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齋譯書處的不能維持下去，就是它的經濟基礎不曾打好。當時一班有誌之士，提倡新文化事業，都是為了開風氣，並不是為了謀利潤，因此便不在經濟上打好基礎，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禮卿先生辦這個金粟齋譯書處，最初的動機，便是嚴又陵向他借了錢以譯稿為抵償，後來又有了葉浩吾的幾種日文譯本，如果不印出來，不是把它們凍結起來，成為死物嗎？所以他籌出一筆款子來舉辦，最低限度也要使嚴又陵、葉浩吾的幾部譯稿，可以早日出版。
這個譯書處，隻有他個人的資本，並非股份性質。而且沒有規定應用多少錢，沒有固定資本。用完了錢向他說話，又像是一種無限性質的，這個基礎就不穩定了。真是當時說的隻能耕耘，不問收獲。蒯先生是世家子，雖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帶點公子脾氣，他不知現代的出版事業，已成了商業化了。還像從前的名公巨子，出一部詩文集，贈送給人的這種玩意兒嗎？
但是我們當時對於這個譯書處，也寄以無限的希望的，鑒於嚴又陵的《天演論》足以哄動中國的文學界，以後關於嚴譯的書，一定可以風行海內，不脛而走。便是葉譯的幾部書，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由日本文中譯出，而日文的譯本，不是現在正風起雲湧嗎？並且我的在日本留學的朋友，聽得我在譯書處，他們也來承攬生意，願意給金粟齋譯幾部書，隻要開哪一種類。如果出版的書，源源不絕，收回成本，繼續出書，不是便可以成為一個永久的機構嗎？
原來他們那些當外官的人，經濟是流通的，尤其像那班候補道。有了差使，可以揮霍；沒有了差使，隻好坐吃老本，那時蒯禮卿的十二圩鹽務差使，聽說要交卸了，繼續有什麽差使，卻還沒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緊縮譯書處的意思。可是金粟齋的開銷也不小，除了關於印書費用以外，我們幾個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還常常要當碼頭差使。有許多當時的維新黨人物，都跑到金粟齋來，是一個文星聚會之所。熱鬧是熱鬧了，花錢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兩人，是不管金粟齋的經濟的，管經濟的卻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喪著臉向我們道：“老頭子（指蒯公）寫信來罵了，說我們費用太大，要我們緊縮，但他又常常介紹他所認識的人，到上海來，要我們招待請吃飯，太太又要在上海托買東西，我都是有賬可查的。”但漱六的賬，我們從來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親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訴我們：“老頭子有補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說：“那就好了，金粟齋當可發展了。”方漱六搖頭道：“更糟！誰不知道金粟齋是蒯光典辦的，沒有得缺的時候，尚無所謂，得缺以後，京裏那班都老爺，參你一本，說你‘勾結新黨，私營商業’，那就是革職查辦了。”後來蒯公果然被補授了淮揚道，金粟齋卻早關門了。
可是金粟齋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也不能辭其責，這便是當時我們對於出版事業實在是外行。不比那些舊書坊，它開好了一家書肆在那裏，基礎已立，看機會刻幾部書，與同行交換銷行，就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可不能這樣做，我和汪允中兩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書事，如何發行，並未計議及此。汪允中還主張印好幾部書，一齊出版，便是在報紙登廣告也合算些，體麵些，或可以轟動一時，那真是書生迂腐之見。當時還以為一出書，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實是一種幻想。因為自己既沒有發行所，須向各書店推銷，這時上海書店還不多，對於出版的新書，信心未堅，不肯大量來批發，至多來批十部、五部，試為推銷。出版家沒有辦法，隻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賣出還錢，那實在不是生意經。一般書賈，售出了十部，隻報告五部，有的還是三節算賬。他們當然不能給你登廣告，即使書價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雞零狗碎，增添許多麻煩。書已寄去了好多時，錢老不回來，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鴻一去，永不回頭，誰花了路費，去討回這些微的書價呢？所以不單是金粟齋，當時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團高興，到後來半途而廢，便是這個緣故。
金粟齋譯書處不到兩年就結束了。隻有支出，沒有收入，成了個無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這個兩年來，蒯先生已經花了不少的錢，怎能叫他再維持，就說開風氣，也要有個限度呀。不過金粟齋所存留的譯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隻好暫時停止了。既已準備結束，也須有個善後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遣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經印好的幾部書，如何發行出去，難道束之高閣嗎？
後來我們決定辦法了，和中外日報館商量，金粟齋已印就出版的幾部書，托中外日報館代售，一齊交給他們經理。汪頌閣為人誠懇，而且在他的報上，常年登出義務廣告（幾年以後，嚴譯的幾部書，如《原富》等等書的版權都歸入了商務印書館了。這個交涉，不知何人經手，我未知道）。至於人事問題，容易解決。總共隻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暫時留在上海辦理善後未了事宜，日後自回南京去。不過汪允中和我，與金粟齋脫離關係，便無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說你們不妨仍到南京來，但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現在情形，不同往日，從前是為了剛卸高等學堂的任，他有培植後進之意，招留幾個青年，此刻恐沒有這個意味了。況且我也不能長此倚賴他，一無所事，白白地受他供養呢。汪允中也不願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動，賣文亦足以度日，並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卻隻好回到蘇州去，再想辦法了。
當時還有一件事，我有幾位留學日本的朋友，聽得金粟齋辦理譯書事，也要求譯一些書，以補助學費，這事通過了蒯先生，他也應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譯費，有的訂了約，未付款，但是對方已開譯了，此刻金粟齋結束，如何辦理呢？我便請命於蒯先生。他說道：“我知道！此輩都是苦學的青年，不能使他們受虧，我可以照約收受，這不過三四百元的事罷了。”因為我是介紹人，蒯先生不使我為難，我也深為感謝他。
不過我想這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豈非埋沒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譯稿，多少是有些時代性的，譬如廚子做菜，要博個新鮮，倘成為隔宿之糧，有何意味。這時我在上海，已認識了好幾家書店，他們都向我征求書稿，那時的所謂書稿，自以譯本為多，但那時出版的書，以文言為正宗，也沒有人用語體文的。譯筆則以嚴又陵所標榜的信、達、雅三字為宗旨。我那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他們是在課餘的工作，隻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來到了金粟齋後，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計算了，既是那幾家新書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學日本朋友的譯本，介紹給他們，便可迅速出版，豈不是好？那時我便開出書名，略述大意，向這些新書出版家一一兜售，他正值出版荒，都願意收受。於是我便寫信到日本去，向他們說明，已約定的譯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齋雖結束，由我負責，他們當然很滿意，不過這些譯稿甚為草率，實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潤色不可。幸而他們把原本，也隨同譯稿寄來，我也懂得一點日文，有什麽錯誤之處，也可加以校正。不過我雖加修潤，不附己名，仍用譯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