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東來書莊開設，他們舉我為經理以後，我常常到上海去，因為許多日本的圖書，不必從蘇州向日本郵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書店，我們可以自去選擇。我認識了兩家，要什麽圖書，可以托他們到東京去定，郵寄也很方便。還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紙品，虹口也有批發出售。再有的，上海近來新出的書籍雜誌也不少，出版、發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們也有的委托東來書莊為蘇州代銷處，大概以七折或八折歸賬，都是賣出還錢，不須墊本的，那種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須到上海招攬與接洽。
那時蘇州與上海，火車還未通，但小輪已經有了。小輪船蘇滬往來，也不過十五六個小時，每天下午三四點鍾開船，到明天早晨七八點鍾，便可到了。小輪後麵有拖船，小輪不載客，後麵的拖船載客，有散艙，有煙篷，還有叫作“大菜間”的，房艙比散艙寬舒，一個房艙，可睡四人，所謂大菜間者，並無大菜可吃，隻不過比較寬敞一點而已。煙篷隻是在拖船的頂上，頭也抬不起來的，得一席之地。當然，價錢也分等級，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錢。不過在船上隻有一夜天，吃完夜飯，即行睡覺，一到天明，便到碼頭，比了從前蘇滬往來，坐船要三天兩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從前旅行，比了現在，還是麻煩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贅，像我們出門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鋪蓋；二是皮箱；三是網籃；四是便桶。現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詞費我且瑣述如下：
先說鋪蓋：鋪蓋就是臥具，從前的所謂客棧、旅館，都是不備臥具的，客人要自帶鋪蓋。不要說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員，也要自帶鋪蓋，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卷鋪蓋”，南方人稱之曰“炒魷魚”，即由此而來。此風由來已古，文詞中所雲“襆被而行”亦即此意。這個鋪蓋可大可小，要是在嚴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還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沒有人穿西服，這長袍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帶了，天氣忽寒忽暖，怎麽辦呢？而且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來的新式的皮箱，可以舉重若輕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無論到什麽文明的地方，一隻旅行的皮箱，總不可少的呀。
再講網籃：這是一種竹製的籃，籃麵上張了一個網，旅行家稱之為“百寶箱”。所有麵盆、手巾、雨鞋、紙傘，一切雜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們，凡家常用慣的東西，一切都要帶了走，茶壺、飯碗，亦在其列。至於讀書人，則書籍、文具，也是不可須臾離的。到上海來，總要買些東西，沒有網籃，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談到那個便桶了，便桶就是馬桶。莊子所雲：“道在屎溺”，蘇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樣上廁所、登野坑，而必須要一個馬桶。但旅館裏不備此物，務須貴客自理（那時抽水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馬桶，有些常常出門旅行的老先生，還要帶夜壺箱。蘇州出品的夜壺箱，做得很為考究，方方的像一隻小書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壺，上有一抽鬥，可放筆墨信箋之類。箱門上還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壺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詩曰：“詩清都為飲茶多。”我問：“何解？”老先生笑道：“‘詩’字不與‘屎’字同音嗎？”
這四件行李，剛成一擔。蘇州那時沒有人力車，隻有雇一個腳夫挑出去。那時蘇州的小火輪，還是日本人創辦的，喚作“大東公司”，輪船碼頭，在盤門外的青暘地日本租界，從城裏出去多麽遠啊。後來中國人自己也辦了一家小輪公司了，喚作“戴生昌”，旋在閶門外分設了一個碼頭，那就便利得多了。至於上海的輪碼頭，全在蘇州河一帶，這些小輪船，都開往蘇州、杭州各處。
到了上海，便住旅館，那時還沒有旅館的名稱，隻喚做客棧。船抵碼頭，便有客棧裏派出招攬的人，此種人名曰“接客”。對於接客，有一種好處，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給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車，到住所旅館裏去，不然，你與這些碼頭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煩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寶善街（即五馬路）一家客棧，叫作鼎升棧，這家客棧，也未必有什麽特別，隻不過比較熟一點，茶房與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時的上海，還沒有新式旅館，普通的客棧，每天每人隻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內（二百八十文等於銀圓二角八分）。不過那是以榻位計的，大的房間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間亦有二榻，盡管不相識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則你除非包房間，以榻位計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晝夜兩餐，也是照榻位開的，房間若幹人，取共食製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種客寓，專招待官員來住居的，氣魄大一點，價錢不免也貴一點
上海有一種家庭旅館，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適的了。我本來也不認識這家旅館，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祝心淵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隨著江建霞到湖南做學幕看文章，現在蘇州開一個私家小學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學”）。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對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書，尤其有許多明末清初的禁書，收藏不少，現在漸漸出籠了，此番到上海，大概與書賈有所接洽。
我問他到了上海，住在哪一家旅館裏？他說：“住在雅仙居。”我覺得雅仙居這個名字很別致，上海客寓，總是什麽平安、高升等名字，因問：“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別之處？”他笑道：“一個小客寓耳，不過是蘇州人開的，於我們蘇州人很相宜，店主還是一個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裏，貪其可以吃蘇州菜，價錢也和別的旅館一樣，不過小賬我們多給一些。你倘然沒有一定的旅館，也住到雅仙居來，我們可以談談。”我聞言欣然，因為心淵先生比我年長一倍，也是個才識開明之士，可以隨時請教。並且雅仙居是蘇州人開的，也可以一嚐家鄉風味。
原來這個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蘇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絲商（從前經營生絲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們本來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說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後來那位絲商故世了，遺下了她，還有一個女兒，這女兒名字喚作“金鈴”，現在也十八九歲了，生得很為美麗，也在私塾裏讀過幾年書。絲商故世後，無以為生，母女二人，便開設了這家雅仙居。
雅仙居開在近福州路的市區，是上海所謂弄堂房子、石庫門三樓三底，他們把這房子隔成不少間數，便做成一家客寓。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別是家庭式的，不用什麽男茶房，男的隻有一個打雜的，女傭人倒有兩人。關於客人的飯食，女主人親自下廚房；女兒略知文墨，便做了簡單的賬房。最使人賞識的，就是開飯開在客堂裏，店主東的母女和客人共同進食，而蘇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難於問津。它那裏有兩幫客人，一幫就是做絲生意的，也許是與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業，他們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幫便是蘇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細，愛吃蘇州菜的。那不過到上海來有點業務上的關係，或者遊玩一次，至多不過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長在上海的女孩兒，當然比在內地的要活潑伶俐一點，何況她是一位俏麗的女郎。吃了蘇州菜，還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親管束甚嚴。我友吳和士，從日本留學回來，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對於金鈴頗為傾慕，捉空兒便與金鈴作絮語。可是其母從不許金鈴踏進客人的房間。和士乃與金鈴隔著窗子談話，一在窗外，一在窗內，但一聞母喚，如驚鴻之一瞥去矣。我調以詩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蘭因話不停。安得護花年少客，敢將十萬係金鈴。”和士歎曰：“在日本，房東家女兒，雖共相調笑，了不足怪，中國婦女，總是那樣閉關自守呀。”
但我難得住雅仙居，因為它碼頭上沒有接客，許多不便，除非在蘇州有伴，同來上海，他們是住慣雅仙居的。我最初來上海，好像是為了到南洋公學（現今交通大學的前身）來考師範生的，雖然在七八歲的時候，為了父親的病，來過上海一次，以後一直沒有來過，隔離了十餘年，當然大不相同了。這個時期很早，似還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正提倡興學。興學應當是小學、中學、大學，層層向上，但中國興學，卻自上而下，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開學校必先有師資，而中國師資沒有，叫那班從事八股八韻先生們去當教師是不行的，隻有這一班高材生，到國外去學習師範，然後可以回來當教師呢。
我到南洋公學去考師範，是和馬仰禹一同去的，那時主持南洋公學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兩榜先生。他出了一個題目，總之是經史上的，很古奧的，現在我已完全不記得了，我胡亂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滿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曉，我與馬仰禹俱名落孫山。因為這個師範生，考取以後，不但不要學費，而且還有津貼，並且有資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趨之若鶩。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種謠言，說所取的名額少，而報考的人數多，非有關節囑托不可，這也是一個無從證實的謠言。這次錄取的記得有劉厚生（垣）諸君，後在上海，亦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館是“滿天飛”，總想找一家潔淨些，安靜些的，可是住來住去，都是一樣。而且我又不慣與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個房間，又未免費用太大。那時我在上海朋友很少，隻有楊紫，我到上海，必定去訪他，他還在中西書院讀書，難得同他吃一次番菜。這時上海戲館已經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個人也沒有這個興致去看戲。至於什麽女書場、夜茶館，更不敢踏進去了。那個時候，蘇州人家，不讓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們說，上海不是一個地方，好似一隻黑色大染缸，墮落進去便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