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吾父親和母親故世以後，即寄柩於城北在桃花塢背後之輪香局厝所（其地亦名五畝園）。每歲春秋雨季，前去拜奠。人死後以早日安葬為宜，古今中外一例。古語雲：“入土為安”。現在人家，往往以華屋為山丘，停棺不葬，為人後者，終覺心中不安。當父親故世時，我以年幼，且這筆葬費也無著。母親故世後，我正籌備父母合葬，卻又適逢祖母故世了。我那時便籌備父母及祖母葬事了。這事便與硯農叔商量，他極為讚成。
向來蘇州人家辦葬事，隆重而麻煩，沒有葬地的，便要購買葬地，還要請教風水先生，橫看豎看，這一種成為封建時代的學術，為的是祖宗的墓地，關係著子孫的榮枯。我們卻沒有這種麻煩，因為我們本有墓地，在蘇州西郊鄉下的白馬澗，我的祖父朗甫公，早已葬在那裏了。這是吾祖母的父親吳炳齋公，幫助吾祖母經營的。所以離他們吳家的墳墓，也很相近，我往祭掃時，有時也與他們吳家一同去的。
我家還有一個祖墓，這個地名，叫作臥九嶺（是否這兩個字，我還未深考），那個地方較遠，我們去掃墓，從白馬澗要翻一個嶺過去，那是我的高祖以及曾祖等的葬地，那個墓規模很大，占地很廣，這一帶鄉下人稱之包家墳，我跟了父親，在十四五歲時便去過，但不加修理，很多荒圯，有許多樹木也被人砍伐了，我們的宗族凋零，隻有我們一家去祭掃，因為路遠，一天工夫來回很迫促，也不能年年掃墓。
這白馬澗一處，墓地雖小，頗為緊湊，對麵是青山，四圍是鬆林，鄉下人呼之為“綠山”，究竟是哪一個相同的字音，我未查誌書，怕誌書上所未載。我家的看墳人（蘇州人稱為墳客），是一個寡婦，年約三十餘歲，她的丈夫名阿罩，我們呼之為阿罩娘娘。每逢年底，必到城裏來，送些鄉下土物，以及冬青柏枝之類。吾祖母則留宿、留飯，饋贈頗豐。有一次，阿罩娘娘來說：在我們的墳後，本來是沒有路的，現在鄉下人為了貪便利，行捷徑，走出了一條路來，禁止不可，不知有礙風水否？祖母問我怎麽辦？我素來不信風水之說，隨口胡謅道：“後麵有路，是最好的了。”其實既然在我們墳外，如何可以禁得住，除非築一道圍牆。築圍牆又很費事，正是他們的生意經來了。而且鄉下人的事，你要禁止他行走，他偏要行走，就生出事來了。
蘇州有句古老的俗語，叫作：“鄉下人打官司，城裏人做墳。”意思是說鄉下人打官司，必定要到城裏來，請教於城裏人，這時要吃城裏人的虧了。反之，城裏人做墳，必定到鄉下去，仰仗於鄉下人，可是也要吃鄉下人的虧。撇開鄉下人打官司不說，城裏人到鄉下去做墳，的確對這班鄉下人有些不容易對付。他們是地理鬼，對於做墳的事，比城裏人內行熟識得多。他們知道城裏某一家大戶今年要來做墳，那就是他們的好生意來了。什麽土工、石工以及關於葬務上的工作，你總逃不出他們的手，而且他們每一鄉一村都團結好了，不許別鄉別村的人，來侵襲他們的範圍所有權的。
我們白馬澗這個墓地，在支硎山腳下，為支道林養白馬所在地，因此得名。春二三月，遊人到天平、範墳諸勝地，倘在掃墓以後，坐了山轎，到日落時，還來得及一遊。那地方的婦女，也以抬山轎為業，十八九、廿一二的鄉下姑娘，抬了山轎行走山路，其捷如飛。我有一次掃墓時，船泊環龍橋，有兩婦人，一老一少，搶著要抬我這一肩山轎。抬至半路，略事休息，我見那少婦翻開桃紅色袖子，還是一位新嫁娘，問之果然，原來此兩人一姑一婦也。我問老的道：“她多少年紀？”說是十九歲，我說：“怎抬得起山轎？”那老的道：“前幾天，貝家大少爺，一個大塊頭，身重二百斤，也是我們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們放下山轎，便從事於刺繡，這一鄉村，婦女刺繡，也是一種職業，所繡的一為神袍，一為戲衣，北京、上海等地戲班裏所穿的袍服，都取給了蘇州，而蘇州各繡莊，則放此工作於鄉村婦女呢。
我於建築墓地的事，完全是個外行，這又不得不請教於硯農表叔了。他們的賬房裏，有一位胡琴孫先生，他是一位熟手，最近清卿公的葬事，也是他經手辦理的，與鄉下人接洽得很為妥當。而且吳家的墳與吾家的墳，相離不遠，鄉下人也都認識他，呼他為胡師爺。不過我們的墳和吳家的不能相比擬，他們的規模大，我們的規模小呀。所以我請命於硯農叔及胡琴孫先生，懇他們幫助我辦理這件葬事。經他們都答應了，硯農叔就托胡先生陪我籌備一切，擇日即盤柩下鄉了。
我們當時便雇了兩條船，一條大的船，裝載了祖母及父親母親三具柩；一條小船，便是向來我家每年去掃墓的那條小快船，載了胡先生和我兩人。從城裏出發到白馬澗，也需要行程三四個小時哩。再說：這塊墓地隻夠吾祖父母和吾父母的四個穴位，我們夫婦的穴位是沒有的了。當時我曾想：就在吾祖父母和父母的墳地相近，買一塊地，為我夫婦及兒輩將來葬身之地，則我們死後，也可以魂依左右。一時有這個思念，卻也未曾實行，因為我時常出門遠遊，離開了家鄉，東奔西走，迄無定所。又因世變日亟，內外戰爭，逃了好幾次難，哪有閑工夫，辦理此事，況且現在經營公墓，提倡火葬，對於墳墓的事，不足注重。我寫此回憶錄時夫婦都已七十四歲了，身在異鄉，未知能否歸骨故鄉，那麽幾根枯骨，不知兒女輩如何措置它呢。
我辦理這葬事，是在我二十八歲的冬天了（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那一天棺柩入土的時候，正在清晨（名曰開金井），天氣嚴寒，還飄了幾點雪，鄉下人又說是吉兆，很難得遇到的。我辦了酒飯魚肉，請他們吃了一頓，我和胡琴孫先生說：他們很認真勞力，我們宜寬待他們一些，不可苛刻，所以這班工作的人，也無所苛求。仗了胡先生的精明，處理得很好，這地方的鄉民也還是良善的，不致被敲了竹杠，可是我們也沒有虧待他們呀。到底我們不是大戶人家來做墳，他們也加以原諒。
營葬以後，我對於祖母以及父母的事，好像是有了一個歸束。在這期間，卻又有使我悲痛的一事，乃是我的子青表哥逝世了。他是可以不死而竟死了，更為令人可哀。譬如我的盟弟戴夢鶴，他的肺病已深，無可挽救，而子青表哥是身體素來強健，別無病痛，他比我長兩歲，今年剛三十歲了吧。因為這時他們一家都患了最厲害的喉症，首先是他的母親傳染了。那時蘇州並沒有醫院，僅有在葑門天賜莊美國教士所辦的一個小醫院；喚做博習醫院，僅有數張普通床位。並且這時候中國人不相信西醫，尤其所謂上流社會，即使有醫院，也不願把病人送到醫院裏去，雖然有許多病是要傳染的，還是守在家裏，預防之法，並不嚴密。隻有相信中醫，而中醫卻不善治此種傳染的惡疾。
那時他的母親（是我的姑母，非吾祖母所出，是巽甫姑丈的續弦，母家江氏），也知道是傳染病，叫子青哥趨避，他不肯聽，因為他事母至孝。結果，他母親死了，他撫屍痛哭，他也傳染而死了。此外，他的夫人兒子，當時亦都傳染，幸而未死。子青哥死了，我哭了他好幾場，他是我的兄兼師的，我沒有兄長，視之如親兄，而哥亦無弟，愛我若胞弟。我們這個表兄弟，有勝於親兄弟也。他在幼年時，即拘束於家中，別無朋友，且亦難得出門，我想他的朋友除我之外，就很少了。我有什麽要想發起的事，他都做了我的後援，如印《仁學》、發刊《蘇州白話報》等等。他的環境，為舊勢力所包圍，然而他是趨向新的路上走。我在外麵，得到風氣之先，有時對他報告，對他啟發，他也很以為是。他的對於時代評論，個人學識，我亦為之心折。不想他乃殉身於舊道德，這是很足以悲痛的。他有兩個兒子，都是我的學生，後來也未能出勝，次子又早故世，長子溫如，頗為落拓。子青哥生前有一些著作，不知何往，屢次詢問溫如，思為編集，他卻模糊其詞，我又與他家人久別，思之不禁泫然。
我自從祖母故世以後，打破了“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了。我覺得株守家鄉，太無意味，至少出外謀一個工作，目的地當然在上海，我倘然在上海工作，而家眷則仍在蘇州，也沒有什麽不便。現在內河小輪船，愈開愈多，蘇滬之間，一夜可達，將來火車一通，不是更加便利嗎？這時滬寧鐵路，已在建築，先開通蘇滬一段，蘇州鄉人稱之為“旱火輪”，在齊門外已在鳩工儲材了。我以賣文為活之生活，亦足自給，因為家庭開支很省，我每月所得盡夠支持，這隻冷板凳我是要遠遠拋棄了。
不過我雖有此計劃，而未能積極進行，上海雖然也去過一兩次，也沒有什麽機會可遇。而且我是不大願意於求人的，並非高傲，實是懶散。在蘇州呢，朋友之中，除了幾位略有新思想的，都遠離家鄉，出門去了。蘇州那時也真太安閑了，屈指計之，有數種人：第一種是紳士。蘇州可稱是紳士最多的地方，因為蘇州科舉發達，做大官的人多，有的做京官，告老還鄉；有的做外官，歸營菟裘；不但是本地人，外省、外府的人，也都到蘇州來，以為吳風清嘉，而且又是江蘇省城，因此冠蓋雲集，互相交遊。至於本地的紳士呢？也有些擔任地方公益慈善事業，此外便是親朋們的應酬，婚喪喜慶，衣冠跪拜，一天到晚，便是忙著這些事。第二種便是富家子弟，保守財產者，家裏有田地房屋的產業，不必出而謀事，所謂安富尊榮之輩，一切外事不問。每天叉叉小麻雀，踱踱觀前街，了此一生。還有吸上了鴉片煙的，吞雲吐霧，重簾不卷，短笛無腔，說是吸上鴉片，可以保守產業，不至於外出狂嫖濫賭，任意揮霍了。第三種就是屬於我輩號稱所謂知識階級了，弄弄詞章，畫畫山水，遊遊花園，拍拍曲子，也可稱逍遙自在。最苦的是一班素以教書為業的老學究，雖欲改造而也無從改造起了。
前章說的為了籌辦什麽女學堂，到上海去調查，以至不能對祖母親視含殮，心中正是鬱塞。祖母故世後，在家守孝三十五天，照例不能到人家去（舊俗，在此期間，到人家去，人家視為不祥），朱梁任雖來看我，我也隻約略告訴他，把所征求的規章都交給了他。他們也覺得當時要我上海去而鑄此大錯，心中有些不安，所以一直也沒有對於此女學有所進行。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基礎，大家一鬆淡，就此鬆淡下去了。而且我還有一個私心，我是不願意長處蘇州的，如果女學辦成，要我做主任，我又在蘇州生了根了。還有如果子青哥不死，他一定能幫助我，今則已矣，尚何言哉？大家意誌渙散，女學僅一場空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