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以後，並沒有在男學校教過書。我在山東，對付學生，覺得還好。到上海後，我惴惴然怕對付不了這班男學生。
況且我的職業，已命定我當新聞記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來做教書先生。而且我立誌也不願教書，這不過變相的冷板凳而已。
況且我青年失學，讀書甚少，就我所學，也不足以為人師，仗一點小聰明，並無真學問，古訓所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倒服膺龔定庵這句詩，“但開風氣不為師”。
至於在女學校教書，她們既不討厭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們講解，覺得很有興味，而且女子往往別有慧心，較男學生聰明。在我所教的三個女學校中，以城東女學校教得時間最長，民立女中學次之，女子蠶業又次之。此外上海當時還有兩個著名的女學校，一為務本女學，一為愛國女學。這兩個女學校，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過書，但曾給朋友去代過課，務本隻代過一星期，愛國卻代過一個月。這個愛國女學，還是蔡元培先生那時所創辦的，直到民國八九年時還存在著，那時的校長，好像是蕭蛻呢？
此外上海還有個美國教會所辦的中西女學，開設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區，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雖然它在三馬路的時代，我的女兒可芬，也在那裏讀過書；後來那個“小中西”，我的孫女兒，也在那裏讀過書，那都是外國女教士當校長的，這個女學校，我總嫌它的貴族氣太重，夕陽西下，門前汽車停了一條長龍，往後也就不再去上學了。
城東女學的地址，在南市竹行弄，一條極狹的弄堂，彎彎曲曲地走進去，裏麵卻有古老式的，不像租界那種房子的一座房屋。楊白民便利用這座祖遺的房子，開辦這個女學校了。他那個女學校是家庭式的，因為他的家眷也住在裏麵，除了有間廳堂可以做課堂，其餘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做了女學生的宿舍，為遠道來的女學生住宿（這時外縣如鬆江、蘇州、無錫、常熟、嘉興等地，到上海來就讀的女學生極多）。至於本地通學而走讀的也不少。
城東女學的校長是楊白民，他的夫人，便當了管理學生的舍監（適與民立女學相反，民立是蘇本嵒為校長，而其夫王孟綠為教員）。楊師母雖在中年，尚有睡在搖籃中的小女孩兒，她主持中饋，更是一位家庭主婦。於是住在他們家裏的女學生，課餘之暇，便給她抱小孩，有時還幫著楊師母燒小菜。她們的課程中，本來有幾項屬於家事的，如縫紉、烹飪之類，縫紉不必言了，那時毛線工作，正在長足進步，而烹飪一課，亦別有風味。
楊先生主張烹飪一課，每月要實習一次，在星期六舉行，以每一學生捐銀兩角，十個學生為一組，輪留當值。從前有兩元，可以辦很好一桌家庭飯菜，請各教師來白吃（還講出《論語》“有酒食，先生饌”的古訓來），吃後請加以批評。至於校長則貼酒飯與柴火，其事至為公平。不過有幾位學生，本來是會燒菜的，當然很能入味，有兩位從未燒過菜的，那些嬌養慣的小姐們，雞手鴨腳，燒出來的菜，鹹不鹹，淡不淡，令人攢眉。有位老先生正要加以批評，我拽了他的袖子，笑道：“吃了白食，不要瞎批評了。”於是大家都說道：“好！好！”
女學生們，向她們說了幾句重話，都要哭的，但我不曾惹她們哭過。陳景韓在城東女學教書，常常罵得她們垂淚，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麵相很覺難看。所以陳先生上課，她們不敢多說多話，背後卻罵他“冷血動物”（因他的筆名是“冷血”也）。實在，像民立女中與女子蠶業，我所教的一班，都非常整齊，用不著疾言厲色。城東女學，班次既雜，人數亦多，往往不大整肅，似非稍加嚴峻不可。你若太放縱了，她們就愈加撒嬌了。
要是誠懇地同她們講，也並不是講不通的。我最討厭她們的，是把那些絨線生活，暗帶到課堂裏來，她們一麵聽講，一麵在桌子底下織那絨線生活。她們是熟極而流的，眼睛不必去看它。但是一不小心，鋼針落地，丁零一聲，大家都回首以觀，掩口而笑了。有時候，的溜圓的一個絨線球，直滾到了教師桌子旁邊，她又不好意思來拾取，倘把絨線盡扯，卻是愈扯愈長。我已經幾次托楊師母給她們說了，她們卻還是老不改，我隻得自己開腔了。說了以後，果然就沒有帶絨線生活上課堂來了。
城東女學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次，他們那裏招收了一個漂亮的女學生，年約十七八歲。雖然漂亮，但衣服穿得很樸素，不施脂粉，完全是個女學生型。這個女學生，是在黃任之所教的國文班裏的。城東女學招生，不似別的女校裏十分嚴格。因為學生都是幼年失學，到了年長，方始來補習的。在現代那種校風說起來，又要說她是“校花”什麽之類了。在城東女學也來了有兩個月了，倒也是很聰明而且很勤懇。
有一天，黃任之有應酬，人家請他在某一西菜館裏，內中是有許多商界中人的，他們“叫局”（即召妓侑飲），黃任之自己不叫局，而不能禁止人家不叫局。
一時之間，鶯鶯燕燕都來了，可是其中有一人，恰好坐在他的對麵，酷似城東女學每日上課的這一位漂亮的女學生，不過是遍體綺羅，裝束入時，完全是兩樣了，他越看越像，而這一位堂子裏來的姑娘，見了黃任之以後，也很為局促，側著身子，不敢以正麵對他。
偏偏那個叫她堂唱的商人，還對著黃任之誇說：“黃先生！你不要輕視她，她還是一位女學生哩。”那位姑娘臉漲通紅，愈加不能存身，立即起身告辭了。黃任之也不待吃完西餐，說另有他事，起身離席，一腳奔到竹行弄，告訴楊白民以剛才所見的一切，於是學生們也大嘩起來了。但這事也不能怪楊白民，他怎能知道她白天在讀書，夜裏在出堂唱呢？這也沒有別的辦法，隻有等她明天來時，把她開除就完了。可是不必等你開除，她從此就不再來了。
後才知道這人便是上海妓院裏當時鼎鼎大名的小四金剛之一的金小寶。她和一位客人青浦名士陸達權很要好的，陸達權是留學日本的一位高材生。因為她的妹妹也是城東女學的學生，是她指引到城東女學來讀書的。陸與楊白民、黃任之等，也全都認識，如何讓一個妓女來附讀呢？但是後來租界裏美國教會所辦的中西女學，它的校址在漢口路，四周圍都是妓院，它那裏附設的慕爾堂，辦了一個婦女補習學校，妓院裏的雛妓，在那裏補習的不知其數。試從寬展處著想，哪一等人是不應受教育呢？孔子雲：“有教無類。”
城東女學每年一定要開一次遊藝會，而這一次遊藝會中，也一定要演一回戲。每一次演劇時編劇、導演，又一定是我充當的。那個時候，現代所稱為話劇的那種新戲，已經流行到中國來了。我們在日本的留學生，也在東京演劇，上海男女各學校，每逢什麽節日、紀念日，學生們也常常在演劇，這個風氣已經是大開了。我記得：第一年，我給他們編導的一個故事，名曰：《女律師》；第二年，我曾選取了我所譯寫兒童小說《苦兒流浪記》的一片段。
《女律師》取材於莎士比亞集，林琴南的《吟邊燕語》中，譯名為《肉券》，有的書上則又譯為《一磅肉》。我因為在女學校裏演出，而為安東尼辯護的，卻又是一位女律師，所以便取了此名。
這時女學生中，大家都不肯演這個猶太人。我說：“如果戲劇中全是好人，沒有壞人，這戲劇也演不成功了。”後來有一位女學生挺身而出，她願意做猶太人，這位學生是吳傳絢，蘇州人，我友吳帙書、吳綰章的胞妹。學校演劇，當然草草不恭，卻也有聲有色。（按，吳傳絢後嫁一李君，我忘其名，杭州人，日本士官畢業，為一旅長，革命有功，乃早逝世，傳絢寡後，到上海即住我家，以與我妻甚友好。抗戰期間，攜其子同至重慶，後即不通音問了。）
《苦兒流浪記》，要選取一位年齡在十一二歲的學生，飾為苦兒，且要是聰明活潑的。當時選取楊白民女公子中最小的一人，喚做楊雪珍。（楊氏姊妹，都以雪字排行，其長女曰雪瓊，有一位名雪玖，今已成為女畫家。）但劇中人是一個男孩子，現在以一女孩子權充男孩子，亦無不可，惟多一條發辮。因為那時候，中國婦女，尚未流行剪發，女學生們都拖著一條辮子。但雪珍當時為了演戲，竟毅然地剪去了那條辮子，（那時女人愛惜她的秀發，不肯輕易剪去的。）這一次，在女學校中，也傳為佳話。
女子蠶業學校開辦甚早，在那裏畢業出來的學生，由各處聘請，或自設養蠶所。史量才辦了申報館後，它的後身，就是蘇州滸墅關女子蠶業專門學校，擴大發展，歸為江蘇省立了。那民立女中學校，我所教的最高一班，不是說整整齊齊的十個人嗎？但其後果，皆不甚佳。我後來聽得人說：有一位嫁夫早寡，有一位以產難逝世，有一位帶發修行，長齋禮佛，更有一人，竟正式做了尼姑。這位正式做尼姑的，乃即是民立女中學校長蘇本嵒的女兒。她在杭州近西湖主持一小庵，到上海來，必至我家，訪問包師母，因我妻亦信佛，她們引為同誌也。我問她：“有何刺激，乃至出家？”她說：“並無刺激，隻是信仰。”
蘇本嵒女士兄弟姊妹頗多，其妹蘇本楠女士習醫，為著名兒科專家，他們本為一大族，下代所出，亦多學者。後來他們也不辦學校了，那種私立學校，亦已被上海市政機關所接收，我在寫此稿時的前三年，常在上海一家茶室中，遇到王孟綠、蘇本嵒一對夫婦，年在八十，互相扶持，互相愛好。老年不稀奇，老年夫婦而如此健康互愛，則不可多得。
孟綠嗜昆曲，唱旦角，以八十高齡，能迫緊喉嚨，唱《遊園驚夢》的杜麗娘給我聽，真是不可企及呀！
我的女學生，後來頗多為我朋友的夫人，如蔡雲笙夫人（孫潤宇的妹妹），陸費伯鴻夫人（陸費伯鴻是中華書局總經理），顧樹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有的其初還沒有知道，後來由其夫人道及，往往都親治一餐以餉我。我在北京時，在宴會上，遇宋春舫，他說：“有一人要見你，明日我開車子來接，到吾家便飯，便可相見。”我問何人？他說：“現且不說，見後自知。”明日以車來迎，春舫築室於清華大學之旁，至其家，夫人出迎，乃我學生朱潤女士也。亦得餉一餐。春舫所築之室，名“春潤廬”，即以其伉儷之名名其室，室外花木環之，室內圖書羅列，甚為雅潔。飯後，導遊西山，至暮仍由春舫開汽車送歸。至於黃任之夫人、楊千裏夫人、朱少屏夫人等，都為我的學生，前文已說過，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