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帖雖小見精神
一天快下班的時候，盧大使的秘書小程手裏拿著一個禮盒，麵帶一絲神秘微笑，走進辦公室對大使說這是奔馳汽車公司派專人送給大使的，要先猜猜看裏麵裝著什麽。盧大使瞥了一眼他手裏的盒子，那是一個銀灰色的有著金屬質感的紙盒子，外麵係著藍色的緞帶。
盧大使首先想到可能是一盒巧克力，德國人除了鮮花和葡萄酒，最喜歡送人的就是巧克力了。小程說沒猜對，讓大使接著猜。大使說可能是一本畫冊或是書吧，德國公司往往喜歡贈送介紹自己或其所坐落城市的畫冊或書，這回也沒猜對。
最後小程解開緞帶，打開盒子，隻見裏麵鑲嵌著一本有點像台曆的小冊子，但比一般台曆要小並且薄，拿來展開一看，原來是奔馳公司柏林地區總經理親筆簽名的、邀請盧大使出席新建柏林銷售中心落成儀式的請帖。請帖裏印有銷售中心現代化建築的彩圖、儀式程序和將在儀式上講話的奔馳公司總裁施倫普、德國聯邦內政部長席利、柏林市長迪普根和該建築設計師多納特等人的照片和他們的贈言。這樣別出心裁的請帖是盧大使多年外交生涯中未見到過的，細微處體現了世界最大汽車製造公司不斷求新求變的精神。
1886 年1 月，奔馳公司創始人之一卡爾·本茨為其發明的用馬達驅動的三輪車申請到了專利，這張專利證書通常被認為是現代汽車的“出生證明”，本茨即是“汽車之父”。同年3 月，公司另一創始人戈特利布·戴姆勒專門訂購了一輛四輪馬車，在這輛馬車上安裝上了馬達，世界上第一輛四輪汽車誕生了。自汽車發明一百多年來，奔馳公司始終以創新為本，不斷推出汽車新概念，為世界汽車生產樹立新標準。現代奔馳轎車造型典雅，乘坐舒適，安全可靠，開奔馳坐奔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世界各國國賓車隊裏往往少不了奔馳車。
盧大使曾問奔馳公司總裁，為什麽奔馳品牌直接成為高品質轎車的代名詞？他回答說就兩條，即質量和創新。奔馳公司從不滿足於其已有的地位，而是超前構想，把握未來汽車發展趨勢。據預測，今後若幹年世界對礦物燃料的需求將上升，其結果將導致石油價格繼續攀升，從而出現能源成為富人獨享的奢侈品、世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的危險。因此，奔馳公司投資研究開發替代能源驅動汽車。
奔馳公司強調創新不但體現在技術上的發明創造方麵，也體現在實行全新推銷策略方麵。從1998 年開始，其生產的兩人座小型節能轎車精靈（**ART）進駐銷售中心。這些銷售中心是透明的塔狀玻璃結構，高數十米，幾十輛轎車垂直陳列在裏麵。即使在夜裏，因打上了燈光，人們也可以從各個方向遠遠地看見**ART轎車一層一層地摞在塔式銷售中心裏。此外，顧客還可以在互聯網上通過專門網址自己配置、訂購這款轎車並付款，然後去最近的銷售中心取車。
奔馳公司的經驗給我們的啟示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必須有新眼光、新思路、新模式，走出單純引進、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的做法，抓住當前能源和汽車技術革命性變革的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
保險公司與安全帶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因此，人們常講要居安思危，過去是養兒防老，積穀防荒，後來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生老病死都由單位管著，倒也省心。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福利之事被推向社會，商業保險應運而生，人們對於保險的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買保險已成為許多人投資的一個重要方麵。
一位剛從歐洲回來的朋友給盧大使講了這樣一件事：他們的代表團在歐洲訪問期間，買了奧地利優尼卡（UNIQA）保險公司的旅遊意外險，保費約合每人三十美元。行至芬蘭，代表團的一位老同誌因感冒咳嗽誘發肺炎，被送往赫爾辛基大學中心醫院治療。經檢查，發現其肺部有大量積水，抽了兩天積水未見有明顯好轉，遂對他做了一個小手術：在肺部插一個管子幫助排水。一個多星期後病人就痊愈了，主要指標均已正常，醫生卻不允許他出院，認為他返程坐七個小時飛機可能對其肺部有影響，擔心出意外。
又熬了一個星期，思鄉心切的病人終於被醫生恩準出院了，誰料保險公司代表卻不同意他即日返國，認為以他的年齡和體質，長時間坐飛機存在一定風險，執意要派一名護士護送他返華，否則就不支付醫療費。於是他們隻好眼巴巴地等著護士辦簽證，從奧地利飛去芬蘭，跟芬蘭航空公司聯係，請求準備氧氣包等急救用品，兩天以後才得以安返故鄉。半個月的醫療費是一萬多歐元，兩張國際機票公務艙又是幾千歐元，而投保人所做的隻是發生情況時及時通報保險公司。
聽了這個故事，大使不禁感慨萬千，想起他自己在德國時的一次經曆。
當時，應德國最大保險公司安聯保險公司之邀，大使對坐落在慕尼黑的該公司總部進行了訪問。
目前小汽車已進入中國的千家萬戶。現在的汽車，每個座位上都安裝有安全帶，好一點的汽車還裝有安全氣囊。
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盧大使第一次出國，在荷蘭工作，也到過德國，那時還沒看到汽車上裝有安全帶。汽車安全帶奇妙之處在於慢拉可長，急拉可鎖住、拉不動。如係上安全帶，車速在每小時一百二十公裏以下，萬一發生撞車事故，車內人員基本無生命危險。計算機模擬試驗顯示，甚至當車速達到一百六十公裏以上時，如戴安娜王妃出事時的車速，若係上安全帶，當不致有性命之虞。
盧大使在歐洲天天坐車，自覺地係好安全帶，但一直不知道這安全帶是誰發明、為何發明、如何發明的。到了安聯保險公司訪問後，這個謎才算解開。公司總裁告訴大使，與汽車有關的保險是公司主要業務之一，每年此項收入約占總保險費收入五分之一。20 世紀60 年代，隨著德國“經濟奇跡”的出現，私人小汽車擁有量以每年幾十萬輛速度增長，公司汽車保險業務也急劇膨脹，但這並沒有給公司帶來利潤，反而造成巨額虧損，不得不拿其他業務盈餘來彌補，其原因是造成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和由此導致的賠償費大幅上升。因此，想辦法提高汽車安全性能，降低事故對司機和乘員所造成的損害，成為直接關係到公司利益的重大課題。這樣，世界上第一根汽車用安全帶便誕生在安聯保險公司技術中心實驗室裏。安全帶投入使用後，公司汽車保險業務業績明顯好轉。現在，坐車必須係上安全帶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法律強製規定的措施。
安聯公司總裁還給他講了另一個該公司發明的例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跨國犯罪集團在德國活動猖獗，大肆盜竊車輛，運往東歐和前蘇聯地區銷售，牟取非法暴利，尤其是奔馳、寶馬等高級轎車成為不法分子的主要獵物。該公司汽車保險領域再次出現每年數億馬克虧損，於是投入力量研製汽車防盜技術。先是設計出一種保險鎖，盜賊偷車會自動鳴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犯罪分子很快掌握了使喇叭不響的技術，又大偷特偷起來。後來公司又研製出汽車電子密碼鎖，無密碼不但打不開車門，而且也不能使發動機點火，即使萬能鑰匙也沒用。目前最先進的汽車防盜技術就是這樣被研製出來的。總裁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與汽車生產公司是一對矛盾。偷車率、事故率、損壞率越高，對它們越有利，銷售越旺；而我們希望不被偷、不出事、少損壞。
這次參觀令大使想了許多，出了事故保險公司不是千方百計地少賠付或是免於賠付，而是防患於未然，發明各種新技術，使產品更加安全可靠，當事人平安無事的同時，自己的利潤也穩步上升，這種思維方式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判不判死刑
1999 年，盧大使就任德國大使期間，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
德國奔馳汽車和揚州市合作了一個項目，叫揚客客車，有一個德方負責人住在南京。一天晚上，這位負責人和夫人及兩個孩子都被殺死在南京家中。
國內立即展開嚴密的調查和搜捕，抓到了凶手，是近郊兩個農民工。
外交部請盧大使向德國通報，此次凶案沒有任何政治原因，不是反對德國人，更不是針對奔馳公司，純屬謀財害命。
盧大使趕快向德國通報後，德國也展開了一係列調查，最後確認正如中國政府所言，純屬謀財害命。
此事本該就此了結，可新的情況出現了。由於凶手已經找到，而且作案手段極其殘忍，影響極其惡劣，按照中國法律，必須給凶手判處死刑。然而，德方不同意。因為德國早已取消了死刑，因此也不允許給殺死德國人的中國人判處死刑。
盧大使感覺很蹊蹺，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理解，明明我們中國政府是在給德國人伸冤報仇呢，他們卻不同意！又問家屬意見如何？照邏輯來說，自己的親人在中國無辜被害，而且死得這麽淒慘，家屬一定悲痛欲絕，恨不能把凶手碎屍萬段、五馬分屍。豈料傳回的答複仍是：不同意把凶手判處死刑！
這就難辦了。此事來來回回交涉很久，都未有成效。如果德方堅決不同意，中國不便判處凶手死刑，但按照中國法律，必須把凶手判處死刑不可。盧大使陷入兩難境地。
要想讓德國“方腦殼”的腦子轉一個彎兒，可是比登天還難啊！盧大使想了很久，終於想出一招。他對德國人說，你們不同意判處死刑，我能理解，這是一種人道主義。不過呢，如果這兩個人不判處死刑，此事在中國廣為傳播，大家都知道，原來在中國殺死德國人是不會被判處死刑的，那麽，德國人在中國的安全問題可就難以保障了……德國人一聽，緊張了。考慮了半天，終於無奈地說：那，我們不發表意見，你們自己決定吧……
此事就這樣在盧大使的巧妙調解下解決了。
翻譯趣事
對於外交官來說，語言是至關重要的。由於翻譯不到位，造成的誤會和笑話層出不窮，令人捧腹。首先來說說外國人學中文造成的誤會和笑話。
荷蘭有兩位最有名的漢學家，一位叫高羅佩，一位叫許理合。高羅佩是現在公認的世界上最優秀的漢學家之一。在建國前，他分別在北京、南京、重慶都當過荷蘭外交官，娶了個中國夫人，所以書法和口語都非常好。
抗日戰爭期間，高羅佩曾經被關在雅加達，他在監獄裏麵寫了一本中國的小說，就是著名的《狄公案》。盧秋田剛去荷蘭工作時，高羅佩還健在，盧秋田去他家拜訪，他送了自己寫的一幅書法作品給盧秋田，相當漂亮。高羅佩在1965 年左右去世了。他的兒子也叫高羅佩，也是漢學家。
有一次小高羅佩帶了許理合，還有荷蘭萊登大學漢學院的一批學生來使館看電影。
代辦和盧秋田看漢學家教授來了，恭請小高羅佩坐第一排。卻見這位老兄連聲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大家就愣住了，繼而無限委屈：我們好心好意地請你坐在第一排，你為什麽罵我們呀？
但說是罵吧，他的表情又和顏悅色的。盧秋田再次表達了請他坐第一排的好意，並特意告訴他，第一排是最好的座位。
這位老兄還是笑眯眯地回答：“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盧秋田轉念一想，這位老兄肯定是把一句客氣話“豈敢豈敢”搞錯了，搞成了“豈有此理”！因為“豈有此理”如果用中文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就是“哪有這個道理”。哪有這個道理叫我坐第一排呀？不敢當，所以他就坐到第三排去了……
過後使館的人提起此事還哈哈大笑，都說中文難難於上青天。可見再好的漢學家，對我們漢語的微妙之處也很難了解透徹。
盧秋田在外交學院學習的時候，有一個德國留學生跟他住一個房間，這人叫羅爾夫，德語名叫作貝多爾特，他後來也是民主德國駐中國大使，盧秋田跟他在一個宿舍同住了五年。
學習的第一年，班上搞元旦晚會，因為羅爾夫是民主德國留學生北京支部書記，所以代表留學生講話。他那時已經學了半年多中文了，所以選擇用中文來致辭。
當時的班長是個女同學，隻見他對著女班長非常恭敬地說：“敬愛的母主席……”
德文裏麵所有的名詞都有陰性、陽性、中性，他認為中文無需這樣複雜，性別方麵，他隻分“公和母”，既然她不是“公的”，肯定就隻能是“母的”了……
一句“母主席”把女班長鬧了個大紅臉，大家也笑得前仰後合，倒是把晚會搞得歡樂得很……
還有一次，也是這位仁兄，氣衝衝地跑回房間，對盧秋田說：“氣死我了！中國人太不像樣，氣死我了！”
盧秋田很奇怪，說：“我們中國人對老外不是很友好嗎？怎麽氣死你了？”
原來，羅爾夫今天出去，到外交學院旁邊百萬莊的菜市場，買心裏美蘿卜，德國沒有這個蘿卜，但由於他發音不準，“蘿卜”兩個字被他發成了“老婆”。
羅爾夫去了菜市場，看見一大堆心裏美蘿卜，很開心。正巧賣菜的是個女同誌，他就笑眯眯地對女售貨員說：“同誌，我要買兩個小老婆。”
“什麽？你要買什麽？”女售貨員疑心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羅爾夫還是笑眯眯地說：“我要買兩個小老婆啊。”
女售貨員聽他這樣說，氣壞了！又見他一臉“色眯眯”的，覺得是在故意占她的便宜，占中國人的便宜，就氣衝衝地回答：“沒有！”
羅爾夫奇怪了，咦！明明見到這麽大一堆蘿卜，偏說沒有，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存心欺負外國人嗎？便分辯說：“我明明看見這裏有那麽多小‘老婆’，我買兩個還不行嗎？”
女售貨員火大了，拉著嗓門訓斥他說：“請你放尊重一點！你不要覺得自己是個老外那麽神氣。你這是在中國，我們是不賣小老婆的，也沒小老婆。快滾快滾……”
蘿卜沒買著，還被訓斥得灰頭土臉。難怪羅爾夫回去之後，滿腹委屈……盧秋田聽聞此事，笑得在**打滾：天哪！你把“蘿卜”講成了“老婆”，還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公然買“小老婆”，沒挨打算是客氣了……這位仁兄才恍然大悟……
羅爾夫學了中文“口”，中文老師告訴他，“口”有三種功能，第一是吃飯，第二是講話，第三是接吻。
羅爾夫禮拜六到西單去逛街。回來後禮拜一上課時，他站起來發問說：“老師，不對，你講的這個‘口’三個功能是不對的，什麽講話、吃飯、接吻，中國‘口’的功能不止那麽幾個，怎麽會那麽奇怪？”
老師說：“怎麽了？‘口’還有什麽功能？”
羅爾夫一臉認真地說：“我明明看見在西單商場有一個胡同，胡同上寫了‘口內有存車’，還有個胡同寫著‘口內有廁所’。所以‘口’不單是吃飯、講話、接吻的功能，還可以存車和上廁所……”
老師暈倒……
以上是老外學中文的笑話。中國人學外語同樣遭遇各種尷尬。
盧秋田剛到荷蘭時，便是一個小翻譯。
有一天代辦要看病，便帶了盧秋田去做翻譯。到了醫院，他指著腰部對盧秋田說：“小盧，你跟大夫說，我這個地方酸。”
酸？盧秋田撓頭了。他學荷蘭語沒有這個字，“酸”不知如何翻譯？
盧秋田便老老實實地說：“代辦，沒有‘酸’這個詞，我給你翻成‘疼’行不行？”
代辦很生氣地說：“小盧，‘酸’怎麽能是疼呢？你連酸和疼的區別都不知道嗎？難道你沒有酸過嗎？我沒到疼的地步，我隻是酸。”
怎麽翻呢？真是沒法翻。代辦一定要翻成“酸”，盧秋田隻能瞎翻了，他對醫生說：“他這個地方好像有醋，這種酸的感覺。”
荷蘭大夫聽得莫名其妙，腰裏麵有醋算是什麽意思？他刨根問到底。盧秋田又繼續翻道：“他可能比較輕的疼……”
就這樣翻譯，事後被代辦罵了一頓，說：“連個‘酸’都翻不出來，看來你不行啊……”
還是這位代辦，又帶著盧秋田去看醫生。這次，他對盧秋田說：“你告訴醫生，我上火了。”
上火？這怎麽翻？盧秋田想了半天說：“代辦，我給你翻成‘感冒’行嗎？”
代辦火更大了：“小盧，上火還沒到感冒的地步！你怎麽回事？感冒跟上火你都區別不出來。”
這上火怎麽翻呢？盧秋田真是沒轍了，隻好跟大夫講：“大夫，他這裏頭有火的感覺。”
火？荷蘭大夫暈了，說：“你們中國人怎麽回事？怎麽會得這種病？內髒著火了？”
盧秋田解釋說：“火的意思就是熱，再往下走就是感冒，上火就是感冒的前期……”
如此，總算讓大夫明白了。
做翻譯接連兩次挨罵。後來盧秋田做了大使之後，有一次讓廚師上街去買母雞來燉湯。平時都有專門的采買，這天采買不在，廚師隻好自己上街。
母雞怎麽說，廚師不知道。但雞這個詞chicken，他是學過的。想想連“雞”都知道怎麽說，母雞怕什麽，就去了。
到了菜市場，廚師對賣菜的說，他要買madam chicken，madam是太太，chicken是雞，madam chicken嘛，就是公雞的老婆——母雞。這是廚師的理解。
德國人本就是“方腦殼”，這下聽不懂了，什麽？雞太太？你要買雞太太？雞太太是什麽東西……
廚師說了半天說不清楚，後來連說帶比劃，總算是買回了母雞……又有一次買菜要做西紅柿湯。買西紅柿廚師是不怕的，他雖然不懂西紅柿怎麽說，但每次去買菜的地方，門一開右邊那個筐筐裏肯定就是西紅柿，另外一邊是洋白菜，錯不了的。
他那天去，蠻奇怪的，十幾個筐裏就是沒西紅柿筐，他不甘心，翻來覆去找遍了，還是沒看到西紅柿筐。賣菜的問他要買什麽，他又死活說不出來，氣得他開口就是“國罵”：他媽的！
想到是“國罵”，老外也聽不懂，不算丟中國人的臉，誰知這一罵，德國人馬上露出理解的神色，從裏屋端出了一筐西紅柿。廚師奇怪了，心想這些德國人怎麽那麽賤，明明有西紅柿不拿出來，非要開口罵他，就端出來了……無論如何，廚師順利買回了西紅柿，非常得意。回去後向盧秋田吹噓：“真是，德國人要討罵，不罵他西紅柿就不拿出來。”
盧秋田奇怪地問道：“你怎麽罵的？”
他說：“我就罵，他媽的，他媽的……”
盧秋田一想，在德國西紅柿就叫Tomate，他罵“他媽的”，聽起來很像是德國人說Tomate，德國人就心領神會，趕快端出了西紅柿，也算是歪打正著了……
最困難的事還是盧秋田自己碰到的。
每次國內來了領導，最愛講的話就是，一回生兩回熟，三回是緣分。
“一回生兩回熟”還勉強可以翻，“緣分”這個詞德文、英文、法文都沒有，沒法翻，外國人怎麽也聽不懂，很是尷尬。可領導們都愛講這個“緣分”。
為了這個“緣分”，有一次在河北趙縣的柏林禪寺，盧秋田特意向住持請教：“怎麽樣給外國人翻譯‘緣分’呢？”
住持想了想，說：“你跟外國人這樣講，緣分就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特殊的因果關係。”
盧秋田照此說法翻譯給德國人，還是不懂！
後來，盧秋田又請教了佛教協會的副會長，他說：“你可以這樣講，緣分就是人與人之間在一定條件下偶然性跟必然性的結合。舉例子來說，一個小夥子跟一個姑娘結婚，他們的相遇，什麽時候相識、相逢都可能是偶然的，但他們今天的結合是有必然性的，比如他們有共同的愛好，很談得來，相互之間都有好感，這種結合是必然的。所以你可以說，今天你們的結合是偶然性跟必然性的統一，也就是你們的緣分。”盧秋田大使覺得有道理。這樣翻譯給外國人，勉強聽懂了。
這樣的故事很多很多。由於兩種語言的差異、文化的差異，翻譯需要有很高的技巧和很好的文化修養，而不僅僅是語言功夫。要了解對方的文化、對方的傳統，要知識麵很廣，翻譯才能做得好。所以盧大使說翻譯講求嚴複先生提出的“信達雅”，信，真實；達，準確；雅，文雅、高雅。做到“信達雅”，才有資格做一名真正的翻譯。
作別德國
離開德國的日子漸漸臨近了，或者說，離開歐洲，離開盧秋田大使為之戰鬥了四十年的外交戰線的日子漸漸臨近了。這不是一次簡單的離別，也不是一次簡單的調動，而是從此之後，盧秋田大使就將離開外交戰線的第一線，進入另外一種生活。正如盧秋田大使在離開羅馬尼亞時所言：德國將是最後一班崗。現在，他已圓滿站好了這一班崗，即將卸任回國。
令盧秋田大使意想不到的是，德國的經濟部長米勒特地為盧大使在經濟部舉行了一個告別招待會，那時離聖誕節隻有兩天了。西方的聖誕節地位相當於中國的春節，聖誕節前兩天基本相當於我們的大年二十九。大多數西方人此時都會在家裝飾花園，掛聖誕彩燈，準備節日所需的各種物品，家人團聚……沒有萬不得已的事情是不願意出門的。
那一天大雪紛飛，空氣清冷，盧大使想，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天氣，恐怕不會有多少人願意參加招待會。誰想到在漫天的大雪中，一輛又一輛車飛馳而來，很多車是從幾百公裏外的地方驅車一天趕到柏林的。一張又一張熟悉或不甚熟悉的麵孔從車裏下來，掛著親切友好的微笑，亦有依依惜別之情，一雙又一雙不舍的手握住盧大使，搖晃著，久久不願鬆開……此情此景，令盧大使非常感動。
經濟部的宴會廳裏高朋滿座，勝友如雲。
德國經濟部長米勒發表了非常熱情友好的講話，他說：“我今天請大家來，是因為有一位中國大使——我的好朋友盧秋田大使即將離開德國，要回中國了。他在這五年中間，為中德關係的發展、為中德兩國經濟合作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今天這個會既是為了歡送他，同時也為了進一步促進這種關係，保留這種關係……”
這是德國政界對盧秋田大使的高度評價。
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了。
2001 年12 月27 日，盧秋田大使永遠記得這個日子。
那一天，漫天飛舞著飄逸的雪花，冷得徹骨。盧秋田大使本不想驚動眾人，隻想悄悄地去機場，飄然遠去，就像徐誌摩的詩裏所說：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然而，一大清早，盧大使的副手便來到盧大使的官邸，請他到使館去與同誌們話別。一句話讓盧大使難以推卻，他說：“大家都站在雪地裏等你……”
盧大使驅車前往使館，但見使館一百多位工作人員整整齊齊地站在雪地裏，一個都不少，一個都不漏，都在等待著他們敬重的領導和朋友。
盧大使走向前去，一個一個握手告別。每一個人都依依不舍，很多人眼裏含著淚水，殷殷叮囑：“大使，你要多保重！希望你能很好地轉換到人生新的角色……”
此情此景，令盧大使感動複感慨，思緒萬千。和同誌們並肩戰鬥了五年，多少的風雨，多少的故事，多少的歡樂，多少的情誼……他們遠離故土，遠離親人，在這片異國他鄉的土地上，為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貢獻著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他是他們的領導，更是敦良的長輩、貼心的朋友。現在，他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即將回到祖國。最後的時刻，對他們——這些可愛的部下和同事說點兒什麽呢？
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院子裏，在漫天飛舞的大雪中，盧秋田大使同站在雪地裏的同誌們一一握手致意，心中既充滿**又戀戀不舍。在離館赴機場的路上，盧大使又在腦海裏回憶前一天在館內的一次告別演說。他說：“這幾天柏林一直在下雪。我這個人與雪有著不解之緣。1996 年12 月26 日，我結束在羅馬尼亞的使命離開布加勒斯特，就在我離開使館的前夜，天空下起了鵝毛大雪，當時全館同誌在院子裏送我，有人說：‘大使，人不留你天留你，讓你多留一天再走。’我說：‘雪花為我送行，並不是留我。’“我對雪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我喜愛雪的純潔、平和。它不張揚，靜靜地、悄悄地灑落在大地上，滋潤著大地。當然它有發怒的時候，比如暴風雪，但大多數時候隻是不事張揚。記得小時候早上一覺醒來，看到窗外一片白茫茫的雪，這樣的感覺真好！
“去年，天津美院的一個畫家給我們使館畫畫兒。他當時向我問了個問題：‘大使，你喜歡什麽樣的畫兒？我可以為你畫一張。’我告訴他：‘說實話，從我個人來看，你們目前畫的畫兒，我並不喜歡。我喜歡的畫，我可以給你們描述一下——林間的小木屋子，外麵下著鵝毛大雪，屋子裏生了個火爐，旁邊睡了一隻小花貓。我在椅子上聽音樂，看書。有兩條必須畫上：下著雪；房子不是在繁雜的城市裏，而是在田間的樹林裏。’畫家接著問：‘大使，這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情調？’我說：‘我的名字裏有個田字，我喜歡田野。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我喜歡雪的意境——寧靜、平和，但默默無聞地滋潤著世界、大地。’
“今天講起雪，我就想起了這些。下雪對大家來說是很不方便，開車也很麻煩。前兩天經濟部長為我舉行了一個比較盛大的告別活動。那天的雪非常大，有兩個人令我十分感動。其中一個人告訴我，他是從慕尼黑趕來的，早上四點起床趕到經濟部參加活動，所花的時間比從法蘭克福乘飛機到北京的時間還長。他後來遲到了，我在使館專門會見了他。還有一個人給我打電話：‘我沒有趕到，我從埃森開車出發的時候被堵在公路上，但今天一定要打電話跟你告辭。’這些是雪帶來的不便，但我的辭行正好跟這場在德國比較罕見的大雪聯係在了一起。
“我知道當我今天走下講台，就意味著從今以後離開了外交舞台。人生的舞台沒有結束，外交官的生涯卻從此結束了。作為一位外交戰線上的老戰士，今天是我站好最後一班崗的最後一次會議，但在今天的黨委會議上我說：‘我真正站完的最後一班崗應該是當飛機從泰格爾機場離開柏林的時候，在此之前，我仍將對使館發生的任何事情負責。’“我要告別的是這個使館以及使館的同事，還有這座大樓，告別我曾經度過二十八個春秋的歐洲。我外交生涯中二十八年在歐洲，其中十四年在荷蘭。我二十七歲時到了荷蘭，我的青春年華都灑給了北海之濱的荷蘭。我作為首任駐盧森堡大使在那兒度過了四年半，兩年半的時間在羅馬尼亞，這幾個任期加在一起將近二十一年。從1993 年到1995 年，我在德國擔任了兩年公使。
從1997 年1 月19 號到2001 年12 月27 號，我擔任德國大使將近五年。在歐洲度過的這二十八年時間裏，最重要的篇章是在德國。
“我是一個很特殊的德語幹部，學了五年德語，畢業後僅在西歐司工作了一年半，之後整整二十五年沒有接觸德語。幹部司可能也忘了還有這麽一個德語幹部，繞了一大圈去了拉美，在荷蘭殖民地蘇裏南待了兩年。後又去東歐羅馬尼亞待了兩年，最後轉了一大圈，當我都已接近六十歲時才重新撿起我的德語。我這顆行星繞了一大圈，最後回到了我的起點，這也是我的終點。在我漫長的外交生涯裏麵，最值得我回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篇章就是德國。
我將德國作為我外交生涯裏一段閃光的生活，一段永不褪色的記憶。
“在我即將告別這一切的時候，這兩天我一直睡得很少，基本是兩三點鍾才睡覺，既要告別辭行，又要完成年終的很多事情，還要起草我的離任報告。我還得一個人靜靜地搬家，收拾我的行李。
“有幾件事情使我的感情頗為起伏。有許多官員，他們的一句話、一個電話甚至一個動作都使我知道，他們並不願意我這麽早離開，尤其是有一個同誌給我的司機小周打了一個電話，叫他一定轉達對我的問候和告別，但他今天不能參加這個會，怕感情上受不了。這一切都非常令我感動。我想：人世間最珍貴的是真情二字，有時甚至不需要很多的語言，它是無價的。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但唯有真情會陪著你的一生，在你內心裏深深地埋下愛的種子。我曾這樣想：我帶回去的行李是用公斤計算的，但我帶回去的同誌以及戰友們的真情卻是不能用公斤來衡量的。它在我心裏的分量很重，我會永遠珍藏下去。
“這些天也有同誌跟我講：‘大使，你要做好心態的調整。比如：你坐車習慣坐在後邊靠右的位置上，但回北京後你要坐在前麵。你在後麵習慣於不係安全帶，但以後要習慣於係安全帶。你有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尤其在使館工作這麽長時間，可能習慣了這一套生活方式，以後你要轉換你的生活習慣，例如每天早上鬧鍾一響，你會習慣性地打開NTV電視頻道看新聞，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
“還有些同誌好心地提醒我：‘你現在的飯局多到吃不過來，將來你也許得自己花錢去飯館吃飯。要從思想上做好準備——從門庭若市到門庭冷落。現在有很多人圍著你轉，以後沒人圍著你轉了，你要有思想準備。今天你一呼百應，請誰做事都有人願意替你做，將來他可能跟你打官腔。你要習慣人間的世態炎涼。還有些曾經你認為信任的人，恰恰會離你最遠。還有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人和事……’
“關於這點我不想多說，因我上次講過關於人走茶涼的問題，我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為他本來就不是要與你做朋友，他本是為工作、為職位和權利來向你請示的。我告訴大家，這些我都可以調整。
“我要給大家講的是，希望大家永遠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遇到角色的轉換、地位的變化，以及環境的變化，要保持良好的心態。我記得以前說過七個字——要看透，不要看破。第一個要看透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我們生活在宇宙之中，宇宙非常之大，用兩句話來表示：空間是無限的，時間是永恒的。現在見到的星星都是經過了幾萬光年才進入我們的眼簾。從地球到太陽係、銀河係，再到廣袤無邊的宇宙……人在宇宙中是非常渺小的。對一個生命來說，我們最長可能活到一百歲，可在宇宙中連一秒鍾也不到。第二，要看透人在曆史中的位置。人類的曆史據記載也就是幾千年。當年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帝王將相、王侯公卿今何在呢？可人類曆史還在繼續發展，你隻是曆史中小小的插曲，甚至還談不上一段插曲，滄海之一粟，這一粟都可能談不到，比這還要渺小。第三，對人生要看透。生命本身就是一個過程。對人生的看透包括對人要看透。俗話說，本性難移。一個成功者的成功是要靠自己的改變，而不是別人的改變。同時永遠要看透做官是一時，做人是一生。在做官與做人之間，我認為首先是要做人，但我們社會的有些人，善於鑽營做官之道——跑官、要官、買官，他恰恰忽視了最重要的做人。一個人的聲譽，要幾年、幾十年才能建立，但要毀掉聲譽，可能隻要五分鍾。
“對於這一切我認為都要看透。一個人生命的浪費莫過於無效的勞動和感情的煩惱，所以我們要善於化解自己的煩惱，把我們的青春年華投入到事業中去，要熊熊燃燒，不要隻是冒煙，要把自己的生命點得火亮火亮、火熱火熱。不管你今年五十歲或六十歲，你都要保持年輕的心態。什麽是年輕的心態呢？就是熱愛生活、人類、自然，求知欲旺盛，不斷了解新生事物，要永遠站在新生事物和改革的前沿。保持年輕的心態，始終要保持感情和理智的平衡、靜和動的平衡。生命在於平衡，當這些都看透的時候，我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是看透不要看破，不要看破紅塵，走向消極。
“還有一點，要學會做人的寬容。我想講講自己曾經犯過的一個錯誤。
我第一次出國是跟著原來荷蘭使館的代辦李恩球（大使一級，後來曾擔任駐捷克大使，新四軍老幹部）。
“他那年五十六歲，夫婦倆帶著我和南大的一位農業教授乘火車到莫斯科，再到德國，然後去荷蘭。記得當時我二十七歲，對長途跋涉顯得非常興奮。當時我兒子隻有七個月，我留了幾句話給他：‘爸爸要離開了，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我要去研究一下究竟什麽是資本主義，你現在還不懂，等爸爸回來以後，告訴你外麵的世界是怎樣的。’我非常興奮地上了火車，經過了貝加爾湖、西伯利亞，一切對我來說是那樣的陌生和新鮮。
“後來我們乘火車從莫斯科到了柏林，那是1963 年，住在柏林大使館裏，我們一共住了兩天。對一個學德語的人來說，出國在當時是很稀罕的，我非常之興奮。當時中國在外一共隻有四十七個使館，我完全沉浸在了一種光榮感、使命感和興奮感中。就在這個時候，我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有一天我們在使館吃完午飯後，南大的教授跟我說：‘小盧，你知道嗎？波茨坦離這兒很近，咱們找機會去一次。明天我們就要走了，什麽時候還會再到這個地方？’我問道:‘怎麽走？’他說：‘我們現在發的零用錢不是還有剩餘嗎，我們乘火車四十分鍾就到了。’我說：‘好啊，那我們就去吧！不過是不是找代辦說一下？’他說：‘唉，不用了，代辦都已經午睡了。’“於是我們就去了，結果回來的火車晚點，使館六點吃晚飯，我們八點才回來。老代辦馬上就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去：‘你知道我一個下午是怎麽過的嗎？我帶了你們兩個人出來，結果一個人都找不到了，不知道去哪兒了，你這個小夥子第一次出國，膽子就這麽大，你知道有外交紀律嗎？你知道請示匯報嗎？你把我氣壞了！’
“這次談話以後，我心上就壓了一塊兒石頭：完了！還沒有到使館工作就給大使留下了這麽一種印象。我一路就再也沒有心思想工作的事。到了荷蘭使館也覺得抬不起頭。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就是這位老將軍、老大使、老領導，自從跟我談話以後，再也沒有跟任何人講起過這件事，照樣非常信任我、重視我。到使館不久，選支部委員，他投票讚成我，工作上也給我壓重擔，然後告訴我：‘你去學荷蘭文，現在缺荷蘭文的幹部。’“他調我去研究室工作，還經常跟我談話，但再也沒提過這件事。假如我今天不講，荷蘭使館跟我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會一無所知。這位老館長一直到他離開，甚至到‘**’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說過此事。這件事情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寬容是一種奉獻、尊重、理解；寬容是一個領導者的境界、胸懷。這樣一種寬容比什麽交流都好。這本來是我犯的一個錯誤，但這個錯誤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很深。
“我還想講一點。在我離開德國的時候，我認為在德國這樣一個地方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大家仔細想一想，德國在人類曆史上是非常獨特的一頁，它給人類帶來過輝煌，也帶來過毀滅。這個地方經常改變世界曆史的版圖。德國的統一和分裂都改變了世界。冷戰從柏林牆的建造開始，又以柏林牆的倒塌而結束。在冷戰時期德國是各種冷戰力量爭奪的對象。冷戰後，德國又成為了各大力量借重的對象。德國曾經是冷戰的前沿，如今它成了東西方的橋梁。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曆史上既有過希特勒，也有過馬克思。現在的德國正加快走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它事實上已經是歐洲的發展火車頭。匈牙利駐德大使告訴我，東歐很多國家的小學都開設德語課程。希特勒曾經想要占領的地方，現在的德國已經遠遠超出它們，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實力早已遠遠超過當年的德國。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重新崛起的德國工作，與這樣的一個德國搞好關係，對我們十分重要，為我國外交全局留下更多回旋餘地，這具有重要的意義。現在的德國是歐洲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非常重要。
“要我講對德國的認識，我覺得德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並且還將繼續增加它的分量。對中國來說，與德國發展關係具有戰略意義。中德關係現在是全麵、全方位地發展，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曆史的最好水平。我希望中德關係能夠繼續推進、深化。中小企業是德國經濟的重中之重，德國的經濟實力不在於大公司，而在於它的中小企業。
“文化外交應該放在與經濟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中華文化是我們獨特的外交資源和優勢，它的感染力、滲透力、影響力、震撼力是很大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文物，有時我們自己也認識不到，它對歐洲人的震撼非常之大。他們看到這樣一個民族，在那麽多年以前就有如此光輝的文明，他們感到欽佩。所以文化外交不僅塑造我們國家的形象，也是溝通的橋梁。
“明年我們在文化外交上可能會有重大舉措，那就是要建立中國文化中心，把中華文化推介出去。我們要通過文化在國際上樹立起中國主張民主、正義、公道的形象。文化是無聲的，但它的力量很大。文化、教育、科技都是長期、戰略性的投資，這些都要加強。中德關係已經達到了曆史最佳水平，但我們不能滿足於此，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們仍要繼續前進。
“最後，我要講的是，我這五年做了些事情，也取得了一點成績，尤其是當前中德關係處於比較好的發展時期，這一切應當歸功於什麽？我想這一切都歸功於我們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今天我在黨委會上講了曆史大舞台與人生小舞台的關係，我們隻能在曆史提供的舞台上來演出。莎士比亞在他的墓碑上這樣寫道：‘天地是個舞台，人生是個舞台，每個人不論是個好演員，還是個壞演員，你的一切歡樂，你的一切煩惱，都將隨著你的舞台的消逝而消逝。’所以，我們離不開曆史的舞台、環境和大氣候。我們現在外交上的成就與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絕對有關係，當然還有中央的正確政策，以及主管部門的正確領導。但對於我個人來說，我要特別感謝在座各位同誌對我工作上直接和間接的支持、配合和合作。這並不是一句外交辭令，我會永遠記住我們這支建館的大軍付出的汗水和心血，而且我將懷著深深的敬意來回憶這一切。
“我想，我最後的祝願其實就是兩句話：‘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我希望大家人長久，就是希望大家健康。我曾經講過，財富是個零，榮譽也是個零，隻有加上壹，它才有意義，要不然它永遠是個零。這個壹是什麽呢？就是健康。我希望大家的健康不僅是不生病，而且是一種心理素質的健康。希望大家永遠活得快樂，希望大家永遠心情舒暢地工作，希望大家在人際關係上永遠感到寬鬆，你們的自我價值能夠得到體現。這是我對大家最重要的祝福。”
別了，使館的同仁們；別了，德國；別了，歐洲；別了，戰鬥半生的外交戰線；別了，青春；別了，**燃燒的歲月……在飛機上，盧秋田大使反思自己這半生，他問自己：你滿意嗎？一個學德語的人做到駐德國大使，也算是走到頂峰了，難說不滿意。然而，他最滿意的不是這個職位，而是，在外交戰線上，他實實在在工作和奮鬥了幾十年，他全心全意地奉獻過，付出過，有過失敗的挫折和痛苦，更有過成功的歡欣和喜悅。他個人的悲喜始終和祖國緊緊連在一起。他驕傲和自豪的是，作為一個外交官，他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和本分，他貢獻了自己畢生的心血和汗水，他為祖國、為人民聊盡了一分綿薄之力。
青春無悔！人生無悔！
祖國，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