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當時的編製，我於上文已述及，但新聞事業，在中國是繼續進步的，不是墨守成法的，而且隨著時代的進化而轉移的。中國的開發，比較歐美為遲，在東方，比較日本為遲，這是無可諱言的。所以中國的新聞界，在那時隻可以算草創時代，精神與物質上，都是趕不上人家呢。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想是在進步，決不是退步的。
中國報紙的編輯上，有三件事，都是由《時報》創之：一是專電，二是特約通訊，三是副刊，我將依次約略言之。
第一說專電：專電者，是報館裏特派人員在北京，每日將政界要聞，特地發電報到報館裏來，以便迅速發刊。因為中國當時自己還沒有通訊社，政府也不重視將新聞傳播於民間，有時還諱莫如深，報館要知道政界重要事件，隻有靠在京的特派員打專電了。上海的外國報紙，如《字林西報》之類，也派了專員在北京，他們是和他們的使館聯絡的，很可以得到許多政界要聞。中國的報紙上，反而沒有，要到外國的報紙上轉譯過來，豈不可恥。所以我們派了專員在北京，專拍政界要聞的電報了。
因為《時報》先有了專電，於是別家也有了。始而專電少，非關於重要的新聞不發，既而專電多，雖非重要的新聞，亦發專電了。為了各報都有了專電，便成一個競爭的目標。譬如北京政府發生一重要的事，這一家報館有這樣一個專電，而那一家報館卻沒有，明天報紙上發表出來，這豈不是使沒有這個專電的那一家報館相形失色了嗎？
發專電要有一筆電費，從前是由報館匯一筆錢給特派員，或是每月有一個約數，規定電報費若幹。到了後來，電報費可以記賬，民國時代，交通部優待新聞界，新聞電比普通電特別便宜，專電也就多起來了。再到後來，各大報館在北京特設機關，名曰“通訊處”，專司每天采訪新聞，拍發電報了。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報館在北京所委托的通訊員，有些是秘密的。也有的是政界中人，因為非此不足以得到正確重要消息。時報館曾經有一位通訊員姓鍾的（杭州人，還是王文韶的孫婿），為了泄漏秘密消息而被捕，幸有王文韶的老麵子，得了輕罪。不過到了革命以後，那些通訊員，也就公開了。但是在探訪新聞時，也有個競爭，看各人的手腕，有的得到了新聞，有的得不到新聞，未可一概而論。
因為是新聞電，它的電費最便宜（每一字三分），所以北京電報局每壓在最後發出，一直要等到官電、加急電、商電發完以後，方始發新聞電，所以上海報館裏接到電報，都在深夜。但是電報局也知道這些電報，是你們明天報紙上要登出來的，所以盡速在當夜也給你送到，即使在深夜兩三點鍾，也仍照送。可是報館編輯最頭痛的，就是深夜來的電報，那個時候，報紙將要開印了，但專電不能不加進去（這時上海各報館，還沒有一家有卷筒機），而且極遲來的電報，往往是極緊要的新聞。幸虧我們時報館裏翻電報的張先生，他已翻得熟極而流了，不用翻什麽電報新編，信筆疾書地寫下去。但是電報號碼上，倘有錯誤，他卻不管，翻好以後，就送到主筆房來。
可是這種專電，常常有號碼的錯誤，而且錯誤得奇形怪狀。那是要猜詳出它的原文來，到底是什麽字，有的要從它的上下文看出，方能猜到是什麽字；有的卻很難猜詳，隻不過電碼上一個數字之訛。尤其是人名、地名之類，往往差得你匪夷所思。並且發電的人，為了省錢，電報打得字數愈少愈好，非有極重要事件發生，不肯打字數較多的電報，往往因了一二字電碼的錯誤，使一條電報不能明了的，很使人費了腦筋。而且這些簡略的電報，在明晨報上，不能將原文登出，必須要裝頭裝腳，加進了許多字，充足了這個電報的意義，方可以使人看得懂。
第二，特約通訊這件事，也是由《時報》創始的，雖然《申報》《新聞報》，各地都有訪員，但是這些通訊，都是無足觀的。《時報》當時最重要的是北京通訊，當然，那時的政治重心在北京，所以北京通訊，顯出重要來了。自然那幾位特約通訊員，都是有政治知識而文筆優富的人，方可以勝任愉快。記得《時報》最初的通訊員是黃遠庸（筆名遠生），他是江西人，還是前清的進士，曾到日本留學。因為他與《時報》的雷繼興（奮）同學，狄平子與他亦相熟，因此《時報》一創刊，即擔任為《時報》通訊。後來史量才接辦申報館，便把黃遠庸拉去了，但仍為《時報》偶爾通訊。袁世凱帝製時代，為了上海開設亞細亞報館事，友人勸其赴美避禍，卒遭暗殺，真是冤哉枉也。此外，邵飄萍與徐彬彬，亦都曾為《時報》做過北京通訊員。飄萍太忙，發專電是專長；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都不及黃遠庸，飄萍與彬彬皆我所推薦。
這班北京特約通訊員，都在報上標明“北京特約通訊記者某某”，雖不是天天要寫通訊，但一星期至少要有兩篇通訊。這種有係統的、文藝性的，觀察時局，評論人物，用一種輕鬆而幽默的筆調寫出的通訊，頗為讀者所歡迎。大約每篇總要有兩三千字，過短覺得不足以過癮，過長則又覺得冗長無味，甚而至於畫蛇添足。我們收到了每篇北京通訊之後，都排列在專電後，各種新聞前。除非看出它有筆誤或有所忌諱外，未敢輕改一字。凡屬高才，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我每見許多編者，恒喜亂改他人文章，自詡博雅，其實識力不足，反致點金成鐵，更為作者所不悅，所以因此為戒呢。《時報》上偶然也有國外通訊，那是難能可貴的，是幾位留學在歐美、日本的，或是使館裏的朋友寫來的，這是他們一時高興，而也是不受什麽報酬的，並非是一種職業性的通訊員。
到後來，上海的各大報館，也都有了特約通訊員，更為當行出色，這都是民國時代的事了。報業既進步，經濟自更發展，像黃遠庸在《時報》寫通訊，不過月酬二百元，已經算是最高了，其他報館不肯出此（如當時申報館的總主筆張蘊和，在外國資本時期，月薪不過四十餘元）。在《大公報》的特約通訊員，則除了月薪之外，還有交際費可以開支，那當然寬展得多了。
有一時期，邵飄萍曾擔任了《時報》的專電與通訊，在新聞上可以說統一。因為飄萍那時在新聞上大發展，除了在北京開設了“京報館”，又辦了一個通訊社，網羅了許多人材，在北京認識了許多人。認識尋常人不足異，要認識在政界方麵足稱重要的人，方可探索出重要的新聞來。因為他的交際廣闊，方可以對於新聞上，如張網一般，無所遺漏。他這時不但與《時報》發電，也曾與《申報》發電。正在軍閥時代，有許多秘密的消息也傳了出來（有要聞他不打新聞電）。但上海的各報，都是持保守主義的，狄楚青膽小，認他是一位冒險人物；史量才竟說他要壟斷上海新聞。加以他在北京連吃官司，結果和黃遠庸一樣，斷送了生命，殊可哀也。
第三，從前的報紙，並沒有什麽副刊的，雖然也登載些小說、雜文、詩詞之類，都附載在新聞的後幅。我在初進時報館去時候，便是如此。但《時報》那種雜錄，如楚青所寫的《平等閣筆記》和《平等閣詩話》（後為陳子言所編）都是附載在新聞之後。還有名人投稿，棄之亦屬可惜，當時報紙，除小說以外，別無稿酬，寫稿的人，亦動於興趣，並不索稿酬的。因為《時報》的讀者，都說《時報》是趨向於文學方麵的，喜歡弄筆的人都來了。
後來我創議別辟一欄，名字喚作《餘興》，專登載除新聞及論說以外的雜著，商諸楚青，他頗讚成，便囑我主編。當時亦沒有什麽副刊的名稱，但自辟此欄後，投稿者非常踴躍。因為《時報》對於教育家、文學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學校都閱《時報》，尤其是青年學子，故所有投稿家，大半是從此中來的（我認識範煙橋、周瘦鵑，即在此時）。這餘興中的文字，正是五花八門，矜奇鬥巧，諷刺歌曲，遊戲文章，可謂層出不窮。
他們雖不受酬，可是我們為了鼓舞投稿人的興趣起見，分別酬以有正書局的書券，好在有正書局那時的出版物，甚為豐富，都是狄平子所選取的。蘇州、常熟、吳江（同裏鎮）的投稿家，積聚了許多書券，到上海來，選擇了一大包回去。
後來《申報》《新聞報》，也便有了副刊了，《申報》的喚作《自由談》，《新聞報》的喚作《快活林》，其他各報也都有了副刊。自從畢倚虹進了時報館以後，我們又商量了別辟一欄，名之曰《小時報》，一切都是小型的，可謂具體而微，有小評論（我與倚虹輪寫，一名小生，一名小可）、小專電（此電是電話）、小新聞（裏弄間瑣屑奇怪的事），一概都是袖珍式的，頗覺新穎有趣。其時助我們的，還有濮伯欣、陳彥通諸君，詩詞並載，莊諧雜陳，可以做到雅俗共賞之作，為讀者所歡迎。編副刊亦要有種種技巧，而且常常要變換方式，乃可以引人入勝。這種副刊，畢倚虹題其名曰“報屁股”，現在報屁股三字，已傳誦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