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小型報，我前已記了《晶報》，我今再記及《立報》。《立報》又進一步，可算得後來居上了。在未寫《立報》之前，先述及我的兩首打油詩，錄如下：
懷《立報》柬薩空了先生
高樓燈火語生春，《立報》風光殊可親。
常著爛衫謝教授，細搜抽鬥褚夫人。
《小茶館》裏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躍頻。
三十年來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淪。
諸君意態各縱橫，小記匆忙嚴諤聲。
堪喜工徒寫稿子，劇憐校對嚼花生。
座環半月眾星拱，車走千街萬馬行。
大未必佳小了了，一般輿論最分明。
寫這兩首詩的時候，我已在香港了。中國解放以後，那一年，內地派了一個京劇團到香港，這個戲劇團的領導人薩空了先生，便是三十年前上海《立報》的總編輯，故有此詠。我那時與《立報》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緣，因此乃回憶及之。
先是上海新聞界傳出一消息，說是北方的新聞界，將到上海來開設一報館，也未知何人來辦。所雲北方者，當然是北京了（按：自國民黨北伐成功，遷都南京以後，北京已改稱北平）。但未幾，這消息又寂然。遲至一二月，又傳北京確有人要到上海來辦報，說是小型報而有大報風度的，擁有資本甚厚，到上海來，要別樹一幟，不是和上海新聞搶生意，而是要向上海新聞界吹進一點新空氣，因此那種傳言，亦頗為上海讀報者所注意。
說實話，北京的新聞界，與上海的新聞界，本是意趣不同。北京以政治為重心，上海則以商業為重心，到了五四以後，北京新聞界受此風潮影響，大足發揚，而上海新聞界則頑然如故，即使如《申報》的《自由談》有所改革，隻不過小小波動而已。及至史量才被刺，杜月笙當了總經理，《申報》更趨末路了。《新聞報》本已屬於史氏，至此還有什麽聲光。即以小《晶報》而言，本為三日刊，自從《神州日報》停刊以來，餘大雄便想改為日刊，曾與我商量，我勸其勿改，結果還是改了，此時也日趨黯淡。《立報》在此時期，到上海來發展，正是大好策略呢。
還有一個傳說：說是這個報，雖是小型，待遇極優。總編輯的月薪，便是三百元，其次也在百元以外。至於寫小說及雜文等等，稿費亦在千字五元以上，於是爬格子的朋友，都欣然相告，都準備來嚐一杯羹了。其實並沒有這回事，總編輯的月薪，隻不過八十元而已，其他的編輯，當然自更少了。至於寫小說、雜文的稿費，也和當時上海的市價一樣，千字二三元而已。後來據《立報》的創辦人說，他們並沒有作此誇張宣傳，故作張揚，近於惡謔，他們不負此責。
但是這《立報》，卻與上海報紙有不同的數事，我得略說一說。第一，是絕對不登廣告。上海那些老爺報，以廣告為養命之源的，它是一張四開小報，能載廣告幾何？而喧賓奪主，侵略了新聞地位，且因此可以省去不少煩擾。第二，不遷就報販。上海這時候的報販，勢力囂張，大報販之下，有小報販；小報販之下，有更小報販；階級重重，從事剝削。
他們有威脅報館的權力，記得有一次，《新聞報》因為不遂他們的要求，竟扯碎了報紙數千份。而且他們這個職業是傳代的，父以傳子，母以傳女，也有什麽工會等等。至於新開報館，先要與他們講條件，或者請一次客。《立報》此次不買這本賬，說是我們已雇用了一百輛腳踏車，你們不送，我們一清早，自行送達定戶。至於流動性質的，上海失學兒童有多少，可以組織他們在街頭巷尾，以及電車站、公共汽車站叫賣呢。（按：中國解放以後，所有報販一律取消，報紙的每日送達，統歸郵政局。）其他如報館不會客，報人不赴宴，事屬尋常，不必說了。
我今要說到《立報》的編製，它是以小報的型式，而有大報的體格的，從政治新聞以至社會新聞應當是具備的。不過這個時代，國民政府已在南京而不在北京，對於上海報界已便利得多了。既有長途電話，又有無線電台，更有中外的通訊社，不比我在時報館那時候的常遭枯窘了。但《立報》對於此種資料，選擇很精，有的必須動以手術，加以剪裁，不是什麽“抓到籃裏就是菜”的。有些官樣文章，煌煌大文，實不能容，對不起隻好付之字簏了。
《立報》的最特異的，就是一張四開小型報，而有三個副刊。這三個副刊便占有了全版麵的八分之三，可算是空前的了。但是這三個副刊各有其意義，第一個副刊名曰《言林》，那是專為寫給文化界學校中一般教師們、學生們看的。《言林》有多種言論之意，副刊往往用此“林”字，《小說林》《快活林》之類。第二個副刊名曰《花果山》，那是給高、中產階級，自由職業與商業界人看的。花果山本是《西遊記》上孫悟空棲息之地，現在作了別解，以表示一如花果繁盛，多采多姿之意。第三個副刊名曰《小茶館》，是為了一般勞動階級寫的。江南各地，到處有小茶館，那些勞農勞工，一天勞動以後，都到小茶館喝一杯茶，談天說地，自得其樂，所以這三個副刊的命名與其內容，都是有深意存在的。
那時主編《言林》的謝六逸，他本是上海複旦大學的教授，這些研究學問的人，好多是不事修飾的，他常穿一件藍布長衫，微有破爛，所以我的打油詩中，有“常著爛衫謝教授”之句呢！主編《花果山》的是張恨水，恨水久居北京，卻在上海《新聞報》寫《啼笑因緣》小說，這已是家喻戶曉的事了，此次當是《立報》同人請他來的。至於《小茶館》這一專欄，乃是《立報》總編輯薩空了自己編的，極為勞工張目，工人輩日手一紙，為《立報》歡呼，這又是我打油詩中的“《小茶館》裏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躍頻”兩句做注腳了。
我不是上麵說到我與《立報》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緣嗎？原來《立報》雖說報館裏不會客，但是熟友是可以去訪問的，而且也和《晶報》一樣，可以直達編輯部。因此我也曾去訪過張恨水，並且《立報》的創辦人現為社長的成舍我，我也是熟識的。可是有一天，成舍我和張恨水兩人，惠顧到我家裏來。我覺得奇異，想他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便直接問道：“兩兄光臨寒舍，有何見教？”恨水先開口，便道：“有一事要相懇。我此次隻身南來，家眷還在北平，前日接到家書，須要我回去一行，而這個《立報》副刊《花果山》，可否請公庖代一個月，一個月後，我就回來了。”
我那個時候，兒子可永已從德國回來，在上海有了職業，家庭經濟，由他負擔了去，我便覺得無事一身輕了。古人所謂：“三日不彈，手生荊棘”。這幾年來，連小說也懶得寫了，報館裏的事，也概不問津。因之我說：“貴館人才濟濟，《花果山》可以請哪一位先生兼任，我在新聞界已是落伍的人了。”但是舍我說：“不！《花果山》一欄，為讀者所歡迎，恨水暫離，務必借重先生代勞。”我因思兩君既已枉顧，好在隻不過一個月，又動了好奇心，人家都說《立報》是近來最新穎的小型報紙，頗思一觀其異，因此就答應了他們暫代一個月。誰知張恨水施了他金蟬脫殼之計，他並不是回到北平去，這個猴子跳到南京，和張友鸞諸位，辦《南京人報》去了，而我一直做他臨時代辦。
到了立報館，的確看出不同凡俗的新穎之處。先說他們的編輯室（上海習慣稱為主筆房），室中有一張定製的半圓如月的巨大桌子，總編輯坐在正中，其餘的編輯、校對等環坐其周圍。其中使我最欣賞的，便是編輯與校對同坐一桌，他們名之曰：“編校合一”，但是表示編校平等，而且有許多便利之處，不必贅言了。
更有一寓莊於諧的事，本日出版的報，晚上檢查一過，在規定一版隻能錯幾字外，倘錯一字，校對先生罰銅圓一枚，此款充公，買花生米、豆腐幹，大家食之，所以《立報》上錯字極少。再說他們的排字房，他們排字工友，都不是上海招集的，而是成舍我從北方帶來的一班青年子弟，都是訓練過的，有相當文字知識，大概是初中畢業程度，頗喜寫短文，常投稿於《花果山》，頗有意思。那是我打油詩中的一聯曰：“堪喜工徒寫稿子，劇憐校對嚼花生。”詩雖俚俗，卻是寫實呢。
立報館的趣事甚多，我今略述一二。他們的編輯方麵，在薩空了未來之先，褚保衡君主其事，褚君已屆中年，而風度翩翩望之如二十歲剛出頭的人，因此在衣香鬢影中，有擲果潘郎之目。但是所擲的不是什麽佳果，而是所擲的都是各女士驚鴻小影，你送一張容光豔麗的，我送一張姿態曼妙的，保衡都不敢攜回家中去，帶到報館裏來鎖在自己的桌子抽屜裏，以為萬無一失了。不知如何為他夫人所偵知，某日上午，親臨《立報》編輯室，撬開那隻視同保險箱的抽屜，所有佳麗，全被沒收去了。人問結果如何？不知道，大約這就是結果吧。
還有一件，也是可笑的事。一位外勤記者，寫來一則本埠新聞，涉及一諢名爛腳炳根的流氓雲雲，編輯本埠新聞的照發了。不知這個爛腳炳根者，是杜月笙的高徒，於是炳根便哭訴於杜先生說：“他們罵我為流氓，杜先生也失麵子。”那時杜月笙也是上海新聞界第一號人物呢，自從史量才被刺身死以後，杜月笙便是申報館的總經理。杜月笙不得已，便派了申報館一位職員唐世昌，向立報館去責問：“怎麽的行為，叫作流氓？”但是《立報》與上海各家大報，素不往來，唐世昌跑去不受招待，既不能直闖編輯室，又沒有一個會客室，隻在樓下機器房（《立報》有一部小型卷筒機，日本貨，甚靈便），徘徊五分鍾，怏怏然回去了。唐世昌知道《立報》性質，重以杜先生的命令，不能不去走一趟。人問結果如何？不知道。大約以不了了之，沒有結果吧。
我在《立報》這半年多以來，趣聞甚多，可是現在都不記得了。總之《立報》在上海是別開生麵的，另具一格的，使人欣賞的，使人快心的。當時有人還研究為什麽叫《立報》呢？這“立”字應作什麽解釋呢？這可以作獨立的立，亦可以作立誌的立，這個“立”字，可見涵義甚多。可是有一位先生說得好笑，他道：“《立報》是為我輩而設。”是什麽理由呢？他說：“我們一清早搭電車上寫字間，電車站已擠滿了賣報童，把《立報》塞在你的手裏，上了電車，沒有坐地，一手攀著藤圈，一手握著《立報》，一直要立到目的地，而一張《立報》也看完了，《立報》是立著看的，故有此名。”這位先生是商界中人，北方所謂掌櫃，南方的所謂白領階級，其詞倒也很為幽默。
《立報》出版以後，也曾哄動一時，有一時期，銷數竟超出《申》《新》兩報之上，但到後來也漸漸闌珊了。自古無不散的筵席，雖是消極的觀念，也是時勢所使然。幸而他們見機得早，風聲鶴唳，在日寇將到上海的時候，連忙便結束了。他們的經濟問題，我是客卿，不大熟悉，據說各股東籌集了十萬元，存在銀行裏隨時動用，及至散場閉幕時，則十萬元仍是十萬元，未見有何損益，但是在我這也不過是耳食之談而已。
回想《立報》編輯部諸友好，當時均英俊少年，星散以後，久未晤麵。及至薩空了兄領導京劇團那一次到香港時，已相隔了三十年，那時以小白臉兒相謔的，亦漸見蒼老了，如我老朽，更不足道。所以我的詩最後兩句：“三十年來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淪”也是紀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