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正在侘傺無聊的當兒，忽然有到山東青州府去辦學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婦翁陳挹之丈，來視其女，並對我說道：“昨天遇到彭誦田先生，詳問你的地址，說是要來訪你。”我覺得很為驚異，蘇州彭氏，是吳門第一家大鄉紳，狀元宰相，簪纓不絕，其發甲還在潘氏之前。他們世居葑門，俗稱旗竿裏彭宅。所以稱為旗竿裏者，因他們住宅門前，有八根旗竿（清製，凡狀元、大學士，門前都得豎有旗竿，可以懸旗），因是得名。不過到了清末，也沒有人做大官了，但誦田先生，還是一位兩榜，當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組歸田，在地方上當一名紳士。
那個時候，好像端方在當江蘇巡撫吧，自命為開通人物，也想厲行新政。為了地方自治張本，請省內紳士擔任公益事務。其中有一個節目，叫作“講鄉約”，在清代的皇帝的諭旨中，也常有此一條。幾位紳士主其事，他們自己不講，約了幾位老學究來講，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觀裏壽星殿開講。從前“講鄉約”，大概依照《聖諭廣訓》中詞意，推闡一番，現在不免要變通一些了。我的嶽丈，便是講鄉約老學究之一，而彭誦老則為輪值之紳士，他們所以相識。我這時急急問道：“為什麽要訪我？有什麽事嗎？”我嶽丈道：“好像是關於辦學堂的事，他未詳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辦學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學堂的事了。彭氏小學，吾友汪棣卿等諸人在辦，何須來問我？難道辦女學的事，又有人發起了嗎？胡思亂想了一陣，不過想到彭誦田先生到吾家來造訪，我的房屋湫隘，他們是轎馬出入的紳士，也許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鄉前輩、鄉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約了日子，我去拜訪他。吾嶽丈亦以為然，說：“你是晚輩，應當如此，明天我給你約定日子，你去見他就是了。”
兩天以後，我去拜訪彭誦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門旗竿裏老宅裏，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裏，招待在他的花廳會客室裏。原來是他的一位親家曹根蓀先生（名允源），也是蘇州人，丙戌進士，由部曹而外放山東青州府知府（當時中國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縣之上，有知府一級）。
清政府廢科舉，辦學堂，諭令全國各省，每一府要設立一個中學堂，每一縣要設立一個小學堂。青州府這個中學堂，已經設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個學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經很幹練了，但是辦學堂是個外行，他想請一位懂得辦理學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這位彭誦老了，要他在蘇州物色人材，因為聽說近來家鄉風氣開得很早，學堂也開得不少，最好聘請一位家鄉中人，而於新舊文學都能貫通的人，來辦理這個學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誦老又說：“這個青州府中學堂監督的事，我想閣下一定能夠擔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嶽丈說了。”我那時不免有些受寵若驚，這是我的自卑感，試思我是一個讀私塾出身的人，從未進過洋學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當一個官學堂的監督，如何吃得消呢？什麽叫作監督，監督就是現在所稱的校長，在前清初辦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學校的時候，不稱學校，而稱學堂；不稱校長，而稱監督；這也很奇怪。
這個到山東辦學堂的事，忽然飛到我頭上來了，真是睡夢裏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誦老何以看中了我？我當時辭謝了，我說：“我一則年輕學淺；二則我也沒有辦過學堂。現在我們蘇人中，到日本去學習過師範回來的人很多，何以不請教他們呢？”但是彭誦老卻一定要我去，他說：“我已考慮過了，覺得你去是最適宜的，我已問過幾個人，他們也一致推薦你。老實說：到山東去辦學堂，要比蘇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們的同鄉，你不必推辭了。”
我還說容我思考，彭誦老竟好像已經決定似的打電報到青州府去了。後來知道他也詢問過別人，一則，他們因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學回來的師範生；二則，蘇州人怕出遠門，誰願意老遠到山東這個地方去，他們在蘇州舒服慣了，起居飲食，都不方便，家鄉有個職業，就安居樂業吧。還有，誦老有位公子，號彥頤，在日本留學多年，我和留日學生的蘇同鄉，常有接洽，也許是彥頤將我推薦，不過誦老並未說出來罷了。
回家與震蘇商量：從前因為祖母老病，不能遠離，現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謂男兒誌在四方，正好向各處走走。恰巧有此機會，山東也好，山西也好，雖然沒有辦過學堂，粗枝大葉，約略也曉得一點。縮在蘇州，覺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時也沒有機緣。不過現在去山東，不帶家眷，往後再說。山東與江蘇，雖為鄰省，已是北方氣候，起居飲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決定以後，彭誦老去電，青州知府曹允源的關聘便來了。因為那個中學堂，是屬於青州府的官立學堂，青州知府領有個督辦名義，學堂裏的一切經費，都是府裏開支的。監督由府裏聘請，這個學堂監督，好像與府主有賓主關係，似從前書院裏的聘請山長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銀五十兩，因為青州地方，不用銀圓，更無洋錢，還是以銀兩計算的（小數目則用錢票）。五十兩銀子，恰好是一隻元寶，在南方可以兌換銀圓七十元左右。我自從受薪以來，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階級了，私心竊喜，學佛者也不能戒除這一個貪字呢。
隨著關聘而來的，還致送了一筆川資，是五十元，那是彭誦老處代墊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資，從蘇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從蘇州乘小火輪至上海，在上海耽擱一二天後，便乘搭海輪到青島，然後再由青島坐膠濟鐵路的火車，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時候，我還有兩位同行的人，卻也不很寂寞。原來青州府中學堂，還聘請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員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誦老介紹的。那位杜君的父親，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靜瀾師讀書的時候，他與朱師為老友，常來訪問，早已識他，卻已忘其名。現在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學畢業的，年不過二十四五，新結了婚，這回去青州，帶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侶，也是有興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後，急來抱佛腳，買了一點近來新出的關於教育的書，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還是做教書先生，舊教育改換新教育，換湯不換藥罷了，終究跳不出這個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雖然無多耽擱，也不免要稍事遊玩。我沒有攜眷同行，也隻有訪問訪問幾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們便要去定好到青島去輪船。
那個時候，差不多大半個山東，全是德國人的勢力。為了在曹州殺害了德國兩名教士，他們便占據了膠州灣，開辟了青島租借地，第一條鐵路，由膠州灣直達山東省城濟南，這便是所謂膠濟鐵路，一切統治管理權，都屬於他們的，就是從上海到青島的輪船，也是德國的商船辦理的，非但侵奪吾國的航海權，連別國也不許問津。我們當時便托旅館裏的賬房，先去定好了船，那家船公司，喚作亨堡公司，有好幾條船，在中國沿海駛行。上海和青島的船，每星期對放一次，行走隻有三十六小時，那船的名字，我已不記得了。船主當然是德國人，船上的買辦，便是中國寧波人，本來德國的商業，在上海、天津，已經占很多數了。我在這時候，隻乘過江輪，還不曾乘過海船，我的身體又很弱，惴惴然，怕的是要暈船。但想到反正隻有三十六小時，無論如何有風浪，總還可以忍受吧？
我們定的是房艙，艙中共有四榻，兩上兩下。我和杜安伯夫婦共三人，空了一榻，也不招外來人了。我睡在上榻，讓安伯夫婦對麵睡下榻，這樣的上下床，似乎很為適宜。安伯新夫人，不過二十一二歲，而且是纏了小腳，她從來未出過遠門，上船下船，都要人扶持。一麵要照顧行李，一麵要扶持這位新夫人。不比我沒有挈眷同行，行李較為簡單，他們有了女眷，什麽東西都要帶了走。這也難怪，因為各處的習俗不同，不能不預為之備呀！
我們當時乘的那條船，是一個外國文名字。房艙每客十餘元，連飯菜都在內，飯是到賬房裏去吃的，全是寧波菜，好在我們都帶了路菜。一出吳淞口，稍一顛**，我已坐不起來了，不要說行動吧。我恐防要嘔吐，把一隻洋鐵麵盆，放在枕邊，幸而還沒有吐，但安伯夫人已掌不住了。那時隻聽東有嘔吐之聲，西也有呻吟之聲，雖然茶房來招呼吃飯，隻好敬謝不敏了。
好容易熬過了三十六個鍾頭，船到了青島，我們都住在一家喚做悅來公司。這家悅來公司，也是寧波人所開設的，從前沒有旅行社，而悅來公司卻已有這個規模。他們從事轉運事業，招待往來旅客也是一部分的業務，我們是在船上早接洽好的了，好在那幾條船上，從買辦以次，也全都是寧波人。近幾年來，中國開辟商埠，第一個先到的便是寧波人，其次的方是廣東人。
他們開疆辟土，勇往直前，這個功勞著實不小，商場裏沒有寧波人，就像軍隊裏沒有湖南人一般，不能成事，並且他們鄉誼極重，拔茅連茹，便自然而然地集合成市了。
德國人對於山東土著的人，太不客氣了。名為青島，其實是個膠州海灣，德國人沒有來時，是一片荒寒的海灘。然而那個地方，冬暖夏涼，氣候最佳，雖近北方，是個不凍海岸。為什麽德國人一下子便挑了這個地方呢？可見他們覬覦已久，中國有此好地方，不加注意，別人家早已留意，一旦有事，乘隙便來攫奪了。德國人來了以後，斬荊除棘，便在這個區域以內，把居住在這裏的土著，盡行驅逐出去，要建造西式房子，不許造中國式的房子，原來住在這膠州海灣的山東人，都移到一個喚做大包島的地方去，真是喧賓奪主了。
山東人本來也是以強悍著稱的，登、萊、青一帶，綠林中人也很多，他們也不怕洋鬼子。據說：德國人待之尤酷烈，初來的時候，也曾吃過山東佬的苦頭，後來他們定打了一把極大的剪刀，捉了強盜來，就把他齊頸一剪刀。有人說：“這太慘酷了。”他們說：“你們中國人捉了強盜來，也不是殺頭嗎？哪裏去找道地的劊子手，這不比更爽快，更簡捷嗎？”這是悅來公司的賬房先生講的。
他又說：“在青島可分別出四等人來。”我問：“怎樣的四等人？”他說：“第一等人，不必說了，自然是他們的白種人，尤其是德國的官商，誌高氣揚，不可一世。第二等人，中國的官員，或是濟南省城來的，或是別省大官，經過此間的。第三等人，便是我們南方來的商人，和他們有生意上往來，他們好像客氣一點。第四等人，對於山東的土著鄉民，十分虐待，簡直奴仆不如了。”聽了這樣的分成階級，真令人痛歎不置的。
我們在青島隻耽擱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膠濟鐵路的火車，到青州府去了。膠濟鐵路的火車，也分三個階段，便是頭等、二等、三等。購買火車票，我們早就托了悅來公司去辦理，我們初來此間，搞不清楚的，原來購買膠濟鐵路的火車票，分用三種幣製：如買頭等車票，用銀兩；買二等車票，用銀圓，買三等車票，則用銅圓（這種銅圓，是青島特製的，他處不可通用）。
起初，我問悅來公司：“中國人也可以坐頭等車嗎？”因為我坐到青島來的德國輪船，中國人就不能購最高級的艙位，如一般人們所說的大餐間之類，故有此問。他們說：“很少，總是外國人居多，不過他們也沒有規定不許中國人乘坐。”我想：既然沒有規定中國人不可以坐，我們何妨坐一次，即使價錢貴些，究屬有限（因為膠濟路直達濟南，在青州府隻不過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讚成，他的不讚成是合理的，因為我隻是單身，而他帶了夫人，卻要出雙份呢。
我們到了車上，我看了看頭等車，頗為華麗，每間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關住。二等車也還好，是長條的皮椅，亦甚清潔。但三等車便不堪了，三等車並無坐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雜遝，有的便坐在行李上，鄉下人的魚肉菜蔬，也雜亂地放在那裏，腥臭難聞，那是別處鐵路的火車上，從未有的。
頭等車裏果然都是外國人，可是二等車裏也有不少外國人，在我們的車廂裏，便來了一個德國兵，正坐安伯夫人的對麵。這些德國小夥子，對於中國的婦女，不大有尊重的態度，目灼灼看著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樣無禮。安伯卻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慣，便操著一句英語說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國兵，也戲謔地操著英語，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這時安伯夫人已麵漲通紅，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說：不要理他，他們不過開開玩笑而已。果然後來那個德國兵，見我們不理，他也沒有什麽無禮態度，過一站，便下車去了。
不過德國人，在膠濟鐵路上，已是驕橫成習了。數年以後，有一位黃中慧君，在膠濟鐵路頭等車裏，被德國人拖了出來，因為黃中慧是個名人，上海各報都登載了這則新聞。不知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頭等車嗎？黃君憤恚，要與膠濟路辦交涉，小事一樁，有何交涉可辦。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國積弱之餘，被外國人欺負的，豈僅黃中慧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