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袁世凱重新出山的一段曆史，《留芳記》卻有記載。
當我在北京搜集材料時，頗得到當時接近人物的傳述，曆觀後來各家筆記野乘，也未見記述，今且錄之如下：
袁世凱自從退歸林下，由項城移居彰德，說是杜門養病了三年。可是他野心勃勃，急思發展，哪一天忘記了自己在清廷的權威？說什麽圭塘唱和，洹上釣遊，隻不過附庸風雅，招幾個書呆子排遣排遣，遮掩世人耳目而已。可知道他此中歲月，實非閑暇。他也知道這清政府是搞不好了的，想到了兩宮宴駕，為了戊戌政變舊怨，把他驅逐出來，他也不免懷有仇滿之誌呢。
在這個當兒，便是革命黨人，也有好多和他暗中接洽的，東西洋留學生回國，常常有繞道到彰德一訪袁世凱的，他也一一與他們周旋，而且時有饋贈。最湊趣的，當時有一位河南候補知縣姓何的，他是一位星象家，每天從半夜裏起來望氣，逢人便說：王氣在中原，總是中州一帶，要出帝王。從本年（辛亥年）五月間就嚷起來了。加著許多名士，凡清廷不能容納的，都向彰德奔走，真個如水赴壑。直至武漢民軍起義，各省響應，北京政府，一天要接著好些急電。親貴中不是些老朽，便是些童，正在束手無策的當兒，那彰德府沉幾觀變的那位梟雄，也正在躍躍欲試了。
那時候，有一位袁府裏的表老爺張鎮芳，他很知道這位老表兄的心事，特地到彰德府來訪袁世凱，便道：“四哥！你的時候到了。在這個當兒，還不出去，等待何時？人生世間，機會最要緊的，但機會卻一瞬即去，非把機會捉住不可。”袁世凱道：“你的話是不差，可是一個人的出處，也不宜太輕躁，難道人家不有求於你，便可以炫玉求售嗎？”張鎮芳道：“兄弟有一個意見，我瞧現在的時勢，他們滿洲人是搞不好的了，各省都在蠢動，好比一間破屋，驟經大雨，各處都在漏了，他們又無法補漏。那個攝政王是一無主張的人，盡那班號稱親貴的小弟兄胡鬧。其中還是老慶王說話有點兒力量。隻是他近來越老越貪，他別的都不管，隻拚命地要錢。你四哥如果願意花這幾十萬銀子，孝敬孝敬他，他還不和你盡力在裏麵幫腔說話嗎？”
袁世凱點頭說道：“你的計劃，我難道不明白？花一些錢，那是小事，我向來不愛惜的。隻是這一番，我不出去則已，要出去時，非大大幹一下子不可。我們老弟兄，可以無話不談。別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就是外交上，我還不敢說有十分把握，但也有七八成地可以靠得住的。英國公使朱爾典，咱們是老朋友，不用說，他是一定肯幫忙的。記得三四年前，他還和我說，既是滿洲人搞不好，何不自取之，那你們倒可以中興一番。這話出於外國人之口，他竟肆無忌憚說了，要是在中國人口中說出來，豈不是大逆不道嗎？我就怕那日本小鬼，素來和我有惡感，他們要是從中搗亂起來，也很是麻煩。不過在日俄之戰裏，我們幫他們的忙不少，還不能盡捐宿嫌嗎？至於美、法、俄、德，這都不足慮，以我眼光看來，歐洲各國，互相猜忌，隻怕戰禍也就不遠了。講到兵力，這不是胡吹一句，誰不是我手下的人，就有幾個乳毛未幹的娃娃，正不在我心上。前天蔭五樓在這兒，我瞧他一點也沒有什麽把握，他還意氣飛揚，說什麽先打開一重門，隻怕未必吧。凡事總要先謀定而後動，我早知道，他們呢，總要找到我，也不過遲早之間罷了。你既想到此也好，裏頭烘托，當然好得多，發動可以快一些，不然，遲則生變，也是很可慮的。明兒匯四十萬銀子，這事就托你辦了吧。”
不多幾天，張鎮芳到了北京，找到了路子，把四十萬銀子送進慶邸去了。那個慶親王奕劻，是個耄而好貨，越老越貪的人，自然把四十萬兩銀子笑納了。他想：“到底是袁慰亭，他惦念我老頭子，不走門路則已，要走門路，總是我的主顧。而且手筆也大，不像人家要他五萬、六萬，已是滿頭大汗，他一送就是四十萬，就這一點瞧來，足見他是能辦大事業的人。而且現在中國各大員中，如袁世凱這樣的，還有幾個，所有外麵統兵的官，哪一個不是他的人。他們隻是鬧著小孩子脾氣，和他作對。我想這一回，非力保他起用不可。”
這時老慶王已吃了袁世凱四十萬兩銀子的迷魂湯，心中隻有一個袁世凱，想現在先收了他四十萬，將來他上台以後，與他合作，還不知可有多少哩。那時北京清政府，雖派了蔭昌應敵，但是大軍未曾報捷，而各省獨立的急電，又似雪片飛來。攝政王載澧，驚惶萬狀，便召集了各王公大臣，商談辦法。那個時候盈廷聚訟，你一言，我一語，莫衷一是。有人說，現在陸軍大臣蔭昌，親臨前敵，讓他先打幾仗，要是能把漢口和漢陽兩處奪回，武昌他們當然守不住了。有人說，現在的事，不但是湖北一方麵的，各處都亂動了，我們要統籌全局，方能有效，否則就有顧此失彼之虞。也有人說，我們國家練兵數十年，秋操也開了好幾回，現在陸軍學堂裏畢業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難道幾個革命黨小子都不能打退嗎？也太丟人了。大家紛紛議論了一陣子，都是不著邊際的話，也沒有一個辦法。
老慶王想這是我說話的時候了，便站起來說道：“我有一個意見，說出來願與諸位討論。”大家齊聲道：“王爺是公忠謀國，老成遠謀的人，定有高見。我們都願意聆教。”慶王道：“欲平此亂，我想隻有一人，就是那退職回籍的袁世凱。”大家聽得此話，不敢作聲，隻偷眼兒望著攝政王，攝政王也默然不作一聲。老慶便繼續說道：“謀大事者不記小仇，當初齊桓公對於管仲，尚忘射鉤之恥。現在大家想想，可以當此重任的，除了袁世凱，還有何人。自從他小站練兵以後，各處統兵大員，誰不是他的部下人，由他出來號召，可以登高一呼，四山響應。蔭昌雖為陸軍大臣，論起資望來，那是遠不及他呢。據諸位說，現在陸軍學堂畢業，及出洋留學陸軍回來的人也不少，以我瞧起來，這些娃兒們都靠不住。別的沒有學，都學了些洋人的邪說謬論，隻怕都是革命黨。即使不是革命黨，也和革命黨一鼻孔出氣了，這哪裏要得。還有一說，我朝自入關以來，待漢人也不薄，所以屢次內亂，都由漢大臣平定，長毛鬧得那樣厲害，也是老佛爺信托了曾國藩一班漢大臣平複的。依我的主意，惟有起用袁世凱，使他平亂要緊，旁的事我們慢慢再議。”
當時也有附和著老慶的，也有依違於兩可之間的，也有沉默不語的。攝政王說：“這事我們不能拿主意，隻有奏明太後，共同商議。”可憐那個隆裕太後是個忠厚懦弱的婦人，她聽說革命黨起事，要打進北京城來，早已嚇得慌亂無主，現在隻要能平內亂的，不管是袁世凱也好，方世凱也好，都可以遷就。過了幾天，就下了一道上諭，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這電諭到了彰德，袁世凱知道四十萬銀子在那裏說話，已經發生效力了。可是他還要拿喬，不能叫他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也須要裝出一點兒身份來。便擬了一個不能奉詔的電報，大致是說：“足疾未愈，衰病侵尋，懇請另簡賢能，當此重任”雲雲。
要知道那個時候的清廷也分為兩派，一派自命為老成派，以慶親王奕劻領首，漢人中如徐世昌等輩，亦屬於此派，都瞧不起那班新進人物，說這班人都靠不住，隻是在那裏胡鬧。所謂新進派人呢，像那時的肅親王善耆，以及軍谘使良弼等，自命為滿人中開通人物了。他們也知道現在時勢，單靠滿人是不能成事了，因此平素間，也常發融和滿漢的論調。無奈這大清國二百六十多年來，漢人吃了他的苦頭，真是擢發難數，種族之見愈深，報複之機愈迫，補救已是來不及了。
不論這新進派，都是不讚成袁世凱的：第一，他們說袁世凱是個老奸巨猾，野心難製，如果他一朝得誌，滿洲種族恐無噍類矣。第二，他是反複無常的小人，就照那戊戌政變的一役，阻遏新政全是害在他的手裏，使德宗（謂光緒）幽居，一生抬不起頭，可謂罪大惡極了。第三，他們知道北洋兵權，全在他的手中，看定袁世凱是生有反骨的人，一旦反戈相向，將何以製裁他。還有一種不明事理，迷信法治的說道：“國家自有製度法律，不能讓他因此跋扈，即如德宗殯天，隻一道上諭，就驅逐他出京了，將來也可以重演一回。可是在此世變岌岌之中，哪裏能讓你從容不迫地高談製度、法律呢？”
記得我當時的《留芳記》寫到此，也還記著資政院裏的一班君主立憲派（簡稱君憲派）還迷信著立憲兩字，以為憲法一立，各處的民黨冰消瓦解，當時憲政的黨魁是誰呢？他們自然公舉主張變法，力圖維新的梁任公了，此外便是湯濟武、林長民等一流人。那時已與滿人中的善耆、良弼、載濤等所謂聯絡者已聯絡一氣了，而且上達攝政王以及各親貴，以為憲政一頒，革命不致複起。他們還擬定了憲法十九條的信條。
這信條上怎麽寫的，我今摘錄於下：一、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二、皇帝神聖不可侵犯。三、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為限。四、皇帝繼承之順序，於憲法規定之。五、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皇帝頒布之。六、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七、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公選之。……計共十九條，這些醜惡的條文，我也懶得再錄下去了。當我為《留芳記》搜集材料時，得了這寶貝典故，還暗暗地想：這是我們作的孽了吧。
我們在金粟齋譯書處的時候，葉浩吾先生曾譯了日本憲法，我與汪允中兩人正躊躇著要印不要印，結果是印出來了，後來為人所責罵，說這種欽定憲法，害人不淺。現在果然應驗了，這種憲法信條，完全鈔自日本憲法皇室典範，真是當時我們所意想不到的事。
不但此也，還有一個可歎可笑的文獻，他們以為立憲大事，應得要宣誓太廟，昭告天下，當時便有人擬了一篇宣誓文，這宣誓文是誰人所作，也不必去管他了，無非後來給他戴上一頂保皇黨的帽子，不過我把這宣誓文錄下，或為將來編清史者所未知。其文曰：
維宣統三年某月日，監國攝政王載澧，攝行祀事，謹告諸先帝之靈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來，列祖列宗，貽謀宏達，迄今垂三百年矣。溥儀繼承大統，用人行政，諸所未宜，以致上下睽違，民情未達，旬日之間，寰區紛擾，深恐顛覆我累世相傳之統緒。茲經資政院會議，廣采列邦最良憲法，依親貴不與政事之規製，先裁決重大信條十九條，其餘緊急事項，一律記入憲法，迅速編篡，且速開國會以確定立憲政體，敢誓於列祖列宗之前。
這一件事，清廷已經算讓步到萬分，這班君憲黨，以為憲法頒布，就此可以滿漢一家，緩和種族革命的趨勢，可是革命潮流不發則已，一發就橫決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