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上海有一個“江蘇教育總會”，在江蘇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勢力的。雖然那時是在前清末紀，政治腐敗，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為欲改革政治與社會，非興教育不可。況且江蘇省內，上海、南京、蘇州、無錫，以及各府各縣的學校，也風起雲湧了。江蘇教育總會設立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人文薈萃之區，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總其成。
江蘇教育總會的會長是張季直（謇），並無副會長，另有一位總幹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過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記得了。這位總幹事，就同後來的秘書長似的，管理會內一切事務。每逢開會，都是他報告處理一切行政事項，紀錄開會時的議決案。他是住在會裏的，可以領取一筆車馬費（實在便是薪水），其餘的幹事，都是沒有薪給的。
江蘇教育總會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醬園弄（後來改名為青島路），我初到時報館去的時候，還是在醬園弄的，後來他們籌集了一筆款子，就在老西門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兩層樓來，便作為永久的會址了。
到那個時候，會務也忙起來了，幹事中如沈信卿、袁觀瀾、黃任之諸君，最為活躍，他們是中堅分子，因為他們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時這個江蘇教育總會，在江蘇教育界中，頗有勢力，以張謇為會長，可以直接與江蘇最高長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對他們的人，稱之為學閥，還有一班人，罵之為“西門破靴黨”。
入會的資格，要辦過學堂，當過教員的人，或是對於新教育有知識的人，我當然有這個資格了。我起初並不想入江蘇教育總會，後來卻參加了。一則，楚青勸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個幹事，卻從不到會，但《時報》在教育界頗占勢力，雖然陳景韓、雷繼興，都未加入（他們不高興加入），而常到時報館來做客的人（簡稱息樓中人），大半是那邊的幹事與會員，借此可通聲氣。二則，有許多蘇州同鄉，都慫恿我加入教育總會，可以有部分力量，在故鄉或可多少便利之處。所以我的介紹入會的人（須有兩個會員介紹），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蘇州紳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會員，第二年，他們便選舉我為幹事了。幹事約計有二十餘人，但我實在是個啞幹事，在會議席上，難得發言。這因為我在江蘇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們都是教育界老前輩呀！不過我是有表決權的，倘然我不列席，表決權就少一票。所以每逢開會，總是打電話到報館裏來催請，被催請得急，隻好去了。他們的開會時間，總是在下午五六點鍾，這時候，我總在報館裏發外埠新聞，被他們一捉就著。遇到他們開會不足法定人數，拚命地打電話來，宛如十二金牌一般。這是義務性質，自己還要貼錢。但亦有所酬報，開完會後，會中備有一頓豐富的夜飯，足供一飽。
江蘇教育總會，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便即取消了。因為當時的政府，以為教育是屬於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針，不能操縱於一班士紳之手，會員們、幹事們，也都別有所事，有的離滬，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寫此稿時，從前教育總會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隻剩一個黃任之，還在活躍咧。
除了江蘇教育總會以外，我所加入的集會團體，便是南社。我從山東回到上海的時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參加時，覺得人數極少，不過十餘人而已。這個南社的組織，既無社址，也沒有社長，每逢開會，不過聚幾個文藝同誌聚餐會談而已。到了後來，社員漸漸多起來了。每年有一次大會，但仍然是聚餐性質。地方沒有一定，我記得有一次在蘇州虎丘開會，還是坐了畫舫去的；有幾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館開會。原來社員的入會，再簡便也沒有，有朋友介紹，說某君願入南社，說出他的姓名履曆來，大家都讚成。也有某君，某君，我們要邀他入社，隻要某君答應了，便算是社員了。社員雖多，並不須要列席，即使算是開會了，聚餐一回，餐後即散，無所事事。到了後來，有了編輯社友詩文集這一件工作，算是一點成績。
我的加入南社，因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幾位老朋友。如陳佩忍，在吳江同裏鎮金鬆岑家裏就認得的。如蘇曼殊，在蘇州吳中公學社就認得的。還有許多人，也都是到上海來後認得的。後來在南社成為主幹人物的柳亞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時還在他的故鄉吳江黎裏鎮咧。那時主持南社的人，我隻知道陳佩忍與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在西門辦了一個健行公學。陳、朱兩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開會聚餐等，總是由朱少屏處發出通知，社員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頗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詞客般，吟詩填詞，他是敬謝不敏的。不過他在辦事上，甚為幹練，在新學界中，認得的人也很多，後來於右任發起的《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以及《太平洋報》，都由他幫忙拉攏不少。
在南社中，我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蘇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廣東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僑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來於上海的人。最初，報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時報》而言，就隻有我一人，《申》《新》兩報，是闐其無人。有一天，狄楚青問我：“南社裏是有些什麽人，有人說：是一個革命機關。”蘇曼殊到報館裏來看我，報館裏有位廣東先生，問我道：“這位西裝朋友，人稱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說：“和尚應穿袈裟，他怎麽穿西裝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還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南社是提倡舊文學的一個集體，雖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但他們的作品，還是固守著文言，不摻雜白話的。上言報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但辛亥革命時期的《太平洋報》，幾乎全部是南社中人，葉楚傖的入報界，便是從《太平洋報》開始，他本來是在廣東，和姚雨平在一處的。在南社裏的朋友，我認識的就有諸真長、鄧秋枚、李叔同、陳陶遺、胡寄塵等；僅有一麵之交的，還有高天梅、高吹萬、劉季平（即劉三，後在南京，與他同寓則常見了）、黃晦聞、蔡哲夫等等，現在已不能盡憶了。有一次開會，於右任、汪精衛亦列席。南社中人更有一特客，則為陳仲甫（即陳獨秀），似亦一社友，此真所謂百花齊放，百鳥爭鳴了。
在此時期，我要提到陳佩忍，佩忍自他夫人故世後，並未續娶。僅有一女，他攜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館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聞其為巫來由籍。但佩忍誌不在花雪南，從未與染，乃借她的房間，作為會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訪佩忍，晚間至花雪南處，必可見到。上海妓家，有一規例，房門前掛一門簾，無客則懸起，有客則垂下，如果門簾垂下，生客無論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闖房間”，為所禁忌，則曲在闖入者了。
所以當時上海一班有誌之士，高談革命，常在妓院門簾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館，慎密安適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揚，生涯亦寥落，絕少訪豔之客，而佩忍更滿意，常盤據其房間，甚至寫文章，通書劄，亦在此間，他的一位八九歲的女公子，也帶到此間。
其所報酬於花雪南者，則逢時逢節，必開筵請客，妓家謂之“做花頭”，如無人做花頭者，佩忍拍胸脯包辦，在妓家開筵請客，即是上海人所說的“吃花酒”了。以其交遊之廣，群賢畢至，就我所記憶得的，如諸真長、鄧秋枚常在座，有時亦有楊千裏，如蘇曼殊在上海，極為高興，主人為他召集許多名花坐其側，我有句雲：“萬花環繞一詩僧。”在座大都是南社中人。我亦常在座，無容諱言，二十年顛倒於狂**世界，誠難自懺也。
南社後來無形消滅了，這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因為這班人，都是研究舊文學的，不能與後起的新文學沆瀣一氣。有些人是無論如何不肯寫白話文的，而且也不讚成那種歐化的新文學與新詩詞的，在五四時代，已成為過去人物了。第二，南社裏有許多人已入政界，他們做官去了，也有的是別種職業，誰也沒有閑情逸致，來南社做文人詞客了。剩下幾個人來，也漸漸取消極態度。第三，南社是一點沒有基礎的，既無社址，也沒有職務，當初隻不過每次開會，大家湊出錢來，聚餐一回。雖然辛亥革命以前，他們也很鼓吹革命，辛亥以後，便是軍閥時代，一直到北伐成功，政府也不曾支持它，而它覺得這個政府實在不能滿意呢。
在我初進時報館去的半年中，便有幾多有誌之士、熱心朋友（有些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組織了屬於政治、法律以及地方自治等會。因為《時報》同人及息樓來賓，不少是在日本的政法大學畢業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學為多，如雷繼興（奮）、楊翼之（廷棟）以及常來《時報》的人。自從清廷對外吃了幾次敗仗，國內革命之聲漸起，又承了戊戌政變、庚子拳禍以後，上下都鬧著要變法了。於是清廷便下預備立憲之詔，意思要君主立憲。那時世界各國，皇帝還很多，君主立憲也很盛行，實在清廷這個預備立憲之詔，也不過緩和一下空氣而已。
在當時，日本留學青年，便出版了提倡立憲的許多書報，召集了討論立憲的許多集會，時報館同人以及館外賢達等，也有一個會，好像是什麽“憲政期成會”吧？現在我已記不起這個名稱了，總之就是這麽一回事罷了。
這個會，也有數十人，雖不限於江蘇人，但十之七八是江蘇人。張季直、馬相伯，這兩位老人是不祧的，每開會必有演說。馬相伯的演說，最擅勝場，詞令之妙，無可比擬，深入淺出，層次井然。其次要算雷繼興，起初聲音很低，愈說愈高。他們從未預先起一稿，錄一底，隻是隨機應變，大概非平時練習不為功。此外又出一種雜誌，是一種月刊，名字叫作憲政什麽的，可是現在想不起了。雜誌中的材料是豐富的，因為他們都是法政學家，可以一揮而就，我卻是門外漢，可是他們有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也把我拉進了這個會裏去了。
在編輯雜誌的時候（雷繼興主編的），他們一定要我寫一點東西，可是我一個跑龍套，跑龍套照例是不唱的，我能寫些什麽呢？小說是用不著的，政論又怕不合意旨，在日本報上東翻西翻，翻著一篇《俄羅斯新憲法》。那個時候，俄羅斯還在沙皇時代，“蘇聯”兩字尚未出現，大概也是國內革命黨鬧得不可開交，所以不得不頒布一種憲法，這種憲法，也是和日本一樣的欽定憲法吧？現在上海一班維新黨，主張君主立憲，也足以供參考，我就“瞎貓拖死鼠”的，以此塞責了。不過，這個憲政雜誌，沒有出到半年，也就停刊了，大概是沉悶不過，難以引起人家的興趣吧。什麽叫作立憲，也有許多人，怕還是老不明白呢？
對於地方自治，也有很多人加以研究。那些到息樓來的朋友們，以上海本地人很多，目睹租界裏一切地方行政，都操在外國人手裏，中國人無從問津。中外有什麽交涉，老是中國人吃虧，喧賓奪主，就是上海本地人，也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此刻在租界外的地方，如南市、閘北以及浦東等，也漸漸繁榮起來了，極思有所振作。即使在租界裏，納稅者也都是中國人，不能放棄這個權利，當時倒沒有在租界當一個大亨的思想。誰知後來，卻出了許多土豪地棍，靠著洋人，恃勢作惡，以此為巢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