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年，我又從南京回到上海來了。原來蒯禮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齋譯書處的組織，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嚴又陵先生，翻譯出一部《天演論》，震動了中國文學界，好似放了一個異彩。這位嚴先生，本來是考送到英國去學海軍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習海軍是有傳統的。回到中國，中國哪有什麽海軍，嚴先生一無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習起文學來了，所以他的文筆是很好的。
他為了溝通中西學術，便從事翻譯，《天演論》一出版，這個新知識傳誦於新學界，幾乎人手一編。第一是他的譯筆典雅，他曾說：譯外國書有個三字訣，便是信、達、雅。他既說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創立名詞，如《天演論》中的“天擇”“物競”之類，亦至為切當。那個時候，白話文還不曾流行，什麽人讀書、寫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後提倡白話文的魯迅、胡適，最初作文、譯書，也用文言的。就因為他們譯筆好，所以在當時的那兩位福建先生，嚴又陵與林琴南，在文壇上走紅。
但嚴又陵那時是一位直隸（今河北）候補道，屬於北洋，住居在天津。他雖然在文場上走紅，在官場上卻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學生出身，熟悉洋務，應該是走紅的了，其所以成為黑道台的緣故，據說：他的脾氣很不好，喜歡罵人。對於同僚，他都瞧不起，當然，這些候補道中，有些花了錢買來的捐班出身，肚子裏一團茅草，火燭小心，而他對上司，也有藐視態度。況且自己又吸上了鴉片煙，性子更懶散了，試想一個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嗎？
他不但走黑而且鬧窮了，他托人介紹，向蒯禮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給他。後來他說：要他還債，他哪裏還得出，現在他正譯了幾部書，自己既沒有資本出版，給人家印也沒有受主，蒯君道義之交，就把這幾部所譯的書，作為償債之資吧。那時蒯也承受了，不過那是譯稿，要印出來賣給人家，方能值錢。這些譯稿，計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學》《原富》等等的幾種書。
其時還有一位葉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葉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習過師範教育，在上海當時也是新學界的人。回國後，譯了許多日文書，並開了一個東文學堂，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氣太重，什麽事都想做，而從不為自己的經濟著想。他譯了許多日文書，自己想印而又沒有錢，把譯稿售與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計缺乏，甚至斷炊。在嚴冬時，為了棉袖子已付質庫，早晨不能起身，於是友朋輩為他製了一件厚呢袍子，作為袍之贈。也由友人介紹，來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譯稿作為抵償。
蒯先生收了嚴又陵、葉浩君的西文、東文譯稿一大部分，可有什麽辦法呢？新文學是有時間性的，不比中國的古書，可以束之高閣，藏之名山，為了開風氣起見，趕緊要把那些印出來才好。因此策動了他開辦譯書局的意念了。不過倘要印書，現在全國隻有上海較為便利，並且出版以後，就要求銷路，求銷路必須到上海，上海四通八達，各處的購書者，都到上海來選取，各處的書商，都到上海來批發，因此他決定到上海來，辦理這個譯書事業了。
這一個機構，就喚做“金粟齋譯書處”，那個名稱，是他自己題的，“金粟”兩字，也是佛書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與我兩人去辦理印刷等事。不多幾天，方漱六在上海寫信來，說房子已經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裏（這個裏名，我已忘卻，其地址在雲南路與貴州路之間，老巡捕房隔壁），於是我與允中兩人，便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卻叫我們兩人常駐上海，方漱六則經理一切，或往來寧滬，管理業務上及財政上事，至於編輯、印刷、校對等，由我與允中兩人分任之。譬如像嚴又陵先生的書，我們是不能讚一字的，但是校對這一件事，卻要十分細心。蒯先生也諄諄以此為囑。一部高深的書，隻不過錯了幾個字，往往原意盡失，如何對得起人呢！至於葉浩吾先生的譯稿，因為他的日本文氣息太重，他是直譯的，甚而至於就在日本書上勾勾勒勒，不再另紙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與允中到了上海後，第一件事，便是尋訪印刷所。那個時候，上海可以印書的還不多，我們所印的書，當然要設備完整一點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們決定哪一部書先印，哪一部後印，雖然蒯先生給我們二人以全部處理之權，如果二人不能決定，還須請問於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類，允中比我內行，全憑他的設計。當時還是流行線裝書的，不流行兩麵印的裝訂的。
尋訪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較為熟悉，連日奔波，找到了兩家較為合式的，一家喚作吳雲記，一家便是商務印書館。我們預備出書快一點，所以找到了兩家印刷所，可以分部進行，兩家比較起來，商務印書館規模較小，而設備較新。它是開設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們裏麵的工人與職員，總共不過三十人，經理先生夏瑞芳，人極和氣，他們的職員都是出身於教會印書館的。開辦這家商務印書館，資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會書籍外，也搞一點商家的印刷品，後來又把英文課本（就是英國教印度小孩子的課本，中西對照的翻譯出來），譯成了《英語初階》《英語進階》等書，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頗為發展。
吳雲記是一家個人所開的印刷所，地址在蘇州河以北，號稱北河南路，泉漳會館側麵的對門。記得這時候，那邊還有一條河浜，更有一座橋，吳雲記就在橋堍下。那個印刷所，比較舊氣一點，有幾間大廠房，工人多，出書較快。當時為了先印什麽書，我們討論起來，我最初主張印葉浩吾的書，因為他從日文譯的都是淺顯易解，如關於政治、教育、法律等為現時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嚴又陵的書，文筆很深，非學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後難。
但允中所主要者，也很有理由，他說：“葉浩吾所譯的書，都是直譯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潤不可。但修潤起來，也要相當時日，不若嚴又陵的書，立刻可以排印。況且自從嚴譯《天演論》後，名噪一時，有好多人急於要看看嚴又陵續出的書。也已有人知道有嚴譯許多書，將即由我們金粟齋出版了，倘若遲遲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們應該趕緊將嚴譯排印出版。”後來寫信到南京去，取決於蒯先生，回信說：“不論嚴譯、葉譯，以迅速出版為主。對於那幾部書的印刷費，我已籌備齊全了，不過我們是為了開風氣，不是想在出版上獲利。到出版以後，可以借此周轉最好，不然，我們到那時候，另想法子。”
於是我們便與吳雲記和商務印書館訂了合同，我們兩人便分工合作起來。大概是我擔任校務，而允中還擔任修改葉浩吾的譯稿。嚴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務印書館排印的，我因此便風雨不改地天天跑商務印書館了。嚴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紙，寫的一筆很好的行楷，當然也有添注塗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筆，一例是紅墨水的，鮮豔可喜。不比葉先生的譯稿，真是一塌糊塗，我們說笑話，隻怕問他自己，也認不出來呢？但是嚴先生的稿子雖然清楚，我總是小心翼翼，無論如何不敢擅改一個字的。倘有一點可疑之處，我惟有攜回去，與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點武斷。
我們對這譯稿，要校對四次，頭校、二校、三校之後，還有一次清樣，清樣以後，簽了一個字，便算數了，即使再有錯字，排字工人不負責任（除非校出來了，他沒有改正），校對人負責任了。葉浩吾的書，也有幾種，由汪允中修潤以後，即以付印，大概由吳雲記印行。葉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從我們設立這個金粟齋譯書處後，他是常常來的。允中給他說，他的譯稿要修改，他說：“很好！很好！我是直譯的。”這個日文一長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譯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話中便有七八個“之”字，這個句子就顯得很別扭，很囉唆了。我們有時搞不清楚，隻好請他來，和他商量。
葉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開了東文學校外，又在《中外日報》擔任東文翻譯。年在五十左右，留著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學氣，可是我們常給他開玩笑。時常鬧窮，但他有了錢“東手接來西手去”，隻要身邊有一點錢，人家向他借時，立刻借給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斷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兒子住在杭州，不寄家用去，葉師母常常吵到上海來（他的這位公子，後來便是寫《上海之維新黨》譴責小說之葉少吾）。
葉先生當時還鬧了一個笑話；因我們所住的南京路這條弄堂，前麵沿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後麵去，卻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裏麵便有不少的野雞堂子（上海人亦稱為雉妓）。到了夜裏，便有許多野雞妓女及女傭們，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較深夜了，葉先生到我們那裏來談天，剛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雞們抓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們那裏坐坐去！我們新到了一位小姐。”葉先生很窘，說道：“不是的，我到金粟齋譯書處去。”她們以為金粟齋也是和她們一類的，便說：“我們那裏比金粟齋好。”於是幾個女人，把葉先生你推我擁的，拖到野雞窠裏去，那些女人蠻力很大，葉先生一個瘦怯老書生，哪裏抵擋得住呢？後來到底花了一塊錢，方許他贖身出來。
談起金粟齋出版的書，嚴譯的《穆勒名學》《原富》之外，還有《社會通詮》《群學肄言》等等，都是名貴之作，雖然比不上《天演論》，可也傳誦一時。但是我們出版書中卻有一種，頗受人訾議，還有人寫信來罵我們的。原來在葉浩吾所譯的日文書中，有一冊《日本憲法》還附有《皇室典範》一卷，這不過幾頁書而已。這也不能怪葉先生，我們應擔負這個責任。原來這個時候，中國已有主張立憲的動機，一班維新黨的誌士們，也在紛紛倡議，歐美各國都有憲法，為什麽中國不能有憲法呢？汪允中和我談論：“現在大家鬧著什麽君主立憲，日本也是有皇帝的，這個日本憲法，不妨印出來給大家看看，以供參考呢。”當時我也並不反對，本來葉譯的書，全由允中主張，及至印出以後，漸有人加以批評，說是日本的憲法，哪裏算得憲法，那是他們天皇頒布的，名之為《欽定憲法》。印出那種書來，將來貽害於人民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清廷專製，也沒有一點兒憲法萌芽，誰也沒有想到中國後來有幾次大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