起對父母的尊敬和感激,對孩子的溫和情感是一種更原始的本能。一般地,嬰兒在出世後要完全依賴父母撫養幾年,但父母卻無需孩子的照顧。人天性認為孩子比老人更重要,更易激發人們強烈的同情。我們可以從孩子身上得到很多憧憬,這是老人很難做到的。哪怕是最凶殘無情的人也會關心弱小的嬰兒,而隻有素質高的人才不討厭贏弱的老人。對於老人的逝世,人們大都不會十分惋惜,然而對於孩子的死亡,人們很容易痛不欲生。

兄弟姐妹間的友情,是我們幼年麵對自然時,心靈所感受到的最初的友情。一起生活在一個家庭中,大家彼此關係親密,使這個家也顯得其樂融融。相較於旁人,他們相互帶來的快樂與痛苦要強烈得多。他們共同的幸福感也源於這種手足之情。而且,由於生活環境的相同,他們本能地相互關照,這又強烈地促進了他們之間的感情。

即便在各自組建新的家庭後,兄弟姐妹們依舊保持著童年的友誼。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使得他們的孩子也有著天然的聯係。孩子們間的融洽會使這種天然的友情更愉悅,而不融洽會削減這種愉悅。但是,由於他們大都不生活在同一個家庭裏,所以彼此間的情感雖然比旁人強烈,比父母們卻要冷淡。

表兄弟姐妹們的孩子,由於聯係更少,他們之間也就更冷淡。情感會隨著親屬關係的疏遠而淡薄。

所謂的感情,事實上隻是習慣的同情。對於那些激起我們感情的對象,我們關心他們的快樂與痛苦,我們希望他們多一些快樂並遠離痛苦。這是習慣的同情的真實感受或是這種感受的結果。親屬通常就處於這種環境裏,很自然地就產生了這種習慣的同情,也就會有一種適度的情感產生。一般情況下,我們都能發現這確實發生了。因此,我們很自然地認為這就該發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無論情況怎樣,如果這種情感沒有產生,我們會非常吃驚。這樣就確立了一般準則:當兩個人之間有某種關係時,他們就應該總是對對方有一定的感情;如果他們之間不是這種感情,就很不合適,有時甚至被當作是某種不敬。身為父母卻對孩子不慈愛,作為子女卻對父母不孝敬,這樣的人似乎都如怪獸般醜陋,他們會遭到世人的厭惡和憎恨。

盡管在特殊的情況下,由於某些偶然原因,所謂的通常應該產生自然感情的環境並沒有出現,但是,人們通常可能會因為遵守一般準則,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而產生某種感情。雖然這種感情與那些自然產生的感情並不完全相同,但非常相似。一個父親,如果由於某種原因與他的孩子從小分離,直到這個孩子長大成人後才回到他的身邊,那麽,他對這個孩子的愛意往往會少一些,而這個孩子對他的孝敬往往也會不多。兄弟姐妹們如果分別在遙遠的國家學習,彼此的感情同樣會淡化。然而,由於對一般準則的遵守,那些有責任心、有道德的人常常會產生某種感情。這種感情和天然感情決不相同但又極其相似。所以,即便是分離,父子之間、兄妹之間也決不會漠不關心。他們都覺得應該給予對方某種感情,而對方也會給予他們某種相應的感情。在生活中,他們也抱著某種希望,覺得如此關係緊密的人之間自然會產生某種感情,總有一天他們將享受這種感情給他們帶來的快樂。在他們相會時,這個不在跟前的兒子或者兄弟,往往是最受喜愛的。他們彼此從來沒有冒犯,即便是有,也是很久以前,那次冒犯正如不值一提的兒童伎倆一般被遺忘了。如果品德可靠的人傳來任何有關對方的消息,都會令他們感到鼓舞和滿足。這個不在身邊的兒子或者兄弟,同其他平常的兒子或者兄弟不同,他是完美的兒子或兄弟。他們最熱切的希望就是,享受同他談話時的情感和愉悅。當他們相見時,常常帶著一種非常強烈的傾向,認為那種習慣性同情也構成了他們的家庭感情。這使他們非常容易幻想自己已經有了這樣的感情,並且使他們彼此之間好像真有這樣的感情一樣。不過,我擔心,時間和經曆常常會使他們醒悟過來。隨著深層的接觸,他們往往會發現,對方的習慣、脾氣和愛好都與自己所期望的不一樣。由於缺乏習慣性同情,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家庭感情,沒有了這些源泉和基礎,他們現在不能輕易容忍這些習慣、脾氣和愛好了。他們沒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很難相互包容。雖然現在他們真誠地希望和睦相處,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了。彼此間日常的往來和交流,很快就令他們感到乏味了,因而也不再那樣頻繁了。他們可能繼續生活在一起,彼此間相互關照,表麵上彬彬有禮。但是,他們再難體會到那種由衷的愉悅,那種可貴的感情,那種心心相印的坦率和隨意了。這些隻有長期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在交往中才會自然產生。

然而,一般準則也隻有對有責任心、有道德的人來說,才具有這樣一點微弱的力量。對那些胡鬧、浪**和自負的人而言,它完全不起作用。他們完全不理會它,除了最粗鄙地嘲弄它以外,很少提及;而且,幼年的和長期的分離,肯定會使他們之間十分疏遠。對這種人來說,一般準則充其量隻能產生一種冷淡或矯揉造作的客套;即使這樣,最輕的不和,最小的利益衝突,都常常使這種客套終結。

家裏的男孩子、年輕人、姑娘們分別在遙遠的著名學校、大學、修道院裏通過寄宿接受教育,這似乎從根本上損害了法國和英國上流社會的家庭倫理,從而損害了家庭幸福。你希望把你的孩子們教育成對父母孝順尊敬,對兄妹們充滿關愛的人嗎?如果你在自己的家中教育他們,他們就必然會孝順、充滿友愛。他們可以每天有禮貌地從家出發,規規矩矩地去公共學校上課,隻要他們一直住在家裏。孩子們對你的尊敬,肯定會讓他們的行為受到有效的約束;而你對他們的關心,也常常會給你的行為帶來一種有益的限製。當然的確,從所謂公共教育中可能得到一些東西,而正是由於進行這種教育,也必然失去一些東西,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相互不可能做出任何補償。家庭教育是天然的習俗;公共教育是人類的發明。要斷定哪種製度更好,實在是沒有必要。

在一些悲劇和愛情劇中,我們見到過許多優美而動人的場景,它們以所謂的血統的力量為依據,或是一種奇妙的感情為依據。人們認為,這種感情是在親屬間彼此產生的,甚至在他們意識到彼此的這種感情之前就已經有了。然而,我想說這種血統的力量恐怕隻有在悲劇和愛情劇中才有。即使是在這些劇本中,人們認為這種感情也不是在任何親戚間都能產生的。隻有在同一個家庭中一起生活的人之間才能產生,比如,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們。認為這種神秘的感情也存在於堂兄妹間,甚至叔伯阿姨和侄子侄女間,就非常荒唐了。

在畜牧國家裏和那些法律力量不足的國家裏,國家無法充分地給予每個國民絕對的安全,同一家族各個不同分支的成員常常選擇住在相鄰的地方。通常他們的聯合對共同防禦是必要的。他們所有人,從最高位的到最低位的,彼此都多少有重要性。如果他們和諧一致,則可以加強他們的聯合;而他們的不一致則會一直減弱、甚至摧毀這種聯合。與任何其他家族成員的交往相比,他們之間的交往要頻繁的多。同一家族中,即使是關係最遠的成員彼此間也發生著某種聯係。而且,在外界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較沒有這種關係的人來說,他們希望獲得更多的關注。幾年前,在蘇格蘭高地,部族中最窮的人還習慣性地被看成是酋長的堂表親戚。據說,韃靼人、阿拉伯人和土庫曼人也同樣地關注血統。我相信,正如本世紀初蘇格蘭高地部族的社會狀況一樣,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和其相同的所有其他民族中。

在商業國家裏,法律的力量都足以保護最低下的國民,所以,同一家族的後代沒有必要聚居在一起,自然會因為利益和興趣的不同而相互分開、散居。很快,他們對對方就不再有重要價值了。而且,經過幾代,他們就丟棄了相互的關懷,忘記了共同的血統,割斷了以往的聯係。無論在哪個國家裏,隨著文明環境的建立和完善,他們對遠親的關心也越來越少。較蘇格蘭而言,英格蘭建立的文明環境更長久更完善;相應地,英格蘭對遠親的重視遠小於蘇格蘭。當然,兩個國家在這方麵的差別也越來越小了。確實,無論在哪個國家裏,顯赫的貴族們都因為彼此有確切關係而感到驕傲,盡管這些關係可能很疏遠了。這些高貴親屬的關係,大大地炫耀了他們家族的光榮。但諷刺的是,如此費心地保存這種關係,既不是源於感情,也不是源於與感情有關的什麽東西,而是極其無聊而幼稚的虛榮心在作怪。假設有一個關係或許近得多的男親戚,膽敢不顧自己低微的地位,告示這些貴族他同他們家族的關係,那麽,他們肯定會告訴他,他們對家族血係一竅不通,不了解自己的家族曆史。我們所期望的自然感情,在這裏恐怕並不遵循,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我認為,所謂的自然感情,更多是發生在父母和子女身上,而不是想象中骨肉聯係的結果。是的,如果一個父親疑心極重,認為孩子是自己妻子不忠的孽種,那麽他一定對這個孩子帶著厭惡和憤恨,盡管這個孩子和他有著道義上的關係,盡管這個孩子一直在家中上學。因為,這個孩子是一種令人最厭惡的行為的永久標記,更是讓他感到羞恥、讓他的家庭受到侮辱的永久標記。

在善良的人眼中,相互的寬容是很必要的。正是這種寬容會產生一種友情。相較於一起生活的人所產生的感情來說,這種友情完全一樣。有時,辦公室裏的同事或是生意上的合作者相互稱兄道弟,他們覺得彼此就像真的兄弟似的。他們通常會和睦相處,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隻要他們還有一絲理智的話,當然希望和睦相處。我們也認為他們應當這麽做。而如果他們不和,這就會成為一種醜聞。羅馬人用“必要”(necessitudo)來表示這種依附關係,從詞匯學的角度看,它似乎表示,這種關係必然會隨著人們的環境而產生。

隻要住在同一個地方,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的細節,也會產生這種影響。如果一個人從未冒犯過我們,而且我們天天見到他,那麽,我們肯定會尊重他。鄰裏們可以相互幫助,也可以相互找麻煩。假若他們素質高的話,自然希望和睦相處。我們認為他們言行一致,認為不好的鄰居肯定素質也低。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會幫自己的好鄰居一些忙,而很少向不好的鄰居伸出援助之手。

像鄰居這類人,我們不得不與之共處,不得不與之交往。他們已有一些植入心底的原則、感受和情感,而我們會竭盡全力去順應遷就這些東西。這是我們的一種自然傾向,而且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能感染好朋友、能激怒壞朋友的原因。一個人如果多與有智慧有道德的人來往,那麽,即使他自己不一定會變聰明變道德,但至少他會不由自主地尊敬智慧和美德;相反,一個人如果多與荒****的人來往,那麽,即使他自己不一定會變得無可救藥,但至少他不會像以前那樣對這種行為充滿抵製了。我們常常看到連續的幾代人在品質上有很多相同點,說是遺傳了家族精神。或許,這裏也有那種自然傾向的功勞。但是,正如家族的外貌特征一樣,家族精神的傳遞似乎並不完全建立在道德的聯係上,也有一部分是血統的作用。當然,家族的外貌特征完全是後一種聯係的結果。

然而,對一個人最崇高的感情,必須完全建立在對其行為的尊敬和讚同上。並且,要有充足的時間來證明他的行為是高尚的。隻有有素質的人才擁有這樣的感情。這種感情不是妥協的感情,也不是有目的偽裝的感情,而是一種自然的情感,一種潛意識的感覺。我們感到自己所敬仰的對象正是值得我們去尊敬去稱讚的人。隻有品德高尚的人之間才會永遠沒有衝突與冒犯,這是他們彼此的信任使然。無論在什麽條件下,品德高尚的人都會完全信任彼此的行為。惡無常而善有序,所以建立在美德基礎上的感情是最令人愉悅的,也是最長久最牢靠的。這種感情不僅僅適用於單個人,由於我們和那些有道德有智慧的人相處了這麽久,可以完全相信他們,所以,我們可以把這種感情擴散到他們所有人。有些人把這種感情限定在兩個人之間,估計是把它的信賴和明智與愛情的猜疑和癡想弄混了。年輕人的草率、多情和愚昧常常是建立在一些細小而沒品味的相似性上的,甚至是他們一致同意而未被他人采納的奇特原則上。當這樣的親密行為還在維持著的時候,盡管顯得很誘人,但是它潮起潮落,反複無常,也不能擁有聖潔而令人尊敬的感情。

但是,天性告訴我們應給予一些人特殊的恩惠。在這其中,那些已給予我們恩惠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應得到它們。這樣良性地循環,使每一個善待他人的人又得到他人的善待。雖然人們做到的善行並不等價於他們得到的感謝,但是,社會會對其功德及行善意識給予公正的褒獎,這卻是與其善行相當的。同時,以德報怨的卑鄙行為會激發其中一些人的憤慨,這又刺激了人們對行善者的尊敬。從這方麵看,樂於行善的人肯定會得到他自己的善果。即使本應給予行善者回報的人並沒有給予他們相應的回報,他們肯定也會從旁人那裏得到更多的回報。好人有好報,所以,倘若我們希望得到人們的愛,那麽,最萬無一失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對他人真切的關愛。

人與人因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所以形成了不同的人。有命途順利的,也有命途多舛的;有富有的,也有貧困的;有高貴的,也有低賤的……無論他們是誰,無論他們與我們有沒有關係,無論他們有沒有優秀的品德,無論他們有沒有幫助過我們,隻要我們選擇了他們作為行善對象,就應該給他們慈愛的關懷、友愛的幫助。當然,這種感情並不一定是友情。要做到這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社會分層的環境下,我們不由自主地對命途順利者懷有敬意。但是,隻有對後一類人的同情才能減少和撫平人類的痛苦。大家認為大人物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而與關懷不幸者相比,社會的穩定更為重要。所以,我們容易太尊敬大人物而太忽視不幸者。道德主義者告誡我們要慈愛,要有同情心,要抵製權貴的吸引。是的,權貴的魅力真的很強大,所以,比起智者和德者,人們更喜歡富人和貴族。人們的天性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地位和財富鮮明的差別才是區分社會階層、維持社會安定的基礎,那種智慧和美德不明確的差別無法成為可靠的基礎。因為多數人都可以分辨出前者的區別,而即使是優秀的智者或德者也不一定能夠分辨出後者的不同。在我們關注事物的次序裏,同樣容易辨別的還有天生的慈愛的智慧。

也許不必再說這個,兩個或多個激發行善的因素的結合,會促進這種善行。如果排除嫉妒的幹擾,貴族們又有智慧和美德,那麽,我們對他們的好感和尊敬必然會大大增加。但是,地位高貴的人也會麵臨不幸、危難和痛苦,就算他們擁有智慧和美德也不可避免。這時,我們對他們的關心要遠遠大於對一般人的關心,即便這些人也擁有同樣的智慧和美德。所以,悲劇和浪漫故事最吸引人的主題便是,道德高尚的國王或王子遭遇了苦難。倘若他們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品德,戰勝了這些苦難,並恢複了自己原有的一切,那麽,我們肯定會充滿愛意、發自內心地稱讚他們。我們因他們的痛苦而痛苦,又因他們的快樂而快樂,兩者相互作用,加深了我們對他們地位及品質執拗的欣賞。

如果各種感情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而我們卻要依據這些感情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應當走向哪個方向,在那種情況下應當走向哪個方向,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我們設定了假定的公正者,稱之為大法官或仲裁者。而鑒於當前的特殊環境,到底應該是友情服從恩情,還是恩情服從友情?到底應該是極其強烈的自然感情服從對貴族的尊敬之情,還是對貴族的尊敬之情服從極其強烈的自然感情(要知道整個社會的安全通常都仰仗於他們)?這些都需要由公正者來裁決。如果我們換位思考,用他的眼光看待我們自己,並認真誠意地傾聽他的建議,那麽,他說的一定不會辜負我們。我們無需什麽不定的準則來教我們該怎樣做。因為,這種準則通常不能使我們適應環境中的各種情況,不能使我們適應微妙而不易察覺的各種差別。我們讚美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中那動人的讚姆蒂,因為他願意犧牲自己孩子的生命,來保護已故君主唯一幸存的弱小後代。我們不僅原諒並且也讚美艾達姆的母愛。盡管知道可能會暴露丈夫的機密,她依然勇敢地從韃靼人的魔掌中奪回自己的幼兒,送到了恩人手中。

第二節 論天性讓社會團體成為我們行善對象的次序

有些原則指導我們把每個人順次排開,作為我們行善對象的先後。這些原則同樣適用於社會團體。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會團體,成為我們首要的慈善對象。

一般地,國家是我們最重要的社會團體。因為我們在其中成長學習,在其保護下生活。而我們的行為也會給它帶來很大的影響:高尚的行為讓它變得幸福;卑鄙的行為讓它變得不幸。所以,天性不容改變地將它作為我們施善的對象。當然,這個團體不僅僅包括我們自己,自然也包括我們最熱愛最尊敬的人,像我們的子女、父母、親戚、朋友和恩人。因此,這個團體的興旺和安全也影響著他們的幸福和安全。就這樣,天性通過我們自帶的利己情感,通過我們原有的仁愛情感,使我們熱愛自己的國家。我們和自己的國家有很大的聯係,所以它的興旺和光輝似乎也將一些榮耀加在我們身上。當我們將它與別的團體比較時,我們因它的優秀而驕傲,因它的不足而沮喪。有時,我們把自己國家以前出現過的傑出人物(並不是當代傑出的人物,因為嫉妒可能使我們片麵地看待他們)排在(有時是極不公正地排在)其他民族的傑出人物之上。我們慣於帶著偏袒的心情去看待那些勇士、政治家、詩人、哲學家和各類文學家。最強烈的表現就是那些愛國者,他們為了這個團體的安全,為了它的榮譽而獻身。顯然,他是用那些公正者看他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依這個公正者看,他隻是眾多人中的一員,他有義務在任何時刻保護大眾的安全、利益和名聲,有義務犧牲和奉獻自己的生命。我們知道,雖然這種奉獻合情合理,但是做出這種奉獻太難了,願意這麽做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們非常欽佩,非常稱讚這種行為,我們給其以最高榮譽的頌揚。與之相反,那些賣國賊無恥地追求自身利益,無視良心的譴責,不屑族人的幸福,希冀在特殊的環境中,把祖國出賣給敵人換取一己私利。這顯然是所有罪犯中最惡毒的人。

出於對祖國的熱愛,我們常常醜惡地猜忌和嫉妒每個鄰國的興旺和強大。就這樣,由於沒有共認的權威來評判爭端,各自獨立而又相互接壤的國家彼此猜疑,持續不斷地生活在相互的恐懼之中。因為所有君王都不期待得到鄰國的真誠,所以他們都選擇這樣對待鄰國。一些獨立國家聲明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會遵循各國的法律,但人們隻是裝腔作勢地對待這些準則罷了。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隻為一點蠅頭小利,國家之間就無情地忽視、違反這些準則。每個國家都認為鄰國持續增長的實力會威脅到自己。人們通常認為這種想法是熱愛祖國、品質高尚的表現,其實,這隻是含有民族劣根性的遐想。據說每次老加圖在元老院講話時,無論主題是什麽,最終的結束語總是:“這同樣是我的看法:迦太基應當被消滅。”這句話感情強烈,是一個粗魯愛國者的自然表現。因為某國給他的國家帶去了無數的苦難,這個人已經憤怒得近乎瘋狂了。據說,西庇阿·納西卡在結束一切演說時,會說一句更富人情味的話:“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應當被消滅。”這句話博大精深,是一個心靈闊達者的慷慨表現。原本衰落的敵國已經不對他的祖國構成威脅,但又開始複興了,他也沒有對這個敵國心懷凶殘。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法國和英國都有理由擔心對方軍事力量的加強。但是,兩國如果痛恨對方的幸福昌盛、吃苦耐勞、發展製造、貿易交流、海口安全和恢宏的文化、進步的科學,那麽,這肯定會損害這兩個優秀民族的尊嚴。因為以上這些都是整個世界的進步,是全人類生活的進步。我們從中受益,從中脫離野蠻。在這方麵,所有國家都應該竭盡全力去趕超,去從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問題,去促進而不是去阻止鄰國的進步。這些進步不應成為各國產生偏見和妒忌的原因,而應成為促進各國相互競爭的積極因素。

人們對祖國的熱愛似乎並不是來自於人類之愛。因為後者對前者不會產生什麽影響,有時,甚至完全由前者支配。法國的人口大約是大不列顛的三倍,這樣,從全人類的角度看,法國的繁盛似乎比大不列顛的繁盛更重要。但是,倘若一個大不列顛公民以這個為借口,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法國的繁榮,不支持他祖國的昌盛,那麽,他一定會成為大不列顛的罪人。我們對祖國的熱愛並不是因為它隻是人類團體的一部分,而是由於其自身的因素。這種熱愛與對人類的愛沒有任何關係。人類的智慧創造出了人類的情感體係,創造出了天性及其衍生體係,也創造出這個理論:把每個人主要的注意力引向某個特定的地方,隻要這個地方是人類團體的組成部分,隻要這個地方不超出人們的理解範圍,就可以以最高的效率增加整個團體的利益。

對他國的偏見和敵意一般不會產生在鄰國以外的國家。我們可能會很自卑很愚昧地認為法國是我們必然的敵人,而法國可能也會如此看我們。但我們兩國都不會對中國或者日本的興旺產生什麽嫉妒。當然,我們幾乎也不會對其表現多少善意。

一般來說,較有成效,實用最廣的國際善行,是政客們的行為。他們在鄰國之間運籌計劃,結盟聯合,來保持所謂的勢均力敵,來保持環境的寧和。但是,這些政治家幾乎隻考慮本國利益,其他所有的東西都被他們丟棄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眼界有時更開闊些。作為法國的全權大使,沃克斯伯爵在簽訂蒙斯特條約時,甘願以自己的生命換取歐洲的全麵安定(一個從不輕信他人的紅衣主教雷斯說過)。威廉王似乎對歐洲主權國家的自由獨立懷有真切的熱忱。這可能多是由他對法國特有的反感所引發而來的。在那個年代,法國給這些主權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威脅。這種感情似乎也傳播到了安妮女王身上。

國家又可以分成各個不同的階層和團體,它們各自擁有其特定的權力。人們對自己所屬的階層或團體的熱愛會超過對其他階層或團體的熱愛。因為他的利益和榮譽,他朋友的利益和榮譽,都與這個階層或團體有著緊密的聯係。這樣,他極其希望擴大它的權力,忠心地保衛它的權力,避免其他團體的威脅。

任何國家所謂的政體,取決於劃分階層和團體的方式,取決於不同階層和團體權力的分配。

一個政體的穩定與否,取決於各個階層或團體維護自己權力的能力,取決於各個階層或團體抵抗其他階層或團體的能力。這是因為一個政體的某部分發生了改變,也必然會引起這個政體地位和狀況的改變。

所有階層和團體都依靠國家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就算是所有階層團體中最有偏見的人也要承認,階層或團體都從屬於國家,隻有國家繁榮,它們才能發展起來。但是,要說服人們減少自己所屬階層或團體的權力,來維護國家的繁榮,是極其困難的。這種偏心,盡管有時不合情理,但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它阻礙革新,更願意維持原有的團體平衡,這也許拂逆了時下流行的政體變革,但另一方麵,它也促進了該體製的穩定。

一般情況下,人們對祖國的熱愛包括兩條原則:一是對現實中已建立的政體結構和體製的尊重;一是發自內心地希望同胞的生活狀況安全幸福。一個不尊重法律,不服從法官的人不能算是公民;一個不願盡力去造福同胞的人也不能算是好公民。

在和平時代,這兩條原則是一致的,引導相同的行為。所有,當現有政體維護著同胞們的安全與幸福,那麽,擁護現有政體也就維護了同胞。但是,在混沌時期,以上兩條原則會走向不同的道路。當政體無法維持社會安定時,明智的人應考慮對其結構和體製進行必要的改變。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下,常常還需要政界賢者做出判定:真正的愛國者應在何時維護舊體製的權威,又應在何時做出大膽而危險的改革。

外戰、內訌這兩種環境,為公益精神提供了最佳表現的機會。在外戰中,英雄們為國效力,滿足了全民的希望,受到國民的感激和讚美。在內訌時期,雙方領袖雖然受到支持者的尊敬,但同時也受到反對者的咒罵。因此,他們的品質和功過也變得模糊不定。可以說,抵禦外戰所得的榮譽,要比內訌中得來的更加完美而輝煌。

如果在內訌中取得最終勝利的領袖,有足夠的毅力去讓其支持者自製(他通常不會這麽做),那麽,他對國家的貢獻,要比在外戰中取得偉大勝利還要重要還要根本。他可以改建政體,可以擺脫之前含糊不定的品質,可以表現出最偉大最高貴的品質,可以成為國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更可以以其智慧維護將來同胞的幸福和祖國的安定。

在混沌時期,製度精神常常與公益精神相結合。公益精神以人類的愛為基礎,以對同胞麵臨苦難的同情為基礎。製度精神常常偏向於公益精神的溫和,它不停地鼓舞後者,讓後者興奮以至瘋狂。非持權領袖們常常會提出看似有理的變革方案,他們認為這些方案可以消除不便,可以緩解人們的痛苦,也可以防止類似情況的發生。因此,他們常建議改革,改變政體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這些人沒看到在當前政體下,人們已經安安穩穩地生活了幾個世紀。這些人通常沉醉於自己理想體製的幻想中,這種體製,他們也未曾經曆過,但他們雄辯的描述卻給它塗上了絢爛的色彩。也許起初這些人隻不過是為了表現自身而已,但他們卻逐漸為自己所欺騙,渴望這種恢宏的變革,正如那些極其缺乏主見的愚昧追隨者。有時,即便領袖們已經從這種幻想中擺脫出來,像往常一樣頭腦清醒了,可是他們不願讓追隨者失望,盡管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和原則,還是去做幻想中的事。由於黨派的這種狂熱舉動,他們拒絕一切調解、一切緩和和一切合理的通融,他們多因要求太多而一無所獲。同時,隻要稍加控製就可避免的苦難也發展到了無法挽救的局麵。

一個人的公益精神如果是由仁愛和善意產生的,那麽他會尊重每個人所擁有的權力,也一定會尊重國家裏階層和團體的權力。盡管他也會認為有些權力有些過分了,但他還是願意去調和。如果他可以不使用暴力就消除矛盾,那麽他的心靈會感到無比的滿足。即使他不能用道理來說服人們固有的偏見,他也不會試圖用武力解決,他會真誠地奉行西塞羅所說的那句柏拉圖的聖言,絕不對自己的國家使用暴力,就像絕不對自己的父母使用暴力一樣。他不僅會這樣做,而且也能使自己的決策與大眾生活相適應,能消除人們不願服從的不滿。如同索倫不能確定最完美的法律體係時,就竭力建設人們可以接受的最好的體係一樣,當他不能確定正確的東西時,就努力去改正錯誤的東西。

與之相反,有些人自命不凡,總是深陷其理想政治藍圖的幻想中,以致不容忍真實社會有絲毫的偏差。他從不去考慮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和意見,而是執拗地著手於理想政治的空想建設。也許他認為,他可以像擺布不同的棋子那樣輕易地安排偌大的社會成員。他沒有想到,除了手施給棋子的力之外,棋盤上的棋子不再有其他的力。而社會成員與真正棋子不同的是,他們各自都還存在自己支配的力。當他們自主的力與施加的力同向而行時,社會就可以和諧地發展下去,甚至達到幸福的彼岸;當這兩個力不同向或反向而行時,社會這個棋盤就下得很艱難,而且隨時可能陷入混沌之中。

對於政治家的思考來說,完善政治和法律的各種計劃是極其必要的。但是,如果他們毫不動搖地要實現計劃中的所有東西,完全忽視反對意見,那麽毫無疑問,這是極其傲慢的行為。這是他們把自己的標準提升為最高的倫理標準的行為,這是他們自以為是的行為,這是他們要同胞們去適應他們,而不是他們去適應同胞們的行為。也就是因為這個,君主是所有政客中最危險的。這種自大是他們最熟悉的了。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的決斷是完全正確、無與倫比的。所以,當這些皇家改革者去考慮自己國家的體製時,那些有礙於他決策執行的東西就是最壞的。他們完全忽視柏拉圖的神聖格言,認為國家是為他們而建的,而不是他們為服務國家而存在。所以,掃除那些障礙,減小貴族威信,掠奪權力,使國家中所有的人都無力反抗他們的統治,才是他們改革的真正目標。

第三節 論普遍的仁愛

即使我們有用的善行很難超出自己的國家以外,但是,我們的善意卻不受邊界的限製,相反,甚至可以俯仰宇宙。我們無法想象存在一種無害的有知覺生命,它們的幸福我們並不向往;它們的痛苦我們並不厭惡。當想到有害的有知覺生命時,我們會自然地產生憎惡。實際上,我們產生的這種憎惡正是由普遍的仁愛所引起的,正是由我們對其他無害而有知生命的不幸與怨恨所感到的同情引起的。

有些人不相信有個偉大仁慈智慧非凡的神,不相信他直接關懷著、保護著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相信他指引著人們自然的活動,不相信他決意在任何條件下都盡力保持世界的幸福,不相信他自身永久的完善性。對於這樣的人來說,無論那種普遍的仁愛有多麽的高尚,有多麽的慷慨,都是不可靠的幸福之源。相反地,最令這種普遍仁愛沮喪的便是這種懷疑的想法,認為沒有上帝之父。因為如果照這種想法說的,那麽,所有未知的無限空間裏都充滿著無盡的苦難和不幸。再繁華燦爛的輝煌文明,都不可能驅散這樣可怕的觀念,它們始終將人們籠罩在陰影裏。但是,在有智慧和品德的人看來,即使是最令人不幸的憂傷,也不會使他的快樂消失。這是因為他們完全相信普遍仁愛的真實存在。

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很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滿足所屬階層或團體的整體利益。同樣,他也願意犧牲所屬階層或團體的利益來滿足所屬國家的更大的利益。所以,他願意為了世界的最大利益去犧牲一切有意識有智慧的生命,願意犧牲一切次要的利益以滿足更大的團體利益,盡管那些生命是由上帝直接管理和指揮的。如果他習慣了這種信仰,那麽就會感到,這個智慧仁愛的神不會無緣無故地把惡毒放入社會體係中,也就是說,這個惡對於普遍的善來說是有用處的。所以,他會把自己、自己朋友和自己國家身上的一切苦難看作對世界繁盛有用的。那麽,倘若他認識到事物之間的聯係和依賴關係的話,甚至會把它們當作是應當熱情期盼得到的東西。

無論從哪方麵看,對宇宙偉大智慧者的順從都沒有超出人類的天性範圍。比起走向沒有困難與挑戰的地方,優秀的士兵懷著對將軍的愛戴與信賴,邁向死亡之穀要更加快樂和蔚然。第一條路上,他們隻能感到如同平日裏的乏味;而第二天路上,他們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能感受到自己正邁向最高尚的心境。他們相信,若不是為了整體的安全和戰爭的需要,他們的將軍是不會命令他們這樣奔赴戰場的。這樣,他們甘願犧牲自己卑微的身軀,來換取團體更大的幸福。他們深情地相互告別,祝願同伴幸福快樂,然後惟命是從,甚至愉悅地歡呼,奔赴那個輝煌光榮的死亡戰場。但是,所有的指揮者,也不能比指揮宇宙的神更受信任,更受愛戴,更受尊敬。有智慧的人在巨大的災難麵前應該這樣想: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同胞僅僅是被安排在這個困境麵前而已;如果對整體沒有好處的話,他們是不會被這樣安排的;他們該做的不僅是謙遜的服從,而且要盡力滿懷愉悅地接受。一個有智慧的人,肯定可以做到一個優秀士兵時刻準備好去做的。

人類所有思想中最崇高的沉思就是神聖上帝用他的仁慈和智慧籌劃和管理著宇宙,這使它盡可能多地產生幸福。相比之下,其他的思想都會顯得庸俗。我們如果相信一個人傾向於這種高尚的思想,那麽多數情況下,我們會極其崇敬他。而且,盡管他的生活是用來沉思的,我們對他的敬意也要比對最勤勉的公務員的敬意高的多。馬爾庫斯·奧勒留曾針對這一話題寫了一本《沉思錄》,比起他在統治時期公正而仁慈的作風,這顯然受到了更多的讚美與敬佩。

但是,對龐大宇宙的管理,對有知覺有智慧生命的普遍關心,是上帝的職責,而不是人類的。人的職責是對自己、對家庭、對朋友、對國家幸福的關心。這雖然比較低級,但更適合人類微弱的力量和其狹隘的理解力。人們不該因思考其他東西而受到指責,他可以忙著思索更高尚的事情,但是決不能忽略這些低級的事物。據說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曾經反對馬爾庫斯·安托尼努斯,因為後者正是由於忙於哲學的思考和宇宙幸福的冥想,才忽略了羅馬帝國的繁榮發展。總之,無論喜歡沉思的哲學家思考得多麽深遠,也還是無法彌補其忽視細微現行義務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