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青州府中學堂後，有一事，覺得很難忍受，便是學生見了老師，必定要“請安”。所謂請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禮，那個風氣，是滿洲入關帶進來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們已習慣成自然，見了尊長，必須如此。即使一天見幾回，便請幾回的安，在路上遇見，亦當街請安。可是我們南方人，實在覺得不慣。我一到學堂，便想改革此風。
一則，像那種屈膝請安，不免帶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對主人帶點官氣的，也行此禮）；二則，他向你請安，你也要還禮吧？不回禮似乎有點倨傲（本地尊長對於下輩是不回禮的），如果要回禮請安，我們很不習慣。
於是我們南來的教員們提議，把請安改為打拱、作揖，然而學生們對於打拱、作揖都不習慣，他們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東西來。見了這種打拱作揖，各教師均掩口胡盧而笑。於是我出了一個主意：以後學生見師長，既不要請安，也不要打拱作揖，隻要垂手立正就是了。這個禮節，起初學生們還不大習慣，忍不住還有請安，後來漸漸地矯正了。
談起請安，在北方，子弟見尊長，仆役見主人，下屬見上司，都要請安。他們做官的人，很講究此道，請安請得好，算是風芒、漂亮、邊式。做大官的人要學會一種旋轉式的請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處地方，有許多比你低級的，環繞著向你請安，你要環繞著回禮，這種請安，名之曰“環安”。你要弄得不好，踏著自己的袍子，一個失錯，向前跌衝，那就要失態了。還有所謂請雙安的，屈兩膝，身體一俯，也要講究姿勢，滿洲婦女優為之，從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講求那種禮節。
我的話又說野了，言歸正傳的說，初到青州府中學堂時，也頗有種種趣事：譬如課堂裏的紅桌帷，以及種種紅的色彩，我都叫他們除去了，但是這個會客廳的紅椅靠、紅炕枕等等，他們都不肯換。原來在中國一向以紅色為吉，以白色為凶，尤其是在官場，做官的人，更為迷信，一定要觸目見著一些紅顏色的。他們因為客廳裏是太尊時常要光臨的，他來了，如果見一白無際，沒有一點紅顏色，是官場所禁忌的。他們既如此說，這本是官學堂，不脫官派，隻好聽之。其他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無傷大雅者，也隻好聽之。
關於商量課程的事，首先是國文。國文教員本來有兩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辭職去了，他們就是上課不規定時間，而上堂隻是圈點《通鑒》的，曹耕翁告訴我：他已經在濟南請了一位教員來了，這位教員，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張的。
英文與算學，是杜安伯與胡菊如兩人分擔，這兩人都是南方來的（胡菊如是寧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員兩人，這理化教員哪裏去請呢？就是在上海，當時能教理化的人也難覓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個天主教堂，據說教堂裏也辦有一個小學堂，卻介紹了兩位理化教員來，一位姓白，一位姓黃，每星期來上兩次課，那都是府裏請他們的，我可全不管。說老實話，我也不懂什麽理化，這黃、白兩位先生，自己帶了一本書來，口中念念有詞，我也不知他們講些什麽東西。
寫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裏先來通知了，說是今天下午，有兩個外國人來參觀學堂了。什麽外國人，我起初以為又是什麽德國人來亂搞吧？便請李先生來一問，原來就是本地天主教堂裏的兩位神甫，要來看青州府的新學堂了。我說：“我們要怎樣招待他們嗎？”李先生道：“不必！隨便領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這兩位神甫來了。我以為既是外國人（說是美國人），必然是西服筆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製服。一見之下，卻是長長的藍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馬褂，腳上雙梁緞鞋，雪白土布的襪，頭上一頂瓜皮帽子，頂上還有一大紅帽結。除了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個山東佬打扮，而且還是道地的山東口話。李先生引領他們到課堂各處去看看，口中不絕地說：“好！好！也是！”一副謙恭下士的態度。我想：外國人到中國內地來傳教，也穿了中國內地的衣服，按照中國的禮儀風俗，這真可謂“深入民間”呀。
我來當這個中學堂的監督，本來可以不擔任教課的，我的關聘上，也沒有要我擔任教課。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叫我擔任一點課，屬於訓育之類，隨便你高興講什麽，就講什麽。上了課以後，可以認識了這班學生，不至於太隔閡，也可以親近起來，這話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覺得太空閑了，好像有點無功食祿，於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講點什麽課呢？要我可以擔任，而學生們可以聽得進的才對。後來我想出一法，我說：我試講講《論語》如何？曹耕翁大為讚成。我和曹耕翁，都是從八股出身的人，對於《論語》當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書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書》來。
於是排出課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課，規定在星期一、三、五。我們這個中學，僅有一間課堂，並無班級，真是簡單之至。我的講《論語》怎樣講法呢？說來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選了一個題目，寫成一篇講義。不過八股是有排比，有規製，這所謂講義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這個講義，卻並不是高頭講章式的，有時把時事、新政，都穿插在裏麵，學生們倒也覺得新鮮可喜，如果宋儒理學大家朱、程二先生當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嗬斥我這小子離經叛道的了。
這個中學堂，雖然也有暑假與年假（那時中國還奉行夏曆），但是學生們每逢春、秋兩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餘天。春天是春耕時期，秋天是秋收時期。因為他們在學堂裏，固然是長袍短褂，是一個學生，回到家裏，脫去鞋襪，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們都是自耕農，沒有租佃的，他們名正言順地來告假，我可以拒絕嗎？我忽發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們這學堂，不放暑假與年假，或縮短暑假與年假，而改放春假與秋假，使學生得以便於農事，豈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學堂要放暑假與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們是個官學堂，不能違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辦這個中學堂，總算是很為順手。第一，曹耕翁的言聽計從，從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計劃，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範圍裏做得到的，並不強人所難。還有，那學堂的經濟權，握在府署裏的，學堂裏有所需要，如與經濟有關係的，當然要與府裏商量，經過批準。一年以後，風氣也漸漸開了，又因為當時那種官辦學堂，優待學生，各縣的學生，也很多願意到這個府中學堂來就學。似乎這六十位的學額太少，我常與曹耕翁討論增額。
曹耕翁也願意增額，但是增額先得籌經費，而且要向省裏去請示，不是貿貿就可以的。因為學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齋舍，假使我們增額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齋舍十間（以兩人住一間，原有學額是六十名），並且一切飯食雜費，都是由學堂供給，培養一個學生，一年要經費若幹，那是要通盤籌算一下的，而且要經省裏核準。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籌出一筆經費來，添建齋舍，學額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學堂時，隻有兩件事，與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過去以後，也就諒解，並無一點芥蒂了。
在第二年開始，省裏有命令，各中學堂要添設體操課，青州府中學堂本來沒有體操課的，乘年假我回到南邊來時，曹耕翁便托我請一位體操教員。我道經上海，和朋友談及此事，那時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幫著曾孟樸在上海辦“小說林書社”。他說：他有一個弟弟號粹庵，可以擔任此事，粹庵是學過體操的，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多歲。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當時也便即行約定了。
我們同到了青州，山東學生對於體操一課，甚為高興。我於此道，實在外行，據說也都是日本學來的，名之曰兵式體操。曹耕翁還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轉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國兵的製服。（這一項冠服，上海製就後，運到青島後，為德國人扣留查詢，多方解釋，始得方行。）學生大概出於好奇心，也很高興穿這種製服。雖然把辮子塞在操帽裏，棉襖裹在操衣裏，也顯出一種尚武精神來。至於操場，學堂裏有的是曠地，不過那裏都有樹木，徐粹庵還討厭這些樹木，說：“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說：“這不過幾十個人罷了，難道是一師一旅，要什麽大操場嗎？”
過了幾月，粹庵說是經學生們請求，要什麽盤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兒。他說：“這是屬於柔軟體操的。”我想：山東學生，懂得什麽柔軟體操呢？是你這個體育教師的新貢獻吧。當時什麽網球、籃球之類，內地尚未夢見，每天喊著“開步走！”“立正！”太無意思。姑徇所請，在操場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學堂裏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裏派人來的，於是寫信到府裏去，請置一秋千架，府裏也答應了，但遲遲不來裝，以為此乃不急之務，幾及一月了，粹庵又來催我。我說：“再等幾天，待我麵見曹耕翁時，提起一聲吧。”
這時，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學堂裏了。那一天，到學堂時，粹庵很高興地告訴我道：“秋千架已經做好了，請你去看看吧。”我說：“那就很好，府裏派人來做的嗎？”他說：“不！是學生們自己做的。”
我想怎麽是學生自己做，急往看時，原來是截去了一棵柏樹，把它橫釘在另外兩棵柏樹中間，下麵係了兩條粗繩，懸住一塊板，據說是學生合力動手，而粹庵自然是總指揮了。
但是無端截去了一棵柏樹，被釘的兩棵柏樹，也受了損傷，那是一個問題來了。因為本地人對於這些柏樹，很為寶貴，他們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學堂的前身是雲門書院，地方上的公產，算是借給府中學堂的，當時的點交清單上，還列明柏樹多少株的，怎麽可以隨便砍伐呢？雖然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負責的。當時我埋怨徐粹庵，為什麽不通知我，讓學生擅作主張，但樹木已經砍下來了，枝葉已經丟掉了，所謂既成事實，又有什麽辦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對於這事，大不高興。他雖然譴責徐粹庵，但我覺得就是譴責我。他是一個愛惜名譽的人，以為學堂裏做一個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貴的柏樹，地方上人一定嘖有煩言。我不得已隻好寫了一封謝罪的信去，自承己過。截下來的一棵柏樹是無法想了，幸而是較細的一棵；被釘的兩棵，把它解放了，也還不致有大損傷。此外便請府裏，立刻來做秋千架。我笑語同事各教員道：“為了老柏，卻使老伯不大高興（因為我呼曹耕翁為老伯），以後我們要謹慎些呀。”
另有一事，卻較嚴重了。原來那時的山東巡撫為周馥（號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麽事要到青島去，與德國人有什麽交涉。從濟南乘著膠濟鐵路火車到青島，要經過青州府的。省裏先有一個通知，給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說撫憲路過青州府，要令本府全體學生，到火車站列隊迎送，以示本省興學有效。
那時府裏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學堂裏來通知一聲，說是明天撫台大人過境，應請監督率領了全班學生，到火車站排隊迎送。誰知這位幕友，碰了我一個釘子回去。我說：“不但是我不到車站上去迎接，連學生我也不叫他們到車站上去迎送。”我說：“辦學堂是為的造就人才，不是為官場中送往迎來用的，今天接一個撫台，明天送一個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車站，不必再讀書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裏覺得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辭，又推了一位高級幕友王鴻年先生來。此人也是一位知縣班子，他很能宛轉陳詞，他說：“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為然，學生豈是要他們送往迎來的。不過據兄弟們的意思，省裏既然要我們去接，我們也不能不服從。也許他們要看看我們的學堂辦得怎麽樣了，學生們整齊不整齊，倘然我們太倔強了，別的沒有什麽，怕的與太尊的考程有礙。我想如果朗兄不高興去，請派了監學李先生去，也無不可。”
我聽了王鴻年的話，隻得轉意了，便說：“既然如此，就請監學先生帶了學生們去吧”。於是傳諭學生，明日到火車站迎候撫台，恭聽訓誨。可是學生們消息很靈，已知道了這事，便來問我，要去不要去？我隻得推說：“我穿了素服，沒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則我頭痛發燒，火車站上風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們去。”結果，學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沒有去。
這件事，在第一次的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來過以後，我就有一點悔心，覺得言語也說得太激烈。試思中國官場，哪一個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聽。曹耕翁是位長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這事怕要損了他。不過前次那位幕友，神氣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領學生去接官，我是有點傲氣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對學生一番申說，學生都是青年，他們一鬧別扭，那大家都不願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監學先生陪了學生回來了，我問怎麽樣？他說：“不但學生們沒有見到撫台，連太尊以及益都縣也沒有見到，說是一概擋駕道乏。據說：撫台大人在專車裏睡中覺，概不見客。”我問：“那麽他也不知道學生們車站上接他嗎？”他說：“他哪裏知道？學生們在車站上站了班，隻見一個武巡捕，手裏抓了一大疊手本，喊道：‘哪一位學堂裏的頭腦？’‘哪一位青州府中學堂的？’他望著那班學生發怔，後來我迎上前去，他說：‘著學生一概退去！’我們聽了，也就退出來了。”
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裏去時，不無媒蘖其詞，說我怎樣不近人情，而曹耕翁聽後當然也就不大樂意了。到了王鴻年來過，我並不堅持學生不去車站，也讚成監學可以陪了他們去，他也漸漸釋然了。及至火車站的情形，他也自己親眼看到時，也覺得甚沒意思。其實周馥並不注意什麽學堂與學生，他也並不要學生去車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屬討好上司罷了。那時周馥已是七十多歲了，是一個聾子。有人說：“他其實並不聾，關於遇到尷尬的事，他便裝著聾子，沒有聽見。”他在他的專車裏閉目養神，但並沒有睡著，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術，語雲：“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