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〇年時期，我曾有曆史小說《留芳記》之作。屈指計來，已是五十年了，此書也是未完成之作，以章回小說體，共寫了二十回，計有十萬字，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今則早已絕版了。我於別的譯著小說，並不十分著意，但於《留芳記》，卻是下了一番功夫。病中無聊，偶爾追憶其事。
我在青年時代，在曾孟樸所辦的《小說林》出版部，見他所寫的《孽海花》，我也曾有過誌願，要想把當時的革命事跡，寫成小說。也曾把秋瑾、徐錫麟的事，寫成一二回，名曰《碧血幕》，當時革命尚未成功呢。因思曆史小說者，不同於曆史也，也不同於傳記也，最好與政治、軍事無關的人，用以貫串之，始見輕鬆俊逸。久久未得其人，而我也於這個誌願淡忘了。那年在北京，識張岱杉先生，偶談及此事，他說：“有一個人，可以為你書中貫串一切的主人。”我問何人？他說：“是梅蘭芳。這孺子一定成名，現在已經聲譽滿京華，士大夫爭相結納，用他來貫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賽金花，顯見薰蕕的不同。”當日座中尚有宋春舫、錢芥塵諸君，都拊掌稱善，我也覺得張岱老提出梅蘭芳做我書中的核心人物，也頗為適當。就這樣的三言兩語，便引起我寫這書的興味來了。
梅蘭芳我早就認得，他第一次到上海來，便到《時報》及各報館拜客，又因為我友楊蔭孫（北京交通銀行行長）在上海張園結婚，演唱堂會戲（本來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請來的，卻以北京銀行界的勢力，搶先演唱了一次堂會戲），也和他晤談過，其時他是二十歲吧？那時北京到上海的名公巨卿、文人學士，捧他的已經有很多很多人了。我為了寫這小說，不能向壁虛造，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在梅蘭芳一方麵，我的朋友屬於“梅黨”的極多（梅黨兩字，是他們黨員自稱的），要征集資料，可以供過於求。但是我的寫這書，誌不在梅的美藝嘉譽，而很想闡發那時民國革命的史實，如今想來，不免有些誌大言誇了。
我這時便想著手搜集資料了，談何容易，這真是一個艱巨的工作。我此次來北京，距離辛亥革命，已經有七八年了，洪憲時代也已過去，正是北洋軍閥當權的時期。而我是生長在江南的人，從武昌起義，一直到清帝讓位，江南人好像隨隨便便，沒有什麽大關係，譬如叉麻雀扳一個位，吃館子換一家店；糊糊塗塗睡一覺，到明天起來，說道已經換了一個朝代了。
還記得江蘇宣告獨立之日，程雪樓（德全）以巡撫而易為督軍的時候，我和《時報》一位同事程君，到蘇州去觀光一下。但見撫台衙門前隻不過飄揚了一麵白旗，至於老百姓，正是行所無事，各安其業，古人所謂匕鬯不驚呢。所以我必須在北京多搜集資料，因為此地虎鬥龍爭，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驚的軼事正多，這是我們治野史的所萬不能放棄的呀！
但是搜集材料，卻先從何處著手呢？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訪問，而我當時在北京熟識的朋友還不多，有的是在辛亥以後方到北京的；有的雖在北京而不問外事的。岱杉先生說：“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許多遺聞軼事慢慢地告訴你。”不過他也忙得很，我怎可為了我的小說材料，常去麻煩他（其時他是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署）。而且他是現任官，到底有許多不便講的呢。我這一次到北京，不過兩星期，就要回上海，買的京滬來回票，有限期。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來，多住幾天，這種征求故事的工作，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最好是從容不迫，在飲宴中、談笑中，無意得之，更為親切有味。
回到上海不多久，可就有兩位朋友見訪，這兩位朋友，可算得是梅黨中的高級職員、宣傳使者。這兩人是誰呢？一位是趙叔雍，一位是文公達，叔雍是趙竹君的公子、公達是文芸閣的公子，叔雍任職於申報館，公達任職於新聞報館，為黨魁支持輿論，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勻了。我的《留芳記》還未動筆，而不知如何，他們消息靈通，情報周密，新聞鼻已經嗅到了。兩人都是為梅郎作說客，我是心領神會的，叔雍先來，我知道他的意思，掉了一句京戲《空城計》的戲詞，笑道：“司馬的大兵來得好快呀！”叔雍的話，頗為蘊藉，他說：“畹華的為人，真如出汙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賞識他，嗬護他的，關於雲和堂的事（雲和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大家以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公達的詞令，沒有叔雍好，他說話有點格格不吐。這位先生，文思邃密，而邊幅不修，他還是費圯懷（念慈）的女婿呢，他的夫人嫌他沒有功名，不漂亮，常常把他逐出閨房之外，大有天壤王郎之感。他說：“蘭芳雖是馮六爺（馮耿光）一班人捧起來的，外間那些人，妒忌他盡說些髒話，那是不可輕信的。”我說：“我知道：這次在北京，我也和蘭芳見過幾次麵，以他的溫文爾雅，我已心儀其人，決不會對他有輕佻之感。實在說，我寫此小說的旨趣，目的並不在梅蘭芳，隻不過借他以貫串近代的史實而已。正要向兩兄請教，以兩兄的博聞廣識，必有許多大好資料，光我篇幅咧。”
過不了幾個月，我又到北京去了，這一次，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幹時日。我那時已經脫離《時報》了，無職一身輕，所以有此空閑歲月。這個時候，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時期，也是最紛亂的時期，上海的許多朋友，也紛紛北上，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如林康侯、楊蔭孫，都入銀行界；邵飄萍到北京開京報館；《申》《新》兩報都有發專電的特派員在京，《申報》是秦墨哂，《新聞報》是張繼齋。還有本在北京的徐淩霄、一士昆仲；還有袁寒雲也從上海回到北京來，舊友新知，更是多起來了。
這時北京新開一家旅館，喚做東方飯店，是上海一位姓丘的來京開設的，它的地址在南城外，鄰近八大胡同，正是最繁華之區，因為是上海人來開設的，不免有江南蓴鱸之思，所以凡是上海來的朋友，也都喜歡住在東方飯店。我在它的三層樓上，占有小樓一角，每天三元，卻包括早、午、晚三餐，且是西餐，下有公共食堂，當時的物價，比現在可便宜得多呢。那個時候，我還在《申報》寫連載小說，因此白天訪朋友，打遊擊，晚上在電燈光下，握筆疾書，每星期兩次，以快郵寄去，也可以算得手忙腳亂了。
我那時想：既是書名《留芳記》，以梅蘭芳為書中主要貫串人物，那好像戲劇的一開幕，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來才對。卻是從何處著筆呢？我記得前讀《左傳》有一句道：“數典而忘其祖。”我於梅氏不如先從他的祖父梅巧玲講起吧。原來從前清鹹、同年間，曾、左、李三位忠於清朝的名臣，平定內戰，又把個回光餘照的愛新覺羅氏，扶了起來了。北京是人文薈萃之藪，那些所謂士大夫也者，歌舞承平，扢揚風雅，載酒看花，賦詩聽曲。那時有些相公堂子，正在流行，梨園子弟，除了演藝以外，兼及侑觴延客。梅巧玲，因為他生得豐腴，北京有“胖巧玲”之稱，甚而皇帝也知道，當時某詩人有句道：“天子親呼胖巧玲”。是哪一位皇帝呢？我不知是鹹豐呢，還是同治呢。這個詩人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樊雲門、易哭庵這幾位先生吧？
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都中名士，傳說不一，我較其最切近者記述下來。
原來四川有一位舉人傅留青，少年科第，到北京來會試，帶了一個老仆住居在會館裏，一到北京，同鄉同年的宴會無虛夕。起初認得一個名旦喚做齡官的，齡官死了，他做了一副挽聯，那句子是：“生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後，人間天上總銷魂。”（因為這齡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比百花生日早一天，四月初一日死的，所以有下聯的第一句了。）其實這種對聯，也沒有什麽了不得，不過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但是文人積習，互相標榜，便稱他為蜀中才子了。那傅留青正在鬱鬱寡歡的當兒，卻遇見了梅巧玲，一見傾心，便成為美滿的知己。
傅留青家裏是有些錢的，此番來京，帶來了一萬多兩銀子，作為在京的費用。又為了四川距離北京遙遠，即使春闈報罷，就可以在京讀書，預備下一科再戰。可是讀書是妄想，馳逐於聲色之場，倒是真的，以他的豪情慷慨，任意揮霍，不久便囊空如洗了。有一天，梅巧玲去訪他，見他正和會館裏的廚子算賬，廚子見有人來，噘著嘴巴走了，傅留青卻是愁眉不展的樣子。梅巧玲私問他老仆傅忠，傅忠歎口氣道：“人是沒有良心的，這個廚子本是我們家鄉人，菜還做得可以將就。我們大爺，從前一個月裏總要請十幾回客，賬也由他開，錢也賺得夠了。現在因為錢不湊手，欠了他三個月飯錢，也不到一百兩銀子，就時刻來算賬，不怪我們大爺要生氣了。”巧玲道：“原來如此！我想你們大爺外麵還有賬，不止欠廚子的錢吧！”傅忠點點頭。
要知那個時候，中國的電報、郵政還沒有通呢，從北京到成都，一封家書，動輒幾個月，一往一來，便要半年。傅留青遠水救不了近火，家鄉的匯款不來，已是深入窘鄉，這也瞞不過梅巧玲的。那一天，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說道：“我知道傅老爺近來錢不湊手，怎不和我商量？我手頭還有幾千兩銀子的積蓄，暫時濟急，有何不可？”傅留青道：“我怎好用你唱戲辛苦得來的錢呢？”巧玲道：“除非您不屑用我們唱戲人的錢，也就罷了。”傅留青道：“好！那麽先借一千兩來用吧。”銀子到手，豪情勃發，不到一兩個月，早已阮囊羞澀，妙手空空了。俗語說：“一客不犯二主”，還是巧玲接濟，他一連三次，共借了三千兩銀子，巧玲自己也真沒有錢了。
北京是個勢利之場，傅留青如果會試中式了，便有辦法，偏偏又是落第。他在貧困之中，忽又害起病來，不到幾天，病已不起，不等到家中寄錢來，早已身歿京師，魂歸蜀道了。幸虧會館裏同鄉幫忙，料理他的後事。這時梅巧玲前來吊奠，懷中取出幾張紙條兒，說：“傅老爺在生之日，曾向我移挪過三千多兩銀子，本不要什麽借券，但傅老爺定要給。不過這借券留在我處不好，今日帶來在諸位老爺麵前，把它銷毀了。”另外還送了五百兩銀子，他說：“最好請同鄉老爺們，把傅老爺靈柩盤回川中去。”說罷，灑淚而去。
這故事，北京人談者很多，而且傳說不一，焚券市義，大似孟嚐君之所為。我記述的是聽羅癭公先生所講的，較為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