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此回憶錄，往往因前事而述及後事，又因追思往事，涉筆成趣，不免莊諧雜陳。我今又回敘到我重回蘇州這二三年的事。那個時候，我真是所謂吊兒郎當，說我閑吧，我一天到晚也像是很忙的；說我忙吧，我忙了些什麽事，真是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蘇州嚷著興學，各處要設立小學堂，我又無意於此。我本也有好多機會，在上海去謀事，有幾家書局設立編譯所了，但是我祖母年老，母親日就衰病，遵守家貧親老，不事遠遊的古訓，諸尊輩都告誡我不離故鄉，其時，吾家中又添了一女（名可青），居然四代同堂，八十餘歲的老祖母，得見此重孫女，當然晚景一樂也。
在此興學潮中，蘇州城南有一喚作位育善堂，這個善堂，不是蘇州地方人士所設立的，是一班僑居於蘇的寓公們集資所創辦，是一種會館的格式。不過會館是一地方的人士所設立的，而這個位育善堂卻不拘於一地方人。因為蘇州是個省城，人物薈萃，故別省、別府、別縣的人僑居於此者甚眾。
這個位育堂內，也設有一個學堂，這個學堂，不同於尋常善堂中所辦的義學。尋常善堂中所辦的義學，不收學費，拉幾個街頭失學的兒童，使他讀一二年書就算了。這位育堂所辦的學堂，是高級的，一樣收學費，不同於義學，雖然學生的程度可達到中學，雖然沒有英文課，卻是有洋學堂的派頭，因此不獨是許多在蘇寓公的子弟就學，蘇州本地方的子弟，也就學的很多。這個學堂不分班別，大約共有學生四五十人吧。
忽然之間，那個學堂裏的學生鬧起風潮來了。原來那時候，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學學生大鬧風潮之後，好似銅山崩而洛鍾鳴，蘇州亦如響斯應。這位育堂的學生，為什麽鬧起來呢？說是大不滿意於哪位教師。這位教師是誰呢？便是王均卿（名文濡，湖州人，後為上海世界書局編輯，偽造《浮生六記》遺失之二記者），學生們說他傲慢與偏見，本來有四五十學生的，一哄就哄出了二三十人，去其大半。這如何辦法呢？書是總要讀的，他們就以上海南洋公學為藍本，學生出來了，組織了愛國學社，他們也要自設一個學社之類。
單是學生，也鬧不出什麽事，沒有什麽魄力的，但是有幾位家長，幾位教員，卻幫助了他們。因為位育善堂裏這個學堂，是僑居於蘇州的人士辦的，什麽董事之類，很多官僚派，以善堂而辦學堂，還帶有官氣，雖然一樣收學膳費，不免仍有義學臭味。於是由幾位家長以及幾位號稱開明的學界中人，開了幾次會，組織了一個喚作“吳中公學社”。
這個吳中公學社，當時算來是自治的、民主的，有許多地方，都是由學生自主，學社裏的費用，由學生家長們公攤，房子是也一位姓汪的家長，把一所待租的空屋，借給學社用，不收租金。倒也有一廳數房，可作課堂與宿舍之用。教職員都不領薪水，有的略領一點極微的津貼。其時祝心淵自己辦了一所唐家巷小學，他是有了辦學經驗的，同人奉為指南，還有朱梁任、王薇伯諸君相助為理。
我本來不參加與其事的，他們托祝心淵來極力勸駕，他說：“與其**觀前，孵茶館，何不來幫幫忙，盡盡義務呢？”我便去當一個國文教員。
那時有吳帙書、吳綰章兄弟兩人，日本留學回來。吳家也是蘇州望族，他們在日本倒不是學的什麽速成師範、速成法政，帙書學醫，綰章學理化。而他們回國時，卻帶來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為中國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誰？便是蘇曼殊是也。蘇曼殊，在當時還沒有這個別號（按，曼殊的別號，不下數十個），我們隻知道他叫蘇子穀。據帙書說：他是在劄幌學醫的時候認識他的，他不曾到過中國的上海來。“這一次，隨了我們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沒相熟的人，我們回蘇州，隻得又跟了我們到蘇州來了。”恰巧這時候，吳中公學社的學生，要一位英文教員，以應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吳氏昆仲便把他推薦到吳中公學社裏來，住在社裏，供他膳食，借此安頓了他。
當我初見曼殊的時候，他不過二十一二歲年紀吧，瘦怯怯的樣子，沉默寡言，那也難怪他，他第一次到蘇州來，哪裏會說蘇州話，而且他說的廣東話，我們也不懂。那時不獨他一人，還帶了一位年約十歲左右的男子。起初我們以為是曼殊的弟弟，後來聽說曼殊並沒有弟弟，據吳氏昆仲說：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詳言其身世，我們也未便查三問四。至於曼殊自己的身世，隻知道他父親是位廣東商人姓蘇的，母親是日本人，到後來說他母親是河合氏，父親蘇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後才發表，這也由於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也有人說：曼殊從小就在廣州的某一個寺院出家，當了個小沙彌，後又還俗了。在南社裏的一班朋友們，都喚他為蘇和尚。但在那個時候，並不像一個出家人，也不談什麽佛學，不過他是剃了一個光頭，牛山濯濯，卻像一個和尚了。說起光頭，我又有一個笑話了：原來和曼殊一同來的吳帙書，也是剃了一個光頭的，他未到日本去以前，早已結婚了，回來後，裝了一條假辮。他家有個女傭，告假回鄉下去，及至再來時，不知主人已歸。驚告同伴道：“奇怪！少奶奶房裏有個和尚！”眾皆大笑。
當時，日本留學生剪了辮子的不少，去的時候，都留著辮子，但是這條辮子頗為惹眼，隻有中國人有此怪狀。日本那些刻薄文人在報紙上稱之為“豚尾”；日本有些小孩子追逐其後，呼之為“半邊和尚”。然而中國人有些還不肯剃去，為的是歸國以後，將來還須考洋舉人、洋進士，不能沒有這一條辮子呢。譬如像端方的兒子，在日本留學，把他的旅費、學費，都揮霍完了，向老頭子要錢。老頭子不答應，他說：“我要剪辮子了。”他們滿洲人，怎能剪辮子呢？端方一急，便匯了一千塊錢去。曾孟樸《孽海花》上的回目，本來有什麽“一辮值千金”回目，後來端午橋把他招致入幕，這回書便不曾寫。於是通融的辦法，大家便裝假辮子，像曹汝霖、陸宗輿等回國考試時，都戴著假辮子呢。
且說蘇曼殊最初以不通吳話故，沉默寡言，後來漸漸也聽得懂了。吳中公學社諸同事，都兼任了別處事的，也都很忙，吳氏昆仲亦難得來，曼殊不免趨於寂寞。我那時比較空閑，常到他房裏去看他，起初我們作筆談，後來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卻喜歡塗抹，有時寫幾句西哲格言，有時寫一首自作的小詩，即以示我，最後則付諸字簏。他又喜歡作畫，見了有空白紙張，便亂畫一番，結果亦付諸字簏。有一次，我購得一扇頁（折扇的扇麵），那是空白的，他持去為我畫，畫了一個小孩子，在敲破他的貯錢瓦罐，題之曰：《撲滿圖》（按，撲滿者，小兒聚錢器也，滿則撲之，見《西京雜記》）。但這個“撲滿”兩字，有雙重意義，那一個扇麵，我卻珍藏之，可惜今亦遺失，不然，倒是曼殊青年遺墨也。
吳中公學社有兩學生最為出秀，一曰王公之，一曰藍誌先。王公之自吳中公學社解散以後，不知何往，藍誌先後改名為藍公武，他本是廣東潮州人，其父在蘇州養育巷開一土棧，誌先恥之，乃改為蘇州吳江籍，實亦生長於蘇州。他最崇拜梁任公，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灑灑一大篇，後入北京，為研究係中人，久不聞消息，及至最近，方知其早已加入共產黨。回想當年，是一位十六七歲的青年學生，現在大約也是皤然一老了。
但吳中公學社不到一年，即已解散，學生們便都星散，這是沒有基礎的一個學社。
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有一種戲劇性的演出。我們那時候，大家對於種族革命，似很熱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裏鼓吹，蘇州雖然不敢明目張膽，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滿為革命先驅。清初文字之獄，最為酷烈，此刻則許多禁書，都在上海出版了，什麽《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讀之使人心痛，使人發指。其中以朱梁任是個激烈分子，在吳苑茶館裏，也是那末亂說。有人問他：“你姓朱，是否明朝後裔，要是換一個朱洪武來做皇帝，我們也不讚成。”這都是戲謔之詞，梁任也期期艾艾，不以為忤。
有一天，是個下雨的天氣，朱梁任穿了一雙釘鞋，握了一把雨傘，到我家裏來。其時我已遷居，自曹家巷遷至都亭橋的承天寺前，這一條巷名很別致，喚做東海島郎山房。原來吳人佞佛，承天寺這個寺院占地極多，從前那地方本為寺產，現在已成為民居，什麽東海島、郎山房（疑是狼山房），都還是當日寺院中的名稱。但我家門前，卻有一個古跡，對門一口井，這口井便是宋末遺民鄭所南的一部《心史》出現的地方，見之於顧亭林的文集中。但是這雖是一口古井，仍舊為鄰近各小家所汲用。梁任來訪我，常要到井畔去徘徊，談及鄭所南故事。那一天，也是在我家上下古今，高談闊論，臨出門時，又到那井邊指手畫腳，這井邊正停了一副餛飩擔子，不知如何，他的雨傘柄一伸，把那餛飩擔打翻了，賣餛飩的拉住了他，不肯幹休。還是我出去和解，因為這餛飩擔也是我家老主顧，賠了數百錢了事。
有一天，朱梁任忽然發起要到蘇州郊外獅子山去招國魂。這種玩意兒，現在想想，也大有癡意。我問：“何以要到獅子山呢？”他說：“我們中國是睡獅，到此時候，睡獅也應該醒了。”偏偏祝心淵、王薇伯等都附和他。還拉了我和蘇曼殊，我當時也是好動不好靜的人，曼殊是無可無不可的，這種事有幾位老先生，真以為我們發癡了。於是由梁任去雇了一條小快船，因為在蘇州作郊遊，並無車馬，總是要坐船的，還由他備了一些祭品，到獅子山去了。
記得那時候，重陽已過，正是在九月中，一路黃花紅葉，秋色漫爛，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為之一暢。爬上獅子山的山巔，扯了一麵“招我國魂”的紅旗。
朱梁任還帶了一枝後膛槍（因他的父親是個武舉人，實在當時家藏槍械也不禁的），向北開放了一聲巨響，引得獅子山下的鄉下人，莫名其妙，以為洋鬼子又來打獵了。這天，隻有朱梁任最嚴肅，我們不免都帶有一些遊戲態度。我當時還做了幾首《招國魂歌》，在獅子山頭，同人大聲歌唱。那歌詞我早已忘卻了，我向來偶寫詩歌之類，都不留稿的，二十年後，在金鬆岑的《天放樓詩集》裏，忽然見到他卻轉載我的《招國魂歌》，而且還有他的和作。
談起了金鬆岑，我又想起了我們吳江縣同裏鎮這一班老朋友了。當時蘇州一府九縣，同裏一鎮，屬於吳江縣，而他們人文英發，開風氣之先。蘇府屬的同裏鎮，時人比之亞洲的日本。我首先認得的是楊千裏，楊千裏的認得，是在東來書莊時代。因為同裏鎮和蘇州城，相隔非遙，同裏鎮是個水鄉，他們自己家裏都有船，家裏的傭工，都能搖船到城裏來。同裏老早就有男女學校，與東來書莊也常有往來，因此千裏到蘇州來，常來看我，有時也吃吃小館子，互作東道，他是一個世家子，而弟兄姊妹極多，他約我到同裏去玩，他的父親是位孝廉公，似在那裏做學官。耽擱一天兩天，我就住在他家。
因楊千裏而認識了金鬆岑，鬆岑本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也是同裏鎮人，此刻在家鄉辦一學校。說起來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寫《孽海花》小說的發起人，後來他自己不高興寫，便讓給曾孟樸了。但那時也出版了許多小本書，如《三十三年落花夢》《自由鍾》等等，到同裏鎮時，總是招待請吃飯。又由金鬆岑而認識了陳佩忍，後來有一時期，在上海幾與佩忍朝夕見麵，那是在南社時代，此是後話不提。最後，又認識了柳亞子，他們這許多人，都是住在同裏鎮的，吳江縣城內，反而顯得沉寂。但柳亞子不是同裏人而是黎裏人（黎裏亦稱梨裏），不過黎裏與同裏，一水之隔，相距甚近。此一輩人中，以柳亞子年最輕，那時他沒有亞子這個名號，我們隻知道他為柳安和，正在鬆岑所辦的學堂裏當學生咧。
有一次我到同裏鎮，是金鬆岑等所開的學堂裏，開了一次遊藝會，請我去當評判員，那是他們放船到城裏來接我去的。遊藝會開完以後，鬆岑就在學堂裏，宴請幾位評判員和教職員，大家興高采烈，行了一個酒令，是寫了許多國名，都做了字鬮兒，誰拈著哪一個國，就算那一個國的統治者。某一國對一國是世仇，或是某一國對一國，有所侵略，有所抵抗，便拇戰起來。偏偏我拈著的是俄羅斯，當時是在帝俄時代，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後，頗多侵略，頗多暴政。於是在座各國，都來打我。我的酒量，紹興酒隻有半斤，拇戰又不擅長，喝得酩酊大醉，嘔吐狼藉，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