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州府中學堂的時候，和上海的諸友好，頻通音問，我所交遊的，當然是一班文人。那時上海的文化，愈益進展。商務印書館自被火燒後，加股增資，延請了張菊生（元濟）設立了編譯所，編譯了許多新書，大事擴張，其他，新的出版家，一家一家地開出來了。出版的書，自然各種都有，關於政治、經濟為大宗，其次也涉及各科學，而最特出的，乃是小說，曾孟樸在上海辦了一個出版所，名字就喚做“小說林”，顧名思義，這個出版所，不必問，完全是出版小說的了。
他們不但這出版所稱喚做小說林，還出了一個月刊，也叫《小說林》。孟樸自己寫《孽海花》長篇小說，連載在這月刊，頗足哄動一時。原來《孽海花》本來是吳江金鬆岑發起的，借一個名妓賽金花，以貫通前清同光之間的軼聞史事。那時我國日本留學生，在日本辦了各種雜誌，江蘇留學生辦的，就喚做《江蘇》。孽海花本在《江蘇》上發表，《江蘇》停辦了，金鬆岑隻寫了三四回，無心再寫下去，因為孟樸高興寫，他在北京，知道這班名公巨卿的軼事甚多，便讓給他寫了。
我在青州時，孟樸也曾寫信給我，征求小說稿。我在那時候，自己還不敢創作什麽長篇，隻偶然寫幾篇短篇而已。短篇大都是文言，長篇應為是白話，但譯作雖是長篇，亦用文言，這個風氣，自然要說是林琴南先生開的了。我從上海到青州府去時，也到虹口去選擇了幾部日本小說，不論是什麽名家非名家的，記得有一部喚做《銀山女王》，還有幾種名字也已經忘了，隨時譯寄給他們，他們倒也歡迎。
自從《時報》出版了，我在青州即定了一份，雖然要隔了三四天，方可以寄到，但青州沒有出版物，幾等於空穀足音。中國的報紙，我覺得自《中外日報》出版後，革一次命。以前報紙自己每日沒有專電，從《時報》起始，方每日有專電了。以前報紙上沒有小說，從《時報》起始，方登載小說了。我很讚成《時報》的編輯新穎，別出一格，沒有陳腐氣，除社論外，所寫短評，簡辟精悍，僅僅數語，能以少許勝人多許。亦有筆記、詩話，狄平子所寫；小說大都陳冷血執筆，皆我所愛讀。
我此時不覺技癢，偶亦投以筆記、短篇，立見登載，並寄來稿費。既而狄楚青、陳景韓均以書來，詢問近狀，並暗示與其在山東那種地方辦官學堂，何不到上海來幫幫我們的忙呢？同時曾孟樸也有信來，意思說：高興到《小說林》裏來吧？我們正虛左以待呢。這時曹耕翁走後，正感到這位段太尊的難於伺候。我想即使放棄了這隻新式冷板凳，也不愁沒有啖飯地，於是我便浩然有歸誌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夏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來的。因為辭職以後，便覺得“無職一身輕”，在青州的朋友們，都勸我過了新年去，我與吾妻商量，也覺得回蘇州過年，未免太局促了，在異鄉過一個新年，也別有風趣。我雖然到了青州府兩年來，竟沒有到過省城濟南，在正月下旬，又同幾位友朋，到濟南去一遊，攬賞大明湖、曆下亭風景。回來後，又遇這個時候，天氣不好，航海有風，又耽擱了好多天，但我覺得歸心如箭，不能久待了。
誰知這一回，到了船上，遇著一次極大風浪，為生平所未經過的。因為我幾次航海，都不暈船，而且有兩次真是風平浪靜，好似在長江船上一般，這次卻吃不消了。自上船以後，便不敢進食，嘔吐頻作，震蘇已病不能興，連三歲的可芬也嘔吐了。那個浪頭，高過於船樓，隻聽得甲板上忽朗朗一片水聲。他們把上下艙門全都釘起來了。船是德國船，德國人是有勇氣的，船上的職員與水手們，大家穿了雨衣雨靴，一致在風浪中工作與搏鬥，隻聽得呼喚聲、水聲，鬧成一片。
船行至半途，忽然拋了錨，船上有開炮的聲音，我覺得奇怪了。問起了船上人，原來是前麵發現了一個水雷，他們要開炮打沉了水雷，船方開行。那時中國的海麵，怎麽有水雷呢？原來還是上一年日俄戰爭時候，留下了遺物。那水雷是不生眼睛的，而且他們的戰爭，就在中國的近海，水雷沒有掃淨，它便到處飄流了。這個討厭的戰爭遺物，總是危險的東西，所以即使航行時不碰著它，或者以為時間長了，不能起什麽作用，可是看見了它，總要把它毀滅，自己不受害，也怕別人受害，這也是他們航海家的一種公德心呀！
到了上海以後，我們就住居在漢口路一家新開的旅館裏，那時候的旅館，已進步得多了，我們便包了一間房，飯食另計。我想在上海遊玩幾天，然後回到蘇州去。即使我在上海就事，家眷住在蘇州，亦無不便。蘇滬鐵路造成，早已通車，往來不過兩三小時，可雲迅速。可是到了上海以後，天天下雨，這一次，下了二十幾天的雨，我們在旅館裏悶住了，因為帶了很多的行李，還有小孩子，下雨天不便回蘇，因此一天天地拖了下來。
可是有許多朋友，都勸我，家眷何必要回到蘇州去，就居住在上海，豈不甚好？從前你有祖老太太在堂，不能離開蘇州，現在僅有夫婦兩人，和一個女孩子，隻是一個小家庭，你既在上海就事，便沒有回蘇州的必要。那一天，我去訪問楊紫譜弟，適遇他的哥哥楊綬卿在家（他是一位孝廉公），也勸我住在上海，因為他最近從蘇州來，知道近來蘇州的近況及生活問題。他說：“有許多人以為住在上海費用大，住在蘇州費用省，我最近調查一下，衣、食、住、行四個字：衣物原料，倘是洋貨，還是上海便宜，不過裁縫工錢略大，但難得做衣服，或自己能裁縫的，沒有關係；米是蘇州便宜，青菜與上海相同，魚肉豐富；所差者房租上海要比蘇州貴兩倍多，但隻是一個小家庭，也不過上下數元之間；在行的方麵，上海有人力車，車錢支出較多，但倘使家眷住居蘇州，免不了一個月要回去幾趟，一去一回，這筆火車費，計算起來，倒也不小咧。”
被他這樣一分析，覺得從經濟上著想，住上海與住蘇州，也相差無幾。更有一件事：現在上海風氣，往往對於職員，不招待膳宿，即使有可以膳宿的，也總覺不大舒服。如果借住在親戚朋友之間呢？上海寸金地，擠人家也不好，而且可以白吃白住在人家嗎？一樣要貼費給人家，倒成了蘇滬兩麵開銷了，若是住旅館，那是費用太大，更不合算了。
因此與震蘇一商量，便決定住在上海了。既然決定住在上海，便要立刻去尋房子，雖然天常常的下雨，也要冒雨進行了。到哪裏去尋房子呢？我卻有一個目的地的，便是向新馬路一帶進行。所謂新馬路者，後來的派克路、白克路一帶地方，從前都呼之為新馬路，因為那地方的馬路，都是新開辟的呢。
為什麽我要那地方進行呢？這有幾個原因：一則，那地方是著名的住宅區，我有好多朋友和同鄉，都住在那個區域裏，彼此可以訪問和招呼。二則，從前金粟齋譯書處，就在白克路登賢裏，我在那裏住過，路徑比較熟悉。三則，曾孟樸小說林編輯所，也在新馬路梅福裏，此刻雖沒有說定，將來恐成為事實，而到時報館去，也不甚相遠。為了這幾個理由，我所以向新馬路一帶進行。
但是說容易卻也不容易，我一連去跑了三天，有種種關係，都覺得不合適。而且近幾年來上海日趨繁盛，因此空屋子也就不多。直到了第三天，已經跑到了愛文義路一條河浜邊（這條浜，原名陳家浜），有條衙堂，喚做勝業裏，是個新造房子，裏口貼了召租，說是一間廂房樓要出租，實在那地方已經出了我目的地的範圍了。我便不管什麽，便跑進去看那房子。
我叩門進去，有一十八九歲的姑娘，靜悄悄地在客堂裏做鞋子，容貌甚為美麗（就心理學家說：這個印象就好了），我便說明要看房子，便有一位老太太出迎，領我到樓上看房子，本來是兩樓兩底，現在隻把樓上一個廂房間出租，因為房子是新造不久，牆壁很幹淨，廂房朝東，後軒有窗，在夏天也很風涼，一切印象都好，我覺得很為滿意。
我問她租金若幹，那位二房東老太太先不說價，詳詢我家中多少人？是何職業？何處地方人氏？我一一告訴她，她似乎很為合意。她自己告訴我：他們家裏一共是五人，老夫婦兩人外，一個女兒，便是剛才所見的，還有一子一媳。他們是南京人，但是說得一口蘇州話，因為她的兒媳是蘇州人。她說：“我們是喜歡清清爽爽的，如果人多嘈雜，我們便謝絕了。你先生是讀書人，又是蘇州人，我們不討虛價，房租每月是七元。”我立刻便答應了，付了兩元定金，請他們把所貼召租，即行扯去。
回到旅館，就與吾妻商量，請她去看過一遍，以為決定。她說：“我不必去看了，你以為合適就是了，我在上海，一切不熟悉。”她又說：“既已看定了房子，最好能早些搬進去，住在旅館裏，花錢太多，而且實在不便。”上海借房子，就是那樣便利，今天說定了，明天便可以搬進去。
於是不到兩天，我們便從旅館裏遷移到愛文義路勝業裏蔡家的房子裏去住了。
但這是一個草創的家庭，一切器具都沒有，雖然我們在蘇州的家具甚多，也可以運到上海來，卻是緩不濟急，且有許多煩雜，不如簡單地在此置備一些。那時上海初流行的鐵床，還是舶來品，我就買一張雙人床，其他的木器家具，也算是應有盡有，總共也不過百元左右，最要緊的是炊具，廚房可以合用，爐灶必須安排，草草布置一下，居然一個很安適的小家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