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對於盧秋田是一個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國家。盧秋田在歐洲工作生活二十八年，有十四年的光陰在荷蘭度過，從風華正茂的青年到穩重成熟的中年。盡管在荷蘭盧秋田隻是一個小小的外交官，但這段曆史對他具有特別的意義。
出師不利
六歲那年，盧秋田隨著雙親離開了紹興的家。依稀記得小時每見太陽西斜，橋上有歸家的農人，橋下汲水準備晚飯的女人走過，流水湯湯，他心裏隻是悵然，特別覺得斜陽流水炊煙都有一種遠意，如漢人詩所言：“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1963 年的夏天，盧秋田接到組織上的通知——去荷蘭大使館工作，那時他二十七歲，這一走便是半生，一回頭他對於故鄉早已是遊子。隻覺人世悠悠無盡，而又曆曆分明。
荷蘭，對於盧秋田是一個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國家。盧秋田在歐洲工作生活二十八年，有十四年的光陰在荷蘭度過，從風華正茂的青年到穩重成熟的中年。盡管在荷蘭盧秋田隻是一個小小的外交官，但這段曆史對他具有特別的意義。
1963 年的中國百廢待興，當時同中國建交的隻有十幾個國家。盧秋田於1961 年到外交部工作，兩年後能出國於他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
盧秋田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荷蘭。離開故鄉後隨父母住在上海，當時的汽水上海人稱其為荷蘭水——Holland water。
當時中國大陸的教科書裏有個荷蘭小男孩的故事，盧秋田還清楚地記得情節：小男孩晚上經過大壩時，看見大壩在漏水。那時是冬天，但他用手堵住漏洞，男孩子就凍死了，成了冰人，但他的手一直沒放開，這讓少年秋田很感動。
所以，荷蘭，這個神奇而美麗的國家，早已在盧秋田心裏烙下了深深的印記，讓他迫不及待想去印證自己的想象。
出國前最是難割舍的是結婚不久的妻子及不到一歲的孩子。離家前的晚上幾乎沒睡覺。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不去看它，它總是在。就算遠離了妻兒，夫婦在這人世的恩情一直都在盧秋田心裏。雖舍不得家人，但盧秋田還是能感受到強烈的自豪、榮譽感。當時都認為資本主義是水深火熱，而社會主義是無限好。他很想去看看這個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什麽樣子，他還寫日記把當時那種興奮的心情記錄下來。他想：我要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去研究資本主義？什麽是剝削與剩餘價值？
到使館去工作真的是萬裏挑一。那時發了八百元的置裝費。八百元！盧秋田生平第一次見到這麽大一筆錢！當時盧秋田轉正後的工資五十六元，實習期間隻有四十六元。那時的大米二角六分一斤，西紅柿是二分錢買一堆。所以這八百元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怎麽可能花得完呢？後來還給盧秋田二十到三十盧布經蘇聯坐火車去荷蘭，盧秋田感覺自己實在太闊綽、太富有了。
當時出國置裝規定：西服兩套，皮鞋兩雙。那時在北京做西服的隻有兩家，一家在現在的東交民巷叫紅都，還有一家在王府井百貨大樓，他們設有出國人員服務部。對於西服這玩意兒，盧秋田心裏還多少有些排斥。當時他對西服的概念基本來自於電影，而在50 年代的電影中，穿西服的基本上都是特務，就好像穿旗袍燙發塗口紅的都是女特務一樣。想到自己要和特務一樣穿上西服，怎麽說都有些別扭。
在50 年代的中國大陸，要想置辦這麽一套“特務製服”還真不太容易，必須要有出國服務證明才有置裝的資格。外交官也得拿著證明去排隊做衣服，很神聖的。
記得當時西服料子的顏色隻有灰色、藏藍色，皮鞋、皮箱也就那幾種款式，沒什麽好挑的。所有的出國人員都如是裝扮，到了歐洲之後，可憐的歐洲人根本分不出這些中國人有何區別，全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每個人都一模一樣。
當然，當時的中國本就是藍色和灰色的海洋。顏色隻有兩三種，款式也就是列寧裝、中山裝，不分款式，甚至不分男女。後來有歐洲的外交官向盧秋田抱怨：他到了天安門城樓上往下一看，全是一片灰色和藍色的海洋，這些蠕動的人群就像是一群藍色、灰色的螞蟻。
好不容易把行頭都一一置辦齊全，盧秋田穿上西裝、紮上領帶、蹬上皮鞋，攬鏡自照，感覺非常不一樣。當時的盧秋田隻有五十多公斤，非常清瘦，不似現在，已經是八十公斤了。這套西服穿上身，盧秋田不得不承認，確實精神挺拔了許多，蠻有派頭的。他在鏡子麵前照來照去，不禁樂了——馬上要以這副打扮的形象深入到資本主義國家去了！
當年剛進外交學院時，盧秋田設想的外交官生涯，最形象的就是西服革履、燈紅酒綠。如今西服上身，似乎使命完成了一半，就剩燈紅酒綠了。後來的盧秋田當然知道，這些膚淺的理解隻是表麵形式，外交是代表國家進行對外交往，是一個國家內政的延伸，是非常嚴肅神聖的責任和使命，可不是西服革履、燈紅酒綠那麽簡單。
出發的日子終於到了。
盧秋田和大使夫婦同行。當時中國與荷蘭處於半建交狀態，對外隻叫代辦處。這位大使是新四軍的一位老將軍，名叫李恩求。他留有大胡子，在新四軍部隊裏麵大家都叫他馬克思。一起同行的還有一位南京大學農業方麵的教授，他要考察一種叫大密草的植物。這種植物非常有特點，可以在鹽堿成分高的地方生長得快，越高越快。這位教授想把這種草引進到國內。荷蘭圍海造田後就是種植大密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一年耕種這種草，第二年就把這種草燒掉，第三年再把它翻耕到地底下，讓它腐爛掉。這樣土地的鹽堿成分就被慢慢地吸收掉。
一行四人由北京站出發，乘國際列車經二連浩特市出境，再經蒙古到莫斯科。從北京到達莫斯科要七天六夜。大使對盧秋田說：“我是第一次到歐洲上任，想多走幾個地方，詳細了解一下歐洲的文化和曆史。我們先在莫斯科休息逗留兩天，然後再到東德的柏林待兩天，再乘火車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從布拉格再坐飛機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盧秋田對這樣的安排非常地開心，因為可以多看幾個地方。
火車過了二連浩特就進入了蒙古，那裏的飯食很難吃。之後進入西西伯利亞，在蘇聯境內待了四天半的時間。蘇聯的國土非常遼闊，進入蘇聯境內就開始吃麵包，到了貝加爾湖，這裏盛產黑色的和紅色的魚子，吃著黑麵包抹著黃油和魚子讓盧秋田回想起了學生時代，還有曾經看過的許多蘇聯小說，如《卓婭和舒拉》《普通一兵》《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蘇聯著名的電影。一路欣賞著蘇聯的風光、森林、小木屋，一路走下來就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多麽讓青年秋田向往的地方！到了紅場看到了克裏姆林宮的紅星，想起小時看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參觀中國駐蘇聯的使館，麵積很大且漂亮，有假山、湖泊，還有船。這個大使館給初次出國的盧秋田留下很深的印象。大使館共有三座高樓，招待所的樓則有九層樓那麽高，這座大使館建在列寧山上，非常宏偉和莊嚴。盧秋田還參觀了莫斯科大學，想起1957 年毛主席訪問莫斯科大學的講話，大致內容如下：“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也是屬於我們的，但終究是你們的。”令他更興奮的是——他將要從莫斯科出發到德國柏林，在國內他是學德語，能來到德國非常不容易。從莫斯科繼續坐了一天半的火車，他們就來到了東柏林，參觀了很多典型的柏林建築和名勝古跡，像卡爾·馬克思林蔭大道，還有二次世界大戰後遺留下來的建築等。
盧秋田興奮了一路。但大使很嚴肅，盧秋田在他的身旁很是拘謹。他吩咐盧秋田做什麽，他就做什麽，規規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相形之下，那位教授就和藹可親多了，又會講德語，30 年代他在德國學習，對德國非常熟悉。盧秋田便盡量多地跟那位教授在一起，與他在一起非常開心。當他們到東柏林時已是中午時分，駐東德的中國大使宴請大家共進午餐。午飯後大使及夫人去休息，安排盧秋田和教授去另一座宿舍樓休息。教授就對盧秋田說：“小盧，下午沒有什麽事情，我們去波茨坦吧！波茨坦非常漂亮，而且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在那裏簽署的。簽協議時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都在場，波茨坦會議以後公布公告，台灣歸還給中國。另外在波茨坦有座法國風格的無憂宮，很漂亮、壯觀。坐火車從柏林到波茨坦隻需要四十分鍾。”
第一次走出國門的盧秋田看見什麽都新鮮、都好奇，這與當年從上海到北京的景觀自不可同日而語。處處都是異域風情，處處都是國內從未得見的景致，自然都有擋不住的吸引和**。再說當時盧秋田手頭還有多餘的零用錢，自然想去看這個地方。他想給大使報告一下，去了大使的住處，那邊的招待跟他說：“大使已經睡了，不要去驚動他。”盧秋田想一想，回來再報告大約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也就罷了。
他們從東柏林的火車總站坐車出發，很快就到了波茨坦。波茨坦的風光非常秀麗，完全是盧秋田從未領略過的風景，令他目不暇接。再加上著名的波茨坦會議，宣布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自然別具深意。盧秋田喜歡那裏有東方特色的茶園，很有休閑愉悅的氛圍。
除卻建築外，波茨坦公園是他們的主要遊覽勝地，非常漂亮，公園裏的每個人都穿西服。盧秋田的西服是淺藍色的，鮮紅色的領帶。當時他那麽年輕，一切的事物對他都是那麽的新鮮，對新鮮事物充滿了無限的好奇，再說學了五年的德語還極少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一路見到德國人就想同他們講德語。
至今，盧秋田大使還特別清楚地記得當時有個德國的老太太微笑地說：“小夥子，你的西服非常漂亮！”盧秋田受到讚美，真的非常高興。雖然過後想起來，也許老太太看出盧秋田是第一次穿西服，故加以鼓勵。
快樂的時光總是乍現就凋落。仿佛隻是一瞬，暮色便已降臨。樂不思蜀的盧秋田才驚覺自己忘了時間。
匆匆乘火車回到使館時，已是晚上九點鍾。整個大使館都在找他倆。大使見到盧秋田非常生氣，把他叫到房間裏狠狠地訓斥了一頓。他說，教授怎麽做我們管不著，但你是外交人員！你必須要請示匯報才能出去，那是鐵的紀律！我們全館的人都為你擔心，你怎麽這樣子毫無組織性、紀律性……盧秋田第一次遭受這麽嚴厲的批評，噤若寒蟬，根本就不敢講話——怎麽說都是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老實地接受嚴厲的批評——就像犯人等待最終的判決一樣，心情無比沉重。
大使繼續批評他：“你連最基本的外事紀律都不遵守，怎麽能夠勝任外交工作呢？”
聽到這幾句話，盧秋田眼前一黑，心頭一涼，絕望地想：“完了！我不能從事外交工作了。”因外交官政治素質裏麵第一條就是遵守外事紀律。而他因為第一次出國，興奮過度，居然把這最基本的一條紀律給忘了，可真是樂極生悲啊！
“你們到底幹什麽去了？”大使厲聲問秋田，可他隻顧陷入自己的絕望恐慌情緒裏，竟然沒聽見大使在問什麽。
“你們到底幹什麽去了？”大使再度問道。魂飛天外的盧秋田才回過神來，結結巴巴地講述了整個出行過程以及自己當時的想法。他講得那樣結結巴巴，詞不達意，又悔恨交加，悲痛萬分，讓大使倒有些不忍了。
大使的口氣和緩下來，說：“像這種大事你應該通報，我又不是不允許，還可以派車帶你們去呢，為什麽要不加請示私自出去呢？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離開大使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間，盧秋田失魂落魄，宛如遊魂。他滿心隻想的是：完了！自己再也沒有資格從事外交工作了！這一下子恐怕要被遣返回國，甚至被開除吧？辛辛苦苦學了五年外交，剛剛被派上重要的工作崗位，還沒有來得及有任何作為，甚至還沒有來得及真正開始工作，由於自己這一個愚蠢的錯誤，前程便全部被斷送掉了！自己怎麽對得起組織的培養和信任，怎麽對得起妻子和兒子，怎麽對得起自己這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啊……盧秋田甚至還想到那八百元的經費是不是要退回去。天啊！那可都已經被他花掉了！如果要讓他賠償，那可真是要傾家**產了……教授聽盧秋田說後，也是惴惴不安。是啊，由於自己的竭力慫恿，讓盧秋田犯了這彌天大罪，這可如何是好啊！倆人越分析越可怕，都是心驚肉跳，難以安寧。
晚上，盧秋田躺在**，思前想後睡不著，如此輾轉一夜。如同臨刑的犯人，隻待曙光乍現，一切便都結束了……第二天一早，整裝待發的盧秋田失魂落魄地坐在**，聽見敲門聲響起，“噌”一下跳起身，拉開門，沉痛地對來人說：“我收拾好了東西，隨時可以回國……”
“你在說什麽呢？回國？我是來叫你去吃早餐的！”來人奇怪地瞪著盧秋田，不明白這個年輕人怎麽了，說出這樣沒頭沒腦的話來。
吃早餐？失眠一夜的盧秋田腦子裏像灌了糨糊，怎麽也明白不過來。直到被來人帶著到了餐廳，還是迷迷糊糊的，猶墮夢中。
進了餐廳，看見大使，他才清醒過來，又想起自己所犯的彌天大罪，嚇得低頭噤聲。
這老人家倒好像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雲淡風輕地問道：“ 小盧，你怎麽臉色不好啊，昨晚是不是沒有睡好啊？”
“是……是啊……”盧秋田怯怯地囁嚅道。
“鍛煉好身體！年輕人嘛，不要還不如我這個老頭子哦！嗬嗬。好了，趕快吃飯吧，吃完我們就出發。你準備好了嗎？”
“出發……去哪兒啊……”盧秋田眼前發黑，隻待大使說出那句可怕的話來……
“不是同你講過先去捷克，再由捷克去荷蘭嗎？”
什麽？還是照原計劃？這麽說來，自己並沒有立即被遣返回國？盧秋田心裏又是驚喜又是忐忑，不敢多問，隻好低下頭吃那沒滋沒味的早餐。
果然，大使帶著一行人到了布拉格。捷克的景色也是非常美，可魂不守舍的盧秋田隻顧想著自己的錯誤，無心欣賞風景。
大使說：“小盧，捷克你是不是也沒來過？”
“……嗯……啊……對……”其實，我除了中國，哪個國家都沒去過……盧秋田心裏暗自嘀咕。
“好，那我們這次一起開車去參觀布拉格。”
就這樣他們又參觀了捷克的總統府、布拉格等地方。看到大使的麵色平靜，若無其事，盧秋田心裏有些寬慰，又有些擔心。是啊，自己犯了這麽嚴重的錯誤，大使還帶他參觀，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安慰他一下，參觀完了捷克就把他送回國去？
直到第二天，大使叫盧秋田出發去荷蘭，盧秋田這顆懸在半空的心才算踏實下來，平靜下來！無論如何，至少人是留下來了，至於要接受什麽樣的懲罰，再說吧！
一行人乘坐飛機來到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這裏的華人對新大使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使館工作人員也到機場迎接。
盧秋田跟在大使的後麵，“狐假虎威”地接受著這生平第一次隆重的禮遇，又是感動又是惶恐。唉，在使館工作多好，多光榮啊！可惜，就算是不會被遣返回國，大使也絕對不會重用我了……到達大使館正式開展工作後，盧秋田想象中的懲罰卻一直沒有到來。大使絕口不提此事，當有一次盧秋田惶惑地提起，大使寬容地一笑，說：“好好工作，不要多想……”
萬萬沒想到上半年黨支部改選時，大使就投讚成票讓盧秋田當支委。他先把盧秋田安排到文化處，後安排到政治處，另外安排他每周學習三次荷蘭文，專門給他請了一位荷蘭老師。他說：“你年輕，一邊工作，一邊要學荷蘭文。”
這位大使，這位長者，盧秋田所尊重的領導，以後不再提此事，而且繼續對他很重用，很寬容，這件事對盧秋田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人的寬容、對人格的稱頌以及對人的充分信任，這是一種最好、最成功的教育，因此他以後當了領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永遠沒有忘記這位老領導給他的教導與啟示。
使館生活
在去荷蘭之前，盧秋田想象的大使館特別大，氣派雄偉，有籃球場、遊泳池、綠樹草坪……沒想到一看，特別小。就像是居民樓，吃住都在裏麵。當然環境還是非常漂亮、整潔。
盧秋田被分配住在三樓，和另一個男同事同住一間十幾平米的房間。樓梯很窄小。使館裏有一個四川籍廚師和北京籍廚師，廚藝很好，南北菜兼顧。
每到吃飯時分，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飯，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到了大使館，盧秋田才知道使館裏的紀律有多嚴，也才知道自己在德國所犯的錯誤有多嚴重。20 世紀60 年代，政治空氣還相當濃，當時使館裏規定每次出行必須兩人以上同行，天黑後要拉上窗簾。內部管理也非常嚴，使館裏總共隻有一部電視機，主要看新聞和體育節目，別的那些娛樂啊、八卦啊、亂七八糟的節目都是不能看的。
給盧秋田印象最深的是，整個使館裏除了大使和參讚夫人，再也見不到一個女性。當時的規定，除大使和高級外交官外，一般都不帶夫人。單身漢自不必說，就像盧秋田這樣在國內有妻有子的，到了大使館也是統統享受未婚待遇，而且夫妻分居一分就是幾年。偌大一個使館，隻有一群大老爺們兒晃來晃去，也就是說，他們在很多年裏，都很難見到一個女人。
當然，現在的中國大使館都人性化了，都可以帶家屬。可是，在1963 年的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盧秋田和一幫與他一樣拋妻別子來到異國他鄉的外交官，為了祖國、為了工作，都在苦苦忍受夫妻分離的煎熬。大家唯一的娛樂就是下象棋和打乒乓球，最奢侈的就是一起看一場國內的老電影。在此種氛圍的“造就”下，使館所有人都練就一手好象棋，乒乓球球藝也相當高超。時至今日，在乒乓球桌上，已年屆古稀的盧秋田大使還可以很輕鬆地把小夥子殺得片甲不留。
同樣受煎熬的還有國內的家屬們。盧秋田與妻子孩子一別就是四年！四年，王銀煥一個人在北京，既要忍受夫妻分離之苦，又要一個人帶著兒子，艱辛苦楚自不必說。
盧秋田大使記得四年後自己終於回到北京，見到了魂牽夢縈的妻子和兒子。妻子麵色憔悴，已有風霜的痕跡，與離別時已有了些微的變化和差距。變化更大的是兒子。離開時他才是一個繈褓中的一歲嬰兒，現在已是五六歲的壯碩兒童了。見到盧秋田，他直往後躲，讓他叫“爸爸”，他猛烈地搖頭，轉頭對母親說：“這不是照片裏麵的那個人嗎？怎麽會是爸爸？”……那聲音脆生生的，把盧秋田的心撞得生疼。至今，那聲音還回**在盧秋田的心裏，化為揮之不去的遺憾和傷痛。在采訪過程中，盧秋田大使每每提到妻子因為長久分居所受的壓力和折磨，總是心懷愧疚，說自己很是對不起她。
和青年秋田剛進外交學院時所想的一樣，我們大多數人對外交官的想象就是西裝革履、燈紅酒綠，豈知這一群共和國的外交官在燈紅酒綠的荷蘭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這就是他們為祖國、為中國的外交事業所做出的犧牲和奉獻。
到了荷蘭之後，報紙與廣播電視都是荷蘭語，學習當地的語言是必修課。
最初學荷蘭語時，盧秋田比較被動，學習速度很慢——看點報紙，每周跟老師練習口語，但後來有個事情突然刺激到他。
那一次盧秋田陪大使出去做翻譯。那個荷蘭的官員問：“今天講什麽語言？英語、德語、法語都可以，你選一個，荷蘭語你肯定不懂！”
他的神情非常之傲慢，讓青年秋田心裏很不舒服，不單是自己受到歧視，感覺以自己為代表的整個中華民族都遭受了歧視。回去以後他就寫了一篇日記表達感想：今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甚至於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一年以後我必須用同樣的內容來回敬他。
這個時候盧秋田就開始在鞏固德語、英語的基礎上拚命學荷蘭語。從早晨到深夜，每天就是這樣——背單詞，聽廣播，看電視。他總結出一個經驗：要掌握一個單詞，必須要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裏頭重複四十次，這個單詞就會被永遠地記住。
有時有荷蘭人來使館辦事，比如要《毛主席語錄》，本來可以五分鍾打發走，盧秋田想方設法要把他留一個小時，用結結巴巴的荷蘭語跟他聊天。事先盧秋田便會聲明，請你不要講德語，一定要說荷蘭語。總之，盧秋田抓住一切可以學習的機會，浸泡在荷蘭語的海洋中。
盧秋田總結出三種學習外語的記憶方法：一種叫形象記憶，比如：桌子荷蘭語叫tafel，德語叫tisch，英語叫table，講到tafel的時候，就會在腦海中出現一個桌子，這就叫形象記憶；第二種叫邏輯記憶，找到事物之間的邏輯關係來幫助記憶；第三種是聯係記憶。盧秋田就用這三種方法高強度地刺激自己學習荷蘭語，全心全意地下定決心把荷蘭語攻克。
當時使館裏還有個同事非常嫉妒盧秋田，一直給他出難題。盧秋田跟隨大使到荷蘭工作，一來就得到大使和其他領導器重，第一次黨委會議就讓他當支委，讓這個同事非常不忿。這個同事是第一批學習荷蘭語的外交官，盧秋田去時她是前輩。領導重用一個新手，她心裏非常不平衡，開會時總是和盧秋田唱反調。
盧秋田剛開始學荷蘭語時，經常向她請教，她不但不幫忙，反而譏諷道：“你不是很聰明嗎？自己查字典吧！”有時盧秋田做翻譯遇上了問題，問她時，她挖苦：“你不是很有才能嗎？你看看你多牛，去查字典！”屢遭打擊的盧秋田發誓一定要在荷蘭語上超過她。後來他真的做到了。
如此，在荷蘭官員和使館同事的雙重刺激和壓迫下，盧秋田如同臥薪嚐膽的勾踐，拚命學習荷蘭語。
一年以後，盧秋田終於和那位荷蘭官員狹路相逢了。不等他開口，盧秋田便用一口純熟的荷蘭語說：“先生，今天用什麽語言？英語、德語、荷蘭語？隨便你選一個，漢語你肯定不會！”
這位傲慢的荷蘭官員吃驚極了。他非常清楚一年之前這位年輕的中國外交官連一句荷蘭語都說不利索。可如今，他操著一口流利地道的荷蘭語和自己自如交流，就好像他一生下就會說荷蘭語。在他的印象中，亞洲的外交官語言能力都是比較差的，尤其是紅色中國，就是封閉保守的代名詞。如今，盧秋田用事實扭轉了他的偏見和狹隘，讓他刮目相看，讓他不得不對盧秋田，對中國外交官豎起大拇指，說：“真是不可思議，一位亞洲外交官講那麽多語言。你很棒！中國很棒！”
盧秋田長舒一口氣，為自己，為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年的辛苦換來荷蘭官員對中國外交官的刮目相看，值了！
後來盧秋田經常用荷蘭語做演講，場麵特別熱鬧，因為他用荷蘭語講當地人的笑話、俏皮話，一個外國人講出這些話他們都感到吃驚。通過這件事，盧秋田大使想告訴當下的年輕人：壓力是一把雙刃劍。在壓力麵前，有的人被壓垮了，但有的人卻可以化壓力為動力。在壓力造就的動力驅使下，會迸發出自己也難以想象的潛能和力量，作出自己也難以預期的成就。盧秋田大使的荷蘭語便是在這樣一種壓力之下練就的。
人人都會講英語
荷蘭語學好了，溝通無障礙。盧秋田便得以對這個麵積雖小卻美麗富饒的國家進行仔細的了解和品讀。
在荷蘭，給盧秋田感受很深的就是，這裏的人幾乎個個會說英語，英語簡直就像荷蘭人的第二母語。在任何講座、開幕典禮、座談會上，演講者有時會忽略在場的外國人而使用荷蘭語。這時，隻要有人稍微提醒，他們就會很抱歉地說聲對不起，然後在半秒鍾內切換到英語頻道，口若懸河。如果你覺得這個例子不具有說服力，因為學術場合的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麽我們就到生活中看看吧。
荷蘭商店裏的推銷員、超市的收銀員、餐館裏的服務員、公共汽車的司機、列車上的檢票員、站台上的清潔工、二手貨市場裏的老太太，甚至沿街行乞的乞丐，隻要你說一句：對不起，我不懂荷蘭語！他們都能立即改說英語。
荷蘭電影院裏的外國電影，不是每一部都有荷蘭語字幕的，可荷蘭觀眾照樣喝著可樂、嚼著爆米花，跟著情節發出大笑或感歎聲。如果你在大街上迷了路，隨便攔住迎麵走來的人用英語問路，得到答案的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除非對方也不認路……
如果你覺得這不算什麽，就請到臨近的國家轉轉，不必走很遠，隻要穿過荷蘭西南邊境到法國，或穿過東部邊境到德國，用英語問路或買東西時，有時對方那聳肩擺手的姿勢、尷尬無奈的表情，會讓你感歎荷蘭人的英語水平委實非同小可。
除了英語，很多荷蘭人還能說流利的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
荷蘭人為什麽要學這麽多種語言呢？盧秋田的一位荷蘭朋友說了一句大實話：“在荷蘭這樣小的國家，用不了兩個小時你就可以到達另一個國家，怎麽能不學其他國家的語言呢？”所以，荷蘭人在歐洲其他不說英語和荷蘭語的國家旅遊或工作，照樣能應付自如。
那麽，荷蘭人是怎樣學習多種語言的呢？荷蘭朋友的解釋是：荷蘭人上小學時就有英語課，中學時必修法語或德語……不過盧秋田認為，課堂教學不一定是主要因素，荷蘭人平時接觸的媒體信息，比如電視、廣播、書報刊物等，荷蘭語隻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來自國外媒體的信息都是未經翻譯的，這給語言學習創造了很好的環境。
風土對荷蘭人的影響
荷蘭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呢？問起這個問題，首先浮現在盧秋田腦海裏的是四個英文單詞。
第一個英文單詞是peaceful，是和平、寧靜之意。荷蘭有著田園式秀麗的風景。它的三分之一的國土麵積都低於海平麵，但農業很發達，農村和城市幾乎沒什麽差別，是鬱金香的王國，還有風車、水車，所以非常地寧靜。花白的牛在草地上靜靜吃草，自然和人非常和諧。
第二個英文單詞是proud，是自豪、驕傲之意。荷蘭人對自己的國家有一種自豪感，比如荷蘭有世界級的畫家倫勃朗和梵高等，以及著名的哲學家斯賓諾莎，還有很有名的科學家。第二引以為豪的是水利和農業。盧秋田大使記得當年有個農業部長叫何康，他到荷蘭時，盧秋田作為翻譯陪他參加了一次荷蘭農業部長的宴請。荷蘭農業部長的歡迎詞短短的幾句話就把荷蘭的農業都勾畫出來了，他的四句話是這樣講的：第一句話是請你們看看荷蘭的國土麵積，在世界地圖上隻有黃豆粒大，隻有四萬平方公裏，可我們農業的出口值占世界第二或者第三位，打敗了比我們國土麵積大一百多倍的國家。第二句話是荷蘭的農業裏糧食不是主要的，但是我們的糧食可以養活兩個荷蘭；蔬菜不是主要的，但我們的蔬菜供應了半個多歐洲；奶製品不是主要的，可是我們的奶製品供應了半個地球。我們荷蘭的農業也許可以說重要一點的就是我們的鮮花，光是這些農業都不重要，但人家看來都很重要。第三句話是我們荷蘭的農業簡單概括就是八個字——超級大國、全能冠軍。農業是超級大國，又是全能冠軍，農業、畜牧業、大農業很全麵。第四句話是荷蘭這個國家農業不是主要的，我們主要是工業，農業占我們國民經濟比例不是很大。這位農業部長為他們國家的農業感到非常自豪。
另外一個讓荷蘭人自豪的是他們的水利事業。荷蘭低於海平麵，有句話說得好：荷蘭跟海水做了八百年的鬥爭，上帝創造了世界，荷蘭創造了荷蘭。
第三個英文單詞是particular，這個國家、民族很有特色。
第一個特色：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甚至歐洲所有的國家，天黑了以後都要把窗簾拉上，但在荷蘭，天黑後沿街客廳的窗簾都打開，客廳裏麵的鬱金香花布置得很誘人，引人來看。
第二個特色：它的掛曆是掛在廁所的，盧秋田曾經對此非常不解，問為什麽。荷蘭人解釋說，每年新的一年到來，他們便會把親朋好友的生日一一用紅筆圈點，如果掛在別的地方，很可能會忽略，看不見。而廁所天天都會去，一定不會忘記……
第三個特色：就是荷蘭人說的，我們是歐洲的中國人（We are Chinese in Europe）。這句話人人皆知。盧秋田曾經問過很多荷蘭人他們為什麽這麽說，但是他們的回答都各不相同。大概有這麽幾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中國人很早就跟荷蘭人做生意，在15 世紀到16 世紀之間就開始做貿易。中國人做生意很精明，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就算不懂語言，到了一個國家依然能站住腳。第二種解釋是凡是有太陽出來的地方，都有中國人。第三種解釋是中國人的性格像個暖壺，外邊冷裏頭熱，這恰恰也是荷蘭人的性格，他們並不像意大利、西班牙那樣外邊也很熱，他們看起來好像有點冷漠，但心很熱。不管是哪一種解釋，看得出來，中國與荷蘭還真是淵源頗深。因而盧秋田作為一個中國人，與荷蘭結下極其深厚的情誼便不足為奇了。
還有人說荷蘭人小氣。這對荷蘭人來說有點貶義，對此荷蘭人自己不承認，可別的國家人都這樣看。有一個笑話這樣形容荷蘭人：為什麽會有銅絲呢？因為兩個荷蘭人牽著個銅板，一個紮著這頭，一個紮著那頭，兩人一起拉，都舍不得撒手，生拉活拽，最後變成銅絲了。
荷蘭的縮寫是NL，就是Neather Land的首字母，NL在德文裏麵是“隻有汽水”的縮寫。荷蘭人到歐洲別的國家旅遊，所有吃的東西都帶了，水太重，沒帶，隻買當地汽水。這是形容小氣，但荷蘭人說這個不叫小氣，他們是節約。因為他們有一個教派叫卡爾文主義，卡爾文主義就是主張節約的。
第四個英文單詞是pragmatism，實用主義。這個國家長期經商，比較功利、實用，荷蘭有句俗語：“十鳥在飛，不如一鳥在手。”荷蘭還被稱為“牧師加商人之國”。
曾經有一位年輕的荷蘭商人送了盧秋田一本名為《與中國人做生意的秘密》的書，該書對如何與中國人做生意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連一些細節問題都寫得一清二楚。
盧秋田讀完了這本所謂的“小紅書”，心裏久久不能平靜。他不知道那位商人按這本“小紅書”中所指點的程序去做了之後是否真正達到了目的，但既然有人寫出這樣的書就會有人如法炮製。令大使掩卷深思的還有該書對當時我國社會狀況的深刻洞察和入木三分的剖析。而“訣竅”所體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哲學，也確實到了淋漓盡致、無以複加的地步。這荷蘭人的生意經真是精明到家了。
風雲突變的外交事件
1966 年7 月，在荷蘭，盧秋田親曆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用四個字來概括——風雲突變。這件事情造成了兩國關係一個極大的變化。
當時國內“文革”運動已經開始，各地當權派被鬥。荷蘭有一個叫代爾夫特（Delft）的城市，它是荷蘭一個科技發達的地方。代爾夫特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這個國際會議叫焊接會議，是涉及高科技的專家會議。
中國派來了十位專家，其中一位是沈陽焊接研究所的所長徐子才。國際會議期間，他上廁所時美國代表團對他進行了策反。當時美國代表團已經掌握他在國內的情況，對他說：“你已經被貼大字報，你在中國待下去不會有好的將來。”他跟美國代表團談話的時候，被另外一個中國代表團在廁所裏聽到。
晚上團長召集所有人召開了會議，會上說了美國代表團想策反徐子才之事。後來徐子才自己報告：“美國代表團跟我談話了，進行了技術交流，希望我去訪問，我都拒絕了。”這位團長非常自豪地說，徐子才在政治上非常堅定，表揚了他。
就在會議後的深夜，大家都睡覺了。當時盧秋田住在使館外三樓，這個宿舍是使館租用的。這個代表團住在二樓。團長住在一樓，徐子才就住在二樓。
誰曾料想，半夜裏“嘭”的一下，盧秋田睡得太沉沒聽到，可一樓的團長聽到了。他馬上把門打開，看到那個工程師躺在地上，嘴邊都是血。他以為工程師不小心從樓上的窗戶上掉下來，或是晾衣服時掉下來。他什麽都沒想，先把人拉到客廳後，再給使館打電話，問使館怎麽辦。當時代辦沒有接到這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個參讚，參讚說趕快送醫院！
大使級的代辦是個新四軍，第二天八點鍾上班時，當他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很敏感地問了幾個問題：這麽大的人怎麽會掉下來？你們看見什麽了馬上報告。
參讚說，窗戶上有被單，飄在窗外。
代辦說，那叫掉下來嗎？被單需要晾曬嗎？把被單接在一起幹什麽？不行，有問題！
參讚答道，當時傷勢較重，而且他神誌不清，就先送醫院了。
代辦急忙把代表團的團長叫了過來問道：“當時是你把他抱進來的，當時周邊是什麽情況？撲通一聲是由哪裏傳來的？”
團長答道：“在馬路對麵有輛小車，從車裏出來個外國人，好像要過來，但是我拉得比較快，這個外國人就沒來得及過來，可能是個好心人，沒太注意。”
代辦又問道：“他住在二樓，鑰匙在你手裏，他是怎麽出來的？”隨著問話的深入，發現了很多疑點，代辦下令：馬上去調查，出事地點及周圍情況一定要詳細查看，不要放過每一個細節。
我們就一一仔細查看，二樓的窗戶開著，發現了兩塊被單，一截在窗戶上，另一截在外麵的地上。代辦馬上下達命令：馬上把醫院裏的徐子才接回來。這個事情不簡單，而且現在情況很複雜，這工作應該不會很順利，派給你們兩輛車，一定要把徐子才接回來。
兩輛車迅速到達了醫院。果然，醫院裏麵正在轉移這個人，但是還沒有轉移完，因為醫院方麵有些手續還在辦理。我們的外交官說，他是中國人，我們現在要接回去。醫院裏的大夫和護士說，不，這個病人我們有別的安排，要搶救。大使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把人接回來。
去接的人根本沒有理會醫院方麵的阻撓，二話不說強行把徐子才帶回中國大使館。另一輛車的幾個外交官留下來和醫院方麵進行交涉。把人接回使館後，首要任務就是了解情況，但徐子才傷得非常重，奄奄一息，不能講話了，當天晚上就死掉了。
代辦召集大家開會，批評了參讚：“你貿然送醫院，你應該知道代表團都是些什麽樣的人？你為什麽不想一想四十多歲的人怎麽會撲通一聲掉下來？為什麽會有兩截被單？為什麽沒注意到馬路對麵的車子，不是有人要過來嗎？你的動作比較快，綜合這些情況肯定是策反！你們怎麽一點政治敏感度都沒有呢？”正在代辦給大家開會的時候，荷蘭外交部來電話說，你們大使館從醫院搶人，違反荷蘭的法律，宣布中國大使不受歡迎，必須四十八小時內離開荷蘭。
當天晚上，這位代辦說道：“看來這件事還沒完，後麵一定還有更大的事情發生。”不愧是老紅軍，警惕性很高。大家一起忙了一晚上都沒有睡覺。
當時盧秋田便在現場，代辦對盧秋田說：“小盧啊，我現在是‘不受歡迎的人’，但我做的一定是對的，你們留下來繼續堅持鬥爭。首要任務就是要保護好另外九位專家。”
第二天，大家把代辦夫婦送走，送行的人隻有大使館的人，其他人都沒有去送。代辦走之前的最後一招就是命令把九名科研人員都接到大使館保護起來，把使館的宿舍讓出來。代辦走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處理屍體。因為天氣很熱，屍體不及時處理會很快發臭。我們請示外交部，國內說在當地火化。我們就告知荷蘭當局徐子才已經死了，根據家屬意見，要求在當地火化，骨灰運回國內。
荷蘭外交部提了三條：第一條，這個人死在大使館，死因不明，要對屍體進行解剖、化驗；第二條，要在荷蘭法院審問其餘九名科技人員；第三條，為了使館安全，要派人把使館保護起來，實際上是監視。使館周圍都被警車包圍起來，並在每個門口設有專人看守。
當時使館的工作人員每次出去，荷蘭警察都要跟蹤，而且要翻開汽車後備箱，讓人很是心煩。
有一次，盧秋田開車從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從後視鏡裏看見一路上都有一個荷蘭特務跟著。年輕的盧秋田天性裏那種調皮搗蛋的特性發作了，就像當年戲弄天主教堂的法國神父一樣，他心裏暗暗有了一個主意。
車開著，特務跟著，突然，“嘎吱”一聲，盧秋田的車在路邊停下來了。
“嘎吱”，特務的車也傻乎乎地停了。
盧秋田下了車，走到特務的車跟前，特務的神情非常緊張，又有些莫名其妙。盧秋田敲敲車窗，和顏悅色地說：“先生，我要去一個商店，可是不認得路了，你來領路吧！”特務非常狼狽，沒想到跟蹤不但不隱秘，被跟蹤的人還大張旗鼓地來請他帶路！特務支支吾吾半天，才說：“……那個……我也不認識……”
盧秋田大笑著，走回自己車內，感覺非常得意。被跟蹤了那麽久，他始終沒看見這個特務長什麽樣兒，就想去順便看看他的臉。一看，紅得跟關公似的，窘迫不已。
盧秋田繼續開車，這個已經知道自己被發現的特務還是堅定地在後麵跟著。這種跟蹤雖然隻具備形式，也得跟哪！有什麽辦法，任務嘛！
還有一件整他們的事——一天正嘩嘩下大雨，盧秋田故意開車出去。到使館門口，特務們隻好冒著大雨過來檢查後備箱。盧秋田故意弄了個不好開的後備箱，幾個特務在大雨中“吭哧吭哧”，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後備箱打開，等檢查完畢，一頭一身全是水，濕透了。等他們查好後，盧秋田又把車子開回使館去了，幾個特務氣得在雨中跺腳大罵……有時，大家看今天有兩個特務，就商量三部車子同時出去，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一個往北，弄得特務們不知道該跟哪一部……諸如此類的鬥智鬥勇，每天都在上演。
荷蘭老百姓特別可愛，使館被包圍後不方便外出買菜，有一位使館經常去買菜的老板，知道使館不便出來買菜，就主動送菜上門。回憶起這一幕，盧秋田大使深情地說，他們永遠不會忘記在危難時，這些普通的老百姓送給他們的支持。
這一圍困，就是半年。當時的口號是：保衛使館，保衛國家機密，保衛我們的九個專家。
盧秋田他們的住處圍繞著主樓，有時要出去，比如倒垃圾、燒些文件等。靠近主樓有個小院子，小院子外麵有個燒紙的地方，那個院子裏盡是泥巴，還有很多杜鵑樹。荷蘭人要了解使館內的動靜，在各個地方都布著崗哨。
國際法規定：使館是中國領土，他們不能進來，進來就違法。
有一次盧秋田夫人出去燒紙，天比較黑，回來時發現杜鵑樹底下躲了一個荷蘭人，把她嚇了一大跳，證明他們院子裏現在已有人潛入。
於是，大家加強了防範。有一天又有人潛入，終於被大家抓住。盧秋田帶著一個姓沈的同事去審問他。小沈預先準備好錄音機，任務有分工：盧秋田問，他錄。小沈在西服口袋裏放了小飛利浦錄音機。這個荷蘭小夥子年紀不是很大，盧秋田問：“你叫什麽名字？你到這裏幹什麽？”小夥子正要回答，就在這個時候，小沈口袋裏的錄音機居然響起了婉轉的音樂聲！這一下鬧的！小夥子馬上找到借口，說，你們在錄音，我可以拒絕回答！盧秋田狠狠地轉頭瞪著小沈，小沈囁嚅著說，由於太緊張，又隔著口袋，按鈕按錯了，把錄音按成了播放！
盧秋田和小沈垂頭喪氣地回到使館，做了特別檢討——今天這個任務沒完成，因為小沈按鈕按錯了……當時荷蘭的媒體報道：一個中國的專家在使館內被“害死了”，並且大肆造謠。當時在外麵有三四百人情緒激昂得很，把燃燒彈扔到使館裏麵。那個時候很多小夥子正爬進來，使館的司機已經舉起斧頭站在門口。眼看一場戰鬥將要不可避免地發生。正在最緊張的時候，國內來了電報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要講理說理。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衝突。
加上當時發生了紅衛兵燒英國駐華大使館的事件，荷方有些擔心，關於審訊問題提出了一個妥協的新方案，即九名專家可留在使館，他們派外交部官員來見一下專家，簡單問幾句姓名、年齡就夠了，每人不超過一分鍾。我們知道，這是走走形式而已，為了使專家們能早日安全回國也同意了。
第二天報上登了這則消息：荷蘭政府派“檢察官”到中國大使館進行了“審問”，經“審問”，相關法律手續已經拿到，因此我們可以讓九個人離開荷蘭。次日，代表團乘機安全回到了北京，他們是在給自己台階下，這是給大眾看的。大家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地。
鬥爭了半年的“徐子才事件”這才算告一段落。
這件事情過去後，荷蘭發布了一份驗屍報告。驗屍報告的內容如下：第一，沒有任何遭到虐待的痕跡；第二，由於高處墜下內髒重傷，肝破裂，出血過多造成死亡。
為什麽沒有在事情結束前發表呢？
因為荷蘭是想煽動反華輿論。這份報告澄清了一些事實，當初的種種誹謗不攻自破。後來荷蘭又出了一本書，是關於這個事情的詳細說明。由於盧秋田已經離開了荷蘭，一直沒能看到這本書。但據他在荷蘭的同事講，這本書的內容和以上的敘述相差無幾。使館內部的事情書裏麵是沒有提到，但有一點已得到證實——美國已經策反了徐子才，他由於害怕“**”中紅衛兵繼續批鬥他，約好了在半夜裏美國來車接他離開，然後到美國去，同荷蘭的特務機關都聯係好了，專門安排這場局。
荷蘭潛艇事件
20 世紀80 年代初期，大概在1980 年的12 月份左右，中國與荷蘭之間還發生了一次比較大的事件——荷蘭潛艇事件。當時盧秋田全程陪同荷蘭的首相範阿赫特及其夫人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次訪問很成功，我方在禮賓及生活上的接待他都很滿意，談得很好。
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回去大概半個月左右，他居然做出決定，向台灣出售兩艘潛艇，那時大概相當於五億多美元。大家很氣憤，他們太忘恩負義了！
我們如此熱情的接待，他居然回去後做出破壞中國和平統一、侵犯中國主權、幹涉中國內政的事情！
當時中方進行了一個嚴正的交涉，告訴他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影響兩國關係的事件，希望他取消這個決定。
荷蘭狡辯說：“我們不是反華，也不是幹涉內政，是出於經濟考慮，因為這兩艘潛艇可以使我們兩個造船廠有很多的就業機會，長達五年，這是一個經濟原因。”
我們說：“中國十億人口，有著廣闊的市場，你不要短視，要眼光看得遠一點。”他說：“十鳥在飛不如一鳥在手，你這個遠景很好，市場的潛力很廣闊，但這都是以後的事情，我現在就要實實在在的一個訂單。”
使館提出了強烈的抗議：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荷蘭要負全部責任。荷蘭感覺中方要采取措施了。
有一天晚上，荷蘭的一個部長到了使館，跟使館臨時代辦說：“如果我不賣給台灣潛艇，你能不能用相同數量的商業合同做交換？”代辦跟他們講這是個政治原則問題，不是商業問題，這是兩碼事。
最後，荷蘭跟台灣的交易木已成舟。中國政府做出決定，由於此舉嚴重傷害了兩國關係，把大使級外交關係降為代辦關係。
50 年代初，我們跟荷蘭建立了代辦關係。1972 年我們建立了大使級的關係，因為潛艇事件，又降為代辦，兩國關係冷了很長一段時間，政治、經濟的往來都大大地下降了，貿易也下降了。後來，荷蘭很快意識到此事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保證以後不再向台灣出售武器。兩國關係才慢慢複蘇、升溫，後來就再次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可以說三上三下，在中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世上的事充滿了奇妙的偶遇，可謂冤家路窄。
二十三年以後，2003 年，德國柏林召開一次國際行動理事會，我們中國代表團是宋健國務委員帶隊，盧秋田大使作為代表團的成員去開會。
這個會議主席有兩位，一位是德國前總理施密德，一位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這個行動理事會有很多的政要出席，討論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
在會議進行第一天時，盧秋田大使坐在台下，遠遠望著主席台上有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似曾相識。後來司儀報告：現在請荷蘭前首相範阿赫特先生發言。盧秋田猛然想起來，原來是他！如今的範阿赫特已是白發蒼蒼的老頭兒，跟盧秋田二十三年前所見的年輕挺拔、精神矍鑠的總理完全不一樣了！
我要不要在大會休息的時候去找他一下呢？盧秋田大使猶豫著。畢竟，也是故人。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偶遇吧！
會議休息時，所有人都在喝咖啡、閑聊，盧秋田大使走到了範阿赫特先生身邊。
“範阿赫特先生，你好。”
範阿赫特先生驚異地看了盧秋田大使一眼，顯然沒認出他來。也是，二十三年的光陰流轉，在盧秋田大使眼中範阿赫特先生變了，可是，同樣的變化一定也鐫刻在盧秋田大使身上、臉上。歲月是最無情也最公平的雕刻師。
盧秋田大使改用荷蘭語，用流利的荷蘭語問候了範阿赫特先生。他驚訝了，說：“先生你好，你是誰？”
盧秋田大使說：“我姓盧。”他仍麵露愕然。盧秋田大使接著說：“我曾經在1980 年12 月陪你及夫人訪問中國，並給你們做過翻譯。”
範阿赫特先生臉上的表情馬上就不一樣了，馬上想起來了。他拉著盧秋田大使到了安靜的角落，說：“那你就是那位當時陪我的年輕的翻譯？”
盧大使說：“對呀！我陪著你一路訪問北京、西安、無錫，最後到上海，那個時候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
範阿赫特先生說：“我也不能忘記，盧先生，非常感謝你當年的陪同，更加感謝你今天還記得我，還來見我。”
盧大使說：“當然，我們的故事還不僅僅是我陪了你，不僅是這些。因為在這以後我們還發生了一段很不愉快的事情。”
範阿赫特先生麵露愧疚的神色，說：“對，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事情，請你原諒。”
親耳聽到範阿赫特先生的道歉，盧大使心裏釋然了。他微笑著，豁達地說：“當然，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聊到這兒，大會已經按鈴，且是第二次按鈴，他們必須進去開會了。最後，在進去以前，範阿赫特先生緊緊地握住盧秋田大使的手，足足有一分多鍾，就講了一句話：“盧先生，你一定要到荷蘭來看我，一定要來。”然後把他的名片給了盧秋田大使，是那種有家裏地址的名片，這種名片一般不會給外人。
盧秋田大使後來沒去看他，也沒機會去看他。看不看已經不那麽重要了。當他緊緊握著盧秋田大使的手的那一分鍾，時光好像在倒流，當年的對手，現在卻是同來參加會議的朋友。再次相遇，隔了二十三年以後已經白發蒼蒼了，但曆史永遠是曆史，曆史不可忘記，不能抹殺，更不能修改。
情與理的衝突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人生，盧秋田大使說：“每個人的一生都圍繞著兩個字：情與理。展開來說，每個人都生活在三個世界裏麵，第一是物質世界，人對物質世界的追求肯定是富裕，不會是貧困；第二是精神世界，人追求的是一種自由，並不是壓迫；第三是情感世界，人追求的是愛、溫暖，絕對不是追求一種仇恨或冷酷。”
這三種世界完美的結合，那才是完美的人生，但完美很不容易。有時是情，有時是理，或者有時情理結合。
1965 年，盧秋田在荷蘭時，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中國向荷蘭的造船廠訂購了兩條貨船，從上海江南造船廠派了三個人作為監造小組。有個工程師叫黃道源，是監造小組的組長，大概要在荷蘭工作三年。
前麵說過，大使館的外交官們在荷蘭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尤其是男女方麵，基本都是已婚卻享受未婚待遇。這樣的苦楚並不僅僅出現在外交官身上，像黃道源這種漂洋過海來到異國他鄉工作的人亦如是。
離鄉背井的本質便是漂泊，是孤獨。尤其像當時那些公派的人員，既不準帶家屬，國家政策又管得嚴，基本上沒機會接觸到任何女性。
當時在國內的人都覺得隻要能夠出國，哪怕是短暫外出務工，都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但外出之人忍受的身心的煎熬，恐怕就不足與外人道了。
話說黃道源來荷蘭已經一年半了。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他感到孤獨、寂寞，便出去喝了很多啤酒。對於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單身漢，晚上喝一杯恐怕也算是唯一的安慰了。
黃道源醉醺醺回到造船廠時，已是深夜。酒精讓他興奮，也讓他倍覺落寞。回宿舍的路上，他途經辦公樓，看到燈光還亮著，還有人在上班。
這橘黃色的燈光讓黃道源心裏感到一陣溫暖和感動。他呆立原地，望著那燈光一動不動。在這安靜的深夜，燈光所寓意的，並不僅僅是照明，那是親情的眷戀，家的溫暖。有一盞燈在亮著，等著你回家。是的，他多麽希望，在這異國他鄉，也有一盞燈在亮著，等著他回家。他多麽害怕一個人孤零零地回到那間黑漆漆的單身宿舍，陰森、冷清，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一個恐怖的怪獸，把他吞沒……
是的，那橘黃色的燈光有一種無可抵擋的**，讓黃道源不得不順著它的召喚走上樓去。
上樓一看，果然有一位女性——是廠長的秘書，正在加班打字。這個美麗奔放的荷蘭女性看見黃道源非常高興，畢竟，她一個人加班也挺枯燥的，也樂得有個同事過來聊聊。
她便停了手頭的工作，陪著黃道源坐在沙發上聊天。聊些什麽不記得了，尚在酒精麻醉中的黃道源迷迷糊糊地，隻記得她明麗的麵龐，鮮紅的嘴唇一張一合，就像是他的老婆在對他絮絮叨叨……一陣**湧動，黃道源撲上去抱住了女秘書……
女秘書愣住了。半晌，她明白過來，她不但順應了黃道源的擁抱，還主動把臉跟他貼了貼。這個善解人意的女人溫柔地說：“黃先生，你可能想家了，你先回去休息吧，今天天晚了，我要回去了。”
黃道源一陣激靈，猛地從迷醉中清醒過來。他為自己適才的衝動和孟浪感到深深懊悔，忙不迭向女秘書道歉。女秘書理解地說：“沒關係，黃先生，你離開家太久了。”
第二天，非常巧，使館的商務參讚正好來造船廠看望他們，順便了解一下合作的情況。
三個工程師、總經理、女秘書都在，談工作談得都很愉快，最後大家隨便自由地交談，說一些笑話。這女秘書就跟商務參讚多講了一句，她說：“參讚，那個黃先生想家了，你們應該安排休假。”
參讚很奇怪，問：“為什麽你覺得他想家，要回去休假呢？”
這個天真的荷蘭女人就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心無城府地說出來，並笑眯眯地開玩笑說：“你看他不想老婆怎麽會擁抱我？”
說者無心，這個女人隻覺得自己是一種善意的提醒。夫妻需要團聚，這本是人之常情，有什麽可避諱的呢？對於一個講求人性解放的歐洲人，這種提醒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一旁的黃道源已是聽得麵如土色，簌簌發抖。天哪！
這在中國可算是犯了“生活作風問題”，而且還是在境外，對一個外國女人，還有國際影響啊！這就是兩族文化當時的差異。
參讚聽後果然麵露不悅之色。當天回去之後就召開會議，在會上公開了此事，並說，這是違反外事紀律、很不檢點的行為。大家七嘴八舌批評了黃道源，把這個原本老實巴交、一心做專業的工程師臊得無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