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曆譯書處倦遊歸來，我那時又失業了。為了生計問題，我不能空閑無事。幸而我以賣文所得，少有積蓄，家用又極省，雖然蘇州的生活程度，漸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譯寫一部書，得百餘元，足供數月之用，亦頗優遊。那時蘇州興學的風氣已開，但私塾還是未滅，且有人勸我設帳授徒的，我再做教書先生嗎？無論如何，這隻冷板凳坐不住了。
東來書莊那時已成暮氣了，自從我到南京去後，我們勵學會的諸同人，除了戴夢鶴故世外，大半亦都離開了蘇州，如汪棣卿、李叔良、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學法政，有的學師範。祝伯蔭到上海，到了大清銀行為行員，後改為中國銀行後，他一直在那裏。
因此東來書莊無人管理，不知哪一位股東，介紹一位經理先生來，是位鎮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錢業中做過事，對於書業，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來問他：上海新出版的什麽書有嗎？他也不說有，也不說沒有，隻是昂起頭想。想了半天，再去翻書，實在他不知道這書到底有沒有，因為當時不流行把新出版的書，擺在外麵，須在書架上去尋。顧客看到他這種態度，早已等不及拔腳跑了。東來書莊資本小，不能多添書，別的書坊，也漸漸帶賣新書了。加以觀前街漸趨熱鬧，房東又說要加租，因此感覺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興趣也已闌珊了。我們於是加以商議，就此關門大吉，便把這個書店結束了。
關於蘇州興學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幾位開明的紳士發起的。那時候，清廷還沒有明令要叫各省開學堂咧，各省自行發動，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蘇州本來私塾最多，讀書人靠此為生，現在要把那些私塾廢止，改成小學堂，第一就是沒有師資，不要說那些冬烘先生無所適從，便是那班翰林進士出身的大紳士，對之亦覺茫然。於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氣的人，到日本去學習師範，回來可以當小學教師，這一班人大約有十餘位，而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
許多中國青年都湧到日本來，日本便大搞其投機事業，以速成為誘餌。於是有速成法政學校、速成師範學校等組織。這個速成師範學校，隻要一年便可以畢業，給了你一張文憑，回國便可以當教師，皇然以受過師範教育自命了。這個速成師範，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學程度如何，一概與你畢業，可謂一榜盡賜及第。還有些人到日本去的，對於日文、日語，卻是茫然，日本人更加遷就，雇用了翻譯人員，老師一麵講解，翻譯人員就站在旁邊解說，真是教育界一種怪現象，不過我們蘇州派出去的青年，至少於日文都有一些根柢，若李叔良等則日語也勉強可說。
小學既興，私塾漸廢，可是這輩一向教慣私塾的先生們如何處理呢？蘇州當時是個省城，地方紳士頗有勢力，好在官廳也不來管你這本賬，因此他們便設立幾個“師範傳習所”。就是請那幾位從日本學習師範回國的青年來教那些私塾先生。
這個設計是不差的，一則，私塾既廢，這些私塾先生飯碗都要打破，不能不予以改造；二則，小學既興，還需要不少師資，改造以後，便可以把向來教私塾者轉而教小學了。
可是這“師範傳習所”成立以後，便鬧了不少笑話，原來有許多私塾先生，都是高年，甚至蒼髯白發，年齡在花甲以外，向來以教書為主，私塾既廢，絕了他的生路，不能不來學習。在日本學習師範回來的青年，都不過二十歲左右。有的論起輩份來，還是他們的尊長，甚至長兩輩，長兩輩要喚他為公公的。還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張傳習所報名的單子，搖頭道：“我不能教！”問其所以，他說：“裏麵有一位，教過我書的老師，我甚頑劣，他打過我手心，我今卻來教他，太難堪了。”主事者無法，隻好把這位老先生調到另一傳習所裏去。其他，屬於姻親中的尊長，世誼中的父執，也就馬馬虎虎了。
他們從日本學習回來的，說是教師上堂，學生必起立，但私塾裏是沒有這規矩的。現在覺得這傳習所裏，要教這許多老先生對於青年們起立致敬，也不相宜。而且有的起立，有的不起立，參差不齊，也不雅觀。因此議定了不必起立。還有上課以前，要先點名，這個點名，有人主張不廢止，因為可以借此查出他列席不列席，又可以借此認識他。也有人以為對於這些尊長的老先生，直呼其名，殊不合於中國的禮教。後經吳訥士先生（湖帆的父親）調停，每一人姓名下，加“先生”兩字，點名時呼“某某某先生”就可解決。這議案也就通過了。
最妙的這班學員先生（因那些老先生，未便稱之為學生，改稱之為學員），向來常不釋手的小茶壺以及水煙袋，也都帶到了課堂裏來，當他們聽講聽到高興時候，便點頭播腦地說道：“這倒對的！”喝了一口茶，潤潤喉嚨。或者聽到得意的時候，說道：“這個我讚成！”旁顧他的學友道：“諸君以為如何？”於是劃了火柴，呼嚕呼嚕地吸起水煙來。我沒有到傳習所裏去學習，這個情形，都是我的譜弟李叔良講給我聽的。我說：“怎麽許他們帶那些小茶壺、水煙袋到課堂裏來呢？”他說：“要他們以為對，可以讚成，也就不容易了，不然，給他們引經據典反駁起來了。”
蘇州向來是讀書人多，私塾既廢，小學便興起來了。這些小學，要分幾類。一類是由家族創立的，蘇州有許多大家族，曆代簪纓不絕，族中的子弟很多，他們本來也有什麽義莊、義學之類，儲有一筆公款的，於是就把公款分出來辦學堂了。這個製度，不獨蘇州為然，全國都有，我們讀《紅樓夢》，賈寶玉進的家塾，也便是這一種。於是蘇州便有了彭氏小學堂、潘氏小學堂、吳氏小學堂、汪氏小學堂，以及各個皆冠以姓氏的家族小學堂，這種小學堂，除了本族之外，親戚鄰裏間的子弟，也招之入學。一類是由同業中發起的，蘇州有許多大商業，如錢業、金業、綢緞業等等，每一商業，都有他們的集團，便是他們稱之為公所的。每一商業，也都要招收學徒，而這些學徒，本來是從私塾中來的，現在私塾既廢，各業自設學堂，教以各業基本上的學識，不是更為合適嗎？因此某業小學堂，亦分門別類，亦興起來了。還有，蘇州地方，向有各種善堂，每一善堂便有一個義學，這些義學，真是不堪承教，湊集街頭流浪兒童，教之識字，真是“天地玄黃喊一年”，現在也想改良、擴充，成為公立小學堂。所以蘇州的小學堂，也便風起雲湧了。
雖然如此，但是那些紳富人家的子弟，還是不大願意送到小學堂去的。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科舉真的要廢止嗎？蘇州好像是個科舉發祥地，他們對此尚有餘戀，洋學堂即使發展，總非正途出身。二則那些紳富家的子弟，都是嬌養慣生的，以為那些小學堂中的學生，總是良莠不齊，不如請一位先生在家裏教讀，覺得放心，尤其是太太們的意見，都是如此。所以雖然小學堂風起雲湧，而那些大戶人家，延請西席先生，還是很多。
那個時候，我既沒有到什麽師範傳習所去學習，也無意於去當小學堂教師，我想這也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玩意兒，我根本就不願意做教書生涯。然而在此期間，我終究還是教了半年多的書，自我矛盾，可謂已極。這時我的舅祖吳清卿公已故世了，伊耕表叔是早已故世了，硯農表叔為了他的令郎，我的壽祉表弟與子深表弟，請不到先生，要我給他們代館半年。我在情誼上是義不容辭的，因為在兒童時候，伊耕表叔曾經教過我書的，我正賦閑無事，這怎能推卸呢？
我隻得應承了，說我賦閑無事，其實我那時也忙得很，這種忙，正是俗語所說的“無事忙”。我和硯農表叔聲明：我在南京、上海幾年以來，心已野了，不適宜於靜坐教書，請表叔趕緊訪求明師。我和兩位表弟，不要有什麽師弟型式，我隻是一個伴讀而已。硯叔也答應我。但是這半年來，我覺得很苦悶，他們還是墨守舊法，從《四書》《五經》讀起。這兩位表弟，年齡尚小，還未開筆作文。壽祉人頗忠厚，子深卻聰明而頑皮（現在他已為名醫師而名畫師了），我沒有師道尊嚴，他們也不怕我。這半年來，坦白說來，兩俱無益，尤其我的腳頭散，朋友多，無論風雨寒暑，每天要出去，已經成為習慣了。
世事是推陳出新，交友之道亦然，我在蘇州，又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分，是新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如上文所說，以學習師範、法政的最多。學習師範的正預備在故鄉作師資，學習法政的如周祖培、楊廷棟（號翼之）等諸君，他們都是日本早稻田派的學生，回國來也思有所發展了。上海是開風氣之先的，而蘇州是個江蘇省城，距離上海還近，也是得了上海風氣之先，有許多號稱新學者也崛起了。於是我又認識了不少以前沒有認識的新朋友了。
蘇州向來吃茶之風甚盛，因此城廂內外，茶館開的極多。有早茶，有晚茶。所謂早茶者，早晨一起身，便向茶館裏走，有的甚於洗臉。吃點心，都在茶館裏，吃完茶始去上工，這些大概都是低一級的人。高一級的人，則都吃晚茶，夕陽在山，晚風微拂，約一二友人作茶敘，談今道古，亦足以暢敘幽情。到那種茶館去吃茶的人，向來不搭什麽架子，以我所見的如葉鞠裳、王勝之等諸前輩，也常常在那裏作茗戰哩。
觀前街為茶館集中之地，因為它是在蘇城的中心點，以前有一家喚做玉樓春，後來又改名為雲露閣，算是最出名的。裏麵有一個樓，名曰逍遙樓，四壁都是書畫，還陳列著許多古玩，一切椅桌器具，都極考究，那是士大夫們在此吃茶的地方。近來最著名的便是吳苑了，吳苑那時是新建設的，地址頗大，茶客亦雜，好在各種茶客，自能分類集會。裏麵有一處，喚作四麵廳。（按，那是四麵都是回廊的，蘇州建築家以及園林，每多喜此。）
吳苑四麵廳裏的茶博士，對於我們一班茶客，個個都叫得出姓名，某少爺、某先生，羅羅清楚。連你們的家世也都明白。有幾位寫意朋友，還有自己的茶壺、手巾存放在那裏的，這要算是待客了。這種茶館裏，點心及小吃，都是極豐富的。吳苑門前有一個餅攤，生煎饅頭與蟹殼黃（餅名）也是著名的，此外你要吃什麽特別點心，鄰近都是食肆，價廉物美，一呼即至。至於小吃，那些提籃攜筐的小販們，真是川流不息。至於賣報者，吳苑有兩人，享有專利權：賣報的也是租看的，出製錢一二文，足以使你一覽無餘。
寫到此，我又想起了“吳苑三癡子”的故事。三癡子者，都是吳苑四麵廳的老茶客。為什麽奉他們以癡子的名號？因為蘇州人都以溫良風雅為貴，遇有性質特別，有異於眾的人，輒呼之為癡子。這也不獨是蘇州為然，如我前文所說的，當時呼章太炎為章瘋子，蒯禮卿為蒯瘋子。別地方的瘋子，亦即蘇州人所稱的癡子，實則借用一句古典話，所雲“臣叔不癡”也。我且述三癡子如下：
第一先說馮癡子。馮君號守之，他是一個田主人家賬房，這一種職業，蘇州人稱為“知數業”，其名稱當有來曆。馮自言隻讀過三年書，而好談時政，他的政治知識，全是從報紙上得來的。他一到吳苑，便是謾罵，罵政府、罵官僚、罵紳士，無所不用其罵，四麵廳上，好像隻聽得他的聲音，別人也無從與之辯解。但即使別人不理會他，他也一人喃喃地罵，因此人呼他為馮癡子。後來，他認識了幾個日本人，經營日本股票，頗有所獲。再後來，便住居日本去了，在商業發了一點小財。我那一次到日本去的時候，堅欲留我在其家盤桓幾天，他說：“我家有床有帳，有桌有椅，完全是蘇州派，不必席地坐臥也。”我以在國內有職業，辭謝之。
第二是朱癡子，號梁任，是一位深思好學的人，他的父親是位文秀才而武舉人，得一個武職，未就任，家頗小康。但梁任從未考試過，他排滿最烈，剪辮子最早，剪辮而仍戴一瓜皮小帽，露其鴨尾巴於背後；身上長袍，禦一馬甲，拖一雙皮鞋，怪形怪狀，因此人呼為朱癡子。他最佩服章太炎，當太炎因《蘇報》案被囚時，他每至上海，必到提籃橋監獄一訪太炎。他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不能暢言，而性頗卞急，他也是吳苑的常茶客，卻是來去匆匆，坐不暖席。後來聞他以陪某幾位名士，至甪直鎮觀唐塑，他攜其兒子，另雇一小船同往，途經一湖，忽遇風浪，船覆於水，他們不識水性，父子同死。那時我不在蘇州，未識其詳。關於朱梁任事，我下文再有多次述及。
第三是張癡子，名一澧，號沅圃，他是張仲仁的族弟，這位先生也有些特別，他是一位評論家，在吳苑中人人識之。向例茶館中泡一壺茶有兩茶杯，意示一壺可以供兩人飲也。但張君自己並不泡茶，好與友人共一壺，時人稱之為共和先生，因“壺”與“和”同音故。張君又曾寫一小說曰《老騷》，乃記述楊崇伊（楊雲史之父，時寄居在蘇州）與吳子和（吳鬱生之弟）在蘇爭奪一妾事，話多嘲謔。後來張一鵬（號雲搏）主持上海的《時事新報》，繼孟心史（名森，號蓴孫）之後，朱梁任、張沅圃均為編輯，一日兩癡為一小問題，幾至大打出手。《時報》與《時事新報》望衡對宇，兩人均來赴訴於我，我笑謂：“你們兩人，各打板子一百，此小事不足爭論，我請客，分餉大菜一餐，複為朋友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