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盧秋田大使在德國的時間加起來隻有六年，但是在盧大使的外交生涯中卻是最重要、最華彩的篇章。盧大使在德國的外交生涯可分為兩段， 第一段是1 9 9 3 年到1 9 9 6 年在德國大使館出任公使； 第二段是1 9 9 7 年到2 0 0 1 年出任駐德國大使。這期間被派駐到羅馬尼亞做了一年多的大使。
初到德國
1993 年，對盧秋田來說是外交生涯中的又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的春天，有位領導對他說：“你已經在西歐司當了三年‘政工大使’，一般都是‘政工參讚’，你是一個例外。你是一位業務幹部，但政工也幹得有聲有色，還有不少創新，可現在你的工作有可能調整，想聽聽你的意見。你在盧森堡當過大使，現擬派你任駐德國公使，不知你有何想法？”盧秋田當時感謝組織的關心，說待考慮幾天後再正式答複。為此，盧秋田抽空去拜訪了一位他十分尊敬的老領導、曾駐比利時的劉山大使，盧大使原原本本地將自己的顧慮和想法向他匯報，顧慮主要是自外交學院畢業後基本上在講荷語的地區工作，在荷蘭十四年，在蘇裏南兩年，德語除了在盧森堡這幾年用過外，基本上沒怎麽用，這次去德國工作，心裏沒有底，一個外語不好的外交官是很難勝任工作的。另外是沒有當過二把手，沒有這方麵的經驗，駐德使館是個大館，管理工作頭緒很多，有些畏難情緒。但內心又覺得德國是個大平台，自己又是學德語專業的，這應當是一個外交生涯的歸宿。
劉大使聽後，很簡單地問一句：“你有沒有覺得當過大使再去當公使麵子上不好看？不知道情況的以為降級了，但稍有外交常識的人知道，在一個小國當大使，再去一個大國當公使是很正常的，在國際上並不少見，在國內可能少一些，在這方麵不要有什麽想法，建議你去這個大平台好好幹一番。”他還根據自己的職業生涯、經驗，語重心長地對盧大使說，二把手有時候比一把手還難當，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要有正確定位，具體講要注意三點：第一，不爭位，當好大使的參謀和助手；第二，不越位，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裏；第三，要到位，要做好應做的事，要有擔當，有為才有位。這次談話給盧大使印象極深，盧大使從劉大使家裏出來一直在想，人生很短暫，但關鍵之處往往就是一二步，有高人指點，做出正確的選擇是多麽重要。
在這次談話後的一個月，盧秋田就赴德國任公使，直到1995 年夏天。
這段工作時間不長，但留給盧秋田的印象很深，一個人既要會做一把手，也要學會當二把手，甚至有時，二把手比一把手更難當，因為一把手就你自己，可以按你的想法來做；而當二把手，你是一個配角，你要根據主角的特點共同演好一台又一台戲。人生要懂得一個道理：你要想改變別人不如改變自己。
在整個當公使期間，盧秋田公使都與大使配合得相當默契和愉快。確實，能以一個良好心態當好二把手，這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境界。
在羅馬尼亞的兩年
1995 年，盧秋田的工作再次出現調整。他並沒有被派到西歐地區去工作，而是被派駐到羅馬尼亞當大使。這也是一種幹部交流，經常在西歐工作的，要到東歐去交換一下，多一些工作經驗。
這對於盧秋田來說有一些挑戰意味。第一，他從來沒有在東歐工作的經驗，甚至都沒有去過；第二，他不懂羅馬尼亞語，這對於一個大使可是有些麻煩的。但盧秋田還是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務、新的挑戰。如前所述，骨子裏他就是一個喜歡挑戰、喜歡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羅馬尼亞的兩年，是不平凡的兩年。盧秋田大使深深感到中羅友誼的特殊意義。首先，中羅友誼是老一代領導人長期培育的結果。中羅友誼曆經了國際風雲變化的考驗，不管形勢如何變，中羅的友誼都沒有變；中羅友誼超越了意識形態的不同，上升到一種新的境界。
其次，羅馬尼亞和中國的友誼並不僅僅局限於官方，而是有著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有羅馬尼亞朋友告訴盧大使，在羅馬尼亞反華是要丟選票的。還有朋友對盧秋田說，我們永遠不能忘記1968 年當蘇聯入侵捷克時，周總理在出席羅馬尼亞駐華使館國慶招待會上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支持羅馬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1972 年，當羅馬尼亞發大水時，中國給予了五千萬元人民幣的援助，幫我們渡過了難關。
盧秋田大使感慨頗深的是，每次他舉辦國慶招待會，羅馬尼亞總理都帶著幾乎所有部長來參加，內閣成員一個都不少。這在外交上是極罕見的。一般說來此類活動派個外長或副外長來出席也就不錯了，總理是很少出席的，內閣成員一個都不少，這實在罕見。而盧秋田大使去羅馬尼亞鄉下訪問，縣裏聽說中國大使來了，都是身著節日的盛裝，敲鑼打鼓到村口迎接中國大使，令盧大使非常感動。
圍牆與宅院
初到羅馬尼亞當大使，盧大使看到使館的圍牆低矮且中間鏤空，屬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那種，實在不利於安全，便問使館裏的老同誌：“為何不築一個高而實心的牆？”他們說：“羅馬尼亞政府對中國非常友好，但在修牆這個問題上卻固執己見，不同意我們修牆，後來做了一些讓步，如果我們一定要修，不能既高且封閉，於是有了這麽一道低而空心的牆。”
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發了盧大使對東西方建築差異的興趣。
有人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作為綜合性文化的代表，建築可稱得上是造型的藝術。宏大的建築大多有或悠久或偉大的曆史，是人類發展的見證，傑出的建築又是先進科學技術的結晶，因此，建築的文化含義可謂深邃久遠。在歐洲會看到與中國風格截然不同的建築，事實上是反映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或文化理念。
盧大使在世界各地行走了這麽多年，見了許多建築。通常人們會討論建築的形狀，但是真正到了建築那裏時，人們很少去思考建築的形狀問題，而是體會那個地方產生的精神和氣氛，不需要任何語言，直接擊中人心。它會讓人產生情感的共鳴，對人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那麽，看一座建築能看到什麽？
盧大使說：“我更關心的是我作為一個人到那個地方，現場給我一種什麽樣的感受。我尤其偏向那種寧靜的感受，對太刺激的東西，我不太有興趣，因為刺激和寧靜是完全兩樣的感受。這些年經常在國內看到奇怪形狀的建築，一個非常大的刺激打中我之後，什麽感覺都沒有。我喜歡那種感受——我會願意在那兒待很久，甚至坐下來，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不走，隻是靜靜地體會它。”
歐洲建築藝術的精華集中體現在教堂上。歐洲的教堂基本上都建在市內，尤其是天主教堂，無一例外地在市中心，如舉世聞名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以哥特式風格著稱的德國科隆大教堂等，均交通便利，且全無遮攔，一直以來都不收門票。無論善男信女還是參觀者，均可自由出入，非常方便傳教，可視之為開放性的建築。西方的宗教建築還重在體現人們心中的宗教**，風格壯麗輝煌，外形超凡脫俗，氣勢宏偉，對比極其強烈。相比之下，塵世的一切都顯得卑下而微不足道。
中國的廟宇則往往建在名山大川之中，深山藏古刹，名山多仙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朝拜一次頗為不易。因此，大多數人采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中國古代有“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的說法，認為真正的大隱士可以“居廟堂之高”而“思山林之遠”，有些老百姓則幹脆在自己家門口壘一間小房子，供一至三尊神像，名之為“南海”。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寺廟是封閉性的。同時，城鎮以內的宗教建築一般不能超過政府衙門的規模，表現了中國百姓敬鬼神而遠之、崇拜權貴的心理。
中國的古代建築成就輝煌，不僅品種齊全，而且成就非凡，如全世界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宮殿——故宮，巧奪天工的園林建築——頤和園，集美觀與實用為一體的蘇州園林等。更有許多依山而建的石窟、佛寺，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列。即使是平常百姓居住的地方，也不乏精彩之作，其代表當首推北京的四合院。仔細觀察這些建築，就會發現處處都有牆的影子，或厚或薄，或高或低，或長或短，對建築來講幾乎是不可或缺。因此有人稱中國的建築文化為“牆文化”，其代表當屬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西方通常翻譯為“巨牆”“大牆”）。也有人說四合院堪稱中國牆文化的最好體現：對內是統一的整體，對外則是封閉的整體。具體說來，這種建築對外界限分明，大多有高牆相隔，也有以較高的房屋為阻。外人很難登堂入室，窺其堂奧；內部則講究溝通，前後相連，左右逢源，鄰裏關係比較密切。具體到每個家庭，房間一定要相通，房與房之間經常隻有一簾之隔，一家之長掌管一切，隨時監管每個家庭成員的一舉一動。
西方的民居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對外是開放、透明的，對內則是隔離的，竭力維護著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個人隱私。很小的孩子就有自己的房間，家長進去的話要事先敲門，孩子同意後方可進入。
西方的建築很少有牆的概念，基本上是以建築為中心，四通八達，界限不甚分明。當然，任何規則都有例外，比如柏林就曾有過西方最著名也是最長的牆——柏林牆。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林牆的構築和倒塌都是曆史性的事件，雖然開始時它在許多地方都不過是用幾塊薄薄的水泥預製板簡單壘就，卻象征了東西德的分裂、兩大陣營難以逾越的鴻溝及冷戰的開始。長達一百六十二公裏、高約三點六米的柏林牆宛如一道長長的繃帶，把整個西柏林包紮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仿佛擔心它會成為一塊潰瘍，不斷地傳染其他地方。牆上的三百零二座監視塔則如一塊塊強力膠布，時時處處加固著這條繃帶。
西柏林人生活在圍牆之後，像在東德中部的一個孤島上，連日用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賴空運。從西柏林到西德要經過東德，人們需要經曆比一般出入境嚴格得多的過境檢查、驗關清查。當它被拆除時，柏林市民以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德國人聚集在牆邊，通宵達旦地縱情狂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慶祝這堵巨牆的倒塌。之後不到一年，東西德統一，德國曆史、歐洲曆史乃至全世界格局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東西德合並之後遷都柏林，掀起了一輪新的建築熱潮。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國會大廈了。為了表示不忘曆史，大廈的外觀完整地保存了其文藝複興晚期的風貌，而內部除了特意保留了一塊1945 年蘇聯紅軍戰士曾經塗鴉的牆壁外，其他部分都被掏空，做了近乎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內部結構與功能完全現代化、合理化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曆經劫難已**然無存的巨大拱頂。來自英國的建築師並未將其依葫蘆畫瓢般恢複舊貌，而是用一個半球狀的完全透明的頂部取而代之。在下麵議會大廳裏開會的議員抬頭即可悠然見藍天，遊客則可順著半球裏麵的螺旋形通道上至高四十七米的觀景平台，將柏林的市容一覽無餘。半球的中央是一根上粗下細的漏鬥狀柱子，上麵鑲嵌著三百多塊鏡子。白天，可以將縷縷陽光折射進莊嚴的會議大廳；晚上，則反射著華燈璀璨的光芒，如一頂閃閃發亮的桂冠，在夜色中分外醒目。
從這個建築中盧大使再次感到，發展是最好的繼承。
如果說新建成的國會大廈表現了德國人不忘曆史、麵向未來的思想的話，與之相隔不遠的總理府則更多顯示了其現代性和開放性。整個總理府占地七萬多平方米，外壁全部采用大塊透明的特殊玻璃，不但采光良好，而且由於采用了環保設計，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裏麵的大會議廳共有兩百個記者席位，為歐洲各國總理府之最，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其開放性及透明性。整個建築從外麵看通體透明，和我國許多高牆壁立的建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我們之所以長期以來對此渾然不覺，也是“隻緣身在此牆中”吧。
接待江澤民來訪
羅馬尼亞給盧秋田大使的印象非常之友好，每年羅馬尼亞電視台都要邀請他去講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可謂深情厚誼。然而，羅馬尼亞人也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熱情有餘，嚴謹不足。羅馬尼亞人的性格熱情奔放，周圍都是斯拉夫民族，但他們是拉丁族，差異不僅體現在語言上，更體現在他們的待人接物上。
記得盧大使剛到羅馬尼亞出任大使的第二天清晨，與夫人一道在使館前麵的湖邊散步。湖很大，霧氣很重，加上人生地不熟的，轉著轉著就迷路了，幸好遇見一位羅馬尼亞人，他們不懂羅文，就用英語告訴他“Chinese Embassy”，他二話沒說，一直把他們送回到使館門口。
還有一次，使館的一輛汽車在距首都布加勒斯特二百多公裏的地方拋錨了，適逢大雪天氣，地凍天寒，同車的羅馬尼亞人趕緊給軍隊的朋友打電話求援，很快他們就派來了軍車和拖車，頂風冒雪將車拖回首都。
羅馬尼亞人天性樂觀開朗，比如國內有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快樂公墓”，每塊墓碑上都刻有死者生前一段有趣的故事或喜愛的最幽默的一句話，其中不乏精彩之作，讀之令人絕倒。
對死亡都能一笑置之，其樂觀的天性可見一斑。
但盧大使也曾領教過羅馬尼亞人嚴謹不足的特點。
有一次，駐羅新華分社一位記者的皮鞋壞了，拿去街上修。鞋匠一見來了位中國同誌，非常熱情，忙不迭地與他握手。問清情況，看了看鞋，請他第二天來取。接著又放下手中的活計，與他天南地北地攀談了好一陣，最後擁抱告別。
到了第二天，這位記者去取鞋，鞋匠老遠看見他就招呼示意，及至走近又擁抱，仿佛見了久別的老友，接著又寒暄了好一陣，最後說到鞋子，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說還沒修好，請他明天再來。
第三天也是如此，而且態度一次比一次熱情，但皮鞋上的那點小毛病愣是到第四天才修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說，這樣的“嚴謹不足”還有點小可愛，那麽，有一次的嚴謹不足可就險些釀成外交事件，讓盧大使至今想起來都心驚膽戰，不勝後怕。
1996 年7 月，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主席訪問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人非常歡迎，他們說，世界上有三個元首會講羅馬尼亞文，一個是羅馬尼亞國家元首；還有一個是羅馬尼亞人的同族摩爾多瓦，他的元首講羅馬尼亞文；第三個就是我們的這位國家領導人，他在70 年代初期作為專家組組長，在羅馬尼亞待了兩年多。
有一次，羅馬尼亞要舉辦盛大的國宴招待中國領導人。盧大使給了羅馬尼亞接待方兩張唱片，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張《二泉映月》。盧大使告訴他們：“當國家領導人進來了以後，先奏你們的國歌，後奏我們的國歌。還有一張是中國的民歌民樂，宴會開始再奏。”盧大使知道羅馬尼亞人比較粗心，提前交代千萬不要搞亂，而且標明清楚。他們說：“一共不就兩張碟片嗎？沒問題！”
車隊大概再過十幾分鍾就要到總統府了。那時，我們駐羅使館分管禮賓接待工作的王同誌跟盧大使說：“我心裏不踏實，要是他們搞錯了怎麽辦？羅馬尼亞人很馬大哈。”
盧大使愕然道：“不至於吧？一共就兩張碟片而已。而且這麽重大的政治活動，又不是兒戲。”
他說：“我建議你還是讓他們提前放一放確認為好，要知道羅馬尼亞人是典型的熱情有餘，嚴謹不足。”
盧大使趕快請王同誌到播音室去檢查一下，請他們現場播放一小段《國歌》，對方爽快地回答：“沒問題！不就是《國歌》嗎？國家領導人進來時播放的那個！”
半分鍾後，隻聽傳來了悠揚的民樂聲——《二泉映月》……天哪！盧大使嚇出了一身冷汗！早聽說羅馬尼亞人嚴謹不足，可萬沒料到馬大哈到此等地步！可以想象，待國家領導人一行莊重地走進宴會大廳，所有人起立，表情肅穆，靜等《國歌》奏起，然後，隻聽上空傳來輕快悠揚的中國民間小調……此情此景，讓國家領導人情何以堪？讓站在一旁的盧大使臉往哪兒擱？這可真正是國際笑話了！
幸虧王同誌很機靈，他趕快收起那張《二泉映月》的唱片，說這張唱片宴會開始時再給你們吧。
當全體起立奏國歌那一瞬，盧大使心裏還是一陣發緊，唯恐飄進耳膜的是《二泉映月》……還好，還好，謝天謝地，是《國歌》。盧大使心裏的一塊石頭才落地。
此事過後想起真是後怕。要不是那位王同誌有先見之明，避免了那一場重大事故的發生，真不知後果會怎樣。有人開玩笑說，盧大使，恐怕你這個大使還當不當得成都有點兒懸了……所以說，細節決定成敗，在外交上更是如此。
接待胡錦濤來訪
1996 年，胡錦濤同誌準備訪問羅馬尼亞。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羅馬尼亞以什麽名義發出邀請？因為胡錦濤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沒有其他行政職務，而羅馬尼亞已經沒有共產黨了。羅馬尼亞方很為難，說沒有政府行政職務不知該如何邀請。盧大使請示了國內之後，國內的答複是就以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之一的身份訪問羅馬尼亞。盡管這樣一種接待羅馬尼亞很難遇見，他們還是想方設法，最後以總理的名義邀請胡錦濤，並在羅馬尼亞的外交部做一個演講。如此，才算把邀請的事情解決了。
胡錦濤訪羅，總的說來整個行程都很順利，羅馬尼亞方非常熱情，都是用最高規格接待。然而，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讓盧秋田大使左右為難，幾乎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那一天，胡錦濤同誌到一個叫布拉索夫的地方去訪問。那個地方是在山上。然而，萬沒料到臨近下山的時候，山裏突然下起了鵝毛大雪！這雪來勢凶猛，飄飄灑灑，很快山路上就積起了厚厚的雪。
團裏負責安全的人找到盧大使說：“怎麽辦？雪這麽大，山路這麽陡，下山是很危險的，萬一出點什麽事可不得了。還是別走了，在山上住一晚。”
盧大使一看，確實，雪下那麽大，冒雪下山委實危險。在山上住一晚當然是安全。然而，按照行程，第二天早上就是總統會見，如果今天不能趕回布加勒斯特，勢必影響明天上午的總統會見！
下山，是安全問題。萬一有點兒什麽閃失，那可怎麽辦？誰擔得起這個責任？可不下山，耽誤了明天的總統會見，那將是一個外交問題，責任同樣很重大！
代表團的成員對盧大使說：“你是大使，對駐在國比較了解，你來決定，走還是不走？”
盧大使陷入這兩難的抉擇中。從左往右，都像是懸崖深淵。在他的外交生涯中，這可算得是極為罕見的兩難局麵。而所有的眼睛都盯著盧大使，由他來做決定。自然，做決定的人也承擔了相應的責任。這份決定，可真是提著腦袋去做呀！
盧大使火速征詢了當地許多羅馬尼亞朋友的意見，大家告訴他，此種情況，開慢一點，細心一點，應該問題不大。
盧大使思忖良久，終於做出重大決定：走！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盧大使率領工作人員，提前探路，在每一個拐彎或者容易打滑的地方，都下車來先守著，待胡錦濤同誌的車到了，再協助司機慢慢脫離險境……
如此，原本幾十分鍾的路程走了一兩個小時，車隊終於安全脫離險境，此時，盧大使緊繃的心才算稍稍放鬆。而他，已經在雪地裏奔走、站立了好幾個小時。這時他才驚覺自己滿頭滿臉滿身都是雪，雪沁進了衣服裏，針紮一般冰涼……
然而，大家畢竟安全回到了布加勒斯特，自己付出多大的代價都是值得的。這是對一個外交官、一個大使的考驗，亦是一個大使的職責所在。當天晚上，胡錦濤同誌就在大使館為大家做了演講。次日順利與總統會見。
一樁極為棘手的事件終於化險為夷。盧大使至今思之仍心有餘悸。
1996 年12 月，盧秋田大使接到通知——即將調到德國當大使，先要回國候命。
12 月26 號，盧大使即將離開羅馬尼亞——他戰鬥了兩年的地方。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全館歡送盧秋田大使，依依惜別。盧大使在告別的歡送會上說：“歲月在流逝，我現在換了個地方，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這裏工作過，你們一張張鮮活的臉孔都會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要離開你們，又回到西邊去了，千裏迢迢，我希望你們能夠健康快樂地繼續工作。‘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根據我的年齡，德國可能是最後一次任期，但我一定要把末班車作為頭班車來開好。”
屬於羅馬尼亞的一篇翻過去了。然而，羅馬尼亞人的真誠和熱情至今讓盧大使無限懷念。
帶傷出任德國大使
1996 年底回京之後，盧大使難得在北京過了一個元旦。
元旦後，雲南省邀請盧大使夫婦去訪問。這一路走了好多地方。行至西雙版納時，雲南省的外辦打來緊急電話到處找盧大使並告知，接外交部通知，馬上啟程赴任德國大使。
通知很急，外交部告訴盧大使這是德國對中國特別友好的一個表示。一般來說要等好幾個大使一起遞交國書，而這次單獨讓中國大使遞交國書。
盧大使一看隻有三天不到的時間，馬上中斷訪問，急急忙忙地從西雙版納趕赴昆明，馬不停蹄，又從昆明乘飛機趕赴北京。
由於事情太緊急，一向沉穩平和的盧大使也不禁有些焦躁，行色匆匆，馬不停蹄。到機場之後，盧大使大步流星地往候機廳走去，卻沒注意到有一個玻璃門，他一頭撞在玻璃門上，鼻血當場就“嘩嘩”流下來了……現場的人員全都嚇壞了——這可是即將走馬上任的駐德國大使啊！馬上就要會見德國總統了，這節骨眼兒上，怎麽可以受傷呢？大家趕緊把盧大使送到機場醫務室。
機場醫務室給盧大使做了簡單的包紮，用棉花把血止住了。得知受傷的是駐德國大使，機場人員也急了，急速把飛機的座位做了調整，讓盧大使躺在飛機上飛回北京。
到了北京之後，已經是夜裏十一點了。外交部接機人員見盧大使一頭的傷，也急了，火速送盧大使去北京醫院看急診。北京醫院又做了一番處理，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外交部人員為難地說：“盧大使，怎麽辦？你傷這麽重，血還沒有止住，能上飛機嗎？高空裏不會有危險嗎？要不就延期吧？”
盧大使說：“還是走吧！遞交國書可不是兒戲，這麽一點小傷，沒關係的。”
如此，盧大使包紮得像個傷兵一樣，登上了前往德國的飛機。
坐在飛機上，盧大使自己也感覺有些好笑。作為一個外交官，能做到駐德國大使的位置，算是走到了頂峰，是多少外交官最輝煌的夢想，亦是對盧大使本人幾十年來外交生涯的充分肯定，不曉得該是多麽風光，多麽榮耀。誰曾想真到了走馬上任、遞交國書這一天，卻像一個傷兵一般狼狽。
到了德國波恩，前來迎接大使的禮賓官見狀也嚇了一大跳，前來就任的大使怎麽是個傷兵啊？當即火速拉著盧大使到了德國醫院。
醫生一看說：“你的鼻子有一根動脈破了，難怪血止不住。你在國內都沒有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是給你焊住。”
“我明天要遞交國書，可以嗎？”
他說：“隻要你不咳嗽，血管不會崩裂，就沒問題，注意千萬不要感冒，維持這一天。”
那天晚上總算是讓醫院暫且把血止住了。盧大使使勁憋著，不能咳嗽，一咳嗽就將前功盡棄——鼻血再次湧出就壞了，總不能鼻子裏塞著棉花條去見總統、遞交國書吧？夫人很體貼地買來止咳糖，盧大使就靠含著止咳糖熬過了漫漫長夜。
好在幾個小時之後，天就亮了。
盧大使取掉繃帶，擦掉血跡，看起來還是一個齊整瀟灑的大使。隻是一舉一動都得特別小心翼翼——鼻子裏有顆定時炸彈！更不敢隨意咳嗽，連說話都得小聲些……盧秋田大使長這麽大，沒這麽拘謹過。
在波恩的總統府，盧大使順利見到總統，遞交國書，一切總算是有驚無險，美好完滿。
帶著一頭一臉的傷走馬上任的大使，恐怕在外交部也是獨一無二了。
駐德的工作在盧大使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自己覺得是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難忘的。這段外交生涯分為兩段，一段是1993 年到1995 年擔任駐德公使，一段是1997 年初到2001 年底當大使。
在盧秋田擔任中國駐德國大使期間，他感到欣慰的是，中德兩國關係，無論從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這當然不是他一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中央正確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以及中央對中德關係的重視，還有外交部的指導，以及盧大使的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礎和全體館員的共同努力。這幾年裏中德關係確實有很大的發展，高層互訪比較頻繁，經貿關係有了長足的進步，文化和科技交流很活躍，司法合作、環保合作以及中德地方省州之間的合作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盧大使感觸最深的一點是時代的大舞台和個人的小舞台之間的關係，即外交工作離不開你當時所處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離不開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客觀條件。可以說，曆史的大舞台、個人的小舞台要靠你的主觀能動性。你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幹得有聲有色，也可以幹得平平庸庸或無所作為。盧大使隻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和能夠做的事情，其中有以下幾件事印象較為深刻。
第一件往事，盧秋田大使是東西德統一以後，第一個遞交國書的中國大使。有意思的是，東西德在1991 年統一以後，盧秋田並不是當任大使，前任大使是1996 年底才離開的，但是遞交國書是在1997 年1 月份，盧秋田正好趕上這一曆史性的時刻。
第二件往事，盧秋田大使是東西德統一後第一個建新館的大使。
過去中國在德國有兩個大使館，東德有一個，西德有一個。統一以後德國的首都定都柏林，1998 年德國聯邦政府和議會都逐漸往柏林搬了，所以大使館從1998 年到1999 年期間在盧秋田大使的領導下也搬到了柏林。
在搬之前，首先是物色地點，建立新館。德國以前給了大使館一個選址，在東柏林，離市中心很遠。盧大使不滿意，希望我們的使館不要離柏林新的政治中心太遠。
但在選址問題上遇到了很多困難，這主要是德方的原因，也有些內部的原因，盧大使當時很糾結，一種考慮是照章辦事，不提意見，不去爭取，反正最後一任了，不給自己增加壓力。然而這不是盧大使的個性，他覺得這是一項曆史性的任務，不能留下遺憾，要排除萬難，盡可能爭取一個好的結果。在這困難的時刻，恰逢政協主席李瑞環來訪，因為李瑞環第二天要見柏林市市長，盧大使便向他匯報了這個難題——德國給我們的新館選址太偏遠，很不理想，請他給柏林市長說一說，希望選址能在市中心。李主席當時說：“我對柏林沒概念，你說哪個街哪個路我不清楚。你就拿北京打個比方吧。”
盧秋田大使說：“如果要打比方的話，人家主要國家的大使館都在王府井天安門附近，而中國大使館的選址在通縣，現在的通州。”李瑞環說，那我就清楚了。
第二天柏林市長會見李瑞環，給他介紹柏林市發展的沙盤。聽完介紹以後，李瑞環主席就問：“請問美國大使館在哪兒？”“美國大使館在這兒。”市長指向沙盤的位置，屬於中心地帶。“英國大使館在哪兒？”“也在這附近。”“法國呢？”“也在這兒。”“俄羅斯？”“也很近。”“日本呢？”“也不遠，都在這。”
李瑞環笑著說：“那中國呢？”
“哦，”市長汗顏了，“對不起，在沙盤外頭。”
李瑞環主席正色說：“我想提個要求，希望中國大使館也要在你說的這幾個大使館的這塊地帶，不要在你沙盤都沒有的地方。”
柏林市長說：“對不起，這個你得跟外交部交涉，不要跟我柏林市長交涉。”
盧秋田大使當時在一旁，聽聞此言非常著急。看來市長在“踢皮球”。
卻聽得李瑞環主席說：“你不要唬我，外交部我們是要交涉，但你是首都的市長，我也在北京做過市政委員會工作，我非常清楚，你有很大的發言權，這地方是你管的，屬於你市政規劃的範疇。希望你認真地考慮剛才我講的要求。”
李瑞環主席講得有禮有節，讓柏林市長再無可推托。這一場麵上的“談話”為使館重新選址奠定了工作基礎。
此後，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工作，在多方麵努力下，終於有了新的館址，即離勃蘭登堡不遠的現在中國大使館的所在地。它原先是民主德國時期的工會大樓，無論從地理位置、周邊環境，還是大樓的總體布局和使用麵積，以及售樓的價格，都比較理想，基本上可滿足使館的需要，還為以後留下了發展空間。
接下來，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即老館的搬遷和新館的裝修。
要把相距六百多公裏的一個偌大的波恩大使館搬到柏林，這是一項艱巨、複雜的係統工程。首先，要確保人員和國家財產安全，還要保障外交工作的正常運行，不能因搬遷而影響日常的交往，要做到搬遷、建館和外交工作三不誤。在這長達三年的漫長過程中，全體館員和使館各個部門發揚大無畏精神，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各個環節協調配合，做到安全、有序地完成了這項曆史性任務。前方的努力和國內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是遷館工作的根本保證。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2001 年夏，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誌和德國外長菲舍爾共同主持了柏林新館的開館儀式，這才算大功告成。位於波恩的老館改名為“中國駐德使館波恩辦事處”，自此開啟了“一館兩地”辦公的新時期。
自1999 年使館同誌搬進在柏林新買的館舍辦公後，就麵臨著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即新館要大刀闊斧地全麵裝修，還是湊合著搞些臨時性裝修，留待後繼者去完成？有人對盧大使說，現在搞裝修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將來總會有人挑各種各樣的毛病，再說，大興土木既費力又費時，體現不了外交業務的政績，甚至還會影響日常工作；還有人說，現在外交工作那麽繁忙，對內工作要服從對外工作，不讚成搞大的改建工程等等。
盧大使對他們說，現在不是討論要不要改建，而是如何改建的問題，在如何改建的問題上主導思想是既要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德國的體麵存在，還要體現經濟、實用、美觀大方和中國特色。這不是要不要做，而是要本著對國家負責、對曆史負責、對後來人負責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做好這項百年大計的偉大工程，這是我們這一代駐德外交官的曆史責任。我們不懂工程技術，不懂設計和施工，我們要緊緊依靠國內和許多有經驗的建館專家共同來完成這一項光榮使命。在統一認識和製定新館的總體設計方案後，在國內的指導下，使館各個部門進入了實戰階段。
整個1998 年、1999 年、2000 年，大使館都在裝修的隆隆聲響中度過。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建館要有前瞻性，為未來留下發展的空間，同時要有現實性，從我們國家的財力出發，要給後人留下一個舒適、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在所不惜。
後來有一位部外的朋友在聊天中對盧大使說：“盧大使你有點傻。”盧大使問這怎麽講？他說：“我們很少見到你這麽個大使，從上任到現在，一直在為搬家、造房子、蓋房子、裝修房子忙碌奔波。結果你把大部分精力都搞基本建設了，這個占了你很多的時間，又不出政績，吃力不討好的，為什麽不留給下一任，讓後人去做。你倒好，你是從上任一直到走，一直都在搞基本建設。
從這個角度看你有點傻。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你很盡職。”
盧大使說：“這是因為我碰到了。兩德的統一需要建新館，這是曆史給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沒有德國的統一，也就沒有我今天的建館，沒有建館我也不會這番奔波忙碌。隻要對得起自己的職責就好。”
令盧大使感到欣慰的是，坐落在斯普瑞河畔的中國大使館門前的華表和兩個獅子已成為一個景點，每當遊船經過這裏都要停靠一下，讓遊客拍照留念。
第三件往事，盧大使是“9·11”事件以後第一個在群眾大會上傳達中國政府聲音的大使。
“9·11”發生以後，正好第二天上午十點德國在曼漢有個中國園林落成典禮，這項活動是半年前就決定的。“9·11”事件發生的當天，盧大使陪團在慕尼黑訪問。盧大使即刻打電話問曼漢市長艾格：“明天，你們原定的中國園林落成典禮的活動還搞不搞？”
市長說：“要搞，因為這個通知早就發出去了，現在已經來不及撤回通知了。我們取消了一些喜慶的活動，但大會要開，盧大使依然要講話。”
盧大使當晚緊急請示了國內關於“9·11”事件的表態口徑。第二天一早，盧大使就依約來到活動地點。在數千人的群眾大會上，盧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了講話，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傳達了中國政府的聲音，他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中國政府譴責這種恐怖主義的活動……”
這也屬一個巧合。恰巧在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群眾大會上，盧大使站在公眾麵前，第一時間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態度。數千群眾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報以熱烈掌聲。關於對“9·11”事件的表態，盧大使肯定不是第一個，但在次日群眾大會上表態，也許是最早之一。
第四件往事是跟西方大國開展“法治國家對話”。
過去我們跟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經常有摩擦有分歧，甚至於衝突。
為了更好地將衝突改變成平等的對話機製，盧大使同施羅德總理商定，中德開展法治國家對話。後來就建立了定期對話機製。第一次中德法治國家對話，中方代表團團長是曾任第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楊景宇同誌，他那個時候是國務院法製辦主任；德方為司法部部長格梅琳女士。這種對話機製促進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和了解，對兩國關係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五件往事是推動成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柏林打響大會的第一炮。
2000 年8 月，一些愛國華僑發起，擬召開一次反獨促統的大會，成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屆時台灣會來二百多人，世界各地的華僑也有二百多人，但苦於找不到地方開。他們找了好多地方都不太接受開這個會，因為有風險，怕出政治問題、安全問題等等。後來他們找到了盧秋田大使。
盧秋田想了想，說，這是好事，支持。而且在德國開更好，因為德國柏林旁邊是波茨坦。二戰以後，是《波茨坦公告》宣布台灣回歸中國，所以從曆史和現實都更有意義。
盧大使主張開，卻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比如掛旗、掛像、會場布置、發言內容、擔心出現衝突等等，諸多顧慮。
盧大使覺得，認定一件事情就要堅定地做下去，組織協調各方力量，打響中國和平統一大會的第一炮。在開幕會上，盧大使在致辭中說：“歡迎各位來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你們遠道而來，我沒有用開道車或紅地毯來歡迎您們，我懷著一家親的親情來歡迎各位，我認為親情是最高的禮遇。
“我們雖然是不同的年齡，來自不同的地區，講不同的方言，從事不同職業，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文字，有共同的向往，長江和黃河是我們共同的驕傲，五千年的曆史是我們共同的財富，和平統一是我們共同的期盼……”
這篇不拿稿子的即興演講非常有感染力，大會開得很成功。所以現在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仍然聘請盧大使做高級顧問，每次各地開會都邀請盧大使出席。如今大會在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地都有召開。
然而，大家都不會忘記，“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誕生地是在柏林，大會的第一炮也是在柏林打響的。
數個第一，猶如一顆一顆的明珠，點綴在盧秋田大使的外交生涯裏，在曆史和歲月的長河中，熠熠生輝。這是盧大使的光榮，也是中國外交史的光榮。
佩服德國對二戰的態度
德國對二戰的認罪態度是最好的。1970 年，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華沙跪倒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當時的媒體評價有句很經典的話——德國總理下跪了，德國人民站起來了。盧大使還特意去華沙看了德國總理下跪的地方。在攻克柏林時，有一堵牆上麵是蘇聯紅軍寫的罵德國鬼子的話。後來德國重修國會大廈時保留了這堵牆，保留了曆史的真相，對自己也是一個提醒。
沒有別的哪個國家會這樣做。集中營現在是展覽館，為了記住當年德國的殘酷，用於教育後代。法律禁止宣傳法西斯和希特勒。
在一次安全會議上，各國的大使都被邀請參加。盧大使記得特別清楚，德國有個學者站起來問日本派來的特使：“你們為什麽不能像德國一樣，承認過去的罪惡呢？”當時盧秋田大使就在場，看到東京的特使滿麵通紅，狼狽不堪。德國的認罪態度和日本的死不認賬真是兩種鮮明的對比！
自從擔任德國大使後，盧秋田大使一直在思考德國的經濟是如何起飛的，為什麽一個戰敗國很快超越了戰勝國？秘訣是什麽？
盧大使問德國人，德國創造的經濟奇跡是什麽？
德國人說最主要的是教育，首先是培養創新和嚴謹的精神，其次還有職業教育。一百多年前“德國製造”曾經是劣質的代名詞，而現在“德國製造”已享譽世界。德國的自然資源很少，主要是煤和鹽，所以要著力開發智力資源。
談兩德統一
盧大使對兩德統一是這樣看的：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曆史事件。德國的統一改變了歐洲的格局。德意誌無論是分裂還是統一都影響整個國際格局，但東西德人民心裏的牆沒有完全倒塌，也許還要若幹年。
盧大使曾碰到過東德的一個司機，問他：“請你講一講東西德統一後，好處是哪兒？不好的又在哪兒？”他講了三點：第一，我們雖然沒有西德有錢，但每個人都有工作，這個不需要擔心；第二，我們統一前社會秩序很好，夜不閉戶，但現在就亂多了；第三，生活有保障。現在我們比較自由，生活和工作環境改善了。
“你還願意回到過去嗎？”
“不願意，還是統一好。”
還有一些德國人對盧大使說，中國是一貫堅定支持德國統一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
與德國總理施羅德的友誼
在德工作期間，盧秋田大使與德國總理施羅德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這對中德兩國的友好合作起到了良好的溝通和協調作用。
第一次跟施羅德接觸時，盧秋田還是公使，施羅德那時候在漢諾威當州長，而盧秋田在波恩。盧秋田從波恩開了五六小時的車到漢諾威。那天下著毛毛雨，路也不太好走，開得很辛苦，大概下午五點多鍾才到。施羅德看到盧秋田公使風塵仆仆地冒著雨來看他，很是感動，第一次見麵留下深刻的印象，兩個人談得蠻融洽。施羅德談話非常直截了當，盧秋田也如此。當時大家談到下薩克森州跟我們安徽省的合作事宜。
盧秋田就任大使後，施羅德正好當了總理。在此期間彼此接觸更多了。
我們國家領導人來訪施羅德都出來接待，盧大使也都陪同。比如，2000 年我們在漢諾威世博會的中國館開館，吳儀副總理到會後盧大使便陪她去看施羅德；朱鎔基總理到訪，施羅德請朱鎔基總理到家裏做客……還有好多領導人來，施羅德都出麵迎接。
施羅德總理每年去中國都是盧秋田大使陪他，盧大使自己統計了一下，光是陪施羅德總理訪問中國，包括在任和退休後，共二十一次。一來二往地，關係就很密切。
2001 年，施羅德大概是第三次訪問中國，這次去上海訪問是為磁懸浮一事。他見到上海市長徐匡迪後，表揚了三點：第一，上海市的傳統文化跟現代文化結合得非常好，因為他看了上海的豫園、城隍廟，又看了南京路；第二，他看到了一大批新的居民住宅樓，所以他覺得市長非常關心民生問題及城市的建設問題；第三，他還覺得上海空氣很新鮮，這麽大的城市，交通井井有條。
說完後，他又補充道：“我剛從東京過來，我覺得上海比東京好。”
徐匡迪市長聽完以後跟他說：“總理閣下，我想再補充點。你住在香格裏拉酒店，香格裏拉酒店周圍空氣、環境很好，但上海還有一些地方遠遠不如你住的地方的環境，你是沒看到。你出來都有開道車，所以你覺得上海的交通很好，但到了上班時間交通非常擁擠。我們還有二三十萬的下崗工人正在找工作，要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所以環境、空氣、交通還有下崗，這些都是大問題。”施羅德跟盧大使說：“我非常佩服這個市長，他心裏裝的是老百姓。”
施羅德總理曾經給盧秋田大使講過一句笑話：“我在總理府給你一個房間，你就在我這裏辦公，省得你老是來來往往，我們兩個可以多聊聊多談談。”可見倆人關係有多麽密切。後來盧大使從國外回來後，擔任外交學會會長，但兩人繼續保持著聯係。施羅德卸任總理一職後，盧大使仍邀請他來中國訪問，對他仍然熱情接待。他對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這點印象特別深刻。
盧大使跟施羅德的私人感情比較融洽，很多問題溝通起來比較容易。任何一個外交官、任何一個總理都代表各自的國家利益，這是最基本的。盧大使說，他不會因為私人朋友關係而損害國家利益，但他覺得關係好便於溝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解，這也很重要。通俗化地給外交下個定義——為了你的國家利益，多交朋友少樹敵。丘吉爾講過一句話：沒有不變的敵人，也沒有不變的朋友，隻有不變的國家利益。外交就是為國家的核心利益服務，所有搞外交的人都要忠於祖國，這是外交官的靈魂。
施羅德總理是歐洲一個很資深的政治家，所以盧大使經常這樣對他說：“你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你為中德關係做出重大貢獻。”他說：“對於我，最大的獎賞和最大的榮譽隻有三個字——老朋友。其他的頭銜我都不要，隻要你們說出這三個字：老朋友！這個最好！”
施羅德平民出身，沒有架子，平民化作風給盧大使印象很深。
有一次施羅德請盧大使吃飯，這個餐館沿街有桌子，第一次吃飯時，施羅德問盧大使：“坐在裏麵還是外麵？”
堂堂一個總理，怎麽可以坐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吃飯呢？這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盧大使就理所當然地回答：“外麵經過的行人太多，到裏麵去吧。”
第二次，施羅德又問了同樣的問題，盧大使好奇心頓起，說：“這次在外麵吃。”他心裏暗想，倒要看看你堂堂一個總理，怎麽坐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吃飯？
施羅德說：“沒問題！”
一個德國總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德國大使，倆人就那樣坦然坐在德國餐館外麵的桌子用餐。
我們都知道，各國的政要都是最大腕兒的明星，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和公眾的關注率都遠遠超過最當紅的明星。在中國，不要說總理，就連一個縣長要在自己的領地上隨意走動，也覺諸多不便，更不要說當街吃飯。
施羅德總理作為政治明星，在德國也算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如此當街吃飯，不怕被人認出來？不怕引起**和危險？盧大使暗暗替他擔憂。卻見過往的行人各忙各的，並沒有太多人過多地關注這位剛卸任的德國總理。有一些認出他的，也就是禮貌地揮揮手，打個招呼，他也揮揮手回應一下，僅此而已，並沒有誰非要撲上來合影或者借機上訪……1998 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大家都很震驚，施羅德總理是第一個作為西方大國領導人代表北約向中國真誠表示道歉和慰問的。
原本定好的施羅德對中國的訪問，因為轟炸事件，由正式訪問改為工作訪問。時間也由原定的三天改為二十個小時。
盧秋田大使到機場迎接施羅德。一出飛機下了舷梯，施羅德便緊緊握住盧大使的手，沉痛地說：“我代表德國政府，同時也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炸館事件表示深刻的道歉，同時對受傷的人員及其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
他同時還提出來，是不是能夠馬上去北京醫院看望傷員。
之後，施羅德又見了江澤民和朱鎔基，並正式代表德國政府和北約組織表示了道歉。
另外，施羅德總理任職期間還促成一批中德之間的大合作項目，舉辦了第一次中德法治國家對話等。在經濟項目方麵，有上海和廣州的地鐵、上海磁懸浮項目及寶馬在沈陽落戶等大項目。
關於人權的演講
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西方人有不少誤解和偏見，也常常困擾兩國關係。
這除了政治原因外，也有價值觀念和文化和思維差異的原因。
1998 年10 月，應柏林自由大學的邀請，盧大使前往該校向學生們介紹中國的情況。該校是柏林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也是德國著名的高校之一。據洪堡基金會報道，它與海德堡大學及慕尼黑大學是對外國學者最富吸引力的三所德國大學。
這是中國大使首次來該校做報告，校長親自主持以示重視。站在講台上往下望，隻見偌大的會堂座無虛席，連過道上、講台前都擠滿了人。熱烈的場麵反映出了德國大學生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和急於了解中國情況的迫切心情。
一開場盧大使就聲明：“今天的報告不念講稿，我隻講四十分鍾，因為報告應該是雙向交流，歡迎大家提問，‘真理不怕問’，提問無禁區。”講完這個開場白後，盧大使看到許多學生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接著盧大使著重就國際上普遍關心的有關中國的幾個問題發表了看法，講了整整四十分鍾。接著請台下的師生們提問。
會堂的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大家踴躍舉手提問，不少人還源源不斷地把寫有問題的紙條遞上來，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人權問題。盧大使回答說：“關於人權問題，我想講三點，如果大家不同意我的講法，可以隨時打斷；反之，就請聽下去。”話音剛落，會堂裏就靜了下來。
盧大使伸出右手，用食指做了個“1”，說到：“第一，人權的普遍性原則適用於所有國家，中國也不例外。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其根本宗旨就是推翻不合理的舊的社會製度，爭取民族解放，同時使廣大人民都得到做人的基本權利。就拿我本人來說，我生長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童年時期即耳聞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受壓迫、受奴役的情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就掛在公園門口，爭取中國人基本人權的思想播進了我和許許多多同齡人的幼小心靈。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歸根到底是由於其實現人權的宗旨。如大家所知，我們目前在搞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強調以法治國，說到底也是以改善人權為目的的。”講到這兒，盧大使看到大家微微點頭。
“第二，人權普遍性必須與各國國情的特殊性相結合。就拿婦女生孩子來說，中國根據十三億人口的現實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德國卻根據自己國情和傳統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這是國情不同，並不是人權態度的不同。”
“第三，人權是一個不斷追求、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目標。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說自己沒有人權問題，自己的人權狀況已經很完美，不需要再改進或自己的國家是天堂，別人的國家都是地獄。應該公允地說，所有國家，不論貧窮或富裕，落後或發達，都麵臨發展和改善人權的問題。在人權問題上，各國發展不平衡也是事實。發展有前有後，有快有慢，有好有壞，但都應向前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家應當是平等的，應當相互尊重，而不應當有人出來充當教師爺。正確的做法是對話、交流，互相取長補短，共同促進人權事業向前發展，而不是指手畫腳、攻擊指責，甚至動用各種製裁手段，打著維護人權的大旗，粗暴地幹涉別人。我們應當提倡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和各國發展模式的多樣化。”
在盧大使闡述上述道理時，台下鴉雀無聲，講完後，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通過這次報告會，盧大使感到交流和溝通是多麽重要，不同文化之間需要對話以增進了解，同時也深信真理是不怕被問倒的。
德國人的嚴謹
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經說過一句話：“即使我知道整個世界明天將要毀滅，我今天仍然要種下我的葡萄樹。”這句話充分地顯示了德國人埋頭苦幹、不肯苟且的精神。
在德國工作那些年，盧大使深刻地感受到德國人民的嚴謹。
有一次國內代表團夜晚乘火車在德國旅行，德國的夜車通常會提供早餐，但不另外提供飲料。剛過午夜，大家覺得口渴，便叫來服務員點飲料，希望能以免費早餐券換些許飲料，但不料對方一口回絕，原因是沒有此項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