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到了時報館，從事於記者生涯以後，我是決計放棄了教書工作了。我自從十七歲父親故世後，即開門授徒，做了一個小先生，一直處館教書，坐熱了那隻冷板凳。以至脫離私塾製度，又踏進了新式教育，什麽吳中公學社咧，又是山東青州府中學堂監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一回，到了上海來，上海也正在各處興辦學校，一到上海，就有人來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實在對此厭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辭。
然而到底不能脫去這個樊籬，第一個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門外高昌廟地方，開了一座女子蠶業學校，除了養蠶時期，女學生都要服務以外，其餘時間，便同別的女學校一樣，隻不過加一點與蠶桑有關係的學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時報館息樓裏來的，時報館的幾位編輯先生，如陳景韓、雷繼興、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書了，我初到時報館，他便以我為鵠的了。
我起初拒絕他，我說：“我已教了十餘年書了，舊的、新的，都已教過，對此漸少興味，我現在要換換方向了。況且我現在也沒有工夫教書，時報館、《小說林》之外，偶有餘閑，還得要寫一些小說。”但量才百方勸駕，他說：“你鎮日埋頭寫作，也未免太悶損了，必須換換空氣。況且我不是天天要你來，一星期來三天或兩天，每星期擔任五六個鍾頭的課，終可以抽出這工夫吧？《時報》是在夜間，《小說林》在上午，那麽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說：“山東青州府蠶桑學堂中教員，都是我的老同學，我知道你在青州辦學堂，很為吃力，但是上海的學堂非青州之比，尤其是女學堂。你不曾到女學堂來教過書，何妨來試試呢？把山東的男學生，和上海的女學生，作一比較如何？並且我們學校裏，到四月裏就要養蠶了，蠶忙的時候，便不上課，現在到養蠶時節，至多隻有兩個月，那是很輕鬆的事，況且景韓、繼興，他們也來教過呢。”
我為他說動了，我的確不曾在上海教過書，尤其不曾在女學堂裏教過書。我當時又動於好奇心，凡是沒有經過的事，我總想去經曆一番。又想到量才所說：他的學校，四月裏就要養蠶，過後至多再讀一個月書，接著便要放暑假了，那麽總共也不過教三個月書吧！
而且我當時正想寫社會小說，搜集各種資料，商務印書館又來接洽，要我寫教育小說。無論是社會小說也好，教育小說也好，各方麵的情形都要曉得一點，這個女學生社會，也是應該曉得一點，作一個實地觀察呢。
回想我十七歲開始做小先生的時候，曾教了一個女學生潘小姐，以後就沒有教過女學生。但現在所要教的不是一個女學生，而是成群的女學生了。我問史量才：“你是女學校的校長，何妨傳授心法。”他說：“也沒有什麽方略，但是你不可太嫩，太嫩了，壓不住她們，便吱吱喳喳地吵起來。雖然不必板起麵孔來，但至少也得裝起老氣橫秋的樣子，方可以吃得住。”量才這話，正說中了我的病，我就是太嫩，尤其對於女人。其實我那時也有三十歲出頭了，人家看我，卻不過二十三四光景。
我所教的這一班女學生很整齊，全班不過十餘人，年紀都在十八歲以上，因為這是一班最高級，快要畢業了。女子蠶業學校裏沒有太年輕的學生，因為他們在招考的時候，就規定要十六歲以上，方能報考。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在養蠶時期，有一個很辛苦的服務，時常要輪流守夜，而且很沉重的蠶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女生所能勝任。第二，在育種的時候，須用顯微鏡，仔細觀察，而且對於蠶蛾的**，詳細解釋無遣，在交尾中，還要輔以人力，這也是那種幼稚女生所非宜。
大概從前女學堂裏的女學生，頂會吵的是十四五歲，到了十六七歲，便漸次沉靜了，一過了十八歲，便不會吵鬧了，還有的在初進學校的女學生，最是會吵，在將畢業的女學生，便不大會吵的了。更有一說：在男先生的課堂裏會吵，在女先生的課堂裏，她們便不大敢吵了。在她們不大佩服的先生，自然吵得更加厲害，在她們佩服的先生，就不大吵了。這些都是當年在女學校教書的經驗之談。
在上海教會裏所辦的女學堂，像“中西女學”之類，他們對於中國的國文，不十分注重，所請的國文教員，都有些冬烘氣息，女學生們常常開他的玩笑。我記得有一位國文教師是鬆江人，督責學生們倒也很嚴。教她們讀《古文觀止》，那班學生們讀到蘇東坡的《赤壁賦》，中有句雲：“巨口細鱗，狀如鬆江之鱸。”她們大聲朗誦道：“鬆江豬玀！鬆江豬玀！”先生正把她們無可奈何。又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學生，不知如何觸犯了先生，那位先生便拉著她，要到女校長那裏去申訴，她大呼：“男女授受不親。”（《禮記》上語。）嚇得那位教師急忙縮手。可是對於那些外國女教師，雖然背後也罵她老太婆，或給她提出醜惡的、可笑的綽號，然在當麵，卻甚畏懼她，非常服帖。
我在女子蠶業學堂未及一月，而城東女學校校長楊白民，又來勸駕了。意思說：一樣的朋友，能在女子蠶業盡力，也希望在城東女學幫忙。我說：“我的工夫來不及。”他說：“每星期隻要來三天，不到女子蠶業的日子，便到城東女學來好了。”我一時麵軟，也就答應了。但是女子蠶業，在西門外過去的高昌廟，城東女學，則在南市的竹行弄，自己卻住在租界裏的愛文義路，一麵在極西，一麵在極東，這樣的終日奔波，很為勞累。並且高昌廟與竹行弄，都在華界，到了那邊，便得更換人力車，但是我那時很有勇氣，覺得教女學生，很有興味。
城東女學這一個學校的學生，卻是複雜得多了。我這一課堂中，約計有三十多人，年齡小的不過十三四歲，年齡大的已有三十餘歲，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黃任之的太太王糾思，也在我的課堂裏，同學們都呼她為黃師母，因為這時候，任之也在城東女學授課呢。還有他的兩位令妹黃冰佩、黃慧兼，也在一課堂。年齡最輕的就像袁觀瀾的女公子袁世莊，不過十三四歲，程度自然參差不齊。但在這個時候，實在出於無法，隻要有誌向學的，便是來者不拒，所以這個班次，隻好勉強合並了。
我初在這些女學堂教書時，的確有些兒麵嫩，她們似乎比你老練得多，不過她們也並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歡多說話，常常說到功課以外去。有時，她們說：“今天先生不必講古文，請說一段故事給我們聽。”她們以為我常寫小說，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隻好說：“故事今天不曾預備，下一課期講故事。但是我口講故事，請你們把我所講的故事，用筆記起來，那也是習練作敘事文的法子呢”。她們聽了，覺得不大寫意，後來就不請我講故事了。其實記出來不是很好嗎？而她們視為強人所難。
我從青州府回到上海來，衣服很不入時，上課時，用粉筆寫黑板，有一位女學生最喜歡多說多話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長了。”我隻好說：“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時了。”我以為她沒有什麽說了，但是又繼續說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長，要剪去它，寫粉筆不大便當。”那時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學，怒之以目，別的同學則俯首掩口而笑。後來我告訴了楊白民，他說：這人素來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十三點”脾氣。
後來我想：她所勸告我的並不錯，我的袖子管的確太長，我的指甲確是好久未剪。大概別的學生，也在這樣批評我，而她卻忍不住，心直口快地便嚷出來了。下一次上課，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換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課堂以後，我就伸出手來給她們看，我說：“我是從善如流，聽你們的勸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學生，反而麵漲通紅，俯首無言。
兩三個月以來，我便老練得多了，我對於上課並不怕，但是對於這個改課卷，實在有些怕。試想：女子蠶業近二十人，城東女學有三十餘人，每星期就有五十餘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積壓，一積壓就要拖下去。我那時把課卷帶回家中，預備開夜車，可是一吃夜飯，睡魔便降臨了。
而且那時候，《時報》已登了我的連載小說，明天的稿子，也要預備。把課卷帶到報館去吧？發稿已畢，可有餘閑，但報館裏朋友多，談談說說，莊諧雜作，談笑風生，早已把學生的課卷，置之腦後了。
後來想出一個辦法來，將學生的作文課本，安放在學校的教員休息室內，上課以前或以後，倘有餘閑，即行改卷。再在學生作文的鍾點內，她們在作文，我在課堂裏監視的時候，便是改課本，這樣覺得好一些，不致積壓起來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幾位，一天要上好幾個學堂的課，都是按著鍾點，方始趕到（那時上海各教員，也是按著鍾點計值，一天要跑幾個學校）。他們的口號，叫作“下車上課，下課上車。”那個情況，就像後來上海的說書先生，按著鍾點趕電台一樣了。
在我們從愛文義路遷居到西門敦潤裏以後，上海民立女中學校的校長蘇本嵒女士，又光臨寒舍來了，她又要請我到她那個學校裏去教書。蘇家開了兩個中學校，一個民立中學校，屬於男學生的；一個民立女中學校，屬於女學生的。民立中學校是蘇穎傑主持，民立女中學是蘇本嵒主持，他們原是兄妹，為上海望族（蘇女士已嫁，其夫為王孟緣）。這個民立女中學，也開在西門，西門可稱是女學校的大本營，最大的務本女塾。也是開設在西門，是人材最多的。
我這時女子蠶業學校已不再去教書了，城東女學校卻還是去的。蘇本嵒女士到我家裏，和我妻說：“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們不遷居到西門來，我不好意思來說，既已遷居到西門來了，離我們學校很近，可否請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說：“我是奉學生之命來的，有幾位學生，都推薦包先生，因為她們的姊妹同學們，有的在女子蠶業，有的在城東女學，都歡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來敦請，務必俯允。”
這樣的高帽子戴上來，我又隻得答應了。不過我的教書，不是過於自卑感，實在自己覺得不甚高明。但我以為在這一代的女學生，卻是在啟蒙時代，當以啟發她們的知識為首要，能多懂得一點新知識，就是好的。啟發了這一代的女學生，然後使下一代的女學生，更注重於種種學問呀。我在民立女中學教的這一班學生，頗為整齊，一共隻有十人，年齡都在十八至二十歲，是稱為卒業班，程度也相差無多，課堂裏沉靜無嘩，與城東女學的學生，正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