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離開了金粟齋譯書處以後,便與蒯禮卿先生疏遠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訪他一次,汪允中說:“不必了,他也不拘於這種禮節的人。”此刻滬寧鐵路還沒有通,還是要乘長江輪船到南京的,往來有許多跋涉。蒯先生謀補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實授了淮揚道,我又到了山東,連音問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內用,放了歐洲留學生監督,出洋時道經上海,這時我已進入上海的時報館了,方去拜謁一次,那天賓客如雲,也沒有說幾句話。我隻見他老了許多,胡子頭發,全都灰白了,從此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金粟齋出來,便預備回家了,隻是我在想:回到蘇州,做什麽呢?還是處館教書嗎?要謀生計,在蘇州更無出路,正在躊躇之際,遇見了葉浩吾先生。他問我:“金粟齋已結束,有何高就?”我笑說:“低就也沒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種泡飯粥,回家吃老泡,蘇諺失業之意。)葉先生說:“老朋友!到我那裏幫幫忙好嗎?”原來葉先生曾經辦過一個日文譯書館,是個學習日文的機構,那是速成的,隻求能讀日本文,不求能說日本話。畢業以後,許多習日文的學生要求工作,葉先生乃設立一個名叫啟秀編譯局以容納他們。因為日文譯本一時風行,葉先生也招徠了不少主顧,以應各新書店的需求。

我想這也好,暫時有所托足,便到啟秀編譯局去了。但是葉先生請我去,不是要我譯什麽日本書,卻要我做整理工作。就葉先生自己所譯的稿本而論,也叫人看了很費腦筋,這是我們在金粟齋已見過的了。他的譯文,隻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裝文法,用筆勾了過來,添注了中國幾個虛字眼兒,就算數了。有時一句句子長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組織,簡直拖遝得讀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書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靈清。葉先生請我去,就是把他們的譯稿,做這種整理工作。

可是葉先生這個啟秀編譯局,我一進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葉先生實在是一位老書呆子,他全不懂經營事業。幫他譯東文的,都是他的學生,有些日文未通,連國文也未通,甚難加以修整。他雖然對那些出版家,采取薄利多銷主義,可是過於粗製濫造,也難以使顧客歡迎。

葉先生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為了辦這個啟秀編譯局,負了滿身的債,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當光,真是“範叔何一寒至此”。

葉先生是一個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兒子,都仍住在杭州。每個月要寄錢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過愆期,後來竟至中斷,雖然杭州的家書如雪片飛來,他是“學得無愁天子法,戰書雖急不開封”。葉師母沒有辦法,隻得帶領了他的這位少君到上海來了。但是葉先生無錢是事實,石子裏炸不出油來,葉師母到啟秀編譯局質問他。我們看見葉先生眼睛看了日本書,手裏筆不停揮地譯書,耳朵裏聽廚子索取所欠的飯錢,嘴裏還要與葉師母反唇相稽,我說他真是五官並用,大有毛西河遺風。

我在這裏又有一段插話了,我所要說的是葉先生的這位少君葉少吾。當師母帶了他到上海來時,他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穿的衣服,宛如一個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兒,灑滿了香水,我們以為像葉先生這樣的規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責其子,但隻對他皺眉歎息,斥他不長進而已。大概以為葉師母的溺愛,免致衝突。向朋友張羅籌款,送他們母子回杭州,以博耳邊清淨。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見了葉少吾,他詢問道:“喂!我們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麽樣了?”又越數年,他寫了一本小說:名曰:《中國之維新黨》,署名曰:“浪**男兒”,把當時維新黨中人,罵了一個狗血噴頭。但葉浩吾先生他是維新黨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齒及,至於一班父執世交,則難逃筆誅了。

不要以為此書荒唐,當時很有一班反對維新黨的,讀之以為痛快。這個時期譴責小說風行,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皆以罵之人為宗旨,讀者都為之提倡。維新黨中,也大有可罵人在,《中國之維新黨》一書中,自不免添枝加葉,故甚其詞,然此輩所謂有誌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諉為羌無故實呢。辛亥革命以後,葉少吾曾於滬軍都督陳其美處得一職,陳頗信任之,因少吾與上海做軍裝生意的某洋行有淵源,介紹了一筆軍裝生意而囊有餘資了。其時葉浩吾先生已歸道山,而葉少吾則頗為活躍。會北京開議會,四方賢傑,均走京師,少吾亦北上,頗思有所營謀,那時候,上海的北裏亦動員。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樹豔幟,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殞命。舉目無親,無以為殮,葉少吾慷慨拍胸口說:“花老六我雖與她沒有發生關係(發生關係,上海妓院中已有肉體之親的術語也),一切殮費,我自任之。”於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稱頌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數月,葉少吾亦病死於北京,那時花叢諸姊妹,謂以義氣博義氣,群起而理其喪。此事大有傳奇性質,自北京傳至上海,各報亦兢載其事,有人為作挽聯曰:“秋雨梧桐悲一葉,春風桃李泣群花”。實在群花理喪,並無其事,葉少吾之叔清漪先生,與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書致報界辯正呢。

言歸正傳,我在葉浩吾先生處,幫了他三個多月的忙,隻拿到了一個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長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過我為了要瞻家,為了要糊口,也不能從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見了章太炎先生,他問我:“現在何處?”我告以在啟秀編譯局。他笑說:“何不到剛毅圖書館去。”我問:“哪裏有剛毅圖書館呢?”他說:“啟秀與剛毅,不是庚子拳變時代的名人嗎?”後來葉先生這個啟秀編譯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負債過多,幸賴他的人緣很好,大概是許多朋友幫他料理過去吧。

我從啟秀編譯局出來後,又到廣智書局的編譯所去,誰介紹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那時的廣東朋友很少,廣智書局裏卻全是廣東朋友呢。那時候,上海的新書店,已越開越多,廣東是開風氣之先的,當然要著此先鞭,廣智書局的規模不小。既然有了書局,也想自己出書,因此也設立了一個編譯局,有人說,康南海、梁任公都有資本,也有人說,不過以此為號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紹,瞎天盲地地闖了進去,那個編譯所的編輯主任為誰,我也不記得了。

廣智書局編譯所的情形,和啟秀編譯局完全不同,有一種嚴肅的氣氛,不像在葉先生那裏,可以談笑自由。編譯員連我共有五六人,編譯主任目灼灼坐在那裏,好像一個監試官。譯書是支配的,他配給我一本日文的講下水道工程的書,便是講開發道路、溝渠工程的種種事的。我不是一個工程學家,對於那書是很少興趣的。

但我當時有一種自尊心,覺得他們支配你譯的書,而你第一次便退還他,足見得你是無能,我於是勉強接受了,好在篇幅還不算得太長,其中的解釋,也不深奧難懂。就隻有許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詞,有的還是用和文拚出來的西洋名詞,這可叫人有些頭痛的了。

我那時隻得狂翻日本文詞典,請教深於日文的人,購買參考書,日本人所編的《和漢新詞典》,中國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靈於那些工具書了。不到兩個月,居然全部完成。這書譯成以後,我就敬謝不敏,從廣智書局出來了。因為裏麵全是廣東人,我和他們言語不通,未免有些扞格。再者,他們給什麽工程科學的書給我譯,我的科學知識實在淺得很,也不敢再獻醜了。不過我又想:像這部專講下水道的書,雖然是冷門,也不能不說是當務之急,現在各處正在要開馬路、建工廠,而外國已在流行什麽抽水馬桶的話,這是將來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須研究的事,不過我當時譯這一科門的書,不免有點盲人瞎馬了。所以譯完此書後,參加了一個簽條給總編輯,大意是“對於下水道從未研究過,請由專家加以檢定”雲雲,但我在兩年以後,卻見這部書赫然在廣智書局的櫥窗裏了。

從廣智書局出來,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蔣觀雲先生(蔣先生名智由,號心栽,觀雲其筆名也),問我近況,告以從廣智出來,正想回去。蔣先生說:“不要回去,請到我那裏去,我那裏還有你的一位同鄉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無間,使你高興。”原來蔣先生那時也辦一個譯書處,這個名字叫作“珠樹園譯書處”,那個名稱,很覺美麗,珠樹園三個字,真可與金粟齋三字作一對偶。珠樹園後於金粟齋,蔣觀雲先生是一位詩人,宜其有此題名,當時的一班新文學家,都喜研究佛典,這兩個名詞都從佛典來的呢。

蔣觀雲先生是浙江紹興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學者、詩人、革命家。他有兩句詩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後人訛為是寫《革命軍》一書的鄒容所作的,其實不過是鄒容重述一過而已。我們在金粟齋的時候,蔣先生常常來遊玩談天,因此我們認識他已久了。他為人非常和藹,愛說笑話的。

在那個時候,有人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為近代詩界三傑,互相唱和。這個珠樹園譯書處,也有兩位孝廉公,一位是楊秉銓,江蘇武進人;一位就是我的同鄉蔡雲笙兄了。

珠樹園譯書處也和金粟齋一般,如上海所稱的石庫門三樓三底的房子。蔣先生住在樓下,我們都住在樓上,每天飯開一桌,自己有廚房,那比在廣智書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雲笙同住一房,楊秉銓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雲笙的年紀,隻不過比我大一歲,他名晉鏞,二十一歲上便中了舉人,為人極慧敏而風趣,我們兩人一見便成為好友,為什麽呢?一則我們兩人誌趣相同,二則為了同鄉之故,愈見親切了。

在珠樹園那裏,我自由極了,他不支配你做什麽工作。你高興做什麽工作,就做什麽工作。但蔣先生卻見他寫作很忙,他好像在什麽雜誌、日報上寫文章(《中外日報》上有時也見他的著作),那時他還自己出了一種雜誌,名曰《選報》,那是選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雖雲《選報》,也有並未見於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給他發刊的。這個珠樹園譯書處,我記得我並沒有譯什麽書。不過他們也征收外稿,請為檢定這稿子可用不可用,簽出來加以評語,請蔣先生複核,這個工作我做了。至於蔣先生的《選報》,我無從幫忙,偶然給他看看清樣而已。

我們在珠樹園雖甚閑適,卻不大出去遊玩,上海是個金迷紙醉之場,我和雲笙,都是阮囊羞澀之人,也不敢有所交遊。隻是偶然兩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時我有紹興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點兒,便要暈酡酡了;雲笙卻可以喝一斤還多。不過都守了孔夫子所說的“惟酒無量不及亂”,就是適可而止了。回到家裏,我們聯床共話,無所不談,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們常常談至半夜三更,了無足異。

有一次,我們談到一向傳言山西大同府的婦女性器官,有重門疊戶之異,雲笙言:絕對沒有這事。因為他有一位親戚,曾經在大同府做過知府,他們的幕僚,也因素聞此傳說,欲一驗其異,那地方土娼極多,曆試之平淡無奇。雲笙又言:“雖然無此故實,然前人筆記卻有此記載,我曾假定這重門疊戶為有三重門戶,每一重門為之製一聯一匾。”我說:“願聞其妙。”他道:“第一重門的聯曰:‘鳥宿林邊樹,僧敲月下門。’匾曰‘別有洞天。’這聯與匾都用成詩成語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門呢?”他說:“第二重門聯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漸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門呢?”他說:“第三重門聯曰:‘雲無心兮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匾曰‘極樂深處’。”說罷,相與大笑。好在我們都是結過婚的人,而珠樹園也沒有一個女職員,故能如此荒唐。

過了兩個月,我記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氣了,蔡雲笙來了兩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廣東館子裏去吃火鍋,廣東人謂之“打邊爐”,這是宜於嚴冬的,十月裏似乎太早。但舊曆在江南十月,往往會來一個冷訊。我飯罷回來以後,便覺得身子不舒服,夜來便發起寒熱來。到明天,我以為可以退熱了,誰知寒熱加甚,而且喉間作梗痛。那個時候,蘇滬一帶,正患著這個傳染極速的喉症,當時還不大知道什麽白喉、猩紅熱那種病名,統稱之曰:“爛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間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歸家為宜。

我當時即與雲笙說了,通知蔣先生,蔣先生來看我以後說:“你有病,一人回去,我們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個幹仆,買好船票,送我回蘇州。雲笙還直送我上小輪船,叮嚀而別。回到家裏,我已很憊了。因為我說喉間梗痛,吾妻一看,喉間已有腐爛的白點。她口中還說:“沒有什麽。”我見她臉色發白,兩手震顛,飛奔往告堂上。都知道這是危險的病症。其時蘇州有一位著名專治喉科的醫生,喚做馬筱嚴,他是中醫,吃中國藥,不過他已治好了許多患喉病的人,因此聲譽鵲起,祖母、母親也急了,立刻延請這位馬筱嚴醫生,為我診治。

一清早去請了他,直到下午上燈時候才來,這倒並非搭架子,實在忙不開來,可見那時候患喉症者的多。馬筱嚴診病很細到,他說:“是爛喉痧,目下流行的時疫,是一種要傳染人的疾病。”他開了方案,匆匆地去了。當時我們也沒有隔離,小孩當然不許進病房,而老人——祖母與母親,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看護我的僅有我妻震蘇,那時,蘇州地方,還沒有一家醫院呢。

她說:“在未嫁之前,已經生過一次喉病,可無妨礙。”這話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沒有別人看護我呢。我心中惴惴然,畢竟我妻是沒有傳染的。

馬筱嚴出診到我家兩三次後,我病漸有起色,因為他診費很貴,我有些吃不消(其實每次不過三四元,在當時已算貴了),以後便坐了轎子,到他家裏這個醫室去就診了。喉症愈後,頷下又生了一個外瘍,到一切複原,差不多要兩個月了。當時由上海倉猝返蘇,留在珠樹園的物件,都沒有拿,後來托人帶回來一隻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飛,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樹園的侍者,實做了順手牽羊,取去禦寒了。病愈以後,祖母不許再到上海去了,於是遊曆譯書處的行蹤,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雲笙的信,珠樹園譯書處也告結束了,其情形與金粟齋相同。真是無獨有偶,他們這些辦出版事業,好似“大爺串戲”一般。蔣觀雲先生呢,說是要離開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從此以後,我竟未與蔣先生再一次謀麵。倒是在十餘年後與他的公子蔣百器君(尊簋)曾見過一麵。這一天,狄楚青請客,似專請百器者,因楚青與觀雲,也是老朋友呀。那時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這一次宴會,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見到賽金花。那時她還隻是將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懸牌應征名賽寓,百器飛箋召來,他比賽年齡還輕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