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所謂上中階級的人，一向都是有名有號的，除了名號之外，還有許多別號以及小名等等，如果一個文人，更有許多的筆名。我的最初的名字，喚作清柱，這個名字，是姻伯姚鳳生先生給題的。原來我父親的名字是應塤，號韻竹；我祖父的名字是瑞瑛，號朗甫；而我曾祖的這一輩，是“大”字輩。大概是我父親請鳳生先生為我題名時，說出了輩行，鳳生先生便擬定了二十個字，成了四句五言詩道：“大瑞應清時，嵩生嶽有期，……”當我小時候，還能很清楚地背出這四句詩，現在卻隻記得上麵十個字了。
為了這個排行，在我一代，應得是用“清”字輩份了。至於那個“柱”字，大概我的八字裏缺木的緣故，因此在名字中要選一個木字偏旁字的了。但是這個“清”字，是當時的國號（大清國），底下不可亂加什麽字，於是題了“清柱”兩字。我們這位姻伯，是不是祝頌我將來成為皇家棟梁的意思，總之是出於他的好意是無可疑的。所以我自從上學起一直到進學止，一直用了這個名字，從來沒有更易。
到了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看看新書，漸漸有了一點新思想，又發生了一種民族意識，感覺得現在統治我們的一個異族，而種族革命的呼聲，又在呼喚我們的青年。我那時就感到我這“清柱”兩字的名字不妥當，朋友們問起這兩字有何意義，是否真要做皇家棟梁？令我慚愧，於是我便毅然決然地自己改名了。
在從前，已入學的人，要改換他的學名，也有點小麻煩，而在學署裏也要花些手續費，這是為了鄉試會試起見。我可不管這一套，便自行主張改了。我讀《論語》，有兩句道：“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我覺得這“毅”字可用。因為我自己覺得對於求學處事，都缺少毅力，用這個毅字為自己警惕之意。起初我想改單名，大家說不好，因為我上有一姊，排行第二，而蘇州人的土音，二與毅聲相同，例同張三李四之類。於是又想改為“君毅”兩字，但君字用於號者多，用於名者少，覺得君字不及公字大方，而且我們祖先有位包孝肅，是婦孺皆知，大家都稱之為包公的，因此也就用了這個“公”字，定名為公毅。
當時的名片，並不流行那種外國式的、雪白的、像雲片糕似的小名片，而是大紅紙的大名片。因為那時，紅是吉祥的顏色，白色是忌諱的。那種名片上的字，常常請名人名書家寫的。我改名以後，就請我的譜弟戴夢鶴，寫了一個是魏碑的，到後來，也曾經由幾位名人寫過，記得請張季直寫過一個，請章太炎寫過一個，木刻都精工。最後還請狄平子寫了一個，他做了鋅版送我，那時已經不大流行老式名片了。後來老式名片漸行廢棄，我這些名片木戳，都不知丟往哪裏去了。
談起名片，頗有許多趣事可述，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曾有集藏名人名片之癖。先集狀元的名片，現代人如洪鈞、陸潤庠、翁同龢等，我都有了；先代的也覓得兩三張（張謇那時尚未中狀元），至於榜眼、探花，蘇州就可抓一把（我還有張之洞的名片），翰林更不必說了，總共也收集到近百張呢。這個東西，後來我遷居上海，一古腦兒送給一位朋友了。
再說：當時的風氣，凡是一位新進士、新翰林，初中式時，出來拜客的名片特別大，本來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的名字，則亦頂天立地，費念慈這個“費”字，足有兩寸多，到後來，慢慢縮小，到授職編檢，已縮小許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尋常一樣了。但有一可笑的事，蘇州的妓女，也用大名片，竟與此輩太史公看齊。我們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觴，她們照例送來名片一張，請爺們到她那裏坐地。這個風氣，最先也曾傳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張，簡直與那班新翰林者無二。
最壞者借名片為招搖、需求、欺騙、威脅之用。就小事而言，蘇州有各處私家花園，雖然開放，亦收門票，但隻要某紳士一張名片，可以通行無阻。或介紹一個傭仆，或為親友說情等等，這名片亦有用。大之則所謂不肖子弟，仗其父兄勢力，用彼父兄的名片，招搖撞騙，向人欺詐。那些結交官場的惡地主，動不動說：“拿我片子，送官究辦。”以威嚇鄉下人，這名片的為害烈矣。
我的話不免又支蔓了，我將敘入正文：有名必有號，自古以來，中國上、中階級的通例。至於下也者，不但無號，抑且無名，就以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叫下去了。我在十五歲以前，是並沒有號的，還有，一個人題他的號時，總與他的名有關聯，古今人都是如此。但我若題號時，必與原來的柱字上著想，又是什麽棟臣、梁臣之類。可是我的號，並未與名有聯關，這個號，倒是我祖母提出的。其時中國有一種風氣，往往在他號中，有他祖父號中的一字，而加以一“孫”字。譬如他的祖父的號是雲伯、雲甫之類，他的孫子，便可以取號為雲孫。為了我的題號，祖母笑著說：“他的祖父號朗甫，就取號為朗孫吧。”祖母不過因為懷念祖父，隨便說說，並不是要決定如此。但後來沒有另取一個號，我就把祖母所說的朗孫二字，隨便用用，不知不覺，便成為我固定的號了。
中國人的命名，於他們的宗族，是大有關係的，如用名字排輩行，不容紊亂。兄弟間則以伯仲叔季為次序，古來就是如此，傳至於今，仍複如此。除以承繼其祖取號者，亦有承繼其父取號，譬如父號雲伯、雲甫者，其子號少雲、幼雲者，不計其數。這是宗法社會，不獨中國，外國亦有此風，不過他們的姓名，很多囉唆，不及我們的簡捷耳。
我的小名叫德寶，現在已經無人知道了，這也是祖母所題的名字。當時我祖母及父親、母親並其他尊長，都呼我以此名。平輩中長於我的呼德弟、寶弟，幼於我者呼德哥、寶哥，傭人們呼我為德寶官（蘇俗：對兒童的尊稱，不論男女，都呼曰官），稍長，即呼為德少爺、寶少爺，但寶少爺三字較順口，在我十二三歲時，凡我的女性的長輩，都以此寶少爺三字呼我。我記得讀《易經》時，有兩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我便寫下來，做了我小名的嵌字聯。
這個“天笑”兩字的成為筆名，也是出於隨意的，到了後來，竟有許多朋友，不知我的原來名號，隻知道是天笑了。最先用這個名字時，還是在譯《迦因小傳》時，用了這個筆名叫作“吳門天笑生”，在那時的觀念，以為寫小說是不宜用正名的，以前中國人寫小說，也是用筆名的多，甚而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是誰，要探索好久，方才知道的（其時同譯的楊紫，他的筆名是蟠溪子）。
有人問我：這“天笑”兩字，有何意義？實在說：並沒有什麽意義，不過隨便取了這個字罷了。我當時還有許多筆名，不過這隻是許多筆名中之一而已。隻記得子書上有一句“電為天笑”，那是好像一句非科學的哲人的話，而詩人又常常引用它。要是從前人的詩句上，我也可以找得出這兩字可以聯合的，最先如杜工部的詩中，有兩句道：“每蒙天一笑，複似物皆春。”近人如龔定庵詩句中，有“屋瓦自驚天自笑”的句子，譚嗣同也有“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句子。我隻是腹儉，倘真要檢尋，古人詩中，關於此兩字的，恐怕還多。但這也不過牽連附會而已，實在說來，都與我這筆名無何關係。
我最初用的是“吳門天笑生”，共有五個字，後來簡筆一些了，隻用“天笑生”署名，僅有三個字。再到了後來，便隻署“天笑”二字，及至後來到了上海的時報館，常常與陳冷血兩人寫極短的時評，他署一個“冷”字，我署一個“笑”字，這是從“吳門天笑生”的五個字，縮而成為隻署“笑”的一個字了。
當時我有不少的筆名，後來都放棄，這也是文人積習，自古已然。我還記得我有一個別號，喚做“包山”，我自己姓包，而又叫作包山，這不成為包包山了嗎？但古人早有其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文山等，我也算是仿古。以包山為號的，古人中有位陸包山，他是著名的畫家，但不姓包。包山並不是沒有這個山的，屬於蘇州的太湖中洞庭東、西兩山，那個西山，就是名為包山的，因為它是包於太湖中間的意思。我用包山兩字作別號，在結婚那年為最多，因為我這位新婚夫人，她雖然原籍是溧陽，但是生長的地址則在洞庭山。有一位畫家任君，還為畫了一幅《包山雙隱圖》，而我的譜弟，為我寫了一個木刻封麵《包山書簡》，是北魏體的。
我的筆名之多，連自己也記不起來了，什麽軒、館、樓、閣之名，恐怕也都用到。隻有兩個，到老還是用著，一個叫作“秋星閣”，一個叫作“釧影樓”，有時寫點筆記之類，常是寫著《秋星閣筆記》，或是《釧影樓筆記》，有時我高興寫日記起來，也是寫著《釧影樓日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