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館裏編新聞，於每日的時間，很有關係。編要聞，時間最晚，因為要等北京的專電到來。那種專電，往往要到夜裏十二點鍾以後，甚而至於到午夜兩三點鍾送到，也說不定。為什麽這樣遲呢？原來那時的電報是分幾等的，如一等電、二等電是官電，民間不許通行；三等、四等電，方是民電，又稱為急電，我們所打的乃是四等電（及至民國成立以後，乃規定有新聞電，以便利報界。四等電每字一角，新聞電特別便宜，每字僅三分）。當然電報局要先發官電，繼發民電，然後方發新聞電，即各報館的專電了。
好在陳景韓那時是住在報館裏的（他的夫人故世後，其時尚未續弦），不必深夜歸家，那便利得多。還有報紙全部排好，拚成版子，將要開印的時候，還要仔細看一遍，有無錯誤，這叫作“看大樣”。大概看大樣的事，屬於總編輯的，也是在深夜最遲的，但羅孝高不來，兩位廣東先生也不管，為了怕要聞中有什麽錯誤矛盾之處，景韓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聞的編輯，比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點鍾的時候，訪稿全都來了，編本埠新聞的到十點鍾就沒事了。如果在九點鍾以後，發生了特別事故，有重要新聞，明晨必須見報的，當然可以加入，其餘的瑣聞細事，他們也就不再送稿了。至於編外埠新聞的，更要早一點，從前還沒有快信、航郵，下午五點鍾以後，郵差不再送信了，把當日所到的信，評定它的輕重與緩急，發清了稿子（有的須要修正一下），就沒有你的事了。
剛到上海，住在旅館裏，曾孟樸就托徐念慈來訪問我了，便是商量請我到“小說林編譯所”去。單寫小說，便不必一定要到編譯所去，當時已流行了計字數酬稿費的風氣了。但是他們還要我去幫助他們看稿子與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為《小說林》登報征求來的稿子，非常之多，長篇短篇，譯本創作，文言白話，種種不一，都要從頭至尾，一一看過，然後決定收受，那是很費工夫的事。還有一種送來的小說，它的情節、意旨、結構、描寫都很好，而文筆不佳，詞不達意，那也就有刪改潤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訴了他們進入時報館的事，待時報館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說林》的事。再則我那時房子也沒有租定，住在旅館裏，紛亂如麻，未能決定。及至時報館事定局了，我覺得反正上半天沒有事，便接受《小說林》的事。我們規定上午九點鍾至十二點鍾，星期休假（報館是星期不休假的），他們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為滿意。我有了時報館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說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開支與個人零用，至多不過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餘裕嗎？
況且我還有寫小說的額外收入呢，寫小說便成為我一種副業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後來見了時報館上登了我的長篇連載小說，許多人才知道了。這個時候，上海的小說雜誌正風起雲湧，都寫了信來，還有自己來造訪的。狄楚青的有正書局也出了《小說時報》，本來是陳景韓編的，我去了與景韓輪流編輯，我們是不取它的編輯費，但稿費即照算的。其時還有龔子英編的《新新小說》、吳趼人編的《月月小說》，我都寫有小說稿子，此外什麽小說雜誌記也記不清楚了。
這時上海的小說市價，普通是每千字二元為標準，這一級的小說，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僅五角的，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刪改，但是許多出版家，貪便宜，殺窮鬼，粗製濫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窮文人，為了生活所迫，雖然他的稿子很不壞，但深入窘鄉時，也不待善價而沽了。像那位筆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愷然君，他從日本回國時，寫了一部《留東外史》，描寫當時一般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留學的狀況，到上海來，兜來兜去，這些書賈，以為其人不見經傳，無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賣給某書賈的。誰知後來銷數甚佳，卻賺了不少錢。
我的小說，後來漲價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務印書館要我在他們的《教育雜誌》上寫教育小說而加價的（按，此一筆稿費，適在商務印書館逐年增資期中，他們請我把稿費作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過三四十元而已），這算是特別優待。但在時報館（有正書局）及《小說林》兩個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兩元算。其時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出版社譯寫小說，商務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諳西文，必須與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與學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過千字三元（後來商務印書館給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這時候寫小說，以文言為尚，尤其是譯文，那個風氣，可算是林琴翁開的。林翁深於史漢，出筆高古而又風華，大家以為很好，靡然從風地學他的筆調。後來到五四時代，極力提倡用語體文的如魯迅、胡適之輩，所譯寫的短篇小說，也是用文言的，其餘的更不必說了。不過如果寫章回小說，每回都有回目，純中國舊小說的體裁的，傳統下來的是用白話文了。
所以曾孟樸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舊小說體裁，而是以白話文寫的。他寫的同、光之間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話，而在京話的對白中，卻要說得漂亮，簡捷俏皮，好在他是住過北京的，可以對付。不過他的《孽海花》實在寫得太慢了。在《小說林》雜誌上預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說林》是月刊），但他還是常常脫期，即使不脫期的話，每期登一回，試以全書八十回而言，也須六年又八個月，可謂“長線放遠鷂”了。
孟樸的寫小說，正與我相反，我是寫了下來，不加修飾，並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寫製藝文、敘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說，我已記不起它的內容，並且記不起它的題旨與書名了。我想：這也是我的一個惡癖與懶性，必然因此而錯誤很多吧？孟樸卻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將做好的一兩回全部推翻了，重新再做起來，也是有的。可是錯誤還是有的，因為《孽海花》不是虛構，而是影射那時代的實事的。孟樸的著書與寫小說，全在夜裏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時常至於通曉，因為他是有煙霞癖的，他獨居在《小說林》編輯所的樓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煙霞癖，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說上的筆名，不是叫作“東亞病夫”嗎？為了這個緣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時要到下午三四點鍾才起身，起身以後，便與阿芙蓉為伴。
我每天到《小說林》去是在上午，那個時候，他正是“春眠不覺曉”，在他的黑甜鄉裏，不便去驚動他。要去訪他，最好是在吃過夜飯後，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談一個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說林》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誌願，可惜到後來，這個誌願，一個都沒有償。因為孟仆說：他的《孽海花》，寫到庚子拳變，兩宮回鑾以後，就結束不寫了，賽金花讓她活下去吧，也就無關緊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說林》總編輯）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記東三省紅胡子的事。”在清代稱紅胡子為胡匪，又稱為馬賊，民間則有稱為義勇軍的，這時候正在崛起時代，他也起好了一個書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說：這部小說，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後，可以出版。
我說：我想寫革命事跡。當時革命黨東起西應，排滿風潮熱烈。恰有徐錫麟、秋瑾的一件事發生，秋瑾是中國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書中的主人，而貫穿以各處革命的事跡。書名也已擬好了，叫作《碧血幕》，並且在《小說林》雜誌上登載過一兩回的，後來《小說林》雜誌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擱筆了。
孟樸的《孽海花》始終沒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單行本，倒也風行一時。但是這單行本出版以後，雖然書中人物出於影射，然而核對事跡，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許多老前輩，第一，他的老嶽丈汪柳門，便不以為然，更有許多還是他的父執，尤其蘇州人中，如陸鳳石、汪芝房、葉鞠裳等，對於他都有譴責之詞。後來端午橋邀了他去，說何必寫這種小說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這裏來呢？（舊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這時他們又搞什麽宏文館，編什麽《博物大辭典》，那時我已不在《小說林》了。總之資本已經蝕光，關門大吉。
這以後，孟樸便浮沉於宦海中，辛亥以後，陳陶遺任江蘇省長時，他是什麽水利局長、財政廳長，鬧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實吏事非其所習，他是一個文學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虛白，從法國留學回來，在上海開了一家“真美善書店”（我們稱之為父子書店），又出了《真美善》雜誌，《孽海花》又寫了十餘回，寫到賽金花那時從洪宅出走為止，那一個回目是《青陽港·好鳥離籠》，以後便不曾寫下去了。
徐念慈的紅胡子小說，可憐他並不曾著筆，便這樣齎誌以沒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繼續寫下去，後來便是辛亥革命，僅僅秋瑾一方麵的事，也不足以包羅許多史實。但我對於這個誌願，當時總擱在心頭，老想以一個與政治無關的人，為書中的主角，以貫通史實，這不但寫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寫革命以後的事了，隻是我卻想不起我的書中主人。
直到民國七八年間，我在北京，和張岱杉先生（名弧，別號超觀，紹興人，曾一度為財政部長，是前清舉人）談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寫此曆史小說，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個極適當的人，你沒有留意嗎？”我問是誰？他說：“梅蘭芳將來是一個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曆史的，何不把他為書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為稱善，於是我便寫了《留芳記》，但也隻寫了二十回，給林琴南先生看過，他還給我寫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關於寫《留芳記》的事，我後將再述。
在從前以一個文人，辦點商業性質的事，終究是失敗的多數。《小說林》也是如此，雖然所出的書，倒也不少，銷路也不差，還是虧本。譬如說：放出的賬，收不回來；管理處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時間性，尤其是小說。他們是自辦印刷所、排字房的，後來搜出了半房間的鉛字，都是拆了版子，不歸原位，傾棄在那裏，隻好作為廢鉛賣了，諸如此類，都是吃了人家的虧。《時報》後來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兩位，狄楚青與曾孟樸，都是公子哥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