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到日本，約在辛亥以後，民國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記得了。這時的發源，乃在日本一個通訊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創辦的，名曰“東方通訊社”，波多博原來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在上海多年，能說上海話。後來又到北京的《順天時報》（日本人在前清時代在北京所設立的華文報）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說北京話。並且他對於中國南北兩方麵的風土人情，揣摩極熟，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他從北京回到上海來，便設立了這個東方通訊社。
本來上海的外國通訊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國路透社，傳說，在一八七二年，已經從倫敦到上海來設分社了。
他們設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羅中國的情報，寄給總社，由總社再分發到本國和各國。當初在上海隻發給西文報，不發給華文報，如果華文報要登載外國消息，隻能到西文報上去轉譯過來。後來也發給華文報了，卻取資甚貴，照英鎊計算。但當時中國讀者對於國際新聞是很少感到興味的。雖然繼之而起的各國通訊社多起來了，如美國的合眾社、法國哈瓦斯社，以及德國、俄國也都有了通訊社，而一般讀報人對之還是冷淡。隻有那個東方通訊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當時的新聞記者，大多數是不識西文的），後來索性翻譯了送華文報館了。而且東方通訊社在北京、廣州、漢口、遼寧都有分社，消息靈通，各報都樂用了它。
波多博與《神州日報》的餘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報》是好出身，最初是於右任等所創，後經火劫，屢易其主，到了餘大雄手中，隻銷數百份，還靠三日刊的《晶報》支持，至《晶報》獨立後，《神州日報》便關門大吉了），餘大雄是日本老留學生，日本話說得很為流利。他在日本進的什麽學校，我似未有詳細問過他，不過他說和黃遠庸同學過的。那時候，去日本的留學生，實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進學校，就這麽逛了兩三年，對於日本的社會狀態，卻是很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愷然，便是這樣。餘大雄和波多博認識，還是在東方通訊社開辦以後呢。（東方通訊社後歸日本政府官辦，波多博又辦了個日文《上海日報》，自任社長，此是後話。）
有一天，餘大雄特地到時報館來訪我，說，日本願意招待上海各報館記者到日本訪問遊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聞社所招待，那隻是一種私人社交，一種遊宴性質，別無政治關係的。這是由波多博與他向各報館分頭接洽的，每報館派一人。他問我：“你老兄高興去吧？”我笑說：“我不是自由身體呀！要問我的館主人。”大雄便說：“如此請你一問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與波多亦認識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誰去呢？”他窺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說：“你如果高興去，你就去吧，發稿有倚虹，夜裏我叫南士來看大樣好了。”
我想：我有許多朋友和同學，都去過日本，而我卻至今仍未曾去過，不禁心向往之，於是我就答應了，算是代表了《時報》。
這時上海各報所派的人，我還有些記得，《申報》館是張竹平；《新聞報》館是他們營業部裏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卻他的姓名了；《時事新報》館是馮心支，他是蘇州人，是我吳著有《校邠廬抗議》一書馮桂芬先生的孫子；《神州日報》當然是餘大雄；《中華新報》是張嶽軍（群），他也曾留學過日本，當時還是一位新聞記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報》館是沈泊塵，是一位漫畫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國日報》館所派何人，現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還有兩位他們通訊社記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車旅費，都由日方所擔任，那時還沒有飛機，從上海乘輪船到長崎登岸，恐不過兩天路程吧？
時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記憶上，早已模糊一片。我們當時所到的地方，由長崎而東京、西京，以及大阪這個商業區，還有許多風景名勝的好地方，有如走馬看花，過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間我：遊蹤所至，可資描述否？則早已瞠目不知所對了。而況這數十年間，日本經過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鉦入第二世界大戰中，第一個嚐到了原子炸彈的味道，把這個島國好像翻了一個身，已經從新妝點起來的了。我現在隻好了無頭緒，雜亂無章的，想到哪裏，就零星瑣屑地寫一點出來。
船到長崎，便有許多人在岸上迎接，我們一上岸，即蜂擁而來，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規則，須兩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詞，便取出一張似雲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裏後，又顧而之他。但這個方去，那個又來，也和前人一樣，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無暇觀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誰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無從回他一張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們自鞠躬送名片後，即飄然遠去，不知所蹤了（按，後來到別一個都市，到火車站來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們的名片，當然都是各報的外勤記者，也有商業界各大公司（株式會社）的人，以迎送賓客為職業的。
那天長崎地方人士，在一個喚做徂諏山（這個山名，我或記錯，我國是有個徂徠山的，但我記得是有個諏字的）地方，開了一個會。這個會很為別致，算是歡迎會，又不像園遊會，僅是一片曠場，周圍卻羅列了各種的小攤頭，有餅糕（日語稱“果子”）、有熟食、有廉價的小品玩意兒。來賓如喜歡這些品物，盡吃盡拿，不須付錢。這個會是什麽名稱，我可不記得，詢諸東遊諸友輩，亦未能舉其名也。
這時便有許多花枝招展的藝妓列席，任招待之職。日本凡有宴會，必召藝妓，每有大宴會，甚至滿室盡是裙釵，趺坐於來賓身旁，侑觴勸酒，似乎非有藝妓，舉座為之不歡者。那一天的歡迎會，亦有藝妓十餘人，並攝一巨型照片，前排坐著我們一班東遊者，而在足畔則各趺坐一藝妓。張嶽軍膝畔趺坐的一藝妓甚美麗，及其後來任上海市市長時，上海的《晶報》，乃單獨剪取此攝影上嶽軍先生與藝妓的照片登在報上。張市長見之亦不忤，但笑曰：“這又是餘大雄開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東京，又是宴會無虛夕，有時還分晝夜兩次，粉白脂紅，藝妓滿堂。原來每一大餐館，每一大酒家，都有他們的基本藝妓，如果今日有宴會，應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畢集。即如上海的“月迺家”“花之間”這些料理店，也都是這樣，我曾數度與宴，故並不陌生。日本的宴會必招藝妓，與上海的吃花酒不同，這是招她們來侍應賓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單獨的，是公諸同好而非據為私有的。隻是她們載歌載舞，而我們卻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讚美，我們也隻好盲從而已。此輩藝妓，酒量頗宏，譬如她來敬酒，請你幹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盡，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豈非要失禮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會，都是席地而坐，這是我們最不習慣的。照他們的坐法，便是雙膝著地，腳底向天，屁股壓在小腿上，我們這樣的坐半小時，簡直要不能起立，我們隻能照我們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們對於中國人，備有一種小幾子，以供年老、或肥胖、與實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間大宴會是沒有此例的。每人前麵設一幾，所進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頗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魚，中國人往往不食，或厭其有腥味，或謂其不衛生，我卻覺其頗腴美，生魚有兩種，一紅一白，紅的豔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視之為珍品雲。
但是如果以西餐餉客，則藝妓均不列席。記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聞》請客，那全是歐化型式，就在他們報社大食堂中，這一回甚為張揚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聞事業的偉大者，周圍紮以紙製的櫻花（日本紙紮花著名，頗能亂真），滿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該報社的徽章與名稱，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報社之名。我們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個上海新聞記者團，但沒有什麽團長、團員的名義，惟以餘大雄能說日本話（其實張嶽軍也能說，但他謙抑不肯說），每宴會，必有主人一番演說，我方亦須有答謝之詞，隻好讓餘大雄去擔任，也無非互相祝頌之詞，萬歲萬歲之聲，不絕於耳，高呼幹杯而已。
這一回，我們這個記者團，除餘大雄、張嶽軍外，無人能說日本話的，真是一個“啞旅行”（日本有一小說名《啞旅行》，說一個日本人到歐洲去旅行，不懂外國語文，鬧出種種笑話，我曾譯此書在《小說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來，有許多交際儀式，也都有未諳的，於是先行大家解釋敘述一番。尤其在宴會中，西洋人更有許多繁文縟節，吃日本菜還鬆動的多，我們不要有什麽失態，以致遺笑鄰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聞》的宴客，還算過得去，但也發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這天《朝日新聞》的社長（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長髯垂胸，儀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對麵，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報》的這位漫畫家沈泊塵。酒半，沈忽技癢，取紙伸筆，速寫那位社長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寫，彼不聽，以為描寫很神似，且以示之鄰座。社長有所覺，於是鄰座的日本記者即以呈社長。社長付之一笑，說：“這是我哥哥像嗎？”意謂畫得他太老，其實心中很不悅，語畢，即以此像壓在碟子下，這使我們很尷尬，又不能向他道歉。餘大雄後來怪之，沈還得意，以為畫得很像，所以社長不還他也。沈泊塵神經早有問題，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東京一家日本旅館裏（我們所住的旅館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處），因為體有不適，謝絕了他們一次宴會。但是我一個人留在旅館裏，言語不通，很為不便，於是臨時向餘大雄學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飯要菜，如何呼喚下女等等。他們去了，我覺得枯寂無聊，便實習大雄所教的日語了。喚下女，他們的習慣是拍手，一拍手，下女聞聲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處，則可呼喚。我先拍手，無以應，便呼“乃生”（按，此是譯音，若譯意，則曰“姐樣”，日本人這個“樣”字，乃尊敬的稱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姍姍其來了。
這些大旅館的下女，都選取年輕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學畢業的。我想我雖然學得幾句日語，怕發音不正確，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筆談為妙。那個下女頗甜淨，善笑。我先問她叫什麽名字，她說：“芳子”。這兩個漢字，就寫得很工整，於是便一路筆談下去：什麽地方人？幾歲了？讀過幾年書？好似查她的履曆一般。她也問我：姓什麽？中國什麽地方人？從前到過日本嗎？又問：有沒有太太？則掩口吃吃而笑，似以為這是對旅客不應當問的。我們隻管筆談，卻忘了喚她進來是什麽事了。她也不問是有什麽使喚，我猛想起，便也覺得不好意思，便即說要一壺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壺茶來。
我那時確是腹中有些餓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麽東西，日本有許多怪食物，而這些怪食物，又有許多怪名詞，常使人莫名其妙。我們在上海時，常和幾位在日留學回國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蓋阿蓋（牛肉燒），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為之料理，但這可不適宜，也嫌麻煩。忽然想起在中國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種食物蛋炒飯。因用筆寫出給芳子看道：“是用雞卵與米飯同煮的。”芳子搖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寫出了“親子丼”三字，意思是說與我所要的蛋炒飯相類。但這個丼字，引起我的好奇心，為什麽在井字當中加一點呢？我問芳子，是否井字？她說：“不是，讀音則如凍。”原來親子丼者，乃是用雞與雞蛋，加以粉類同煮。“親”者，指雞而言；“子”者，即是雞蛋；“丼”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國字書無此字，意者日本別有一倉頡吧。
在我沒有到日本以前，早聽說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說是我鄉江建霞太史（標）年少美風儀，在日本洗浴時，日本女郎圍觀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來，因此有《東鄰巧笑圖》之作。其實也過甚其詞，開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沒有看見到什麽男女同浴。據他們說：“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開的，在泳池中間隔以一欄，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過我在這日本式的旅館中，他們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門進去，先有一個四十歲的中年婦女在內，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顏迎入，原來這是旅館中的傭婦，他們呼之“阿媽生”的，她隻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做手勢，似乎可以幫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謝辭之。
日本那時的浴室，即使在他們號稱為大旅館者，也是簡陋得很的。裏麵是一個大浴桶，貯滿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燒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澆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謂淋浴，也沒有蓮蓬頭。但上海那時的各大新式旅館，卻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熱自來水龍頭了。可是日本人勤於浴，到處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無間寒暑，他們是講實用，不事奢華的，而且對於那個傳統性很為堅固，叫他到這些新式浴室裏去，反而覺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時也坐過日本的火車，那也遠不及中國的火車，但他們那時是自己辦的鐵路呀，不是像中國那時的借助於外力。他們的臥室車，沒有專房，隻是一個統間，上下兩層，僅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誤揭別人之幕而以為自己的臥榻的。倘在中國，脾氣暴燥的人，便要怒吼爭吵，日本人即使誤揭婦女臥榻之幕，也不甚以為忤，隻是鞠躬謝罪而已。
那時日本火車上，也沒有餐車，但一路的車站上，都有出售“辨當”的。（按：“辨當”兩字，中國人有譯之為“便當”者。）“辨當”是何物呢？用木片製成的一長方匣子，中貯以白米飯（冷的，日本人吃慣冷飯，惟米粒較中國者佳），其中或有半個雞蛋、兩片魚、一塊醬蘿卜（日本呼蘿卜為“大根”，他們的醬蘿卜極佳），附有筷子（竹製相連的，食時始分開）、牙簽之類，其價是日圓兩角（那時日圓與中國銀圓相差無多）。吃完以後，這辨當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腦兒向車窗外一丟就完事了。
茶也是由車站上供應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壺，普通的茶葉，那是熱的，其價不過數分而已，喝完了撂在火車裏，到下幾個火車站，自有人來收取空茶壺去。那是當時的情形，到現在當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慣的，便是那脫鞋子的風俗。雖然這還是他們從中國古代學去的，但是我們中國早已改變了，而他們還是固守舊習，不能改變。這也是所謂“萬世一係”嗎？無論公共場所，無論私人家庭，入門便要脫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時候，較為便利，現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還有帶子，解帶去履，就要破費不少工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還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說笑話：“諸位先生有習慣穿破襪子的嗎？假使有那些空前絕後的襪子露出來，是不雅觀的。”因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蓋阿蓋時，有位王老五，正是襪破無人補，急來抱佛腳，隻得臨時就近購了一雙新襪子穿上，才得傲然進門。
那時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貨公司，也早已有了。他們不稱為百貨公司，而稱之曰“吳服店”，吳服店中百貨雜陳，舶來品應有盡有，本國的新出品，也廣為羅列。不似中國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貨公司，是外國人來傾銷外國貨的，似乎中國貨都不值得一顧的了。這些吳服店，每天就有數千人進出，也要叫每人脫了鞋子方能進門，那門前鞋子堆積如山了。而且那些吳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鏡，走廊又有地毯，不耐你泥鞋的踐踏。於是他們想出法子來了，製成了無數的白布軟底套鞋，用下女們守在門口（這個地方，日本人稱之為“玄關”），每一客走進吳服店，必套上這白布套鞋，購買東西，或進來巡遊的人，從後門出來，也有人守在那裏，脫去你的套鞋，這樣就方便得多了。
總之，我覺得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百廢俱舉，勇於進取。有人談起：他們那時到歐美考察的人，最注重於理化機械之學，而中國人到歐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學、哲理，以及音樂、美術；他們沒有中國人的聰明，而有他們的勤懇。中國人自詡為“形而上者”之學，以為高明，其如不切當代的時勢，所以當時日本就比中國早熟了。
我們這一次也經過日本的名勝古跡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懷，事隔數十年，在日本也有滄桑之感。隻記得在西京的遊覽金閣寺，在嵐山的看紅葉，有口占句雲：“金閣寺前夕照斜，嵐山紅葉豔於花。……”下句已不複記得，什麽風景，亦隻是過眼一瞥而已。
我們這個記者團，在將欲回國的時候，各人有兩日的自由行動。在這兩日自由行動裏，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餘大雄兩人作了一次狹斜遊，這是應當懺悔的。誰說藝妓不肯以色身娛人者，我不是想吃冷豬肉，本可不刪風懷，然亦不過浪費纖佻的楮墨，暫且擱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