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過：我們的勵學會同誌有兩個誌願，一是由勵學會出一種月刊，一是開一家小書店。現在東來書莊成立，開小書店的誌願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發生麻煩的事，因為蘇州沒有鉛字的印刷所，除非編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這有多麽不便呀！這時候，杭州倒已經有印刷所了，而蘇州還是沒有，向來蘇杭是看齊的，不免對此抱愧呀。
後來我們異想天開，提倡用木刻的方法，來出版一種雜誌。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來出雜誌，隻怕是世界各國所未有，而我們這次在蘇州，可稱是破天荒了。可是蘇州的刻字店，卻是在國內有名的。有許多所謂線裝書，都是在蘇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蘇籍的名公巨卿，告老還鄉後，有所著作，總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詩集，遺傳後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頗為不惡，而且很有幾位名手。
於是我們和蘇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覺得這是一筆很大的長生意，也願意接受。我們所出的那種雜誌，名為《勵學譯編》，大半是譯自日本文的。因為同社中有幾位對日文也看得懂，對於國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還征求留學日本的朋友，給我們譯幾篇，是一種幫忙性質，我記得楊廷棟（翼之）、楊蔭杭（號補堂，又號老圃，無錫人）都幫過忙，他們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那些譯文，都是屬於政治、法律的。至於稿費一層是談不到，大家都是義務性質，而青年時代，發表欲也頗為強盛。
《勵學譯編》是月刊性質，每期約三十頁，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日報，無論時事雜誌，都沒有兩麵可印字的紙（日報的兩麵印，是上海《中外日報》創始的）。所以我說三十頁，若以今日洋裝書的說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時洋裝書在上海還少得很，何況是蘇州呢。當時，稿子是要一個月前交給他們的，可以讓他們馬上刻起來。好在那些稿子，並沒有什麽時間性，都是討論傳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頁，不過兩萬多字而已。
我們和毛上珍訂了一個合同，他們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樣的迅速，這三十頁木板書，盡一個月內刻成。書是用線裝的，紙是用中國出產的毛邊紙印的，字是木刻，可稱純粹是國貨，隻是裏麵的文字，卻是從外國轉譯得來的。刻版是毛上珍經手，印刷當然也是毛上珍包辦了。可是木刻比了鉛印、石印，有一樣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現成的哪。
這個《勵學譯編》，也是集資辦的，最初幾期，居然能銷到七八百份，除了蘇州本地以及附近各縣外，也有內地寫信來購取的。我們也寄到上海各雜誌社與他們交換，最奇者是日本有一兩家圖書館向我索取，我們慷慨地送給他們了。我想：這是他們出於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國人出版的木刻雜誌，也算一種軼聞。當時雖然也曾轟動吳門文學界，至今思之，實在覺得幼稚而可笑呢。
《勵學譯編》的總發行所，便是東來書莊，出版了這一種雜誌，東來書莊也忙起來了。有批發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購的，還有贈送的。批發是照定價打七折，各縣各鎮，頗多每期五本、十本來批發的。本來定價是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的定戶，隻收二元，寄費酌加。但有許多外縣鄉鎮，他們都是由航船上來取的。零購都是本城人，隨意購取，看過了送與別人。我們贈送卻不少，蘇州的大善士敬送善書，寫明有“隨願樂助，不取分文”八字，我們大有此風。這個木刻雜誌，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銷數也逐漸減縮了，大家興致也闌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這個翻譯日文的風氣，已是大開，上海已經有幾家譯書處，有的兼譯日文書，有的專譯日文書，因為譯日文書報較為容易，而留日學生導其先河，如洪流地泛濫到中國來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詞，自我們初譯日文開始，以迄於今，五十年來，寫一篇文字，那種日本名詞，搖筆即來。而且它的力量，還能改變其固有之名詞。譬如“經濟”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由日文中引來，已作別解；“社會”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這個釋義，也是從日文而來，諸如此類甚多。還有一個笑話，張之洞有個屬員，也是什麽日本留學生，叫他擬一個稿，滿紙都日本名詞。張之洞罵他道：“我最討厭那種日本名詞，你們都是胡亂引用。”那個屬員倒是強項令，他說：“回大帥！名詞兩字，也是日本名詞呀。”張之洞竟無詞以答。
這個木刻雜誌，不僅是《勵學譯編》呢，過了一二年，我又辦起了《蘇州白話報》來了。這個動機，乃由於杭州有人出一種《杭州白話報》而觸發的。蘇杭一向是並稱的，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應與杭州看齊的。其時創辦《杭州白話報》者，有陳叔通、林琴南等諸君。寫至此，我有一插話：後來林在北大，為了他的反對白話文而與人爭論，實在成為意氣之爭，有人詬他頑固派，這位老先生大為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於反對白話文，章太炎比他，卻還激烈。再說：提倡白話文，在清季光緒年間，頗已盛行，比了胡適之等那時還早數十年呢。
這個《蘇州白話報》，並不是蘇州的土話，隻是一種普通話而已。其實即就古代而言，如許多小說、語錄，也都是用語體文的，民間歌謠等，更是通俗。當時我們蘇州，有一位陳頌文先生，他在清末時代的學部（革命以後，改為教育部），就是極力提倡白話文的，可是當時的朝野，誰也不關心這些事。那時已在戊戌政變以後吧，新機阻遏，有許多雜誌，由政府禁止，不許再出了，《勵學譯編》本是蝕本生涯，蝕光大吉，再辦《蘇州白話報》，大家也沒有這個興致了。
但我卻躍躍欲試，還想過一過這個白話報之癮。隻是還不能與《杭州白話報》比，因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蘇州實到如今還沒有呢。偶與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談一談，他極力讚成，自然，他為了生意之道，怎麽不讚成呢？我又與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說，他滿口答應說：“你去辦好了，資金無多，我可幫助你。”而且他還答應，幫助我編輯上的事。我有了他這個後台老板，便放大膽與毛上珍老板訂約了。
《蘇州白話報》是旬刊性質，每十天出一冊，每冊隻有八頁。內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話論說，由子青哥與我輪流擔任；此外是世界新聞、中國新聞、本地新聞都演成白話。真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關於社會的事，特別注重，如戒煙、放腳、破除迷信、講求衛生等等，有時還編一點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編幾隻山歌，令婦女孩童們都喜歡看。
我們這個白話報，要做到深入淺出，簡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樣的意思。我們不願意銷到大都市裏去，我們向鄉村城鎮間進攻。曾派人到鄉村間去貼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銷到七八百份，都是各鄉鎮的小航船上帶去的，定價每冊製錢二十文（其時每一銀圓兌製錢一千文），批銷打七折，有許多市鎮的小雜貨店裏，也可以寄售，為了成績很好，我們更高興起來了。
子青哥創議：“我們辦這個白話報，本來不想賺錢，我們隻是想開開風氣而已。我們可以像人家送善書一般，送給人家看，也所費無多呀。”蘇州有些大戶人家，常常送善書給人家的，或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說教，他們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穌教堂在蘇傳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們印書的成本，比我們的白話報也貴得多呢。但我則期期以為不可，我說：“送給人家看，人家也像善書一般，擱在那裏不看。出錢買來看，他們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況且我們的資本有限，借此周轉，也不夠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說服了，我還自詡子青哥學問比我高，經驗卻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編輯也是我，校對也是我，發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難得出門的，稍遠就得坐轎了，偶然步行到觀前街，一個月也難得一二次，他也幫不了我什麽忙。不過這種木刻雜誌，隻能暫濟一時，豈能行諸久遠。文化工具，日漸進化，蘇州的所以沒有新式印刷所者，卻是為的離上海太近，人家印書印報，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無人來開印刷所。我們也不能盡量開倒車，最慘者，不及三年，所有《勵學譯編》和《蘇州白話報》的木版，堆滿了東來書莊樓上一個房間了。及至東來書莊關店，這些木版又無送處，有人說：“劈了當柴燒。”有人還覺得可惜，結果，暫時寄存在毛上珍那裏，後來不知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