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探索的少年
帶著對生與死的思考，帶著對貧困和苦難的困惑，盧秋田進入了中學。
這個頑皮搗蛋的野孩子已長成挺拔聰慧的青蔥少年。他一對深邃的眼眸閃爍著對人生的探索和思考。
擺脫苦難的出路在哪裏？中國人的命運該走向何方？此時，共產黨的出現，猶如一縷曙光，照亮了盧秋田迷茫的心扉，讓他看到了方向，看到了希望！
與共產黨的結緣，始於20 世紀30 年代末，當時小秋田還生活在紹興的鄉下。新四軍的一支分隊來到小秋田的村子裏，分散居住在各個農戶家中。小秋田家的大院中也住了不少人。在小秋田的記憶中，這些被稱為“新四軍”的叔叔都很和氣，很樸素，全不似當地的鄉紳惡霸、國民黨官兵那般蠻橫霸道，讓小秋田很是喜歡。當時每天連隊在小秋田家的院子裏操練，小秋田都會跟在隊伍後麵，一板一眼像模像樣地跟著操練，“一二一，向左轉……”叔叔們都很喜歡這個機靈活潑的小鬼，戲謔地稱他為“盧政委”。
一貫調皮搗蛋的“盧政委”有一次一個人遊**到海邊，去采摘岸邊的蘆葦梗，這種蘆葦梗口味很是清甜，小秋田邊采邊吃，樂此不疲。渾然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回家。如此，暮色漸漸降臨，海水猛然間漲潮，小秋田一時驚慌，跌倒在沙灘上，再也爬不起來。小秋田連聲高喊“救命救命”，海水湧過來，沒過小秋田的頭頂，小秋田眼睛發黑，昏迷前模糊地想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從昏迷中醒來，已躺在自家的**。看見小秋田睜開眼睛，一直守護在側的母親拉著小秋田的手，喜極而泣：謝天謝地！謝謝新四軍叔叔……原來，小秋田在被猛然漲潮的海水淹沒的當口，正巧新四軍的漁船從這裏經過，聽見“盧政委”大叫救命，趕緊把船劃了過來，一個與小秋田相熟的新四軍叔叔奮而躍入水中，一把將小秋田撈起，救到漁船上，實施了簡單的急救，又火速送回家中，這才撿回一條命……母親要小秋田當即給這位戰士磕頭謝恩，小秋田掙紮著想爬起，這位戰士阻止了他，笑著摸著他的頭，說：你呀！和我們部隊有緣，今後啊，恐怕真要當政委呢……
此事讓母親和大姐心有餘悸。直到2012 年的夏天，盧秋田回上海家中看望大姐，時年八十八歲的大姐還提及此事，點著弟弟的額頭說：你呀你！當年要不是新四軍碰巧路過，早就沒有你了……與解放軍、共產黨的初次結緣，始於“溺水事件”。然而，真正對共產黨的認識，應是來源於父親。人們說：“母親是兒子前世的情人。”相反，父親卻極難與兒子建立起親密的關係。通常說來，青春期後，父親頭痛兒子的叛逆、桀驁，兒子也會挑戰與不服父親的權威，每每勢同水火。盧秋田家也不例外。
對自己嚴厲得近乎苛刻的父親，盧秋田一直又懼又畏，敬而遠之。甚至，在此後長久的一生中，盧秋田每每念及的，仍是自己溫柔慈愛、良善溫順的母親。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他追尋紅色理想的途中，父親是第一個導師、革命的引路人。
許是在紹興鄉下受到解放軍的熏陶，父親到上海之後，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1948 年，他便成為共產黨的外圍，經常在家中收聽解放區的新聞。他告訴秋田，共產黨是窮人的黨，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在秋田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焰。從小便目睹窮人的艱辛困苦，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秋田猶如在荒漠中行走的旅人，終於看到了綠洲，看到了方向。
留在盧秋田記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當年解放軍進駐上海之後，正直清廉，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深夜睡在馬路上。這個場景，筆者小時候看紅色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時看到過，因而也感覺熟悉。然而，坐在電影院裏的觀影和現場的切身感受完全不同。1949 年春，正是解放軍攻占上海那一夜，槍聲、炮聲響了一夜。正值青春少年的盧秋田，在那個露氣深重的清晨，偷偷溜出家門，看到解放軍們一排排、一隊隊，整齊地躺在馬路上，和衣而眠，夜色和露水浸濕了他們同樣青春的麵龐和身軀，心中湧起的感慨和感動無以複加。他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相信了共產黨確實是窮人的黨、老百姓的黨。由此，他堅定了要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
同樣，這個場景還深刻地影響了另一個人，那就是盧秋田夫人的表弟，1976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丁肇中先生在與盧秋田大使的交談中，每每提到當年在美國看到報紙，報上登出了解放軍睡在馬路上的照片，這張照片深深打動了丁肇中，使他轉變了對新中國的印象。丁肇中雖然入了美國籍，但他深深地知道他的根在中國。為了祖國高能物理的發展，他不辭辛勞，遠涉重洋，多次來大陸從事學術交流和參觀訪問，介紹國際高能物理的發展，努力促進國際物理學界同中國物理學家合作。在他的親自指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從事相關研究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有的已經在歐美獲得了博士學位。
他不僅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實驗物理的科研人才，而且還熱心為祖國培養實驗物理的研究生而努力奔波。現在他受聘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名譽教授。丁肇中說：“四千年以來中國在人類自然發展史上有過很多重要貢獻，今後一定能作出更大的貢獻。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時間內，為中國培養更多的人才。”
同樣是上海的那天清晨，一個年輕人打開自家家門，看到睡在馬路上的解放軍，不禁感慨：“看來，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這個年輕人就是中國民族資本家裏的標誌性人物榮毅仁。四十多年之後，他成為了新中國的國家副主席。
解放軍睡在上海的馬路上，這小小一個舉動，影響了同時期數位重要的人物，其功能和影響力可謂深遠。得民心者得天下，由此想到當下的黨風廉政建設。不管是誰執政，隻有清正廉潔的執政者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擁護和愛戴，才能吸引更多的能人誌士加入其中，才能用最質樸真誠的內質打動人心。
當時中國大陸經過抗日及內戰之後，通貨膨脹非常厲害，共產黨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效地控製了物價，長期飽受饑餓折磨的盧秋田一家人終於擺脫了饑餓，能夠吃上一頓飽飯。這讓盧秋田更加堅定地相信共產黨果然是為窮人說話、為窮人服務的。他決心一輩子追隨共產黨，加入為窮人服務的行列。當時電台裏一天有十幾個小時都在播放關於共產黨的節目，盧秋田一有時間就守著收音機，百聽不厭。尤其讓盧秋田欽佩的是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的一番演說，在收音機裏，他連續發表了十幾個小時的演說，慷慨激昂，才華橫溢，令盧秋田敬佩不已。沒想到，正是陳毅，在盧秋田以後的求學和外交生涯中，與他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係，也算是一種神奇的緣分。後文中會提到，這裏暫不多說。
仰慕共產黨，心係共產黨，可作為一個初中生的盧秋田，該如何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夙願呢？此時，一個絕好的機會出現在眼前。共產黨來到當時盧秋田就讀的震旦附中（上海向明中學前身），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從中學生裏招收通訊員。盧秋田得知這一消息後，歡欣雀躍，第一時間便毫不猶豫地前去報考。憑借他對共產黨的深刻理解，以及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盧秋田從同學當中脫穎而出，順利當選為通訊員。
當時中學生通訊員的任務是每天把學校發生的事情寫成稿子，然後送到通訊站，用廣播播出。當時每天都是深夜寫好稿子，然後連夜送去通訊站。盧秋田家住在建國東路馬當路，通訊站在延安東路的外灘，路途迢迢，每次都需要步行一個多小時。盧秋田當時不怕寫稿子，總是才情敏捷、文思泉湧。然而，送稿子去的這一個多小時路途卻讓人有些發怵。
當時正是1950 年，剛剛解放，社會還相當混亂，地痞流氓青幫紅幫遍地都是，局麵相當複雜。剛剛十四歲的盧秋田揣著稿子，要小心翼翼避開這些流氓，否則一旦交鋒就會引來麻煩。當時從他家到位於外灘的通訊站的路途中會經過繁華路段南京路，他便經常鑽進南京路旁邊的小胡同，以便躲過流氓的眼睛。然而，新的麻煩又產生了。這些小胡同很多都是紅燈區，經常有妓女站在街上當街拉客。成人不易拉到，時年十四歲的盧秋田，這個又瘦又小的半大孩子也成了她們的目標。盧秋田經常在小胡同裏走著走著，突然會從門扉裏伸出一隻手，拉著他的衣襟便往屋裏拖。小秋田總是嚇得掙脫衣服，奪路而逃。
如此，又是躲流氓，又是避妓女，盧秋田的中學生通訊員生涯充滿曲折，驚險萬狀。然而，他畢竟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實實在在幫助共產黨做了一點實事，這一段經曆也為他今後的人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十八歲，對於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個分水嶺。這個年齡，標誌著你成年，從此可以像一個成人一樣去獨立麵對生活。盧秋田的十八歲更加刻骨銘心一些。這一年，他鄭重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為自己今後的人生道路做出了至關重要的抉擇。
起因是1953 年3 月5 號，斯大林去世了。當時中國人民把斯大林當作是國際共運的領袖，他的去世令全中國人民都很悲痛，尤其是像盧秋田這樣的熱血青年。他們想的是，如何化悲痛為力量，如何繼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誌，把革命進行到底……之後，盧秋田在一盞昏黃燈光的陪伴下，用了一個夜晚不眠不休的時間，寫下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
當時盧秋田就讀的震旦大學附中是一所教會學校，也是一所貴族學校。
用那時的話來說，思想上政治上都是很落後的，學校情況相當複雜。出身貧苦的盧秋田在其中顯得很是紮眼。他清晰地記得，第一天邁進中學的門檻，他穿得土頭土腦，非常寒酸，遭到了出身富裕的同學的嘲笑。記憶最清晰的是，他長年累月穿著一雙雨靴，不管天晴還是下雨，這雙雨靴如影隨形，甚至爬樹都穿著它，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一雙鞋。再加上他身體奇瘦，像根竹竿，配上這雙不透氣的雨靴，這副尊容實在滑稽，被同學們戲謔地起了一個外號：保爾·柯察金（蘇聯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的人物）。
時至今日，盧秋田大使的腳底都有幾個圓圓的瘡疤，這就是當年長年累月穿著雨靴、腳被捂爛後留下的永恒的印記。
出身貧苦，對於20 世紀50 年代的年輕人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政治資本。
一方麵，出身貧苦；另一方麵，盧秋田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除了給共產黨做中學生通訊員外，他還參加了許多少先隊的工作，以及共青團的工作。他在政治上的積極表現在這個落後的教會學校顯得相當突出，引起了學校黨支部的關注和重視。當時有兩位老師對盧秋田的成長和進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們也是盧秋田的入黨介紹人。至今盧秋田大使和他們還保持著聯係。
一個是李家癢老師，他是震旦大學附中的教師，畢業於震旦大學，畢業後在附中當教員。這個僅比盧秋田年長六歲的青年出身豪門，家裏住的是花園洋房。但他背棄了自己的家庭，解放前便是地下黨的外圍。他看重和喜愛盧秋田的聰穎和正直，課後經常把盧秋田叫到他家的花園洋房裏，給盧秋田講蘇聯文學。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盧秋田從李家癢老師手裏接觸到蘇聯文學作品，領略到文學作品的魅力，也激發了革命的理想和熱情。《卓婭和舒拉》《普通一兵》《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書籍至今盧秋田仍記憶猶新。他清楚地記得《普通一兵》中馬特洛索夫所言“由於我的存在，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更記得保爾·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為碌碌無為而羞愧……”此外，李老師還經常帶盧秋田去看電影，比如《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莫斯科保衛戰》等等。是的，對於20 世紀50 年代的所有青少年，這些文學作品和電影，都是他們共同的最美好的記憶。他們崇拜的英雄、偶像一定有普希金、托爾斯泰、保爾·柯察金等等，他們最愛唱的歌曲一定會有《共青團員之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三套車》……當時的盧秋田不知，這些其實都是李老師對他刻意的啟蒙和培養。他隻知道每次看完電影或者談完話，李家癢老師都會請他上街去吃一碗香噴噴的陽春麵。最了不得的是，有時候，李老師還會為盧秋田買一包又麵又甜又香又糯的糖炒栗子！這可是少年秋田的摯愛。每次路過糖炒栗子的小攤，他都會皺起鼻子深深呼吸這彌漫著糖炒栗子香味兒的空氣，可惜家境所限，吃幾顆糖炒栗子，幾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如今，李家癢老師時不時為少年秋田買上一包糖炒栗子，自己一顆都不嚐，全部留給少年秋田獨享。那份香甜與溫暖，至今盧秋田大使仍記憶猶新。如此，盧秋田便在李家癢老師精神和物質雙重的培育和嗬護下茁壯成長起來。
盧秋田初三進入向明中學，那時李愛寶老師對他的影響也非常大。李老師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當年是地下黨的外圍，一直很進步。盧秋田在讀向明中學高中時，她是學校專職團委書記，盧秋田是團委副書記。她經常在工作上點撥盧秋田，如何做好一個幹部，不要驕傲。說起來，後來盧秋田大使選擇了外交學院，並最終當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與這位李愛寶老師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高中畢業時，盧秋田為自己今後人生的方向感到迷茫，不知自己該學什麽專業，也不知自己今後該做什麽。是李愛寶老師建議他報考外交學院。她說：“外交戰線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是一種新的挑戰。你的數理化不是太好，但文科很好，關鍵是，你的性格外向，善於與人交往和溝通，做一個外交官是很適合的……”
關於盧秋田大使原初的理想，以及當年如何選擇了外交學院，這是後話，我們會換一個地方另講。但，毫無疑問，李愛寶老師的建議和鼓勵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果然，盧秋田順利考上了外交學院。即將奔赴北京前夕，盧秋田家裏仍置辦不出一套像樣的衣服。作為一個首都北京的大學生，總不能穿著補丁衣服和褲子，穿著一雙破舊的雨靴去上學吧？李愛寶老師感受到盧秋田的困窘，發動黨支部幾位同誌，每人從工資裏拿出一筆錢，幫助盧秋田置辦了一套便裝，一套布衣中山裝，一雙皮鞋和一雙襪子。這套行頭對於當年的任何人都不算是小禮物，對一直拮據貧困的盧秋田而言可謂豪奢。他從生下來到現在就沒穿得如此齊整過。當時老師們也都並不富裕，工資都很低，李愛寶和其他的幾位老師自己省吃儉用，為學生置辦如此奢華的行頭，並無任何功利目的，更不求回報，這份無私的關愛是比服裝本身更加讓盧秋田感動和感覺幸福的。
總之，李家癢、李愛寶兩位老師在盧秋田成長的道路上給予了無私的關懷和幫助，這是盧秋田任何時候想起都沒齒難忘的。
談到對盧秋田大使中學時期影響最大的人，除了兩位老師，還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盧秋田大使的同學孫祖堯。
前麵說過，少年盧秋田就讀的震旦大學附中是一所貴族學校，神父用法文講中國曆史，連學校的門衛都會講法文。同學們都穿戴考究，舉止斯文。第一天進校，出身貧寒的盧秋田以一身破衣搭配一雙怪模怪樣的雨靴的奇特裝扮遭到了同學們的嘲笑。在一雙雙居高臨下的歧視的目光中，盧秋田卻感到一雙眼睛默默地關注著他，這雙眼睛透露出的理解和善意讓盧秋田感覺到友情的溫暖。這雙眼睛的主人就是孫祖堯。當時孫祖堯身著一襲蟬紗，腳上是一雙潔淨的布鞋，一看也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但他的麵容和目光中透露出質樸和真誠，這讓他和周遭那些淺薄驕矜的富家子弟區別開來，也讓他和盧秋田成為形影不離、肝膽相照的知己和朋友。
盧秋田、孫祖堯這一對知己同得李家癢老師的欣賞。與盧秋田相較，孫祖堯的性格與李家癢老師更為接近：硬朗、粗獷，有軍人氣質，說話做事都很有魄力，特別果敢且思緒分明。他講話的風格是直來直去，從不繞彎子，很多同學都有些敬畏他、怕他。
讓同學們又敬又怕的孫祖堯對李家癢這位年輕的老師卻十分崇拜，用現在的話來說，有些像粉絲和偶像的關係。他時時處處模仿李家癢，連筆跡都模仿，以至後來他的黑板字和李家癢老師一模一樣，幾可亂真。
整個中學時期，盧秋田和孫祖堯經常結伴去李家癢家，聽李家癢老師拉小提琴演奏貝多芬的曲子，聽他講革命的故事，看同一本書，看同一場電影……兩個小夥伴互相交流心得，彼此激勵。在政治上，倆人也你追我趕，共同進步。盧秋田當上團委副書記，孫祖堯則是全校的學生會主席。在政治上盧秋田比孫祖堯先進一步，因而孫祖堯的入黨，盧秋田是介紹人。
這兩個莫逆之交成為全校的楷模和偶像，在學生中的威信相當高。孫祖堯的長項是作報告。他在講台上自信、果敢、大氣、放得開，非常能壓得住陣。當時身為初中生的他在全校作報告，連高中生都愛聽、都佩服。而盧秋田的長項是講故事，寓教於理。當時哪個班級若有學生不服管教、調皮搗蛋，老師總是把盧秋田請去幫助。盧秋田的風格是講故事，娓娓道來，循循善誘，潤物細無聲，讓同學在聽故事中不知不覺被“俘獲”，心悅誠服。
這倆人聯袂馳騁校園，真可謂“笑傲江湖”。不管哪個地方有風波，有爭吵，隻要倆人到場，一定能壓住陣。一時間，盧、孫二人在校園裏幾乎成為傳說。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學校的百年校慶上，有人提到盧、孫二人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倆人都是作為學校的驕傲被奉為貴賓。
當年孫祖堯比盧秋田學習成績更好。盧秋田偏科，文科很好，而數理化不大理想，孫祖堯卻是門門優秀。說來也是奇怪，當時孫祖堯的社會活動非常多，學習的時間相對減少，成績卻總是能名列前茅。這也是盧秋田對孫祖堯感覺佩服的地方。當時最好的學生都去留蘇，孫祖堯學習成績好，又是黨員，又紅又專的典型，自然是選派留蘇的最佳人選。一時間人人欣羨恭賀，包括盧秋田，也打心眼兒裏羨慕自己這位朝夕相處六年的知己、搭檔。豈料風雲突變，政治考察時發現他有海外關係，他的舅舅和叔叔在台灣。這在當時是一個無法逾越的大障礙。最終，孫祖堯還是沒能留學蘇聯，而是進了哈軍工。這是中國第一個培養軍人的搖籃。原本便有軍人情結、本身也頗富軍人氣質的孫祖堯也算是得其所歸。優秀的孫祖堯始終還是優秀的。
孫祖堯哈軍工畢業後當了海軍，先在北海艦隊，後轉到東海艦隊，轉業後到了上海市委辦公廳任副主任，後來擔任上海統計局局長。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孫祖堯當年和盧秋田一樣，也是李愛寶老師的得意門生，很得李愛寶老師器重和提攜。有一個階段他竟然當了李愛寶丈夫——上海市某位副市長的秘書。這也真是師生間一段奇緣。
從初一到高三，孫祖堯和盧秋田都是形影不離的搭檔，幾乎所有的活動都有對方的影子。盧秋田在大學畢業後即奔赴國外，孫祖堯一直在國內，幾十年的時間兩個人都天各一方，極難見上一麵，委實是一個遺憾。然而，幾十年的光陰流轉，也並沒有阻隔雙方的情誼，彼此間一直通過書信或電話傳達問候，互通音訊，彼此關懷，彼此激勵，並為對方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驕傲。
至今，回憶起與孫祖堯的友誼，盧秋田仍感覺溫暖、感動，一如少年時。人在青少年時期，會對某一位同性產生一種異乎尋常的情誼，近乎於癡情。這個人，往往在思想上行為上對他產生重大影響，成為他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就如古希臘的少年學子對哲學家老師的愛。這不是同性戀的愛情，絕無肌膚相親的欲望和舉動，而是一種從內心裏生發的仰慕和眷戀。它不如愛情般纏綿濃烈，卻更恒久更深刻。也許說，愛情更多停留在生活和身體層麵，而同性間深刻的友誼卻常駐於精神和心靈層麵。這是兩個偉大靈魂的碰撞與共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個能擁有同性知己的人，必是一個真性情的人，一個能睥睨功利的人，一個不糾纏於世俗蠅營狗苟的人。很難想象，一個虛偽的隻重利益的世俗小人會擁有肝膽相照的知己朋友。遺憾的是，這種深刻的友誼通常會發生在男性之間，在女性間卻極為罕見。這或許是因為，通常男性比女性更加注重精神品質的追求，而不是僅限於日常生活的婆婆媽媽。筆者身為女性，亦對這種同性間知音般的情誼心向往之。
曾經形影不離的好友大學畢業後天各一方。
退休之後，盧秋田大使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探望少年的知己——孫祖堯。從青蔥少年到花甲老人，倆人都唏噓不已。然而，歲月的流轉改變了容顏，卻並不能抹去留在彼此心中的情誼。孫祖堯的性格跟以前一樣，倆人依舊那般熟悉，那般親切，聊起當年在學校裏的故事，依然如昨天那般清晰。他們曾用這樣的話來描述他們兩人——同一個窩裏飛出去的兩隻鳥，一隻飛向外交，一隻飛向軍事。國防和外交是國家的兩個拳頭。
孫祖堯是在統計局局長位置上退休的，在上海有一定的知名度。為了迎候盧秋田大使的歸來，他把老同學都召集起來，舊友相見，分外親熱。很多同學想聽聽外麵的事，盧秋田大使就講起在歐洲幾十年的種種逸聞趣事，引得眾人哈哈大笑，不亦樂乎。
孫祖堯現在的夫人和他們也是同學，比他們低三個年級，也是團幹部。
她是學生會宣傳部的幹事，盧秋田大使當年跟她很熟，可他居然不知道二人在中學時已經秘密談戀愛——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但盧秋田大使的戀愛過程孫祖堯全知道。可見孫祖堯的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好。
總之，在孫祖堯這位肝膽相照的知己好友的陪伴下，在李家癢、李愛寶兩位老師的幫助下，盧秋田在思想上、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在當時的學生裏成為佼佼者。
1954 年11 月的一天，盧秋田永生難忘。這一天，學校的黨支部召開會議，討論盧秋田的入黨問題。當問到盧秋田為何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入黨的動機時，少年盧秋田激動又結結巴巴地說，主要是一種報恩思想。因為共產黨是窮人的黨，為窮人謀福利的黨，是黨使他們這些窮人翻了身……事後，盧秋田一陣的懊悔，覺得自己答得很不像樣，怎麽就沒提升到為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這樣的境界呢？但，這些樸素的話語就是他當時的肺腑之言。
幾天之後，學校貼出了大紅喜報，喜報上說：盧秋田被光榮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少年盧秋田站在這張大紅喜報下，一時心神恍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入黨是當時年輕人最大的渴望和最高的追求！ 20 世紀50 年代，算是中國的一個黃金時代，人們重精神、有理想、有追求，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氛圍。是的，在那樣的年代，入黨是比獲取任何世俗功利的成功更加讓人崇敬和尊重的！同時也是極其難以得到的榮譽。當時在整個教會中學兩千多學生當中，成為預備黨員的總共隻有三個人。而盧秋田作為高一的學生，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入黨的。
在那間簡樸的教室裏，盧秋田一個人站在鮮紅的黨旗下宣誓，下麵站了許多入黨積極分子，用羨慕和渴望的眼神熱切地關注著他。那一刻，盧秋田心中湧出神聖的情感，強烈的榮譽感和使命感充溢胸間。他想，自己終於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三部曲：入隊、入團、入黨。他暗暗發誓，從現在開始，把生命獻給黨，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終身。
當時盧秋田的父親與姐姐都已是黨員，盧秋田的入黨，令這個積極進步的家庭又增添一份光彩。回家之後，一向對兒子嚴苛有加、吝於鼓勵和讚美的父親破例買回酒菜，以示慶賀，並用兒子非常陌生的慈愛眼神盯著兒子看了良久，說：我的兒子就應該是這樣！對於盧秋田而言，這大約算得上是父親對他說的最煽情的一句話了。
從童年的頑劣野孩子，成長為今天的中共黨員，盧秋田的人生方向大致有了雛形。
情係外交的大學生
外交官，算得上是大眾心中一個神聖而風光的職業。看見一個孩子思維敏捷，能言善道，兼之舉止得體，風度翩翩，總會有人建議說：好好學習，好好努力，今後啊，爭取當一個外交官！可見“外交官”這個職業委實令人向往和豔羨。
盧秋田當年報考外交學院，卻多少有些懵懂，甚至有些無奈。至少說，這並不是他原初的理想。
盧秋田少年時的理想有三。
第一個誌願：學生物學。起因源於一場爭論。當時盧秋田就讀的教會學校情況很複雜，經常會有一些教徒圍攻青年團和少先隊。青年學生分為進步和落後兩派，相互對陣、叫罵。除了政治問題外，“是否存在上帝”也是爭論的話題之一。
有一次盧秋田跟教徒爭論，這個教徒問盧秋田：“人怎麽來的？”
“是猴子變的。”
“猴子怎麽來的？”
“猴子是兩棲類動物變的。”
“兩棲類的動物是什麽來的？”
“是草履蟲進化來的。”
“草履蟲怎麽來的？”
“是從海洋生物來的。”
“海洋怎麽來的？”
“海洋就是地球。”
“地球是怎麽來的？”
“地球是太陽係的。”
……
這有些超出了盧秋田的知識範疇，他答不上來了，情急之下，反問道：“上帝怎麽來的？要是有上帝的話，可不可以讓我做夢，如果夢裏我見到上帝，明天就加入你們天主教。”教徒也回答不出來。
世界最初的起源怎麽來的？大家都不能回答。有一個教徒學生說，愛因斯坦相信上帝，大科學家牛頓也相信上帝。聽到此盧秋田無可辯駁，但這次辯論給盧秋田很大刺激，激發了盧秋田對宇宙、生命和人生的思考，從此開始了他漫漫的求索之路。
自此，每天放學之後，除必要的社會工作外，盧秋田便泡在圖書館裏，看生物學、天文學著作，還看了很多遍《聖經》。就想搞清楚一個問題：生命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人是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後來他才知道，這是一種對哲學產生興趣的萌芽。
所以，少年秋田萌發了此生第一個誌願：學生物學，去揭示宇宙的奧秘、生命的奧秘。後來盧秋田雖未能如願以償，對生命的思考、宇宙的思考，卻成為一種習慣、一生的追求。當了大使之後，他依然熱衷於與哲學家、生物學家們探討此類問題，並有許多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思考，在外交界被奉為“哲學大使”。
第二個誌願：學地質學。當時有一部風靡全國的電影，叫作《把青春獻給祖國》，講述的是地質隊員們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去探尋蘊含的寶藏。這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情懷深深感動了少年秋田。他也萌發出要當一名地質專家的心願，希望有生之年踏遍祖國的大好河山。如今的盧大使雖未能深入探訪地底的秘密寶藏，但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甚而踏遍世界各地的山山水水，卻不是虛妄。從這個意義上說，盧大使的第二個心願亦已局部實現。
第三個誌願：考師範當老師。這也是源於一部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影片裏的女教師教書育人，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少年秋田亦喜歡上講台、做演講、講故事。當一名教師，引領和激勵更多的青年人，確實是一個光榮的職業。
總之，少年秋田的心願多多，他的才華和能力也預示著無限的可能。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從事外交工作。外交，少年秋田一無所知。他能夠想象的外交便是燈紅酒綠，西裝革履，酒席宴會，觥籌交錯……這些，都是他從電影裏、紀錄片裏看來的，尤其是紀錄片。當時有個中央新聞紀錄片，每次電影開映前會播放幾分鍾短片，經常會出現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外賓的場麵，旁邊會有一些外交官，西服革履，彬彬有禮……這些，就是少年秋田對外交官的全部理解了。這些理解很感性、很膚淺、很表麵。固然，這份職業顯得很體麵很風光，但對於一直生活在貧民階層裏的秋田而言，有些太抽象、太空洞、太遙不可及，不符合他對自己的期待。雖經李愛寶老師點撥，說他能言善道，長於與人溝通，很適合做外交，少年秋田仍沒有把自己和外交官聯係在一起。
說起來，似乎有些勉強。少年秋田進外交學院是被保送的。或者說，是被組織上安排的。當時盧秋田做社會工作時非常積極能幹，又在高一時便入了黨，自然是組織上重點培養的對象。但由於他將很多時間和精力投放到社會活動中，成績不夠好，不夠留蘇的條件。組織上經過慎重考慮，結合盧秋田善於寫作文及講故事的特點，推薦他進了外交學院。
這樣看來，做外交官並非盧秋田大使的原初選擇，甚至說，並非他主動的選擇，多少有點“拉郎配”的意思。然而，他卻在外交領域如魚得水，長袖善舞，最終成長為外交領域裏一顆閃耀的明星。一個貌似錯誤的開始，卻有了最為理想的結局。
每個人在年少時都有過許多的夢想。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夠把自己少年時的夢想變為現實，可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走上了與自己原初的夢想不同的道路。
愛一行幹一行，固然是幸運的。幹一行愛一行，可能更合乎實際，更有意義。少年的夢想，更多是一種幻想，自己尚在成長當中，不定性，對社會、對自己都知之甚少，對於自己的喜好、特長、能力也難說有一個正確的評估，此時自己的夢想未必是最合適的選擇。就如盧秋田大使所言，一部電影，一本小說，或者周圍人的幾句話，可能都會釀成你原初的夢想，這未必便是真正適合你一生的職業。“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如果進入的行業並不是自己原初的夢想，怎麽辦？是怨天尤人，自暴自棄？還是在自己現有的崗位上發揮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取得這個領域最大的成功？盧秋田大使已經靠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1956 年9 月的一天，一輛列車從上海出發，轟隆轟隆開往北京。這是一輛開往北京的慢車，幾乎每個小站都要停留老半天，給別的列車讓路，一停就是一兩個小時，因而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三十六個小時。
車廂裏擠滿了前往北京求學的莘莘學子，一部分人坐著，更多的人站著，由於站的人太多，還不能彎著或橫著，那樣占地麵積會太廣，形勢要求你必須像軍人一般挺直地站著。有的同學因為太困，站不住，縮在座位的一角試圖打個盹兒，一個不小心滾到座位底下，爬起來一臉一身的土，真可謂是“灰頭土臉”的最形象的詮釋，引得眾人哈哈大笑，委實不像一個“天之驕子”的大學生。
有一個少年並不加入喧鬧的人群。他鄭重其事地穿著一套中山裝，這是李愛寶老師發動校黨支部的老師捐出工資為他度身定做的。他很珍惜，甚至不肯俯下身睡一會兒，唯恐把新衣壓出了褶皺。他很平靜，既不唉聲歎氣，也不嘻嘻哈哈。很幸運，他有一個座位，因而始終把臉朝向窗外，望著窗外從南到北一路的景致，心潮起伏，浮想聯翩。
這是少年秋田第一次離開上海，也是第一次坐火車，窗外一切的景致都是新鮮的、迷人的。何況，前方等待著他的是隻在圖片上見過的首都北京，是曾經遙不可及的大學學府，是罩在夢幻裏的大學生活。他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麽，但毫無疑問，這一輛從南到北轟隆向前的列車像一道分水嶺，把他的人生自此切割成兩半。
是的，童年和少年所有的記憶都隨著列車的轟隆前行被永遠地拋在了身後。別了，上海；別了，“來福”；別了，妹妹；別了，母親；別了，孫祖堯……
纏繞在童年和少年生命中強烈的愛和痛隨著列車的前行漸漸疏淡，然而，該留下的依然刻骨銘心。這是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秘密代碼，就是這些秘密代碼構成生命的獨特品質和獨特姿態。現在，這個少年帶著他所有的秘密代碼永遠地離開了上海。
北京，我來了！大學，我來了！
大學生活無疑是精彩、新奇的，讓人興奮得喘不過氣，盡管仍然很窮。
少年秋田拿到了外交學院甲等助學金，但這並不能滿足他仍然在發育成長的身體和永遠饑腸轆轆的肚腹，貧困依然時不時困擾著這個瘦小的南方孩子。
但是，有什麽關係？青春的夢想和**足以點亮每一個暗淡的日子，貧窮算什麽？饑餓算什麽？這一切都不算什麽！
真正困擾少年秋田的是對理想的追求，對自己前程的憧憬。盡管被保送進了外交學院，少年秋田對這個職業仍然沒生發出感情，他心裏惦記的，仍然是原初的夢想。從上海來到北京，盡管路途遙遙，他仍然帶了一大箱哲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的書籍。這個心比天高的孩子豪氣地想：心不甘情不願地進了外交學院，沒關係！自己可以一邊學習外交方麵的專業知識，一邊自己研究生物學、哲學，新歡舊愛抱滿懷！
如此，少年秋田開始他一心二用的大學生涯，多少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意思。大一、大二他擁著新歡，還惦記著舊愛，直到第三年，他對外交事業真正有了了解，並觸發出真正的**，也意識到自己同時想當一個生物學家或者哲學家是不太可能的，這才戀戀不舍放下了舊愛，全身心撲在了外交專業上。
對此，如今已遍閱人生、千帆過盡的盧秋田大使總結說，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不免好高騖遠，想入非非，以為自己有三頭六臂，可以做很多的事。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慢慢明白，人的一生很短，能力也很有限，在這短暫的一生中真正能做好一件兩件事就已經很不易了。就算你有過人的能力，也沒有那麽多時間可供你一一嚐試。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做好一件事，這是盧大使對青年人的忠告。可想而知，少年秋田若不是及時頓悟，放下舊愛，專注於外交專業，而是東抓一把西抓一把，恐怕最終不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總之，進入外交學院，非少年秋田自己的選擇，多少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然而，進入外交學院後，他卻做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即對學習的語言的選擇。
一年級學的業務課是公共課，大家都在一起上課，比如《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關係》《中國革命史》等等。但唯獨外語分科，有德語班、英語班、法語班、俄語班、日語班等等。當時有老師勸盧秋田說，你在中學已經修了六年英語了，選擇英語班最省時省力。盧秋田卻執意要選擇德語。前麵說過，盧秋田最原初的夢想是學生物，也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人的起源，是具有哲學意味的，因而他一直對哲學非常感興趣。德國是世所公認的哲學大國，盧秋田很希望閱讀到這些哲學著作的原作，這樣才能獲取其精髓，而不是讀翻譯作品，猶如吃別人嚼過的饃。當時青年黨員都崇拜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閱讀他們的原著亦是盧秋田選擇學德文的一大動力。
如果說，進入外交學院並非盧秋田的自願選擇，有些偶然，那麽，學習的語言則是盧秋田自發的主動的選擇。這一次選擇也可以說對盧秋田一生的命運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對於一個外交官，選擇什麽樣的語言決定了你今後將會被派駐到什麽樣的國家。如果盧秋田大使當年選擇了英語或者別的什麽語言，他也許會被派駐到美國、英國，或者其他語種的國家，他能做出什麽樣的成就、能否當上大使都未可知，但毫無疑問，他一定不會在歐洲生活工作二十八年，亦不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德國特命全權大使。那麽，盧秋田大使個人的曆史將會全部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