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留芳記》小說，還是用章回體的，不過我在從前寫譯作小說的時候，早已不用章回體了。據一般出版家方麵說：如果是創作，讀者還是喜歡章回體，開首有一個回目，回末還有兩句下場詩，並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老套語，可知舊小說原是從說書人遺傳下來的。舊小說開卷前有個《楔子》，《楔子》還有一首詩或詞，我的《留芳記》也有《楔子》，也有詩詞的，開首便是羅癭公的一首詞。其詞曰：
流末從知市義難，輸他奇俠出伶官。靈床焚券淚汎瀾。
曲子當年傾禁籞，孫枝萬口說芳蘭。留將善報後人看。
調寄《浣溪紗》
這首詞便是從梅巧玲說到梅蘭芳了，那是我請求羅先生寫的。這時他住在北京的順德會館，他是廣東順德人，我便常常到順德會館去訪他，因此也認得了程豔秋，那個時候，程豔秋不過十六七歲吧。十次訪癭公，倒有九次遇見豔秋在那裏，後來豔秋拜梅蘭芳為師，也是羅先生介紹的。
再說：我這《留芳記》，先寫成了二十回（另《楔子》一回），約有十多萬字。本預備寫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也可謂誌大才疏，但是想：倘使要完成了出版，也不知要何年何月，就是這寫成的二十回，已經研磨到兩年多了，如果寫成一百回，那便至少要有五十萬字，而當時還流行用四號鉛字排印的，勢必要裝釘兩冊，並且這時上海的小說出得雖多，讀者的購買力還是微弱得很，一部書價目在一圓以上，便有些縮手了。出版家的計算，一部新書有十萬字的，定價可在一圓左右，初版三千部銷出，決不會虧本，再版當然有利了。
因此我這《留芳記》，寫成了二十回以後，躍躍欲試地便想出版的方法了。
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轍，我那時就想把所寫成的給諸位老朋友去觀看，請他們加以指正。尤其是供給我材料的諸位先生們，當時由他們說了，及至我寫出來時，卻大異其趣！也有的一時傳為珍聞奇事，而到了後來，方知不確，未能征實的；諸如此類甚多。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紙（那是在時報館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把它謄清了，成為兩冊。我是在上海定稿的，這一次到北京，便帶了這稿本去了。
我記得那時一九二四年吧（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約在三四月間，到了北京，我第一要去拜訪林琴南先生。因為在三年前，我就曾造訪過他，以後也常通過信，寫《留芳記》的事，我也告知他，並請求他為我寫一序文，他也慨然應許了。這次來，將此《留芳記》請他鑒定並索取序文了。他那時已是七十三歲，但我見他還是精神奕奕，有說有笑的。我說：“小說寫得不好，請先生指教。序文慢慢兒賜下，拙稿擬在下半年印行。”誰知不到三天，他的序文，已經送到我寓所來了。我今將林先生的序文錄如下：
弁?言
前此十餘年，包天笑譯《迦茵小傳》，甫得下半部，讀而奇之，尋從哈葛得叢書中，覓得全文，補譯成書，寓書天笑，彼此遂定交焉，然實未晤其人。前三年，天笑入都，始盡杯酒之歡，蓋我輩中人也。國變後餘曾著《京華碧血錄》，述戊戌庚子事，自以為不詳。今年天笑北來，出所著《留芳記》見示，則詳載光緒末葉，群小肇亂取亡之跡，鹹有根據。中間以梅氏祖孫為發凡，蓋有取於太史公之傳大宛，孔雲亭之成《桃花扇》也。《大宛傳》貫以張騫，騫中道死，補貫以汗血馬，史公之意不在大宛，在漢政之無紀，罪武帝之開邊也。雲亭即仿其例，敘烈皇殉國，江左偏安，竟誤於馬、阮，乃貫以雪苑、香君，讀者以為敘述名士美人，乃不知雲亭蘊幾許傷心之淚，借此泄其悲。今天笑之書，正本此旨。去年，康南海至天津，與餘相見康樓，再三囑餘取辛亥以後事，編為說部，餘以篤老謝，今得天笑之書，餘與南海之諾責卸矣。讀者即以雲亭視天笑可也。
甲子三月閩縣林紓拜識
林先生文章茂美，史識超群，乃序中以太史公、孔雲亭相比例，他的寵譽我實在太過了。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也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呢。他是以流麗的行楷，寫在兩張箋紙上，我在印行《留芳記》時，即以其墨跡冠於首頁。他序文中，有“前三年，天笑入都，始盡杯酒之歡”的數語，我不能不說一說。
原來我在三年第一次訪林琴翁時，談得很好，他獎掖後輩，不遺餘力，他就約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飯。我出來告訴友人們，他們說：“噯呀！此老是極難得請客的，對你真是極大麵子，萬不可拂其意，而且要去得早，不能使他久待。”那個時候，還是初春天氣吧，他約的是中午一點鍾吃飯，我不到十二點鍾，便到他家裏。他的書齋中有三數賓客，大概是他的同鄉，卻不見主人。後來卻見琴翁穿了一件長可及膝的棉袍子（這種棉袍，我們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正在他們的廚房裏，指揮廚子做菜（後來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都會自己做菜的）。他還告訴我，這是什麽菜，如何做法的，這都是我從未吃過的閩菜。其中有一隻“湯煲肚”，又香、又鮮、又脆，不知如何做法，我至今還好像是芬留齒頰呢。
那天還有一事，餐未及半，有人送一信來，立候回音，琴翁離席匆匆去，旋即歸座，說已了卻此一件事。原來有某顯者，喪其父，求琴翁撰寫一墓誌銘，送筆資三百元。但林翁不願為此人諛墓，謝絕了，璧還了他的筆資。在座的一位客，問求寫墓誌銘的何人？他笑說：“總之我不願給他寫就是了，不必問何人。”所以我覺得林琴翁的風骨和厚道，實在當世一般賢達之上，他在我書的序文上，不是記著年月是甲子三月嗎？不想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他便逝世了。他是生於一八五二年（清鹹豐二年），歿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享壽七十三歲。
我那時又把《留芳記》稿本，給在京的諸位先生看，有幾位都是供給我書中資料的。如張岱杉先生，他是發起我寫這部書的，但他那時正忙於做官（曾以財次升部長）；還有一位丁士源先生，是在德國留學回來當軍官的，在辛亥年間，任陸軍大臣蔭昌的副官處長，他給我的關於辛亥史實不少，須再加以證明。北京交通銀行行長楊蔭孫兄，取了我的稿本去看，後來對我說：“你害了我，一夜看完，使我失眠。”我此次來京，承蒙蔭兄以交通銀行透支一千元的折子與我。他說：“知兄旅費不多，在京不無有些交際，可以活動一點。”及我將回上海時，他又向我說：“我查看你賬，隻透支了三百多元，我已給你還清了。”茲事亦殊可感也。
最後我這稿本給胡適之看過，我知道胡適之的為人，你若誠心請教他，他也誠心對付你，而且肯說實話。他看過了，便說：“我知道你寫這小說很費力，我敢批評你五個字‘吃力不討好’，恕我直言。”這仿彿對我兜頭一瓢冷水，我正在興高采烈時呢。但事後想想，確也是他的見到語。再一想想，人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正多，寫小說是其小焉者耳，因想胡適之的一生，就是“吃力不討好”呢。那時我已回上海了，和胡適之見麵，也是在上海，我就把這二十回的《留芳記》急急想出版了。
關於籌劃出版是一個問題，回憶到我最初譯寫小說，那是賣給了書店去出版，自己一切不管。後來到了時報館，我在報上寫連載小說，如《空穀蘭》《梅花落》等等，都由有正書局去出單行本。至於那些雜誌上的連載小說如《苦兒流淚記》《馨兒就學記》等等，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都不管的。此刻的《留芳記》怎麽辦呢？而我的發表欲卻正在催迫我呢。
那個時候，我已出了《時報》，《時報》也換了新東家了，但我在《申報》上還在寫連載小說（上海報紙，每日隻登一篇小說，約一千字，不屬於副刊）。我想到如果把《留芳記》先在《申報》上登一登，十萬言也不過三個月多光景，然後再出單行本也不遲。我便先與陳景韓商量，景韓說：“你先把稿子拿來，給我們看看，再行定奪。”我便把稿子給他了。過了數天，景韓回報我，說：“我們都看過了，《申報》不好登，因為有許多磕碰。”景韓所說的“他們”，當然有史量才、黃任之諸君在內，所謂“磕碰”兩字，可作觸犯解而是出於無心的，這也是新聞界的一種術語呢。我知道《申報》不便登，《新聞報》更無論了。我在《新聞報》，也曾寫過連載小說，規定以一年為期，在此一年之中，汪漢溪先生訪問了我三次，隻不過詞句之間，他認為諷刺某一人為不妥當而已。他們都是這樣謹慎小心，而尊重作者，而不肯擅自改竄作家文字，卻也很可感的呢。
本來把版權賣給書商，讓他們去出版，自己不用費心，不是也很幹脆的嗎？可是我又不願意。自己付印刷所排印，由自己出版，最大問題是關於發行一件事，而我又素性疏懶，最怕麻煩，以我所經驗的想起來，決定是辦不好的。
想來想去，我們這一班作家，總逃不出書商之手，我還是和商務印書館同人去商量，如把《留芳記》交商務出版，他們必能接受。我們的意思是並不讓渡版權，而隻收取版稅，因為我知道有幾位著作家，在商務已有此例了。
未與商務接洽前，先見到陸費伯鴻，偶然談及《留芳記》事，伯鴻道：“你為什麽不給我們中華書局出版呢？”（伯鴻是中華書局總經理）這時中華與商務競爭甚烈，知要在商務出版，更不放你過門，我想中華書局也不弱於商務，現在欣欣向榮，各省都有分館，既然如此，省得再與商務去囉唆了。於是與伯鴻講起生意經來，版稅收二成，就是照定價一元中，售出後我可以收到二角，三節算賬。據他說：“這是特別優待，初版倘印三千部，我們也許要虧本的，希望的是再版。”這樣，《留芳記》便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初版在三個月內即銷罄，再版遲至兩三年，三版恐印得不多吧，總共算來，不曾能銷到一萬部。版稅陸續送來，這些零零碎碎的錢，也零零碎碎用去。可是到了日寇侵占時期，中華書局給我一封信，說是《留芳記》被日方禁止發行了。我百思不得其故，我書也並未踏著它尾巴，為什麽要咬我一口呢？以後《留芳記》也就絕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