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到青州府車站，約在下午兩三點鍾，因為在青島已經打了一個電報去，府衙門裏已經派人到車站來接了。
安伯夫婦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學堂教算學的胡菊如同居，他們早先已約定了，我沒有帶家眷來，就住在學堂裏。
我到學堂還沒有坐定，正想去拜謁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報：“太尊來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稱，（清製：知縣稱大老爺，知府以上，方稱大人，不過太尊是知府專有名稱。）原來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為最尊，他每次出衙門，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哪裏去，也先有人快馬通報，因此學堂裏，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們即趕緊來通報。
果然不一刻兒工夫鳴鑼喝道，府大人已來了。他是翎頂輝煌，朝珠補服地坐在會客廳裏，這就使我很窘了。因為那時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親的孝服未滿，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為我是承重孫），雖然有一套素衣冠，卻不曾帶來。這時他衣冠整肅地先來拜客，而我卻便衣出迎，未免失禮不恭。但這也無可如何了，不過我當時和彭誦老曾經說過：我是不懂官場規矩的，誦老說：曹耕翁最和易可親，熟不拘禮的，到此也沒有辦法，隻得穿上了一件布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鄉長者之禮，依蘇俗喚他為老伯，並請一切指教。又說：“在守製中，未具衣冠，殊為不恭。”他說：“我們概不拘禮。”又說：“我們做了官，隻能衣冠桎梏的了。”
這個青州府中學堂監督，是青州府裏聘請的，好像人家請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們以尊師之禮，一定要先來拜見。他去了以後，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請我在花廳相見，什麽升炕咧、獻茶，完全是一套官場儀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虧我在南京蒯禮卿先生處，稍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鬧出笑話來咧。譬如官場的會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輕喝的。倘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旁邊的仆從人等，立刻高聲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當主人端茶時，他便招呼一聲道：“隨便喝！”隻這“隨便喝”三個字，仆從們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為了學堂的事，我初來時，茫無頭緒，自然要和他詳談一下，他也談得非常坦白而誠懇。他說：“我們是科舉出身的人，當京官磨蹬了好幾年，放了外任，對於現在辦學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要政府厲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辦中學堂，各縣要辦小學堂。這裏本來有個雲門書院，我把它改辦了一個中學堂。起初以為也照從前的書院製度，選取幾個高材生，在此肄業就是了。哪知現在的新法必須要英文、算學、理化等等，要成為一個新式學堂規模，那就要請一位專家來辦理了。彭誦翁推薦閣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東雖是聖人之邦，風氣卻還閉塞得很，據說：青州一府，還算是較優秀之區咧。”
原來青州府城內有三座學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學堂，那是青州府辦的官立學堂；一座是益都縣小學堂，這是益都縣辦的官立小學（益都縣是青州府的首縣），還有一座是青州蠶業學堂，是省裏辦的，而由益都縣兼管的，因為這地方宜於養蠶呢。這三座學堂以外，便隻有私塾了。晚清自拳變以後，上下內外，都想變法厲行新政，辦學堂對於外任府縣，上司有個考績，不能馬馬虎虎，於是他們遂有不得不辦的趨勢了。
青州府這個中學堂，對於學生真是優待極了。不但是不收學費，而且供給膳宿，所有膳宿費一概不收，並且還有膏火，真是極盡招徠之道。因為當時此地風氣未開，父兄都不願子弟到這種他們目為洋學堂裏去讀書。青州一府所轄有十餘縣，十餘縣裏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學堂來肄業，然而來者卻很寥寥。在我初來的時候，學生還不到六十人，但到後來漸漸擴充，到我兩年以後走的時候，也仍不過八十餘人。因為學生全都住在學堂裏（他們是各縣來的），齋舍有限，再添學生，便要再建齋舍，並且府裏的辦學經費，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隨意擴充呀。
學生是由各縣保送而來的，並不是像科舉時代的縣考府考的考取的。據說：當時征求學生，也和征兵一樣難。貧家子弟，不是沒有讀書的，他們大都務農為生，要在農隙時，方才讀書，誰能舍農業而出門讀書呢？富家也持保守主義，不相信那種用夏變夷之法，他們還是相信科舉不能廢，考試有出路。所以這個中學堂，雖是極力征求，百般提倡，來者究竟不多。
我在這個中學堂裏，卻有幾位學生，年齡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歲（舊曆虛歲），他們有年齡過三十歲的。
這時候大家拖著一條辮子（我也拖著一條辮子），我見那些學生，有的是紅辮線的，有的是黑辮線的，不解何故？因之請問於那監學李先生（他是監學而兼庶務的），他是安徽人，年約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東了。他告訴我道：“這裏麵有分別，凡是紅辮線的，是沒有結婚的人；黑辮線的，是已經結婚的人。”我一看，學生中黑辮線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結婚的人了。已結過婚的人，要他們當學生，住在宿舍裏，半年不得回去，無怪他們視學堂為畏途了。
這些學生中，有已進過學的秀才四五人，而且還有一位舉人先生，這使我很為慚愧，因為我隻是一名諸生，而我的學生，卻是一位孝廉公，這如何說得過去呢？我便去請教曹耕翁，他說：“他雖是個舉人，學問也淺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縣人，其人頗想知道一點新學，他要進中學堂來，我們也不好拒絕他呀。或者，請你特別給他談談，他是隻領膏火而不住齋舍的。”我便約了他談談，此公姓李，年不滿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無所長。但其人甚為謙抑，常對我“老師”“老師”，叫不絕口。我想：在我們江浙兩省中，一個舉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紳士資格了。
這個中學堂，是此地的雲門書院改造的，雲門書院不知何時建造，我未考據，大約甚古。因為距離非遠，就有一座雲門山，在青州是著名的。自從改了中學堂後，隻不過把房子修飾了一下，無多改建。據說：本來是沒齋舍的，後來添建了齋舍。這些齋舍，土牆泥屋，與青州那種普通民房一樣，作為學生修習之地。學堂中空地甚多，如果經費充裕，再添造數十齋舍，也綽有餘裕。進大門後，一條很長甬道，直通到大廳，這個廳現在已改為課堂了，東西兩側為會客室及學監室。後麵一大院落，還有廳事、房舍，我與有兩位住在學堂裏的教員們，便住在那裏。旁側又有一園子，園雖荒廢，但是裏麵古木參天，都是百餘年前大可合抱的柏樹。進門以後的甬道兩旁，也排列著很多的柏樹，還豎立著幾塊碑碣，是一種學院威嚴的氣象。
我到了第二天，便和學監李先生，同到各處巡視一下。第一件事是改正課堂。原來的課堂，朝南正中，設一師位，桌上圍一大紅桌帷，上設筆架及朱墨筆硯。學生的桌子，坐南麵北，正對著師位。我命他們立即撤去，這不像是課堂，而像衙門裏審官司的法堂了。乃改為師位向東，什麽大紅桌帷，及朱墨筆硯等，一概除去。並命製了高一尺的講壇，又備了一黑板及粉筆之類，學生的坐位，也改為坐東向西。這個課堂，已改為嵌玻璃的紙窗了，倒也很明亮。但是中間進門處，卻又裝了一個大紅黑鑲邊的棉門簾，這是北方規矩，不必去改它。
原來這學堂最初設立時，隻有國文，教師有總教習，副教習等名目。至於英文、算學、理化等課程，都是沒有的。國文先生上課，沒有一定時刻，他要上課了，便令堂役向齋舍去搖鈴召集。上課時，教師並不點名，亦不講解，命學生們圈點什麽書（從前書本，都無圈點的），由教師指定，師生們均默坐無嘩。不過有些學生，看書有看到疑難的地方，可以請教老師。老師坐在課堂上，覺得有些倦了，隨時可以下課。此外便是學生們到齋舍的自修時期。那些學生肯自修嗎？看閑書、著象棋，還算是安份守己的，否則便溜出去胡鬧了。
學生上的什麽課呢？曹耕翁已告訴過我了，他曾經托人在上海買了十部《資治通鑒》（某書局石印的），分給學生們圈點，供給他們研究史事之用，這便算是曆史課了，至於地理課卻是沒有。處在這時候，中國也沒有什麽合乎中學生的教科書，隻不過選讀幾篇古人的文章，如《古文觀止》一類的東西。不過我們此番來時，在上海，杜安伯為了選取英文教課書，我也選取了幾種合於中學程度教材與參考書，以資應用。自然這一回，要定出一個課程表來了。每一天，上課幾小時，逢星期日休假，不能再像從前那樣馬馬虎虎了。
學生的齋舍裏，我也看過，髒得不成樣子。我寫了幾張條子，請學監李先生，貼在齋舍裏，要他們保持清潔，自己掃除。所有被褥衣服，要自己整理。學堂裏所用工役有限，不能來服務，要養成學生自治之風。學堂裏雖然也有幾個茅廁，然而學生們都喜歡在草地上大便，糞穢狼籍，臭氣薰人，因請李先生招人把這幾個廁所修治整潔，以後再不許他們在草地上大便。飯廳裏也去看過，學生們是吃饃饃的。（南方人呼為“包子饅頭”，又稱“高腳饅頭”，作橢圓形。）
此外有小米子粥，煮得非常稀薄，也有幾樣蔬菜，大蒜是家常必需品了，肉類就很少。我們南方去的先生們，是吃大米飯的，雞肉葷腥，魚類比較少一點，無論如何，不能與他們學生同餐。學生們的飯食是包給廚房的，每一學生，每天若幹錢，學生告假，卻要扣算的。但是廚子卻來訴苦，說是：“先生們（他呼學生為先生，呼我們為老爺）在飯廳上盡管吃，我們沒有話說，但是他們吃完以後，還要帶幾個到齋舍裏去，常常鬧饃饃不夠吃，我可虧負不起呀。”
我問李先生：“果有此事嗎？”他說：“確有此事。因為這個緣故，廚子不肯包飯，便換了幾個廚子。而且每次開飯，學生總嫌廚子饃饃太少，不夠吃，甚至要打廚子，飽以老拳。他們每一餐，要吃四個饃饃，像我們南方人，吃兩個已經夠飽了，可是他們吃了四個，還要帶著幾個走，廚子就吃不消了。”我說：“現在隻有理喻他們一番，如果在飯廳裏，不要說四個，就是五個、六個，也盡他們吃，要帶出去，可是不能。”李先生去勸說了一番之後，學生們不承認把饃饃帶出去。我說：“不承認最好！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隻要以後不帶出去，那就解決了。”
但是過了兩月，廚子又不肯做了，說是先生們依舊帶饃饃出去，並且敲破了他的盤子。那個時期，蘇滬之間，學生鬧飯堂，風行一時。記得我友葉楚傖，在蘇州高等學堂肄業，也是為鬧飯堂而被開除。（說來可笑，飯廳裏每桌坐學生八人，有一樣菜，喚做“蝦滾水豆腐”，是蘇州家常菜。端上來時，楚傖用筷子一掏，說我們有八個人，而裏麵的蝦隻有七隻，怎麽吃呀？於是附和他的同學，便把台麵一翻，卷堂而去。）其實這是當時學生不滿於高等學堂監督蔣君，鬧飯堂是借端發揮，楚傖被開除，就此走廣東鬧革命去也。
不過我當時想到學生果然喜鬧事，廚子也多刁頑。就是說砸破了一隻盤子，這種粗劣的盤子，能值幾文錢，他便大驚小怪地把破盤子，送給我看，好像是我打破了的，我心中很是生氣。我就說：“廚子不肯做，另換一個。”李先生雖是唯唯答應了，但是他說：“府裏限定學生飯食費若幹，廚子若是虧本，誰也不肯做的。”
那時學生又舉代表來說：“廚子供給饃饃，不夠吃飽。”那我真擔當不起呀！傳到曹耕翁處，他要說：我是請你來辦學堂，卻叫學生餓肚皮。我發狠道：“我也上飯廳，與學生同吃饃饃。”幾位南方來的同事，勸我道：“何苦呢？你的身體不大好，吃一星期，就得生胃病。況且他們仍舊拿饃饃，你近視眼，看也看不見。”
我試了半個月，實在吃不消，因為我從小嬌養慣，父母寵愛，對於飲食的營養，向來是好的。後來做了教書先生，適館授餐，都是富家，待先生饌肴，又都是最豐的。從來也沒有吃過這樣的飯食，但是在我飯廳裏同食的時候，卻還安靜，以後廚子又向學監先生囉唆不已了。他們的齋舍，我是通常不大去的，因為這是李先生的責任。有一天，我偶然進去觀察一下，卻見齋舍裏剩餘的饃饃，丟在牆陰屋角，任它黴爛，如此暴殄天物，實難隱忍，明明拿了，而又矢口說不拿，而且拿了以後，又盡量糟塌，這我可生氣了。於是我請李先生，站在從飯廳到齋舍的通道中，一個一個地搜檢，搜出了一大堆。因為他們所穿出的大褂子，袖山有一尺多寬，藏幾個大包子在內，還綽有餘地呢。
因說：這一次不記名，搜出的還給廚子，以後可不能再拿，要記出他的名字來了。這位李先生，初時還不敢搜檢學生，恐怕得罪了他們。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越是不敢得罪他們，他們也就不大客氣。我說：“你不要怕，由我負責，越怕越不成功，你若一再讓步，那就鬧飯堂，打廚子的風潮來了。”但是我後來想想，也不免自悔孟浪，青州府的學生還是馴順的，要在上海等處學潮正盛的時候，敢於搜檢學生，我這中學堂監督，怕不被他們拳而逐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