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到了上海，擔任了金粟齋譯書處的工作，離蘇州故鄉更近了，因此每一個月總要回去一次，留在家裏兩三天，或是三四天。那個時候雖然蘇滬火車未通，小輪船也甚為利便。其時東來書莊還開在那裏，由馬仰禹在經理，我還在上海盡一些接洽和運輸的義務。還有勵學社的諸位同誌，有的還在日本，有的已經回國，也常常訪晤通信，在當時也可以說到“同學少年都不賤”這一句詩了。
在這個時候，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譜弟戴夢鶴逝世了，他年齡還不到二十四歲，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卻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極可惜而可哀的事。我從上海回蘇州時，常去看他，前兩個月，我去看他，見他麵色紅潤，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從此會好起來吧。我的母親不是也有肺病的嗎？她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從前五十歲後便稱中壽了，夢鶴也能活到五十多歲，其所成就當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馬仰禹來信，說是夢鶴病重，已臥床不起了。蘇州人有句俗語，叫作“癆病上床”，便是說已無生回之望，因此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間往往好似無病的人，起坐隨時，一直到了病勢沉重，不能起身，從此就再不能離床了。不過上床以後，也還有能淹遲若幹時日的。不意十日後，我自滬回蘇，一到家裏，即見到他們的報喪條子，即於是日就是他的大殮日子。急往吊唁，已陳屍在室，道義之交，知己之感，不覺淚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歲，向以美麗稱，伉儷甚篤，並無兒女，開吊發訃文期，友朋輩欲我寫一文，以誌其誌行，隨訃分發。在從前是越禮的，我寫了一文，傳記不像傳記，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無從下筆。
寫至此，我又回憶到以肺病而殺害許多才智青年的，還有我的表叔吳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夢鶴還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這個肺病，專門向那班富家子弟侵襲，鄉下人種田漢，便不會有這個疾病。他聰明好學，為我吳葉鞠裳先生（昌熾）得意學生。他的病與夢鶴有異，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臥病，不是這裏，便是那裏，以西醫言，則同出一源，所的結核病也。（憶我曾譯過一小說，名《結核菌物語》，結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結核，此外如瘰鬁、肛癰等等，皆屬此。）
伊耕表叔之內兄，為蘇州大名鼎鼎的醫師曹滄洲，曾為西太後看病，有禦醫之稱。但縱使此名醫，也醫不好這個纏綿惡毒的肺病。曹滄洲還歸咎於我的這位舅祖清卿公，過於迷信，專吃乩壇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壞。總之這個肺結核病，在號稱文明的歐美各國，醫學日漸發明者，至今尚束手無策呢。我在八九歲的時候，隨祖母歸寧，常住吳家，由伊耕叔教我讀書，及逝世後，清卿公涕泣語我道：“他生平沒有一個學生，就隻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聯上竟以師禮尊之，自稱受業。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歲而殤。於是乃以硯農叔之次子子深嗣之。
我今再敘一悲哀的事，在此時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後，立即從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場。因為我當初從尤宅辭館出來，到南京去的時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點守舊的，不願我走新的一條路。就是我在館的時候，因為我腳頭太散，不太認真，也有些不滿意，常寫一個便條，交子青哥勸告我。我寫給了他的回信，充滿了窮人的傲氣，有些話竟有些頂撞了他。事後也非常痛悔，曾寫信去道歉謝罪。及至聽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虧了姑丈提攜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殮之日，我不禁在他靈前大哭起來。
我姑丈故世以後，子青哥真是哀毀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漸解放了。因為我姑丈還相信科舉不至廢棄，還希望他作科舉中人，所以不大讚成他讀新書。自從戊戌政變，康梁逃亡，科舉複活，他的信心愈堅了。然而時勢所趨，無法阻遏，自從姑丈逝世後，我在上海時時與子青哥通信，凡是蘇州所購不到的書，都是我從上海郵寄給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際的，學習的告訴他，與他討論，與他批評。他也有他的新見解，新議論，有時一封長信，千餘字不足為奇。
有一次，日本的橫濱印出了譚嗣同的《仁學》一書（譚字複生，湖南瀏陽人，為戊戌六君子死難之一），我的一位留學日本的朋友，寄給了我五本，我寄給蒯禮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僅剩了兩本，但有許多朋友，知道我有此書，紛紛向我索取。我隻能說：再托日本朋友寄來。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說：此書出版後一搶而光，隻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書，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來，未可一定。
我當時是每天跑商務印書館的，為了校對嚴又陵先生的譯稿。那天我忽然靈機一動，這部《仁學》，是譚先生的遺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並沒有什麽版權，隻要能流通。既是許多人要讀它，我們何妨來重印一下呢。我就帶了這部《仁學》，到商務印書館和夏瑞芳商量。我說：“我要印這部書，你們可以擔任嗎？”他說：“你先生要印什麽書，怎麽不可以擔任呢？”我說：“這是一部禁書呀！”告訴他譚嗣同是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為清廷所殺戮的故事。他說：“沒有關係，我們在租界裏，不怕清廷，隻要後麵的版權頁，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號就是了。”
我這時便把那本《仁學》交給了他，請他印刷估價，我說：“隻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潔白紙張，裏麵還有一頁譚複生先生的銅版照相圖。因為我印這本書，不想賺錢，也不想多印，預備半送半賣，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並不貴，大約連紙張排印，不過一百元左右。他說：“你老兄的事，這是核實估價，不能再便宜了。”
雖然如此說，但是我想印這部《仁學》，而印書之費，還沒有籌到。如果交給東來書莊印，也有問題，因為這是禁書，內地不能出版與發行，而且要取得各股東的公意。我私人獨資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這時還沒有一百元的餘資。我於是寫信給子青哥了，告訴他：我想印這部《仁學》而獨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極力讚成，他說：“由我們兩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費要一百元的話，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過他要求出書以後：定價要低廉，我們是為尊重譚先生遺著，並非翻印謀利，望弟速與商務印書館訂定。
我與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學》便立即開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務印書館去校對嚴又陵先生的譯稿，附帶的校對《仁學》的校樣。我總是每天吃過午飯後便去，總是在那裏工作一個下午。我自覺我的校對很精細，可能不會有錯字，我以為校對的錯誤與不細心，對於作者與讀者，殊為抱歉。直到後來，我自己寫稿子，對於那些出版家，校對疏漏的，深為難過。往往一篇文章中，隻要被它差了兩三個字，竟使這篇文章大走其樣，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學》印好裝製的時候，夏瑞芳忽然對我說：“這部《仁學》，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覺得夏君是違約了，我們訂定了印一千部的，怎麽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擔任了印書的職務，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學》裏麵，講的是些什麽話，隻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書，而又知道是沒有版權關係的（實在我曾寫信到橫濱，與原出書人接洽過，還允許送給他們若幹書的）。或者有人給他說：譚嗣同遺著很吃香，可能多銷幾百部呢。
但是既沒有版權關係，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還算老實坦白，換了別一個書賈，他也不必告訴我，別說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無從知道。我隻能說：我印這書是有後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許你。他見我有難色，便道：“這樣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費上，給你打一個九折吧。而且這書也由你精心校對的，作為小小酬勞。”
這事本想與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於印書事，完全外行，並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問他，他也說由我做主。況且我們印這部書，並無權利就想，隻有推廣主義，多印五百部，豈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許了夏君，不過向他聲明，“我們是做蝕本生意，半送半賣，定價甚低，你不要和我們來搶生意。”夏君答應道：“我知道！我知道！”出書之後，送給了橫濱數十部，贈給朋友的也不少，其餘則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舊書攤上，還看見了我們所印的那部《仁學》，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銷在何處，我偶然問及他，他笑著說道：“不夠銷！不夠銷！”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輕時，曾在英租界當一名巡捕（巡捕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華英印書館門前站崗。遇到了華英印書館中的鮑鹹昌等兄弟，勸他何必當巡捕（那時租界華巡捕每月薪水不過數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從事於印刷事業。夏亦覺當巡捕無甚意思，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於是便組織這家商務印書館。因夏甚能幹，便舉為經理。這是後來商務印書館發達後，有人談起的，語雲：“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確是習過排字業的，業務繁忙時，他也能卷起袖子，脫去長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雖然那時資本不過三千元的商務印書館，頗思有所發展。夏瑞芳不是中國舊日的那種老書賈，而以少年失學，於文字知識上有限的。他極思自己出版幾種書，但不知何種書可印，何種書不可印。不過他很虛心，人家委托他們所印的書，他常來問我是何種性質？可銷行於何種人方麵？當然他是為他的營業著想，要擴展著他的生意眼，忠實於他的事業。他又常常詢問我：“近來有許多人在辦理編譯所，這個編譯所應如何辦法？”我說：“要擴展業務，預備自己出書，非辦編譯部不可。應當請有學問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則專心於營業。”夏君搖頭歎息道：“可惜我們的資本太少了，慢慢地來。”
夏瑞芳雖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創辦文化事業，可是他的頭腦靈敏、性情懇摯，能識人，能用人，實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後來商務印書館為全中國書業的巨擘，卻非無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後來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前被人暗殺了，這是很可惜的。至於為什麽被人暗殺，想曆史上當有紀載，我這裏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