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小說的輸入中國，以我所見，則在前清同治年間，其時上海的《申報》上，時常見一二有譯載似小說的紀事。如《巴沙官故事》等，及記載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員匿在酒桶中，飄流海麵，卒乃遇救事。其他亦常有數短篇，不複能記憶了。我幼時，在朱靜瀾先生家中，曾見有最初出版之《申報》，訂成兩冊，中乃有此。後來梁啟超的《時務報》，遂有《福爾摩斯偵探案》的附載，這可以算得中國翻譯外國偵探小說的鼻祖了。
自從林琴南的《茶花女遺事》問世以後，哄動一時。有人謂外國人亦有用情之專如此的嗎？以為外國人都是薄情的，於是乃有人稱之為《外國紅樓夢》。也有人評之為茶花女隻不過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說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說雖如此說，但以琴南翁文筆之佳，仍傳誦於士林中。這個時候，號稱所謂新學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說。梁啟超發行的一種小說雜誌，名字就叫《新小說》。那個雜誌，不但有許多創作小說、翻譯小說，而且還有許多關於小說的理論。梁啟超自己就寫了一個長篇的理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這時把文學上的小說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寫小說，可稱為偶然的事。其時我的一位譜兄弟楊紫，他在上海虹口中西書院讀書，為的要學習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訪他。因為他住在乍浦路，那邊有一個中國公家花園（簡稱中國公園），我們常常到那裏去坐地。說起這個公園，很令人生氣。原來上海租界中，當時有好幾個公園，都不許中國人入內遊玩。黃浦灘一個公園，門前掛出一個牌子來，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個牌子，不是直到如今，還傳為侮辱我華人一個史實嗎？當時我們住居租界中人吵起來了，為什麽華人不得入公園呢？造公園的錢，也是華人納稅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蘇州河一帶、圓明園路口，另造了一個較小的公園，專供華人遊玩。可憐的住居租界的華人，算得了一些小麵子，就此不響了。
紫為了讀英文以供研究起見，常常到北京路那些舊書店，買那些舊的外文書看。因為那時候，上海可以購買外國書的地方很少，僅有浦灘的別發洋行一家，書既不多，價又很貴。他在舊貨店買到一冊外國小說，讀了很有興味，他說：“這有點像《茶花女遺事》，不過茶花女是法國小說，這是英國小說，並且隻有下半部，要搜集上半部，卻無處搜集，也曾到別發洋行去問過。”
在這個中國公園中（因為這個公園，專為中國人造的，習慣稱為中國公園），紫常帶著這本殘舊的英文小說，隨讀隨講給我聽。我說：“你不如把它譯出來呢。雖然缺少上半部，有這下半部，也思過半矣。”他說：“我的國文不行，除非我們兩人合譯，我把英文翻出來，你把中文記下去，如何？”我說：“那倒可以，我們且來試試看。”於是兩人就在公園中，一枝鉛筆，—張紙，他講我寫，我們當時便譯了一千多字。兩人覺得很有興趣，因此約定了明天再來。
明天是星期六，下午，我們再到公園裏，就譯有二千字光景。再下一天星期日，又在公園譯有二千多字，這三天工夫，便有五千多字了。雖然這不過是極草率的稿子，還須加以修飾，但是我們覺得很滿意。可是我不能常往上海，至多來四五天便即回蘇州了，但我們卻立意要把這小說譯完。後來紫說：“你先回去，以後我隨便寫出來，寄給你，不管通不通，請你重新做過就是了。”
因此他在課餘時間，常把他譯出來的寄給我，我便加以潤飾。回到蘇州後，給勵學社同人看過，他們都很稱讚，而《勵學譯編》正籌辦出版，他們便要求加入《勵學譯編》去了。這一篇小說即取名為《迦因小傳》，這是我從事於小說的第一部書。因為那時候，譯外國小說的人很少，倒也頗為人所愛讀。後來林琴南覓得了這書的全部，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為《迦茵小傳》，隻於我們所譯的書名上的“迦因”二字，改為“迦茵”，並特地寫信給我們致意，好像是來打一招呼，為的是我們的《迦因小傳》，已在上海文明書局，出了單行本了。當時我們還不知原書著者是誰，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為英人哈葛得，曾印有全集行世。
除了《迦因小傳》外，我又從日本文中，譯了兩部小說。這兩部小說，一名《三千裏尋親記》，一名《鐵世界》。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文化發達，出版的書籍中，對於歐美的文學書，譯得不少。他們國內的新舊書店很多，讀書的人，把已讀過的一部八分新的書，看過以後，往往即送到舊書店。為的他們的讀書界，抱推陳出新主義，賣去了舊書，立刻便掉換讀新的了。一到舊書店，價錢便減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後學。我所譯的兩部日文書，都是我的留學日本的朋友，從舊書攤拾來，他們回國時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當時翻譯西文書籍，差不多以漢文為主的，以之再譯中文，較為容易。我就托了他們，搜求舊小說，但有兩個條件：一是要譯自歐美的；一是要書中漢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譯的兩種日文小說，就是合乎這兩個條件的。那一種《三千裏尋親記》，是教育兒童的倫理小說，總共不過一萬字左右，譯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還有插圖，以引動兒童興趣。就是一個兒童，冒著艱危，在三千裏外去尋他母親的。另一種《鐵世界》，可以說是科學小說，是法國文的，那大概有三四萬字。雖說是科學小說，也淺顯而不大深奧的，那時法德世仇，便是寫小說也互相諆詆，那裏麵德國人如何酷烈，法國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寫在書中。
這兩部小說，後來我都售給於上海文明書局，由他們出版。因我自己無力出版，而收取版稅之法，那時也不通行。文明書局是一班無錫人所開設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裏麵職員的俞仲還（前清舉人）、丁芸軒等，我都是認識的。大概這兩部小說的版權是一百元（當時雖也按字數計，約略估量，不似後來的頂真），我也隨便他們打發，因想這不過一時高興，譯著玩的，誰知竟可以換錢。而且我還有一種發表欲，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使不給我稿費，但能出版，我也就高興呀！
後來《迦因小傳》的單行本，也由文明書局出版，所得版權費，我與楊紫分潤之。從此以後，我便提起了譯小說的興趣來，而且這是自由而不受束縛的工作，我於是把考書院博取膏火的觀念，改為投稿譯書的觀念了。譬如說：文明書局所得的一百餘元，我當時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費以外，我可以供幾個月的家用，我又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譯書的，我的日文程度還可以勉強，可是那種和文及土語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歡日本人自著的小說，而專選取他們譯自西洋的書。他們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軒，漢文極好，譯筆通暢，我最愛讀他的書，都是從法文中譯出來的。還有一位黑岩淚香，所譯的西文小說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國出版的書，實在美國那時沒有什麽文學家，寒傖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裏去搜求了。
到了民國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經開了不少日本書店，我每次到虹口去，總要光顧那些日本書店，選取他們翻譯西文的小說。不過那時候，日本的翻譯小說，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譯，因為他們的漢文都差了。最可厭的，有一種翻譯小說，他把裏麵的人名、地名、製度、風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當然，連他們的對話、道白，也成為日本風了。所以往往購買五六本的日文翻譯小說，也隻有一二種可以重譯，甚至全盤不可著筆的。
至於像上文所說森田思軒、黑岩淚香所譯的書，早已絕版多年，於是托留學日本的朋友，到舊書店裏去搜求，倒還可以搜求到不少。他們有時並且給我向圖書館去搜求，那些絕版的書，圖書館裏倒還存留著，覓到以後，他們就做了一個“久假而不歸”。我說：“這怎麽可以呢？”他們說：“無大關係，至多罰去保證金而已，況且這種破爛的舊書，他們已視同廢紙了。”
所以我之對於小說，說不上什麽文才，也不成其為作家，因為那時候，寫小說的人還少，而時代需求則甚殷。到了上海以後，應各方的要求，最初隻是翻譯，後來也有創作了。創作先之以短篇，後來便也學寫長篇。但那時候的風氣，白話小說，不甚為讀者所歡迎，還是以文言為貴，這不免受了林譯小說薰染。我起初原不過見獵心喜，便率爾操觚，誰知後來竟成了一種副業，以之補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書先生，自由而寫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