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結婚的那年,還館於尤氏,雖心厭教書生涯,但無別的出路。許多同學,有的到日本去了,如李叔良、汪棣卿諸君;有的出外就學,如楊紫、戴夢鶴諸君。隻有株守故鄉,絕無發展之餘地。在新婚的一月間,通常稱之為蜜月,蘇州有個俗例,叫作“月不空房”,意思就是這個月子裏,要夜夜雙宿。我向來是住在館裏的,三四天回家住一夜,現在要夜夜回家,遵此俗例,新婚宴爾,早晨到館,不無遲了一些。有一天,我那兩位表侄的學生,見先生未來,頑劣惹禍,女傭們便抱怨師爺遲到,剛被我聽見。雖佯作不聞,而心殊不樂,從那一天起,我就打破了“月不空房”的俗例,依舊是三日回家一次,雖祖母不以為然,我殊不顧也。

我這時野心勃勃,覺得株守故鄉,毫無興趣,倘能離開了這個教師生涯,闖到別一個地方去,換換空氣。但以重幃在堂,祖母是年老有篤疾的了,許多尊長們似不以我出門為然。現在家裏既添了一個人,而這人也是一個健婦,足以幫助我的母親不少。那末我即使不能遠遊,在本省之間,或在太湖流域各處去遊學,或者也是可能的事吧?

自從戊戌政變以來,各處都鬧著開辦學堂,其時南京便設立了一個高等學堂。那時還無所謂大學堂、中學堂的等級,名之曰高等學堂,便是征集國內一班高材生而使之學習,說一句簡要明白的話,便是把從前的書院體製,改組一下,不一定研究西學,而還是著重國學,不過國學中要帶有一點新氣,陳腐的製藝經文,當然不要它了,但也不過是新瓶舊酒而已。南京的高等學堂是官辦的,這些官辦學堂,不但不收學費,而且進入這個學堂後,學生還有若幹膏火可拿。不過學生是都要考取的,它的資格,至少是一個生員,而才識通明之士,自占優勝。

這個南京高等學堂是江蘇省辦的,派了一位蘇省候補道員蒯光典(號禮卿)為督辦。在前清開辦官立學校,無所謂校長之稱,最初為督辦,後來便改為監督。那位蒯光典是安徽合肥人,李鴻章的侄女婿,他是在光緒九年癸未科中進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後來外放為江蘇候補道的。提起當年各省的候補道,以江蘇為最多,齊集在南京的,少說有三四百人。其中分紅道與黑道兩種,因為江蘇地區雖大,道員的實缺,隻有幾個,那便靠各差使了。好在道員是萬能的,無論什麽差使,都可以派道員去當。但是紅道台可以優先得差缺,而黑道台不用說得缺了,得一差也難若登天。

怎樣是個紅道台呢?要出身好、家世盛、交際廣、才學富,方覺優異。蒯光典可說是占全了,說他出身好吧,他是一位太史公,為世所重,他的家世,父親曾任江蘇藩台,而他又與合肥李家為親戚;他在南京,與幾位知名之士如繆小山、劉聚卿、張季直等,都為好友,時相酬酢;他是在舊學上有根柢的人,不是那些捐班的道員可比了。但是他在南京,有蒯瘋子之稱,大概他是一位高談時政,議論人物的人,故有此號。當他初辦高等學堂時,還有人譏誚他,說他鬧了一個笑話,因為他向總督衙門去謝委,那時兩江總督是劉坤一。人們說:委辦學堂是聘任的,師道當尊,不宜謝委。但蒯說:“學堂不是書院,書院請山長是用關聘的,我沒有接到關聘,隻有劄委,應當是謝委的。”那時的官場,卻有許多把戲。

我的譜弟戴夢鶴,他年紀雖輕,卻是一個多才積學之士,他早就考取了南京高等學堂,這位蒯禮卿先生非常器重他,可憐夢鶴是個肺病甚深的人,在高等學堂裏的時候,已經有些勉強的了。可是這個高等學堂開辦還不到兩年,適在戊戌政變以後,新政受了阻遏,各處學堂,悉令停辦,這個高等學堂也奉令停辦了。蒯光典另行得了一個十二圩鹽務督辦的差使,不過他愛才心切,把高等學堂幾位他所賞識器重的學生,都招致了他家裏去,栽培他們,供養他們,使之可以成材。

夢鶴肺病,時發時愈,他覺得病在蒯的公館裏,終覺不便,不如回家養息,候病愈後再去。回家後,病乃略痊,又思再去南京,實在這種肺病,漸漸深入,大家勸他養好了身體再去,他說:“蒯師盛意,我必定有一個交代。”但到南京後,又複咯血。蒯公知其病根已深,派一親信家人,護送回蘇。臨別時,又委托了夢鶴:蘇州有沒有願意出來就事而就學的人,請你舉薦一人,我要給兩個孩子,請一位教讀先生。

夢鶴就舉薦了我,他說:“好!我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你的朋友,包君倘願意,就請他來吧。”夢鶴回蘇州,便和我說了,我久聞蒯公大名,頗為願意,因為常常聽得夢鶴稱道其師學問淵博,也可以有所進益。但是又要我做教書先生,我覺得我的命運注定如此,真是萬變而不離其宗,未免有些厭倦了。夢鶴道:“你不願意教書,也可以申明,蒯先生最能量才使用,在他那裏,別的事也就很多呢。我在給他的信上透露一點你的意思,你去後再說吧。終究是我們一條出路,恨我病深,不能與兄同行也。”

我回去,便與祖母、母親商量,她們說:“你不要以我們兩個老人為念,既然有此機緣,不可放過。況且南京就在本省,也不能算遠。”祖母說:“不過你還新婚呀,你也要問問震蘇呢。”其實震蘇早已通過了。那時我還館在尤氏,我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巽甫姑丈,即行辭館,因他此刻正在病中。他當然不能阻止我,子青哥且力促我行。但我們的聘約,要至年終,於是我請了一位代館先生張湛甫以終其事。張為我之表姑丈,亦一名宿也。

那個時候滬寧鐵路尚未開通,從蘇州到南京,要先到了上海,然後乘長江輪船到南京。我既未到過南京,亦未乘過長江輪船,不免有些惘惘。可是夢鶴家裏有個老傭人,名字喚作金福的,曾經陪伴了夢鶴去過幾次南京,可算是識途老馬。因此向戴家借用了金福,陪伴我去,祖母與母親,又向彼叮嚀,與以酬勞。不過在上海情況,比金福還熟悉,一上長江輪船,便要聽金福的指揮了。我們在上海無多耽擱,便去定了江輪船票,這時長江輪船有三個公司,一是太古、二是怡和、三是招商局。這三個公司是班輪,此外還有日本的什麽日清公司等等,上海人稱之為“野雞輪船”,自由通行。

這三個公司中,隻有招商局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太古、怡和兩公司,都是英國人辦的。無論哪一個國家,海岸通商,外國輪船是可以來的,至於內江、內河,從來不許外國輪船可以侵入的。但中國乃是失去主權的國家,一任它**,不但侵襲我主權,抑且掠奪我利權,這且不必說了。當時我們就在這外國輪船公司(船名已忘卻了),買了兩張船票,我的一張是房艙,金福一張是散艙。本來我也想買散艙,由金福的勸告,他道:“長江輪上著名的扒手極多,壞人充斥,還是房艙好些吧。”

船主是外國人,關於搭客裝貨等事,雇用中國人管理,這些中國人經理其事的,就喚做買辦,一條船上有大買辦、二買辦、三買辦的許多等級,這些買辦,大多數是寧波人。………我這裏也不必再絮煩了,且說我們到了船上,等候開船,但聞碼頭上邪許之聲,正在裝貨。未幾,貨裝完了,汽笛聲聲,便即開船。船一開了,許多怪現狀都顯形了,首先是鴉片煙盤,一隻隻都出現了,鬼火磷星,東起西滅,而且船上也有鴉片可買。其次,便是賭局,非但可以叉麻雀,牌九、搖攤也行。據金福說:有時還有隨船的妓女,一路可以接客,但這次卻沒有。這些客艙中茶房,權力極大,向船客“敲竹杠”,小賬之多,比了票價還要多。一個大艙,往往有十幾個茶房,各人還可以沿路帶走私貨。

我是第一次乘長江輪船,幸有金福為之照顧,他年紀已五十多歲,頗為老成。那天風和日暖,波靜浪平,我在甲板上觀覽長江風景,過鎮江後,便到南京,船是一直要開到漢口為止。本來預備船倘在下午到埠,不及進城,便在下關住一天旅館,現在上午已經到了,就可以即日進城了。這時南京的市內交通,有馬車,也有人力車,本來想坐馬車進城,但這些馬車(都是敞篷的),破爛不堪,亂討價錢,金福說:“還是坐人力車吧。”兩部人力車,坐了人,還裝上一些行李,直進儀鳳門而去。

南京我也是第一次來臨,這個“龍蟠虎踞帝王州”(李白詩句),倒時時在我心目中。本來江南鄉試,我們蘇人是要到南京來的,但我這時對於科舉,不甚有興趣,又自知學問淺薄,未必能中舉,徒然來做一個不第秀才,因此也懶得來了。現在一進儀鳳門,但見一片荒蕪,直到鼓樓,好像是一條馬路,此刻馬路上遍生青草。至於馬路兩旁,全無房舍,難得有幾處,有住居近處的,築幾間茅屋,種幾丘菜地,此外則一望無際的蔓草荒煙而已。金福說:“聽此間人講,本來從三牌樓到鼓樓一帶,原也是繁盛之區,打長毛(太平天國之戰)當兒,一把火燒幹淨了。”

過了鼓樓,分東西兩路,而我們則向西路行。那邊有兩個城門,一曰旱西門(往來封柬,常寫“漢西門”,大約因“旱”字不佳);一曰水西門,而蒯公館則在水西門安品街也,我覺得突如其來便到蒯公館,未免輕率,不如覓一旅館,暫為駐足之地,然後進謁,較為妥適。由於人力車夫的介紹,找到一旅館,門前有兩塊招牌,寫著“仕宦行台,客商安寓”八個大字,走進去先是一片場地,然後有幾處房屋,卻是冷清清的不知裏麵有無旅客。我們住了一個單房,紙窗木床,倒也幹幹淨淨。時已過午,便在這旅館裏吃了一頓飯,便命金福到蒯公館投帖報到。

金福回來說:“蒯大人不在家,但他早已吩咐,請包老爺(老爺之稱,我也是第一回)立刻搬進公館去住。”我托旅館雇了一輛老爺馬車,因有幾件行李等等,和金福便到蒯公館來。原來他住的地方,是南京安徽會館的鄰宅,亦與安徽會館相通連,裏麵一個大庭院,雅有花木之勝。出來迎迓的,是姓方的方漱六君,也是安徽人,後來知道是蒯先生的侄婿,年亦不過三十左右,人極幹練,蒯公不理家務,似乎一切由他經理。

我到了蒯公館,應當以晚輩之禮,先去拜謁這位蒯公,但是直到垂暮,他還沒有回家。方漱六道:“四先生(他行四,大家都呼他為蒯四先生)今晚有飯局,回來必很遲,閣下長途辛苦,宜早安置,明晨可以相見呢。”但到了晚膳以後,我正想要安睡時,蒯先生一回來,便到我屋子裏來了。他是一位瘦瘦的五十多歲人,嘴唇上一撮小胡子,頭發略有一些花白了,但是精神奕奕,非常健談,一口安徽廬江口音,起初我還聽不清楚他的話,後來漸漸馴熟了。他很謙和地說道:“我們這裏一切都不拘禮,今天閣下舟車勞頓,早些安息,我們明天晚上談談。”又問了問:“夢鶴的病況如何?”他極力稱讚夢鶴的品性與才華,深為他的病體扼腕,叫我寫信時,代為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