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前章，曾分《時報》為兩時期（黃伯惠接辦後，乃另一組織，不算在內），辛亥以前為前期，辛亥以後為後期，確有此種境界。
原來江蘇諸元老，合謀接收席子佩申報館，聘請陳景韓，事前把狄楚青瞞住，他一點也沒有知道，並且連我也一點沒有知道。因為倘被楚青知道，他決不肯放景韓走的。及至他知道時，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憤恨可以想見。因為景韓是楚青言聽計從的人，凡事都與他商量。以前如雷繼興走了，林康侯走了，他並不十分置念，況且他們也並非跳槽，現在景韓走了，似挖去他心頭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拚命了。可是上有江蘇元老派（如張謇、趙鳳昌等）的壓力，下有息樓裏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黃任之等）的幫腔，玉成其事，而且他們是有政治力、經濟力，楚青卻是孤掌，難與為敵。
還有，狄楚青雖是江蘇人（他是溧陽縣人，屬於鎮江府），卻與上海的一班鬆江人、蘇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樓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鬆江府屬人為多，都不是他原來的朋友。他的一班舊友、老友，從來不到息樓中來，息樓雖是附屬於時報館的，他卻也難得來。這是一弱點。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時報》雖已脫離了康、梁的關係，這個保皇黨的餘臭仍在，不能在這個時候吃香，這又是一個大弱點。而《申報》以舊日威權，新興勢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聞界頹風，重整旗鼓，氣象萬千，那得不大都來傾向呢？
於是黃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來勸慰，說這是元老們所主張，要辦好《申報》，非請冷血出為總主筆不為功，但《申報》的編輯事，仍由張蘊和總其成。景韓可以算不曾脫離《時報》，仍舊時常到《時報》看看，你有什麽事，可仍與他商量。你還有天笑咧，景韓所擔任的一切，如專電、要聞各欄，可由天笑任之。楚青還有什麽話可說。於是我就頂了景韓這個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進時報館以來，一直沒有加過。景韓的薪水，為了他續弦以後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報》後，月薪三百元，董事會議定，五年為期）。不過我的八十元，在初進《時報》時，約定要寫論說、小說，後來論說不寫，小說另計，學編外埠新聞，寫一短評，實在輕鬆。而我又東搭西搭，向別處寫小說、編雜誌，可兩倍於《時報》薪水。現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韓例。
這一回兒，楚青很不高興，那也無怪其然，好似戰爭方酣，遽失一員大將。向來每到下午三四點鍾，一定到報館，第一件事是看信。報館裏茶房守候他來了，一大疊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別是編輯部的，是發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編輯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標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他拆開看過，分送各部，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這一回兒常常不來，打一個電話，囑我代為看信，不是說身體不舒服，便是說有正書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來也是無關緊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場中的“代拆代行”了。
談起有正書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經營的。它的發行所，就在望平街時報館的旁邊；印刷所卻又在他的海寧路的住宅旁邊。說起他的工作來，實在花於有正書局精神、時間，還比《時報》多。就是那個用珂羅版精印各種古今名畫，也是由他創始的。他雇用了日本兩個技師，訂了兩年合同，專管印刷古畫的事，又令他的廠中藝徒加以學習，所以不到日本技師兩年合同期滿，他們都已學會了。到了後來，《時報》困窮，入不敷出，而有正書局卻歲有盈餘，於是挖肉補瘡，以其盈餘，補其不足，《時報》得以支持數年下去，也很靠有正書局為之扶助呢。
我自從頂了景韓的缺後，覺得他的編輯要聞，發發專電，事甚輕鬆，以他的果斷明決，大有舉重若輕之概。及至接手以後，方覺得未可輕量。我們蘇州人有兩句俗語道：“看人挑擔不吃力，自上肩頭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話，叫作“不簡單”了。那時黃遠生還沒有脫離《時報》，他的北京通訊稿，是遊夏不能讚一詞的，讀了一遍，看它沒有什麽筆誤，便即發下排字房了，就是這個專電，那真有點麻煩呢。
那時北京政府算是優待新聞界，所謂新聞電者，特別便宜，每字隻收三分，可以記賬（其他普通電，每字一角，三等電倍之，至於一二等電，便是官電，隻許官家打了）。因此電報局便把新聞電盡量壓後，甚而至於到午夜二三點鍾，方始發出。報館裏呢？為了省電費，字數又盡量減少簡約。譬如關於一個人的姓名，單寫一個姓容易纏誤，於是就分出什麽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樹錚）、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貴）等等。
但是那些新聞電，還常有錯誤，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卻錯誤得看不出，而且還是緊要的字，這卻很費腦筋了。這個叫作“詳電報”，似詳夢一般去詳，有時鬧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電報，越是來得遲，午夜兩三點鍾還沒有電報來，真是急死了人。那時各報都有了專電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這重要的專電，而我們報上沒有，豈不是相形見絀。最可笑的是“造專電”，怎樣是“造專電”呢？報紙全版排好了，空著一個地位，隻等專電，真似《三國演義》上說的，萬事齊備，隻欠東風，而專電老是不來。於是有幾位編輯先生，便造出專電來。我們同業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為他們的《民國日報》最窮，專電常常脫稿，他造出來的假專電，和人家的真專電竟無甚參差，可稱絕技。
其次便是看大樣。所謂看大樣者，就是報紙全部排好，最後複看一次之謂。當我在編輯外埠新聞時，真是省力極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點鍾到報館，編那些外埠新聞，修正一下，連寫一則短評，不過一小時；此外我再編一個副刊“餘興”，總共也不過兩小時，便可以沒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為這時候，正是報館裏大家上班，而息樓又是賓客雲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飯，方才回去。現在為了要看大樣，一直要等到專電來後，全部一齊排好，機器開印（排字工友的術語，叫作“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詞，如空了一個方塊叫“開天窗”，對於那些花邊新聞，叫“坐花樓”，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時天已作魚肚白色，趕菜市場的賣菜傭，推著碧綠菜蔬的小車，已出來了。不過景韓當時是住在報館裏的，他比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時我還兼了編輯外埠新聞，我請楚青添人，也請了幾位。記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卻），來了數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國的楊心一，本來請他是翻譯西文的，也幫忙了一陣，後來被中華書局請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聞記者的材料（楚青請他編《佛學時報》的），這都是玩票性質。及至畢倚虹進了時報館，那覺得誌同道合，才是我一個好幫手。
我與倚虹怎樣認識的呢？說來也甚微妙。當我在編輯《婦女時報》的時候，有一位楊女士常來投稿，都屬於詩詞之類，什麽綰春詞、餞秋詞，我知道這都是她的床頭捉刀人所作，一看筆跡便知道，無庸推敲其意義了。那時《婦女時報》上婦女著作，非出於閨閣之手甚多，一律為之登載，不然，這個《婦女時報》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報館裏來見訪了，我們談得甚好，頗有相見恨晚之雅。又因為談到他隨我師陳少甫先生到新加坡當領事，他充隨員的事，更覺有些融洽。他那時正從中國公學法政班畢業出來，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時已住在愛而近路了），時相過從。這時《時報》正要添人，我就介紹於楚青，楚青也就答應了。倚虹進館後，就由他編外埠新聞，後來我們商量組織《小時報》，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幫助了他。
當倚虹未來時，我在報館裏，每晚八九點鍾至十二點鍾這一段時間，最為無聊。因為所有新聞稿以及論文等都已發齊了，專電卻還沒有來。從前息樓那班朋友，時常來此聚首，有時出去吃個小館子，有時在息樓裏打起小麻雀。現在好似人去樓空，我一人覺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訪問友朋，否則是對著電燈枯坐而已。自倚虹來後，兩人便不覺得寂寞，講故事，說笑話，那時他家眷不在上海，他們那個大家庭，卻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飯，也每至深夜，然後回去。
望平街那一帶，周圍都是飲食店。京館有悅賓樓，我們吃得最多，因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夥計們似乎更客氣，喚他畢大爺。我們常吃的什麽糟溜魚片、清炒蝦仁等等，大概是兩菜一湯，不喝酒，價不過兩元而已。番菜館那邊更多了，有一家春、嶺南春等等，這時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燒雞、火腿蛋，應有盡有，有一道菜，名曰紅酒青果煨水鴨，我們常吃，說是大有詩意。上海的番菜館有兩派，一派是廣東派，一派是寧波派，我們所吃的都是廣東派，所以豬腳必稱“豬手”，牛舌必名“牛脷”，我們討論過，這脷字不見經傳也。廣東菜則杏花樓近在咫尺，但我們不去請教它，專趨廣東小館子，什麽洋蔥炒牛肉、蝦仁炒蛋、臘腸蒸一蒸，開價也還不到兩元，真是便宜。
我們有時也到飯店弄堂（這弄堂一帶盡是飯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擠了，常沒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隻有兩個字，什麽湯卷、禿肺（都是魚雜）、圈子（豬腸）、白切（豬肉）、煎糟（魚類）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來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們談到福州路一帶的番菜館，不是廣東式的，便是寧波式的。但他們的招牌上，都是寫著“英法大菜”。真正外國大菜，究竟好到怎麽樣，我們要去嚐試一回。我說：“外國人吃飯，有許多臭規矩，不像中國人的隨便。”倚虹說：“不去管他，鬧笑話就鬧笑話。”於是我們闖進去了，在近黃浦灘一家西餐館，是有一個外國名字的，不記得了。這個大菜館，十塊錢一客，在當時上海要算最貴的了。中國人請外國人吃飯，有時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國人，至於餐味，我們莫名甚妙。有一碟是兩小塊紅燒肉，配以兩個很小巧的馬鈴薯，這在我們家庭中，不值五分錢耳。
又有一次，四馬路胡家宅方麵，開了一家日本西菜館，每客大菜隻需要五角錢，什麽咖啡、水果，應有盡有，我們也要去試試。的確是日本人開的，是大概夫婦兩人吧。男的還穿了西裝，女的卻是和服。房子是借著人家樓下一間，這個大菜，實在難於下咽。咖啡、水果，的確應有盡有，咖啡在一個大壺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幾粒櫻桃，一隻香蕉。畢倚虹大發詩興道：“爛了香蕉，黃了櫻桃。”（乃仿前詞人“綠了芭蕉，紅了櫻桃”句也。）
關於畢倚虹的事，我將隨時想到、寫到，我再談談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別號枝巢）介紹給狄楚青的。初來《時報》時，是個校對，後來便升為編輯本埠新聞。公振處事也頗為勤敏，但人緣極不好。本來我們校對有三人，不須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麵情，加添了一人。其時我有位親戚王君，也在校對部，他告訴我：“戈公振到了校對部，神氣活現，好像他是個主任，指揮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說：“少年氣盛，也沒有做過報館的事，將來自會改變氣質的。”可是他後來不但對於校對方麵，對於報館營業方麵，也去偵察他們，掇拾細故，便去告訴楚青。
從來做老板的人，都喜歡聽聽夥計們的閑言閑語，以顯示他的察察為明。好比一個國家的元首，不論皇帝也罷，總統也罷，總喜歡聽聽左右的論調。楚青是老板階級的人，有時對於公振的話，也頗聽得進，有些也是事實。於是營業部中人便恨極了，題他一個綽號叫作“小耳朵”，這是上海俗語，說他就是老板一個耳報神。楚青呢？對於公振說他很細心，很勤懇，表示頗賞識他。
那時本埠新聞正空了個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縣，遇缺即補了。調他編本埠新聞，的確是很細心，很勤懇，每天寫一則關於本埠新聞的時評（這個“時評”兩字，景韓所題，說是有雙關之意，一是時事評論，一是《時報》評論），也還不差。不過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未免隔膜一些。隻是他下筆甚遲，雷繼興那個時候，不到半小時就完事了，他卻四五點鍾來，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這許多時候呢。
當時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鄉（他是江蘇東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報館裏來的。那時上海的那些報館，不僅沒有女記者，女人也從沒到報館裏來的。但時報館初無禁忌，我與倚虹，也都有女友來訪過。公振這位翟小姐，後來每夜必來。我到了每夜九十點鍾，無事可為，往往出去遊玩，到十二點鍾，回來發專電，看大樣，而這位翟小姐，卻常見她坐在案頭，陪伴公振，畢倚虹說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過了兩年多吧，那時他已離開了《時報》，推薦了一位同鄉夏奇峰到《時報》來代他的職了。據夏奇峰告訴我：那位翟小姐，已與公振解約了（沒有結婚，故不能稱為離婚）。我當時還不相信，以為他們兩相愛好，何遽判袂。夏奇峰說：“在公振還戀戀不舍，翟小姐卻毅然決然，他們在律師事務所簽好字出來，翟小姐向公振說了一聲‘再會’，便似驚鴻一瞥地高飛遠去了。”我那時正在某雜誌寫短篇小說，苦無題材，便影射此事，寫了一個短篇，題目即為《再會》。公振見之，當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後遂出國，曾在國聯任事，回國以後，《時報》已易主，其時我亦不在上海，故未與謀麵。他的誌願，頗思進入申報館，爾時申報館正人材濟濟也。但史量才對之淡然，又有人謂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緣不佳。不得已請其編《圖畫周刊》，因他在歐洲時，常以外國報上的圖畫，剪寄《申報》也。但這個職位，不是他的誌願，鬱鬱寡歡，遂以病卒（據說是盲腸炎和腹膜炎），始終未獲一愛人，友朋為理其喪，葬於靜安寺路一公墓。最慘的日寇侵華，到了上海，靜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數屍暴露於外，有人往視之，其一卻是公振。乃重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運命如何安排，正是魯迅詩所謂“運交華蓋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國報學史》傳世，聊足有慰於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