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上海的幾天內，即到《時報》館去訪問狄楚青、陳景韓兩君。那時候的《時報》，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對麵廣智書局的樓上。走上去是一條黑暗的樓梯，到了樓上，始見光明。《時報》是在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間開辦的，到這時候，大概有一年多了吧？雖然銷數不及《申》《新》兩報之多，一時輿論，均稱為後起之秀，是一種推陳出新的報紙。
我知道上午是報館裏沒有什麽編輯人的，所以到了下午方去。到了報館裏，先見的陳景韓，他見了我，開口便說：“楚青想請你到報館裏來，可以不可以呢？”正在談話時，楚青已來了，他總是滿高興的樣子，穿了一件黑呢的馬甲，胸前一連串的鈕扣，向來是一個也不扣的。匆匆忙忙，好像是坐不定、立不定似的，我和他初次見麵，好像我已答應他到報館裏來了，便和我當麵講條件了。
他的條件，是每月要我寫論說六篇，其餘還是寫小說，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當時的報界文章的價值而言：大概論說每篇是五元，小說每千字兩元。以此分配，論說方麵占三十元，小說方麵占五十元。不過並沒有這樣明白分配，隻舉其成數而已。這個薪水的數目，不算菲薄，因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鄉孫東吳君，比我早兩年，進入申報館當編輯時，薪水隻有二十八元。孫君說：“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蘇州坐館地、考書院，好得多呀。”（他是南菁書院高材生，素有文名的。）何況八十元的薪水，還比青州府中學堂監督的一隻元寶還多咧，因此我也很滿意。寫論說，自然是針對時事發言，那是有時間性質的。我是做八股出身的，寫論文隻不過偶然為之。
也曾看到報紙上的論說盡是那種濫調，人稱之為報館八股，但我這個科舉八股，怕對於報館八股不中繩墨。寫小說，已覺得輕而易舉了，並不硬性規定每日要登多少字，但至少也得像個樣兒，可以引人入勝。因為《時報》很注重小說，狄楚青在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雜誌上，便寫了長長的一篇提倡小說的論文，說是小說感人的力量最深，勝於那種莊嚴的文章多多。
陳景韓（筆名冷血）也在《時報》上寫小說的，他寫的小說，簡潔雋冷，令人意遠，雖然也有許多譯自日文的，但譯筆非常明暢，為讀者所歡迎。那時候，正是上海漸漸盛行小說的當兒，讀者頗能知所選擇，小說與報紙的銷路大有關係，往往一種情節曲折，文筆優美的小說，可以抓住了報紙的讀者。楚青的意思，要我與冷血的小說，輪流登載（那時的報紙，每日隻登一種小說），以饜讀者之望。
單是寫論說與小說，我不必天天到館，這個工作，在家裏也可以做呀。但楚青的意思，要我天天到館，在主筆房裏，另設了一張寫字台，安排了筆硯之類。他說：在報館裏天天見麵，大家親切有味，有什麽問題，可以互相討論。便是寫論說，也可以對於新聞上，有所討論商酌，每一個報館常有論調與人不同之處，論說上或還有必須修改之處，僅僅是閉門造車，我以為是不大相宜的。
這時候，上海的報館，沒有一定的製度，不像現在那樣，有社長、有總編輯，以及許多名銜。一個報館裏的兩大權威，便是總經理與總主筆。名義上自然總經理管報館裏一切事務，總主筆擔任編輯上一切事宜，但是總經理有時也可以幹涉到編輯部，而且用人行政之權，就屬於總經理（私人出資辦理者，便稱為報館主人），所以當時的總經理，就等於現在的社長地位了。
時報館，狄楚青是總經理，羅孝高當時是總主筆。羅孝高是廣東人，他是康南海的學生，梁卓如的同學，因為時報館的成立，是有康、梁一部分資本在內的，所以他們推舉羅孝高為總主筆。此外主筆中，也另外有兩位廣東人，一位是馮挺之，另一位的姓名，我已忘卻了。但羅孝高除審查論說外（有時也寫論文），其餘兩位廣東先生撰寫論說外，他們都不管編輯上的事。
羅孝高有家眷在滬，不住館內，兩位廣東先生合居一室，因為言語不相通，很少與我們接洽。
《時報》的編輯新聞人員不多，除羅孝高總主筆，及專寫論說的兩位廣東先生外，專編新聞的人，隻有兩位，便是陳景韓與雷繼興，他們都是鬆江人（那個時期，上海報館裏鬆江人最多，上海縣亦屬於鬆江府也），而且兩人是郎舅，繼興的夫人，便是景韓令姊，雷繼興學名一個“奮”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畢業生，思想明捷，筆下很好，我覺他是一個絕頂聰明人，可惜他是有病的，還是一種很深的肺病咧。
此外還有一位翻譯西文的程先生，那時上海中文報，對於外國新聞，不大注重，英國的路透電，不送中文報，要從西文報上轉譯得來，讀者也不注意，除非世界有大事發生，始登一二。其他外國通訊社，也很多尚未出版的，所以這位翻譯西文的程先生，每天不過從《字林西報》譯載二三條關於中國新聞的，至於編者不用，他也就不管了。還有一位專譯電報的張先生，也是廣東人，年紀五十多，他的譯電報，可真熟極而流，看了號碼，便知什麽字，用不著翻電碼書。《時報》上的專電，都是深夜方來，幸虧他翻得快，不致耽誤時刻。以外便是校對先生了，隻有兩人，都是熟手，因此報上的錯字還不多。
報紙上，除了論說、時評（時評兩字，也是《時報》首創，一是時事的評論，一是《時報》評論，有雙關之意義）以外，便是新聞。新聞可以分三部，一是要聞，質言之便是北京新聞；二是外埠新聞；三是本埠新聞。要聞當然是最主要的，這時候，中國並沒有通訊社，可以當天發電報，要消息靈通，便靠報館裏自己的私家專電。那些專電，大概都是北京打來的，因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訊，這北京通訊，也是《時報》所創始，延請文學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觀察時局，分析世事，那種通訊，大為讀者所歡迎。其時為《時報》寫北京通訊的是黃遠庸君，江西人，前清進士，曾留學日本，後亦為《申報》北京通訊，袁世凱帝製時代，在美國為華僑所暗殺。後來又有邵飄萍、徐淩霄諸君，也為《時報》寫過北京通訊，此二人為我所推薦。
外埠新聞，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地新聞。但是就各地而言，也隻有東南幾個省城，或是幾個通商口岸，才有訪員（俗稱訪事），這些訪事的薪水，極為微薄，每月不過通若幹信，他們也訪不到什麽新聞的。隻是鄰近上海的各處，如蘇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兩省的各繁盛府縣市鎮，《時報》設有分銷處地方，新聞也便多一點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發生了特別重要事件，那也有發專電，寫通訊之可能。
本埠新聞，在最初是極不重要的，報館開在租界裏，所載都是租界內的事。主要是公堂訪案，專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訪案就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分別，那些訪員的薪水也少得可憐，每月僅在十元以內，但是他們不嫌菲薄。因為他們是有一個團體組織的，擔承上海各家報館的本埠訪員，送出來的稿子是一律的。別的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又叫新衙門）對麵，有一家茶館，便是那班公堂訪員的茶會。倘有一件官司，當事人不願登報的，知道這個門徑，或者進行了賄賂，他們就可以把這件案子，不送報館。但是後來不行了，上海的事業，日漸繁複，本地的新聞愈趨重要，各報館都有了外勤記者，這一班舊式的本埠訪員逐漸淘汰了。
在《申報》《新聞報》的當初，編輯方麵，更為簡單了，他們是所謂混合編輯。用一種隻可以一麵印的油光紙印的，統共隻有一大張，倘然加半張的話，名之曰附張，附張上專載各省督撫的奏折之類。正張上，開首是一篇論說，以下便是上諭，宮門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聞，本埠新聞，也從不分欄的，此外便是洋行廣告了，總之是廣告多於新聞的。直至《中外日報》出版，方用了兩麵印的白報紙，可是《申報》《新聞報》，老不改良，在我進《時報》的那年，還是由一麵印的紙張咧。
《時報》上的要聞與各埠新聞，都是陳景韓編的，本埠新聞是雷繼興編的。那個時候，各地正在鬧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誌之士，興教育，辦實業，也正在奮發有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門、閘北、浦東，也都興盛起來，繼興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編上海的地方新聞，是最為適宜的。
我進了《時報》三個月後，楚青與陳、雷兩君商量以後，把編新聞的事，再一調整，是景韓編要聞，我編外埠新聞，繼興仍編本埠新聞。但是仍舊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餘兩個人中，可以代為發稿，我們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編的一欄裏，就當天所發的新聞中，擇要寫一個極短的時評。那時評一，屬於要聞；時評二，屬於外埠新聞；時評三，屬於本埠新聞。
我後來這論說就不寫了，起初寫了幾篇，交給總主筆，有的馬上登出來了，有的沒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後登出。初進報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論，方合輿論，方切時局，方符體裁，自然還是學習態度。那是白紙黑字，印出來要給人家看的，當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來寫什麽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說我的寫文章，“出門不認貨”，這次較仔細一點，但沒有登出，不免有些懊喪。再有寫文章的人，往往有一種偏見，見人家改竄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尋以何理由而改竄？倒是不登，來得爽快。
後來我問起景韓、繼興他們也不寫論說，我覺得他們的文字，都比我寫得好。景韓的文章，簡潔老辣，即寫時評、小說亦然。繼興，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雜誌》上也寫文章，理解鮮明，文詞暢達，為什麽都不在《時報》上寫論說呢？我問了他們時，他們說：“反正有廣東先生在寫了，我們樂得藏拙躲懶。”於是我學了他們的樣，我也不寫論說，我也藏拙躲懶了。並且以後編外埠新聞稿，每月要寫三十則時評，難道還抵不上篇論說嗎？
實在，當時報紙上那種長篇累牘的論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評，易於使人動目。大概普通讀報的人，一份報紙到手，翻開來最主要的是要聞與專電，其次是本埠新聞與外埠新聞，就在那時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連帶一起讀下去了。到了最後，或者讀讀論文，事忙的人，對於政治不感興趣的人，簡直幹脆不看論文。況且那時又都是文言，沒有圈點，像近日的新式符號。寫論文的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成了一種濫調與老套，因此人稱為“報館八股”。
就這樣，俗語說的，我就吃了報館飯，做起新聞記者來了。當我就職時報館的時候，我的家鄉許多長親，都不大讚成。
他們說當報館主筆的人，最傷陰，你筆下一不留神，一家的名譽，甚至生命，也許便被你斷送。我的婦翁陳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誡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長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許不許我就此職業。那時的清政府，也痛恨著新聞記者，稱之為“斯文敗類”，見之於上諭奏折，然而我素喜弄筆，兼之好聞時事，不免便走上這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