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十七歲踏出了學堂門，為了生計問題，奔走衣食，所就的職業種類，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沒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顧而之他。隻有在上海的《時報》，為期可算最長。自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服務至十四年之久，要算是最長的了。而且即使與《時報》脫離以後斷斷續續，一直與新聞界為緣。從前有人說：新聞界也是一隻大染缸，在這個染缸裏一浸，便很不容易脫色。這也未必然吧？我有許多新聞界的老朋友，早已跳出這個圈子了。不過我還是執著，對於這十餘年來的《時報》，至今還寤寐不忘。
從前上海的報館，哪有現代報館的設備完全，規模宏大。即以《時報》的編輯部而言，最初隻有一位總編輯（以前稱總主筆），是羅孝高君。羅君脫離後，實在沒有什麽總編輯名義，編輯部就是三個人主持，一編要聞，一編地方新聞，一編本地新聞。自我進《時報》以後，陳景韓編要聞，我編地方新聞，雷繼興編本地新聞（那個時候副刊也還沒有咧，但狄楚青有些詩話、筆記之類，則附錄在新聞之後），此外卻有一位翻譯，兩位校對，論說是請館外寫的，三位編輯員每人每日寫一時評，隻此而已，但報紙卻每日要出三大張，好像並沒有什麽緊張。
而且時報館還附屬了一個帶有俱樂部性質的息樓。幾位編輯先生在工作的餘暇，常常溜到息樓去，與來賓談天說地。後來息樓裏索性流行了叉麻雀、打撲克，楚青也一持放任主義。可是報紙也照常編得齊齊整整，並沒有什麽歪曲、錯誤，有時也頗多精采之點。並且我們這位陳冷血先生，脾氣古怪而突兀。有一天，無緣無故，忽然失蹤了。他的第一夫人，早已故世，尚未續娶，孑然一身，住在報館裏，那天報館裏找不到他，到雷家去問，也不知其蹤跡（雷繼興太太，是景韓的姐姐），眾皆錯愕，幸而楚青接到郵局寄來一封信，說是告假出遊幾天，也不說去了哪裏，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暫安心。後來接到他一封信，卻從東三省寄來的，他一人遨遊於白山黑水之間去了。
我在時報館，自己分為前後兩期，以辛亥革命為分界，辛亥前為前期，辛亥後為後期。
前期很熱鬧，後期漸冷落，第一那個中心人物陳景韓去了《申報》，此外編輯部中人也變動了，息樓裏的朋友們，做官的做官了，遠遊的遠遊了。編輯部中變動最多者莫如本埠新聞版，我初進去時，兩三年後，一直雷繼興，自雷繼興去後（辛亥革命前夕，他已進入政界了），林康侯繼之（林原為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校長）；既而林又去了，繼之者為沈叔逵（沈又號心工，繼林康侯南洋附小缺，即是最初編《學校唱歌集》的）；沈叔逵去了，龔子英繼之（龔為蘇州人，久居上海，為金業學校校長）；龔子英去了，瞿紹伊繼之（瞿亦上海人），以後又經數人，最後乃為戈公振。（戈初入《時報》為校對。）
所以我雖不是《時報》的創辦人，服務於《時報》的時期，要算最長，其次乃是陳景韓。不過景韓雖然脫離了《時報》，到了《申報》去，好像以顧問資格，常來《時報》。直到黃伯惠接辦了《時報》以後，還與《時報》有淵源，不似我後來出了《時報》，便灑然以去了。
當我在山東青州府中學堂的時候，景韓便寄了一張照片給我，照片上兩個人，一穿西裝，一著中服，說明是羅孝高與陳景韓，因為兩人我都未見麵，他要我猜誰是羅，誰是陳。我知羅為廣東人，乃猜穿西裝者為羅，作書詢之，彼亦未答。及至見麵，方知是猜差了，穿西裝者卻是景韓。其時上海穿西裝還很少，大家拖一條辮子，但景韓剪辮甚早，全時報館也隻有他一人剪辮子，穿了西裝呢。
在編輯部（從前叫主筆房），我與景韓同一室，每人同樣一張寫字台。台上亂七八糟堆得滿滿的，都是各方通信、投稿、報紙（有些與外埠交換的），雜件等等，有尺許高，從不清理。館中仆役也不敢來清理（狄楚青另外一個房，名曰總理室，他的桌子上，堆得比我們的還要高，有許多書畫、碑帖、古董之類，通常房門鎖起來，要等他來了才開門）。我們房裏的兩書桌，一旦要清理了，我覺得這也不好丟棄，那也應暫保留，遲遲疑疑的。景韓的桌子呢？他看也不看，把桌子上東西，雙手捧起來，向大字紙簍裏一丟。我說：“這一件應當留著吧？”他說：“不要！不要！留此徒亂人意。”這可見我們兩人性情之不同。
初見陳景韓時，有兩印象，一為腳踏車，一為煙鬥。我常笑他：他屬於動靜二物，動則腳踏車，靜則煙鬥。他不坐人力車，腳踏車又快、又便、又省錢，隨心所欲，往來如飛，文學家稱之為自由車。提起腳踏車，我又見獵心喜了，頗思學習。他說：“好！我來教你。”於是租了一輛車，選一新開辟的馬路，行人較少，每天下午去學習。到了第三天，剛剛能夠不要人扶持，一跤跌在路旁一小溝，滿身泥汙，眼鏡幾乎跌碎，從此就不學習。但景韓說：“要學習，跌幾跤，算什麽事。”再說到煙鬥，當他口銜煙鬥，腳踏在書桌上，作靜默構思狀，我說你是從福爾摩斯那裏學來的嗎？他也不理我。他所吸煙絲不知何名，我吸之甚不耐此味。我雖吸過國粹的旱煙、水煙，但其時香煙尚未上口咧。
某一年，景韓自北京回上海，攜來一頭狼狗，據說原來軍用狗，是北京軍界中的一位姓錢的送給他的。這狗狀甚凶猛，性卻馴善。好像有一個名字，而其名不彰，時報館裏的人，都叫它“冷血的狗”。在編輯室中，它老是伏臥在我們書桌的中間，它頗靈敏，知主人意旨，聽主人命令，此原是狗的本性，而人的愛狗亦在此點。我不喜狗，但也不厭狗，淡然處之而已。起初，它隨著主人出入，跟著腳踏車，亦步亦趨。後來，它可以獨往獨來。有一天，我從館裏出來，正思回家，忽有一巨物，直撲我身，兩腳搭上我的肩頭，嚇了我一大跳，卻正是“冷血的狗”。我想：在主筆房裏，和它不瞅不睬，何以忽然和我親熱起來？或以為路上忽遇老朋友，也得招呼一下，不能反麵若不相識嗎？這條狗，在景韓續弦娶第二夫人時，便送給人家了。
景韓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與繼興，在息樓中，為了一塊錢，你推我讓，一個要給他，一個說不要，恰巧景韓走來，說：“你們都不要嗎？那就丟了吧。”他就拈起這塊錢，向窗外馬路上一丟。累得那個息樓茶房，向馬路拾取，早已沒有了。景韓道：“沒有最好，省得再推來推去。”又有一次，滬杭鐵路，招待我們到海寧觀潮，到江岸邊，要跑一段路。早晨天涼，景韓穿了件夾大衣，跑路時不覺熱了，脫去大衣攜在手中，甚覺累贅。同行一友笑說道：“既然累贅，棄之可也。”路旁正坐著一個老乞丐，景韓便把這夾大衣丟了給他。這個乞丐方錯愕間，景韓說：“給你！給你！”揚長而去。
更有一事與人不同者，凡屬親友的婚喪喜慶，他概不送禮。如果是吊喪、慶壽，絕對不來，結婚或者來看看，亦不道賀。但他娶第二位夫人時，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無女賓，新娘亦未臨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學畢業生）。人每目景韓為怪人，當時的所謂怪人者，便是不諧世俗，好自立異，或者出於禮法之外。但景韓實一誌識高尚的人，凡所作為，亦未有損於人。結婚以後，我覺得他起居有節，也便隨俗得多了。
我與景韓相處的時間多，不覺拉雜談了不少。我再談到雷繼興，也實在是個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畢業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過二十多歲的人，那病已經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韓的令姐，因為景韓的父親，卻是繼興老師，幼年時即賞識他的聰明，便以女兒配給了他。狄楚青開時報館，把陳、雷兩人拉了來，那正在清代末紀，立憲啊，革命啊，鬧個不清，像雷繼興這樣精通政法的學者，真是在當時不可多得的人材。
繼興是進過學的，寫文章通暢透切，口才也好，可說得是辯才無礙。那個時候，上海到處開會，到處演說，那演說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許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詞，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時，全都忘卻，兩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語無倫次，像說書先生一般的“口銃”“漏洞”，接連發生。當時上海演說最好的首推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繼興了。但據內行人說：馬相伯雖然演說得好，不無有些矜才使氣；而雷繼興卻舉止從容，穩健有力。有聽他初發言時聲音甚低，慢慢地高起來，及至說到最緊要時，不期而然全座掌聲雷動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蘇各巨公如張謇、趙鳳昌等高等顧問，即是世所謂智囊者，那時早脫離了《時報》了。旋又至北京，雖不曾做官，不似許多同學的都成為新貴，聞其潛勢力頗大。我當時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進，不在這圈子以內，所以也不大知其詳。
後據友人傳達，在開國之初，袁氏未謀帝製之前，有許多法律規章，均為雷奮所起草的，不知此語能否證實呢。
此外，如林康侯、龔子英、沈叔逵諸君，雖他們早離開了時報館，我和他們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銀行界以後，我常與他在銀錢上有小小的往來。後來我們又組織了個同庚會（因為我與他同為光緒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時，每月必見一麵，關於康侯的事，以後當再提及。
入《時報》以後，那時卻另有一班朋友，這卻是因狄楚青而認識的，實在是與《時報》無關。就在那個時候，楚青在靜安寺路東口（今稱南京西路）跑馬廳對麵，設立了民影照相館（樓下為民報館），樓上沿馬路一間，本為招待賓客，研究影印書畫所需，後來竟成了一個俱樂部。許多朋友，常來此遊玩，而有兩位朋友，也便住在那裏。這兩位朋友，一為濮伯欣（號一乘），一為陳彥通（陳三立的第七公子），這都是楚青小一輩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齡）、葉譽虎（恭綽）諸位，譽虎是難得來，而秉三卻常常來此。那個時候，陳彥通最是活躍，以世家子風流文采，又好冶遊，北裏中名花群集。隻有熊秉三規行矩步，謹守閫令，他也是《獅吼記》中陳季常的流亞，那時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於毛彥文女士卻尚在雛年。
因《小說時報》征求照片而獵豔（曾見前章），又以陳七公子的浪漫作風，民影照相館鶯鶯燕燕，遂成為珠香玉笑之場，我的和花界姊妹為緣，亦由此開端。杜牧之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非無故也。張四先生（謇）板起麵孔向人說道：“時報館冷血好賭，天笑好嫖，哪裏辦得好？”（據史量才傳說。）我不足惜，冷血不過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賭加之。又聞陳伯嚴（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說把他的兒子老七引壞了。回念前塵，殊可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