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畢畏三先生的候潮門住宅，我曾去過兩次。一為倚虹的祖母七十歲壽辰，前去拜壽，那時冠蓋相望，車馬喧鬧，這怕要算他們到杭州以後全盛時期了，清理官產處的差使，想也在此時。一為倚虹的祖母逝世後的開吊，我也去拜奠，盛況就不及前了。本來喪事人家，也鬧不出什麽來，不過我看這一次的畢畏老的精神大不如前，和我講話，口水垂垂而下；向我敬茶時，兩手震顫不已。
乃未幾而畏老也故世了，這時我不在上海，未曾往吊，也不知如何發喪，虧空公款，他已是一個罪人了。這些軍閥輩，待他死後發覆，已是給他一個大麵子，以後就是公事公辦了。
其實，談畢倚虹的家運，自從他祖老太太故世，便衰頹下來了。不知如何，往往一位年已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卻能鎮住一家，我的好多親戚家，都是如此。試讀《紅樓夢》，賈母一死後的景象，曹雪芹必非無因而著此。而有清一代，那拉氏死後，這個宗族，也遂傾覆了。我這話似乎涉於迷信命運之說，或者其中也有個至理吧？畢畏老在日，早已百孔千瘡，自己也知已不了，隻是硬撐著的，現在一瞑不視，這個家庭便立即崩潰了。死了還有什麽說的，好像小孩子撒了一堆爛屎，終於是要揩屁股的。當局便板起麵孔，執行法律，責令賠償，查抄家產，那便是專製時代的“抄家”了。那畢畏老僅有候潮門一所房子，餘無長物，立即充公，尚還不足，中國的傳統法例，是父債子還，於是倚虹便吃官司，被拘留起來了。
其實我有一位同鄉世交朱壽臣兄，我與他小考進學時是同案。他家裏是絲織業巨商，蘇州有朱義和紗緞莊，上海有老嘉福綢緞店，但他卻到北京去做官，和畢畏老是同衙門，亦為好友。這一回，為了安排畏老身後事宜，諸老友出了一些力，他也被邀來杭。回去北京，路經上海，我請他吃了一餐飯，談談畢家的事。他說：“畢畏老是個忠厚老實人，怎能與此輩軍閥周旋？即以他們的打牌而言，五百塊底，一千塊底，不算一回事，試問畏老如何吃得消？為了要在他們手裏討針線，不得不敷衍他們，坐下去了。而且他的手段極不高明，他們愈加歡迎他。至於他們這班武人，輸了可以劃賬，互相往來，畏老卻是要現錢交出去，少說總有幾千塊錢輸給他們了。朗兄！這就打牌一端而言，其餘你可以想見了。”
再說，倚虹吃官司，有人說關在杭州監獄裏，其實非是，他並不是什麽刑事犯呀。他隻是軟禁在縣衙門裏，而且那位縣長對他很為優待，住居在花廳內一個耳房裏，派一個仆役伺候他，所謂伺候他者，其實也是有看守他的性質的。有家中人訪問他的自由，有與朋友們通信的自由，有閱讀書報的自由，就是沒有出門一步的自由。
這個時候，我正在上海大東書局辦一小說周刊，名曰《星期》，他供給了我許多短篇小說，頗多精奇之作。我問何所取材，原來這個看守他的仆役，本來是一個老兵，經曆的地方，遭遇艱險，就是不少。倚虹在無聊之中，和他談天說地，有時說得高興，還犒以紹酒半斤，雖然也有些是無稽之談，一經倚虹渲染，都是大好資料。
他父親的事，幸有諸位老友為之料理彌補以後，倚虹也得釋放了。但是家已破了，財已盡了，房子早已充公，親屬亦且離散。那時候，許多人便都談到畢倚虹與他的夫人楊芬若離婚的事了。我於此先聲明一筆，我就不想談此一事。我不是像那老先生們，固守舊道德，不談人家閨閫的事，我隻是想這是倚虹最摧心的一件事。要評論起來，當然是兩方麵各有不是，可是現在死的已經死了，老的也已老了，何必再翹起那種不愉快的前因後後果呢？講到離婚，現在已經不算一回事，在此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世界，盡有最初**，心心相印，一旦判決，反而若不相識，何況他們也還是盲婚呢。當時議論這一事，有善意的，有惡意的，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有真實的，有虛誣的，真是不可究詰，我隻好用放翁的一句詩：“身後是非誰管得”一言表過了。
我今要說的是倚虹再到上海，再進《時報》的事了。在此我不能不先述及劉香亭，前章我述及他離開《時報》時，舉薦了香亭為代，他是曾做過台灣巡撫劉銘傳之孫，他們是軍功起家，屬於李鴻章的一派，也是合肥人。劉銘傳的諸孫中，隻有香亭文學最優，能寫駢體文，在這時期的文體，雖未流行白話文，但已趨於文詞的通暢，從事於駢四驪六的文章的已經不多。不過在《小時報》上那些小品文，每天不過三四百字，以及外埠新聞上一個短評，他也對付過去了，當然不及倚虹的冷雋而深刻。我有一時期，也曾定潤例，作賣文生涯，代做一副對聯者，四元；壽文、祭文、墓誌銘等麵議。我為什麽要有此舉，因借此以拒絕許多泛泛之交的親友向我揩油，“包先生！我的朋友死了，謝謝你！給我做一副挽聯。”（這個潤例發表後，恰值張仲仁的母親故世了，我一連做了六副挽聯，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說來說去這幾句話，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至於雜文潤例，原說是寫散文的，忽有點戲要我寫駢文的，說，潤資加倍，這筆生意，我便介紹給香亭了。
香亭為人拘謹老實，友朋輩往往玩弄他，他也不敢與抗。他編《小時報》起初是個生手，我就幫了他的忙，後來也就弄慣了。當我離開《時報》的時候，他覺得單獨，沒有趣味，也想離去，我力勸他不要走。他的父親子鶴先生，對他頗嚴厲，家本富有，而一個錢也不肯給他用，要他自尋職業，自己則金屋藏嬌，打起奢華的小公館來。我說：“你的職位無論如何總是一個高尚職業。”我的私心還怕人家說：我是拖了他同進退的。但遲之又久，香亭謀到了一個職業，究竟離開《時報》去了。
香亭一去，狄楚青卻傷起腦筋來了。因為編輯地方新聞，誰人可為，這個《小時報》，要雅俗共賞，有點風趣，帶點幽默，不像《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談玄學、表黨義、嚴正立場。又好似一個頑皮的兒童，卻又有些聰明活潑的。因此楚青急想征求人來弄這個玩意兒了。第一個來的是文公達，他本來是在《新聞報》的，以為似豆腐幹大的《小時報》，不妨兼理一下。但他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所用成語，太古奧了，讀者莫名其妙。有時還有生字、僻字，字模上沒有見過，排字房對之搖頭。公達自己也覺得非其所長，奉身而退。繼之者乃是大名鼎鼎的況蕙風（周頤），於是白石、夢窗，躍然紙上；《虞美人》《點絳唇》《蝶戀花》《沁園春》，聯翩而來；大詞家為之擊節，小市民為之皺眉，北京戲劇家所說的“叫好不叫座”呢。
那時有人獻議，這個《小時報》，非得小說家來辦不可。當今小說家是誰呢？錢芥塵舉薦了李涵秋。李涵秋居住揚州，有揚州才子之稱，他所寫的小說《廣陵潮》，譽滿大江南北，上海《新聞報》，也連載他的小說，不過這位先生閑居揚州，隻是閉戶造車，不肯出而合轍，可是要辦報紙上一個副刊，不能在家納福呀。狄楚青尊禮厚幣請他到上海來，知道他上海無居住處，特地為他在東亞旅館開了一個房間，那位李先生卻因此鬧了不少笑話。剛到上海，錢芥塵陪他走進東亞旅館，踏上電梯，他說：“啊呀！這房間怎麽如此小呀！”告訴他，這是電梯，不是房間，同文因此傳為笑談。
還有他的房間是開在三層樓上的，但二層樓排列著的房間，與它一模一樣，那是他們建築家所謂標準化，可是李先生跑到二層樓，以為是自己的房間，開門進去，卻是一位少婦，這也是有過的。並且李先生在揚州是早起早眠，上海的報人，都是夜遊神，因此而惹起了飲食不時，起居無節。即在編輯方麵言，這個揚州才子的筆調，也不大為上海市民所欣賞，於是李涵秋敬謝不敏，隻得回到的故鄉去了。
這時倚虹料理了杭州的事，正要到上海來謀職業，時報館李涵秋去後，正要覓人，舊燕重尋故巢，正是一拍即合。我給他兩句古人詩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我說：“這真似為你寫照呢。”這次他來上海後，我與他較為疏遠，不似從前的朝夕相見，筆硯與共。不過我如果在上海時，每月總也有幾次見麵，總大概是在晶報館的，有時也去吃個小館子，談談近況。他的第二夫人汪女士，我在杭州倚虹家裏曾見過兩次，她是我們同鄉蘇州人，書香人家的女兒，本來倚虹是請她來作家庭教師，教他的兒女的，隨後有情人便成眷屬。汪女士是賢慧的，可惜不壽，逝世後，我挽以聯曰：“萬轉千回，寧為才子婦；廿年一夢，蛻此女兒身。”亦紀實也。
我今要談談倚虹病中的事了。實在說，在他重進《時報》的時候，已經有病在身了。那有好幾個原因：他已經是一貧如洗的人，但人是總想生活下去的，離婚妻楊芬若把七個兒女（四男三女）扔給了他，飄然而去，他不能不對這些孩子們負教養之責。於是隻好賣文為活，因此除《時報》外，在《申報》寫長篇小說《人間地獄》，在《晶報》寫小品文，此外東搭西搭的也不少，試想一人的精力有限，而況是個多病之身。再則無庸諱言，他是一個翩翩佳公子，出入花叢，情侶太多，未免斲喪過甚。有人說，他這種患肺病的人，性欲是強盛的，況且自第二夫人汪女士逝世後，又汲汲娶了第三夫人繆女士，燕爾新婚，又人情所應有的義務，如此煎迫，安能不病呢？
在他逝世以後，謠諑蜂起，有許多怪誕不經之談。有一傳說：謂其病中，有臧伯庸醫生為之治病，不取醫金，而每月資助他四百元。按臧伯庸為黃楚九的女婿，其不取醫金，人可信之，當時為倚虹診病者，尚有龐京周醫生等，均不取資。如所周知，當時上海醫生，有一種風氣，對於名人名士，以及報界中人，往往不收診費，但得為之揄揚，也已足了。臧伯庸不過中產階級，與倚虹亦不過泛泛之交，如果每與一窮朋友看病，要月送四百元，這是可以傾家的，世界哪有這種豪闊的醫生？
說起四百元，我倒有個小小故事可述。先是，倚虹在家中取了珠花一對（這是楊夫人的奩物，當時還未流行鑽石，貴族婚姻中的聘禮，以珍珠為最名貴），托我到銀行裏去抵押一千元，其時林康侯在上海的新華銀行做行長，我就給他看了，銀行裏估價，說至多隻能押八百元，而倚虹堅持要一千元。康侯說：“這些小押款，我也不便做主，不過你若肯擔保，或可勉強成功。”我為兩方情麵所感，便不得已擔保了，為期隻有半年，利息頗高，倚虹要錢用，也不管它了。但是要他取贖，可說是個幻想，一年不贖，兩年不贖，銀行隻是催迫保人，問問倚虹，也兩手一攤，聳聳肩道：“老兄知道我的景況的呀！”後來銀行說：“不贖隻好拍賣了，價值短少，惟保人是問。”我也不問倚虹，此時已在病中，便說：“拍賣就拍賣吧！”拍賣所得這一對珠花，隻值六百元，我擔保的人要代為賠償四百元，我那時在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裏略有儲蓄，便爽爽快快開了一張支票送去，以了一重公案，那時倚虹已病重，直到他咽氣，我也不曾向他說過。
倚虹逝世後，友人為理其喪，新娶繆世珍夫人，恐還不到一年吧，卻已有了身孕。急電揚州，召其弟介青來，共為善後之策，最緊要者，他一班子女，如何安排。（按：楊夫人共生有四子三女，汪夫人無所出，繆夫人在懷孕中，後生有一女。倚虹第一子名慶昌，年已十四五，為中學生，親友助其就學。第二子名慶康，由陳蝶仙（即天虛我生）擔任保薦至上海銀行當練習生。第三子名慶芳，他嗣在介青後者，因介青無子故，由他教養。第四子名慶杭，年僅七歲，無所屬，我坦然表示，我願意任慶杭教養之責，請即往我家。介青示歉意，我說：“無所謂，我家中子女多，可作伴也。”）
這時我也已有子女五人，三男兩女，年齡都比慶杭大，慶杭到我家來，他們都歡迎他，愛護他。他們正在鬧什麽音樂歌唱的玩意兒，寫了一首《歡迎小七歌》（因慶杭的乳名是“小七子”也），以歡迎他。
他以七歲兒童離家，並沒有淒戀之色，大概是失去母愛之故吧。不要看他是一個孤兒，他的性質是剛強，我試過他幾次，有些事實，他心中是強烈反對的，即隻是沉默不言，從不哭泣。在我家數年，及至高小畢業，那時候，我想到自己在他的年齡時，為了讀書與習業問題，頗費思考，而現在又是“畢業即失業”的呼聲甚高，有許多大學生皇皇然無所適從，中學生更艱難了。其時我有一位朋友周邦俊醫生，為上海某大藥房經理，談起明年藥房，要派一班學生到日本學藥劑師，先在本藥廠實習一年。我以為此是一個機會，我便和周醫生說了，也得了慶杭同意，那是要住在藥廠裏的，我太太為他料理了臥具衣物之類，我便親送他到藥廠的宿舍去了。
過了幾天，我問周醫生，他說：“很好！這位畢世兄沉靜寡言，倒像一個成人。”我笑說他素性如此，我覺得放了一條心。過了有一個月多的光景，倚虹的老弟介青寫信給我，他信中說：“慶杭寫信來，他不願習業，情願讀書，包老伯處受恩已多，不願再煩勞他，想到揚州叔叔處來，再進學堂。”我得書深歎慶杭年少有誌氣，而深悔自己的冒昧從事，於是即複書介青，促企其早日來滬，攜慶杭而去。
前所說的倚虹有三個女兒是楊夫人所出，後來繆夫人又生一女，是遣腹的，所以倚虹共有四男四女。逝世以後，四個兒子已有安排，女兒們呢，都到了她們的姨母家。原來楊芬若有不少姊妹，楊雲史女兒特多，都嫁在富商名宦之家。就我所知，一位是嫁在朱氏，上海人稱為“叉袋角朱家”，開了有好幾家紗廠的；有一位是嫁在阮家，是阮鬥瞻（忠樞）的兒媳，袁世凱時代紅人；其餘幾個就不大清楚了。至於繆夫人，真是一位可敬的女士，照現代的倫理觀，她盡可以改嫁，但她卻含辛茹苦，撫此孤女，以至大學畢業，自己則以一白衣天使終其生也。
最後，我還要記述一筆，倚虹長子畢慶昌，是研習地質學的，當陳儀在台灣當長官，他是台灣關於地質部分一個機關的主任，我在台灣時，他來訪過我兩次，他是一個溫良摯厚的人。次子畢慶康，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練習生升為行員，後又調入國家金融某機關，最後又經商至南洋各埠，在曼穀遇一華僑富商，見之大為賞識，招之為快婿，關於船務經營事，均由他主理。
三子畢慶芳，嗣於其弟介青的，其所經曆，我不了解。至於四子畢慶杭，自隨其叔父至揚州後，即入揚州中學女校去讀書，未及三年，即已棄學，其中有一段過程，我未及知，旋知已參加共產黨，到了印度，娶了華僑女兒為妻，在國共和談時期，他曾一度至重慶，為《新華日報》記者，且已改名。解放以後，知其為印度大使館一等秘書，並迎養其母楊夫人。故人有後，足令後死的老友，為之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