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參觀日本的學校，尤其是大學校，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就是我們的許多友朋，曾在這個大學裏畢業。但是沒有這個機緣，我們的旅遊程序單上，也沒有這項節目。不過到神田區那裏去逛了一逛，看看那裏的書店。那裏的書店分兩種，一是新書店，一是舊書店。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正是他們文化發達時期，新書固然風起雲湧，每天必有若幹種發行，而舊書店裏，也頗為擁擠，尤其是那些學生哥為多。我是喜歡逛舊書店的，走進去看看，卻見許多號稱舊書的實在和那些新出版的相差無幾。原來日本的讀書人，見新出版了一部要讀的書，立即去買，買了來就讀，讀完了便售給舊書店，再購買新出版的。不像我國人，見出了新書，也必須去買，買了來不看，或看了一半，便堆在書架裏，古人所謂“束諸高閣”，甚而至於供蠹魚的享受，給蟑螂做食糧，不說別人，我就有這個壞脾氣。
他們這種舊書店，有一定的價值，譬如收進打幾折，賣出打幾折，各家舊書店一例。那些新書店裏，出版的倘然是一位名人著作，幾萬冊在一星期內，可以一掃而光，你要是遲一步，隻好仰望於舊書店了。當然，也有好多學者，即使讀完了，用備研究參考，不肯即付諸舊書店的，但舊書店總陸續有些收進。故一部名貴的書，在新書店已經絕版，而舊書店反可以獲得，大概一部新書，不到三個月，便可以降級到舊書店去，此是書的可悲處；但雖到了舊書店，仍有人賞識它、渴求它，捧之而歸，視同良友，則又是書之可喜處了。不過我以為這樣吐故納新之法，頗足以促進日本的文化進展呢。
我雖沒有參觀過日本的學校，我卻曾參觀過日本當時的新聞事業，隻可惜事隔數十年，大半都已忘卻了。而況日本近來的新聞社，隨時代而進步，也已大異於昔日的新聞社了。我隻能就現在所尚能記憶者，一鱗半爪，略述數端。我所參觀的新聞社，就是《大阪朝日新聞》。日本的新聞界，當時最發達的便是大阪，而東京次之；這好比我們中國的新聞界，當時亦是最發達的是上海，而北京次之。
最先自然是參觀他們的編輯部，編輯部本來不大讓人家看的，除非是預先約定，我們上海的報館，也是如此。但我們也是記者，以記者的身份，而先有波多博的介紹，乃得參觀。可是約定的時候，乃在上午，誰都知道上午新聞社編輯部，乃是空曠時期，編輯先生一夜辛勤，這時家中作元龍的高臥（那時《朝日新聞》無夕刊）。不過我們去看看他們編輯部的規範陳設，亦無不可。不出大家所料，上午此間也是空****的，那裏有一大間，排列著無數的桌子，有的一人一桌子，有的數人合一大桌子，編輯長（中國稱總主筆，後改稱總編輯。有一家報館，又有總主筆，又有總編輯，詢之，則曰：“總主筆管言論，總編輯管新聞也”）獨居一室，這與我們上海大報館無大差異，也收拾得清清楚楚。但回顧我們《時報》，便遜色得多，寫字台上故紙成堆，灰塵厚積，哪有如此整齊。若《民國日報》，更是拆濫汙，葉楚傖的桌子上，紹興酒、花生米，一塌糊塗，因為他不喝酒，不能寫出文章來呀！
我本想詳細觀察一下，譬如附屬於編輯部的圖書室之類，但此次我們是集體參觀，大家也不甚注意於此，我隨眾魚貫而入，匆匆忙忙一覽而已。不過我看到，他們每一記者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具電話，這就我們上海報館所不及了。像我們《時報》而言，總共隻有兩隻電話，一在主筆房，一在營業部，都是裝在牆壁上的。《申》《新》兩報多一些，但編輯室裏，也沒有桌上電話呢。上海最初的有電話，不是自動電話，要報了對方的電話號碼，由電話局接線生給你接通了，方可談話。接線生倘遲遲不接，或故弄狡獪，真是要命。有的人急得在電話裏懇求：“謝謝你！爺叔！我在這裏向你下跪了！”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今見日本的記者桌上，都有電話，可見日本的電路，四通八達，大有益於新聞的報道。西方人說：“新聞是從屋外飛來的，不是從大門進來的。”就是這個緣故吧。
我們參觀了他們印報的機器房，那就覺得偉大了，他們總共有輪轉機近二十部，導觀的日本先生說：“有十餘部是自己製造的，有四五部是舶來品，自己製造的還不及舶來品，現在正加研究精進，可以不需舶來品。”想想正要臉紅，《申報》館自史量才接手，在外國特買了一部新的輪轉機，裝在樓下沿馬路，從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得到，贏得許多路人圍而觀之，以炫示《申報》力求革新，標明一小時可印若幹報紙。若我們《時報》館則更是丟人，還是老爺式的兩部平板機，這老爺機又時時喘息走不動，常常擠不上火車報（最先出版，送火車站早班車），這真是小巫之見大巫了呢。
這個機器房，地下全是小鐵道，縱橫貫穿，有如蛛網。你道是為什麽？原來那些印報的機器，每天張大口，要吃進多少噸的報紙，而這些報紙，必需要一個大倉庫可以堆積的。像《朝日新聞》這樣一個新聞社，他們的紙庫，至少也儲藏幾百噸卷筒紙的。從紙庫到機器房，也有一段路，誰去扛抬這些笨重的紙料，這就隻有把卷筒紙裝上小鐵車，推上小鐵道，送進機器房，裝入印報機了。報紙印好吐出，連折疊，包紮也是用機器的，便也由小鐵道間運出，送上運送報紙的大汽車，應送火車站的到火車站，應送輪船碼頭到輪船碼頭（那時還沒有飛機），自有人管理，很快地運送出去了。
說到報紙，我又想起我們當時中國的新聞界了。中國自從創興了新聞事業以來，一直是用外國紙張。最初《申報》《新聞報》，是由外國人創辦的，他們用外國紙，不必去說它了。以後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也是靠那些舶來品。
起初外國紙輸入中國來的，也是平板紙，我記得那時多數是瑞典、挪威出品，隨後也就有加拿大的出品。這些平板白報紙，以五百大張，稱之為一令（就各報紙的篇幅大小，一開為二），自從《申》《新》兩報有了轉輪機後，方始外國有卷筒紙輸入（還有西文報紙，也用卷筒紙，但銷數極少），但平板紙仍有進口，因別家報館還是平板機，不能不用平板紙呢。不過《申》《新》兩報是向外國直接定購的，其他報館，就在上海的紙商購買的，因為那些窮報館，資力不充，隻有零零碎碎去購取的了。
於是上海的有些紙商，想出新花樣來，開了一種切紙公司。怎叫作切紙公司呢？據說是把卷筒紙切成平板紙，仍是以五百大張稱為一令，你可以臨時要買多少令，就買多少令，他們隻是做生意，卻加惠於那些窮報館。而且都開在望平街附近，而且還做夜市，可以做到深夜十二點鍾。不過要現錢交易，不賒不欠。那時《民國日報》，是上海著名的窮報館，賴邵力子、葉楚傖兩君，苦力支持，常常報已編好，無力買紙，於是楚傖飛一箋，向我告貸，其詞曰：“今夜又斷炊矣，懇借我十元，以療我饑”雲雲。我即解囊予之。其時的紙價，有十元可買四令紙，不出三日即償還。其實他們館中經濟，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覺得不好意思，而楚傖與我同鄉，又以我編雜誌，請他寫稿，有文字緣，較不客氣耳。
這個時候，日本已是紙業發達，紙廠林立，並不要仰仗於外力了。頗聞有新聞社自辦紙廠的，也有與紙業公司合作的。我還記得當時日本的《讀賣新聞》，所用的紙，別創一格，乃是淡紅色的，這必是定貨的了。日本以文化發展，印刷事業隨之擴大，各種紙品費用日繁，即對於印行書刊圖畫等物，用紙亦已不少咧。此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到現在更不知進展如何了。
在我中國，記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紙最多的如申報館和商務印書館等，曾合議在浙江某一地方創辦一製紙公司，結果，意見不協，未能成功，這事我當時略有所聞，此刻卻已想不起了，許多老朋友，當還記得。後來上海有一家較大的造紙公司，居然也能試造卷筒紙，曾經請過申報館作試用。史量才告訴我，那天夜半開印時，不旋踵而機器就停了，問他們為什麽呢？回說這種紙經機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須停十五分鍾，方能接上。量才說：“我報夜半三點半開印，六點鍾要送火車站，經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鍾嗎？”不得已隻好仍用舶來紙。一個國家，欲求新聞事業的發展，而不能自己造紙，差不多就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我在報館裏的時候，常常看到日本報，所有東京、大阪的各大新聞，都有得寄來。因問楚青，是否與他們特約交換的。據楚青說：“我們並未與他們交換，我們開報館後不久，便送來了。”我起初以為楚青、景韓、繼興，他們都是日本通，所以與日本新聞界有所聯係，特別寄送《時報》。繼見別家報館，也一樣贈送，可見日本的宣傳性質，器量甚大。不過這種日本報紙，送到各報館，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動，送之字紙籮中。不但他們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們館中景韓、繼興，都諳日文的，也不屑一顧呢。我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參觀一下日本新聞界的狀況的，無奈這是個團體旅行，不能自由，而且這一個集團中，還有幾位不是我們同業中人，說是走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窺見呀。
當時我所參觀的《大阪朝日新聞》，覺得最特異的便是他們的改版室（按，“改版室”這個名詞，是我杜撰的）。何謂改版室呢？原來他們的報，一清早已印好發行出去了，但在印刷發行的時候，又有新聞電報來了，他們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見報（那時還沒有夕刊），於是就在第一次原報上，挖去一些舊新聞，補入了新新聞，打好紙板，重新開印，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當第二版開印時又有新聞電報來了，仍要挖舊補新，開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聞的來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點鍾出第一版，七八點鍾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幹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說：這樣的改版，不是使讀報者迷亂嗎？究竟是讀了哪一版才對呢？不！他們是有規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條不紊的。
尤其是運輸到外埠、外國的報紙，何處是第一版，何處是第二版，不叫人看重複新聞，也不使人有漏網新聞之虞，那是聯係了國內外的交通郵便寄送出去的。我們那天去參觀的時刻，是在上午約十點多鍾，而他們的報紙，還正在機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幾版。卻見有兩位校對先生與排字工友，圍聚在機器旁邊，就地在那裏工作，滿頭大汗的形勢緊張得很，而頻頻聽得有鈴聲，似乎是催促他們，時限已到，我們也不敢打擾他們，隻得望望然去之了。總之我覺得日本那時，對於無論何種事業，都是一本正經，不像我們那時的喜歡輕鬆、懶散、寫意、省力，甚至不負責任、亂搭架子。我不是揚人之長，揭己之短，當日的感想，實在如此。那時是在二十世紀初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大正年代，而我國亦在辛亥革命以後，軍閥時代呀！
回國以後，不多幾天，我遇到了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鳳謙）。那時我已住在愛而近路的慶祥裏，在這個裏口卻開了一家小小的閩菜館，店名喚做“又有天”，那個名字，當然由一時著名的閩菜館“小有天”化出來的。而這家“又有天”的老板，從前原來是高先生家的廚子，所以夢旦先生常常約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剛走出慶祥裏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飯，在座好像還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從日本回來，問我有何記述。我告訴他集體旅行，實在沒有看到什麽，真是如入寶山空手歸。既而談到了新聞界，我們當記者的，就如俗語所說的“三句不離本行”，講到在《大阪朝日新聞》看了一看，也隻看到一點外表，未審其內容。高先生說：“您何妨寫點出來呢！我們出版界，也與新聞界息息相通，現在我們出版的書籍中，也沒有一種對於新聞事業的著述，近來到歐美各國去留學的，也有幾位研究新聞學的，我們不管它，先把日本新聞事業，寫出來給人看看也好。”
我經他一說，心中不免也有所忻動，回國以後，關於日本社會上、風俗上，瑣屑的事，在《時報》上（尤其在《小時報》上），也零零碎碎地記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雜亂無章。如果此行是寫了日記的，那就好了一點，但也沒有，我便是上文所說的輕鬆懶散的一流人吧。
我便和夢旦先生說：“讓我考慮一下，管中窺豹，僅見一斑，對於日本新聞事業，雖然略看一點兒，實在資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統一貫穿的敘述，我當整理作為筆記體裁，或可以編一小冊子。”
我那時便窮了一個月之力，約莫寫了有二萬字，因為資料不多，實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時代，新聞事業正在日趨進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國，可以做中國一個榜樣，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訪，深自抱愧。不得已將日本新聞的普通狀況（與《大阪朝日新聞》齊名的，有大阪《每日新聞》，而且東京也有《朝日新聞》）敘述一番，雜湊成文，怕還不到三萬字。題其名曰《考察日本新聞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滿意，但高先生說可以印行，而且還取了我一張照片去，登在扉頁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從未有印出照片，僅此書有之）。可是出版以後，銷數寥寥，遠不及我譯寫的小說，這是冷門貨，誰也不高興去看它。不用說不是報業中人了，即使是我們同業，也懶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國是中國，吾行吾素。至於物質上的發達，問之報館老板好了。但是仔細想來，我們從事新聞事業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趨進步，而我瞠乎其後，不能不有些愧怍，有所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