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自南京高等學堂停辦後，由蒯禮卿先生留在他公館裏的，約共有五六人。現在我所見的，一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縣人；一位是陳宜甫，他是鎮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慶人。蘇州人本有兩人，一位是戴夢鶴，一位是餘同伯，夢鶴有病不能來，而同伯則另有他就，已向別處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蘇州人，是王小徐，他並非是南京高等學堂學生，他是吾蘇王紱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識的人。大概蒯與王紱卿為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禮卿先生為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軒裏，這個翻軒，一排共有五間，我便占了兩間，一間作為臥房，一間作為起居，壁間也懸有什麽書畫之類，沿窗安置了一張有抽鬥的書桌，以供讀書寫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個月洞門，走進去卻是另一個小庭院，也有三間寬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陳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時候，王小徐還沒有來，他在北京當小京官，蒯先生約他來，就是擬聘請他在十二圩鹽務督辦差上當一位文案，實在紱卿逝世後，他周恤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過夜飯以後，他果然到我的室中來了，一談就談到了深夜。他問我近來喜歡看點什麽書？主張哪一種學說？這一問，可就把我問窘了。我雖然也看看書，然而我的看書，是毫無係統的，雜亂無章的，俗語所謂“抓到籃裏就是菜”。而且有許多書看了以後，老實說“不求甚解”，甚而至於過目即忘，從未有深入堂奧，加以深切研究的。現在要問我學說不學說的話，我更茫無主張，無詞以對了。
我隻得坦白地說：“實在孤陋淺薄得很，因為家貧不能購書，隻不過從親友處借來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蕪雜的一類，至於正當有係統的書，看得很少，以後要請先生指教。”他似乎頗喜我的坦白，便說：“你要看書，我這裏有個小小藏書室，書雖不多，但求學上應看的書，約略均備。現在新學盛行，據夢鶴說：足下頗喜新學，我這裏上海近來新出的書，我覺得可觀的，也隨時托人添購一二，不過有許多簡直是胡說白道。你愛看什麽書，就看什麽書，明天你自去選擇就行了。”
原來他所說的小小藏書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鄰。不是我說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間的翻軒嗎？我所住的是東首的兩間，而最西首的一間，便是他的藏書室，裏麵排列著七八具大書櫥與大書架，都裝滿了書，其餘的桌子上，櫃子上，也堆滿了書，那當然都是線裝木版書，雖然也約略分類，可是不大整齊。我進去展覽一過，真是如入山**上，目不暇給。起初想隨意取數冊攜歸房中閱讀，但是史類呢？集類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從前無書可讀，偶有所獲，不加抉擇，今有如許可讀的書，不能再亂七八糟，要定有一個方針，且與蒯公談談，他是個有學問的人，或能開我茅塞也。
一日，偶與蒯公談及諸子，他說：“看看子書也好，可以開發思想。我們營逐於科舉，博取功名，死守儒教，隻知四書五經，而不知尚有許多學說也。”於是我在藏書室，選取一部《莊子》，一部《墨子》。《莊子》，我在以前也曾看過幾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過，但我讀《論》《孟》時，曾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現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學說，好像很時髦的一部書。我預備先讀《莊子》，後讀《墨子》。誰知這部《莊子》，還是明末版本，紙張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書時用力一點，便扯破了一頁，問他們有別的《莊子》嗎？一時也找不到。我覺得這是名貴的書呢，不要損壞了它，草草看過，還了藏書室。
蒯先生又要索觀我的詩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實在覺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來的以前，夢鶴就關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為我捧場，夢鶴說：“蒯公很肯教導我們後進，給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錄了幾篇，又默寫了幾首詩，送給他看。他第二天晚上來談天的時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來還我的時候，說道：“你近來很在讀龔定庵的詩文集吧？所寫出來的詩文，都有龔定庵的氣息了。”
提起了龔定庵，我又有插話了，約在四五年前，我在護龍街舊書店獲得《龔定庵補編》兩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沒有詩，心竊好之，以其文氣奇兀，不同凡俗也。因思有《補編》必有《正編》，向護龍街各舊書坊竭力搜尋，均無所獲。後聞祝心淵先生有全集，擬向借觀而尚未果。會戴夢鶴至南京，我托他向南京書坊問訊。後來夢鶴自南京歸，道經上海，寫信給我說“南京無龔集，而在上海覓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數頁已斷爛空缺，而索價須五元，計六冊。”我複書謂無論如何，請弟購之歸。自此以後，我得讀了定庵《己亥雜詩》等諸詩。那個時候，上海書賈，尚未有龔氏詩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時，在鄧秋枚（實）先生處，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詩》一冊，我請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書店）出版，銷行了一千冊，此是後語。
蒯先生那時卻說：“文字亦隨風氣為轉移，龔定庵近來頗為入時。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漸覺陳腐了，一讀龔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詩詞等，顯出驚才絕豔，青年人更為喜歡它。不過究非詩的正宗，有人甚至說它為野狐禪，真要學詩，非從古詩入手不可，僅僅讀近代人的詩是不夠的。作文亦然，必須多看書，多研究，並非說古人的話全對，不過多閱覽以後，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個抉擇。”
這時候，民主思想，漸入人心，雖沒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種大炮轟擊，但孔子學說，已為新學家所疑問。為了《論語》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句，於是嘩然說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術。據說這還是到中國來傳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國書後，倡此說的。於是信奉孔子者，為之辯護，說這兩句書為宋儒所誤解，這個句讀，應當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們偶與蒯先生談及此，他說：“這是孔子的明白國家的政治，世界各國，無論哪一國號稱民主的國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讀給他辯護。說到傳教士倡此說以詆孔，尤為可笑，他們的教會，就是一個‘可由不可知’的大本營。”
蒯先生的談鋒真健，可說無所不談，從宗教到社會，由哲學至時政。他頗研究佛學，常和我們談佛學，他常讚歎：佛學是廣大圓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們於佛學是有點研究的，但是我卻一竅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總是娓娓不倦地講下去。我問：“如何於佛學有一點門徑，可以摸索進去呢？”他叫我去看《大乘起信論》，於是我便去買了一部《大乘起信論》。這時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經處”，專刻佛經，流通各地，是楊仁山老居士所辦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難起信心，大概我是一個鈍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談，又能熬夜，我們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飯，甚至在十一二點鍾，到我們屋子裏來了。一談常常談到半夜，當然都是他的說話，有時竟至雞鳴。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來催請。有時談至深夜，上房裏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類，與我們同食。我想送茶點出來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時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過來談時，總是在我屋子裏的時候多，後院竟不大去，這是因為我屋子離上房近。聽講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與我三人為多。
本來我到南京來，原是由戴夢鶴介紹，教蒯先生的最小兩個孩子的，但來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書的事了，每天隻是叫我看書。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詢問，後來得到了夢鶴蘇州的來書，他說：教書的事，仍由陳宜甫蟬聯下去了，本來這兩個小孩是宜甫教的，一時偶思易人，現在不調動了。陳宜甫是研究小學的，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鎮江話，也覺得很不易聽。據說：這兩位世兄，也很聰明，有一天，講日月兩字，先生說：“這兩個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個太陽，月字像個月亮。”學生道：“這個我們明白了，但在讀音上，為什麽日字不讀月字音，月字不讀日字音呢？”這不知陳宜甫如何解釋，若是問到我，我可就無詞以答了。
在那裏不到半個月，他們的賬房，便送來了十二塊錢，說是我的月薪，這使我問心有愧了。我來到這裏，既不是教讀，又沒有其他名義，終日間除白天看書，夜來聽蒯先生談話，並無別樣工作，豈不是無功受祿嗎？在那時候，也不能輕視這十二塊錢，一位舉人先生，在蘇州家鄉教書，每月也不過十二元的館穀呢。我因此問問汪允中諸君，他們說：“我們也是如此的，這是蒯先生樂育英才的意思。”不過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職務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裏，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筆墨上，隻不過做了幾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為誰），刻他的詩文集，請蒯先生給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將詩文集給了我，叫我給他代擬一序。他說：詩文都不甚高明，你隻恭維他一下好了。我便當夜寫成，交給了他，不知他用了沒有？又有一次給人家題一幅山水畫，也叫我來題句，我寫了兩首七絕，請他選一首，他說：“很好！”也不知用了沒有，倒是有些對聯，我做得不少，以挽聯為多，那都是用了，因為他是請人來寫的，我都看見。這都是應酬之作，他隻給我一個略曆，或這人有行述，加以刪改，這些諛墓之文，更為便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