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粟齋譯書處時代，認識了不少的名人。因為那個時代，正在戊戌政變以後，來了一個反動，禁止開學堂，談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許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來。再加以庚子拳變，兩宮出走，洋兵進京，東南自保，上海那時候，真是熱鬧極了。
我們這時候的金粟齋譯書處，又遷了一個地方。那個南京路（上海稱為大馬路）的老地方是一個繁盛的區域，但我們的譯書處，卻並不一定要一個繁盛區域，尤其是後麵是個野雞堂子，燕鶯成群，使葉浩吾先生為群雌所俘，鬧成笑柄，住在這裏，更不妥當。我們如果找一個清淨的區域，不是也很好嗎？於是我們和方漱六商量了，預備遷居，擇一個比較清靜所在。這時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區擴展，開辟不少新馬路，我們便向這些新馬路去找尋房子，卻便找到了登賢裏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庫門式的房子，我們便遷移了進去。
那條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當時還未定名，大家呼之為新馬路，後來便定名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後，又改名為鳳陽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曠地，荒塚亂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經在那裏建築起房子來了。我們遷移去的登賢裏，便是新造房子，圍牆也沒有砌就，僅把籬笆圍了起來。可是鄰居一帶，我們便相識起來。在我們後門相對的一家，便是吳彥複的家；在我們前麵，有一片方場，另外有一帶竹籬，便是薛錦琴女士的家。
薛錦琴是廣東人，記得是她叔叔薛仙舟帶她到上海來的。有一次，靜安寺路的張園，開什麽大會（按：張園又名味蓴園，因為園主人姓張，故名張園，園內有一廳，名安塏第，可容數百人），有許多當時號稱維新誌士的在那裏演說。忽見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雙天足，穿了那種大腳管褲子，背後拖了一條大辮子，也跑到演說台上去演說，在那個時候，上海還是罕見的，雖然也很有不少開通的女士，然而要她們當眾演說，還沒有這樣大膽的。
一時鼓掌之聲，有如雷動，薛錦琴女士侃侃而談，說得非常慷慨激昂，聽者動容。至於說了些什麽，也是說中國要革新變法這一套，但出於一位妙齡女郎之口，就更為精采了。因為她是一位不速之客，踏上台來演說，雖然聽她口音（廣東官話），看她服飾（那時候廣東婦女的服飾，與上海絕異），一望而知是廣東人，下台以後，方知道是薛錦琴女士，並且知道也住在登賢裏，還是我們的芳鄰呢。
住在我們後麵的一家，便是吳彥複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詩人，號北山，又號君遂，他的身世，記述者很多，無容細述。他是一位禮賢好客的人，那時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裏，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太炎。在南京的時候，早已聞名，有人稱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為章瘋子。我見他時，他穿了一件長領的不古不今，不憎不俗的衣服，有點像日本人所穿的浴衣。手裏拿了一柄團扇，好似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頭發了，亂糟糟的短發披在頸後，好像一個鴨屁股。他是浙江餘杭人，那時他的排滿思想，已塞滿在他腦子裏，但他的講話，還是那樣溫文遲緩，並沒有什麽劍拔弩張之勢，不過他這個餘杭國語，實在不容易聽呢。我們偶然請他寫點文字，他也很高興，但一定用黃帝紀元，有人請他寫扇子，他也寫，字頗古豔，別有風姿，我就請他寫了一個名片。
吳彥複帶了他的那位姨太太，喚做彭嫣的，還有兩位女公子，住在這裏，但是他家裏的賓客很多，有時開出飯來，便坐滿了一桌。這時從日本回國的，從歐美回國的，從北京下來的，從內地出來的，都齊集在上海，都要來拜訪吳彥複、章太炎。常到他家裏的有沈翔雲、馬君武、林萬裏（即後來的林白水）、章行嚴，都是一班有誌青年。行嚴這時年少翩翩，不過二十歲剛出頭的人吧，他常到吳彥複家裏去，與太炎先生，討論學術。因為他與太炎同姓，人家有疑為他們兄弟行的，其實太炎是浙江人，行嚴是湖南人，可謂同姓不宗。後來行嚴也編過一部《黃帝魂》，充滿種族思想，那時候的種族革命思想，實已深中於人心。
行嚴也常到金粟齋來，金粟齋的後門，正對著吳彥複的前門，兩家賓客，川流不息，因此便顯出更熱鬧了。我們有時吃了夜飯，也便到吳彥複家裏去玩，常見他們那裏高朋滿座，議論風生。彥複先生對人和藹，每喜獎掖後進。他曾經送我一部《北山詩集》，其時我的《迦因小傳》正再版，也送了他一冊，他還做了詩呢，起初我不知道，後來讀梁任公的《飲冰室詩話》，卻載有一則，今錄如下：
十年不見吳君遂，一昨書叢狼籍中，忽一刺飛來，相見之歡可知也。相將小飲，席間出示近稿十數紙，讀之增欷。顧靳不我畀，惟以別紙題《迦因傳》一首見遺，錄此以記因果。詩雲：“萬書堆裏垂垂老，悔向人來說古今。薄酒最宜殘燭下，暮雲應作九洲陰。旁行幸有婁迦筆，發喜難窺大梵心。會得言情頭已白，鬑鬑相見久沉吟。”《迦因傳》者，某君所譯泰西說部，文學與《茶花女》相埒者也。
任公說這話，那是過寵了，我們何能與畏廬先生的《茶花女》相埒呢？不過彥複何以對此而發牢騷，有人說：那個時候，彥複的如夫人彭嫣，正是下堂求去，他不免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而任公也知之，所雲“因果”者，乃以掩揚出之耳。
有一天，我從金粟齋出門，看見章行嚴攜著吳彥複的兩位女公子，到薛錦琴的家裏去。我問他何事？他說：“奉彥複先生命，拜薛錦琴為師，薛錦琴是固中西文並茂也。”彥複的兩位女公子，長名吳弱男，次名吳亞男，那時兩姊妹，年不過十一二，我們在彥複家裏時，常見她們憨跳狂躍，不想後來弱男女士，便做了章行嚴夫人。因為大家都出國留學了，想是在國外締結這姻緣吧。及至又二十多年後，我在北京的車站，乘京滬路車回上海，又遇見了章夫人，那時行嚴在滬大病，恰巧邵飄萍來車站送我，鄰室的章夫人，還托邵君打電報到上海去呢。此是後話，在此不贅。
我們的金粟齋譯書處開辦了有半年多後，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說是嚴又陵先生要到上海來，我們要略盡招待之責。嚴先生是住在天津的，這一回到上海來，並不是什麽遊玩性質，說是奉命來辦理一項洋務交涉的。我們得到了蒯先生的信，當然要歡迎他。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這次來，他是寓居在一位同鄉的家裏，那也不去管它。約了上海幾位名流，請他吃了一次飯，自由方漱六去安排，不必細說。
那時候，嚴先生的《穆勒名學》剛在金粟齋譯書處出版，因有許多人不知道名學到底是一種什麽學問，名學這名詞，應作如何解釋？便有人來和我們商量：趁嚴先生此次來上海，我們不如開一個會，請嚴先生講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點。我們於是請命於嚴先生，他也允許了，便即選定了一個日子，借了一所寬大的樓房，請了許多人來聽他的演講。我們這個會，定名為名學講演會。
這個名學講演會，我們邀請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齋來的朋友，以及常往來於吳彥複家中的名流，都邀請外，還有僑寓於上海許多名公巨子，餘者我都忘懷不記得了，我隻記得有兩位，一位是張菊生（元濟），一位鄭蘇堪（孝胥）。這兩位在我卻是第一次見麵。吳彥複陪了章太炎也來了，還有我們未曾邀請的，朋友帶朋友的也來了不少。關於聽講的事，我們可以拒絕嗎？當然一例歡迎。
本來約定是下午兩點鍾的，但到了三點鍾後，嚴先生方才來了。原來他是有煙霞癖的，起身也遲一點，飯罷還須吸煙，因此便遲了，他留著一抹濃黑的小胡子，穿了藍袍黑褂（那時沒有穿西裝的人，因為大家都拖著一條辮子），戴上一架細邊金絲眼鏡，而金絲眼鏡一腳斷了，他用黑絲線縛住了它。他雖是福建人，卻說的一口道地的京話。他雖是一個高級官僚，卻有一種落拓名士派頭。
我們的設備，也不似學校中那樣有一座講台，隻在向東安置一張半桌，設了一個坐位，桌上供以鮮花和茗具。聽講的人排列了許多椅子，作半圓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嚴先生講演得很安詳，他有一本小冊子，大概是摘要吧，隨看隨講，很有次序。不過他的演詞中，常常夾雜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這種學問，到底是屬於深奧的學問，盡有許多人，即使聽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說一句話，我是校對過《穆勒名學》一書的人，我也仍似淵明所說的不求甚解。所以這次來聽講的人，我知道他們不是聽講，隻是來看看嚴又陵，隨眾附和趨於時髦而已。
這次講演，大約有一小時之久，我們雖設有坐位，嚴先生卻沒有坐，隻是站著講。他演講的姿勢很好，平心靜氣，還說了許多謙遜話。不過雖是一小時，在他也覺得吃力了。講完以後，我們餉以茶點，聽眾也都星散，留了張菊生等幾位。張菊生是他的老朋友，從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創辦過通藝學堂的。可是他也沒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這個名學一門學問，嚴先生雖倡譯此名詞，他也覺得不易使人了解，後來他譯了一部《名學淺說》，那不是金粟齋出版了。到了現代，有許多研究新學術的人，也不大提及這一門學問。有人說：在日本人方麵，則稱之為“論理學”。我國近代，“邏輯”兩字，頗為通行，且有所謂“邏輯學”者，聞“邏輯”兩字，為章行嚴所創譯的名詞，是否從名學而來，會當問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與新聞界有緣的是《蘇報》，前已說過了，第二次便要說到《中外日報》是後起之秀，雖然有《申報》《新聞報》兩個大報籠罩於上，但不免暮氣已深，況且這兩報都是外國人資本，外國人創辦（《申報》屬英，《新聞報》屬美），報館好似一家洋行，華經理稱為買辦，主筆呼為師爺。這班維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們也以注重商業為本位，隻要能多銷報，多登廣告就滿足了。《中外日報》是中國人辦的，當然沒有那種洋商報館的習氣。為了汪氏昆仲的關係，我們早與《中外日報》接洽，金粟齋出版的書，必須在《中外日報》登廣告。後來因為金粟齋沒有辦發行所，出了書也就由《中外日報》寄售了。
中外日報館我是去過好幾次的，館址至今已想不起來，那規模比了《蘇報》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比現在的大報館，還是不能同日而語。主筆房隻有一大間，汪頌閣以總經理而兼總主筆，占了一張巨大的寫字台，此外的編輯先生，各占一席。兩位翻譯先生對麵而坐，譯東文的是葉浩吾，譯西文的乃溫宗堯（粵人，號欽甫）。說起當時報紙上翻譯，殊令人發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讀者，不注意國外新聞，譬如說：現在某國與某國已在交戰了。他們說：外國人打仗，與我們中國無關。除非說，外國將與中國開戰了，當然有點驚慌，但是說，不打到上海來也還好，東南自保之策，也就是這種心理。第二，翻譯新聞，翻譯些什麽呢？那時各國的通訊社都沒有到上海來，隻有英國的路透社一家，中國報館要叫它送稿，取價甚昂，以英鎊計算，實在路透社報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讀者也不甚歡迎。於是翻譯先生們隻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報上搜求，如《字林西報》等，倒有好幾家呢。日本有一種“東方通訊社”，記得也還未有，日本報館，似已有兩家開設在虹口。不過日本報紙可能常常由大阪、東京寄來，足供葉浩吾的選譯。
我今再提起一人為馬君武先生，君武亦吳彥複家常到的賓客，為人誠摯而好學，我常見他坐在人力車上，尚手不釋卷咿唔不絕。然其天真處亦不可及，當時傳有兩事：其一，這時日本留學生回國者甚多，頗多浪漫不羈之士，如沈翔雲則挾妓駕了亨斯美車（一種自行拉韁的馬車）在張園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則見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鴉片煙。至於出入花叢，竟無諱忌，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鬧事（上海人稱之曰“打房間”），據說為龜奴所毆，君武本不作冶遊，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戰，亦受微傷。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見之，果額角其有血痕一條。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學讀書，母雲：“我已五十許人了，何能再求學？”但君武固請，至於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愛子之請，梳辮子作女學生妝，隨少女曾入學數星期。此為當時友朋對馬君武的趣談。
更有對於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諱言。當時金粟齋常來遊玩的賓客中，有一對青年夫婦，邱公恪與吳孟班。公恪名宗華，為吾鄉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吳孟班，亦吳人，他們年齡都比我小，而才氣橫溢，雄辯驚座，不似我之訥訥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論，真不像是個吳娃。我們以同鄉的關係，時相過從，孟班常說我太拘謹無丈夫氣。一天，在朋友輩宴會中，宣言於眾，說我像一位小姐，於是這個小姐之名，不翼而飛，傳播於朋儕間，如蔣觀雲先生（智由）見我即呼我小姐。三十歲以後，本已無人知我有此雅號，一日，與南社諸子吃花酒，諸真長（宗元）忽宣泄我這個隱名，於是又飛傳於北裏間，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時，陳陶還以此相謔呢。
再說邱公恪與吳孟班這對夫婦吧，我離金粟齋後越一年，聞孟班即以病逝世，或雲難產。公恪到日本，習陸軍，入成城學校。但日本的那種軍官學校，課務嚴厲，他雖意氣飛揚，但體魄不能強固如北方健兒，又以他們這對青年伉儷，情好素篤，夫人逝世後，不數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們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長逝。兩人年均未屆三十也。葉浩吾挽以聯曰：“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蔣觀雲挽吳孟班詩句雲：“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我今白發盈顛，回憶五十多年前，多情俊侶，再無複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餘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