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有幾位朋友，留學日本，我們常與他們通訊。並且蘇州設立了日本郵便局，我們常托他們郵寄書報，在文化交通上，較為便利。尤其那時候，日本於印刷術很為進步，推進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國在日本的留學生，也逐漸多起來了，有許多留學生，都是國文已經很好的了。日本政府，為了吸引中國青年去留學，特設了法政專科，師範速成科那種投機學校。為了中國去的留學生不諳日語，在教師講解的時候，還雇用了翻譯，極盡招徠的能事。因此當時官費、自費的留學生，在日本的竟有數千人之多。
為了日本的印刷發達，刊物容易出版，於是那些留學生，便紛紛地辦起雜誌來。為了中國各省都派有留學生到日本，他們的雜誌，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學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學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隸學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則為直隸）。在我們江蘇學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蘇》，大概對於這個“蘇”字，另有一義，作蘇醒解（按：金鬆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蘇》上發表的）。諸如此類，各省留學生，出一種雜誌，都有合於他們省的名稱。此外也有約了幾個同學同誌，另有組織的。
就是我們幾位認識的留學生，他們別出了一種雜誌，叫作《勵誌匯編》，因為他們已有一個小組織，叫作勵誌會呢。這《勵誌匯編》也是月刊性質，寫稿人都是法政學生為多，當時中國學生到日本去習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學最為吃香，此輩亦都是早稻田學生呢。雜誌有譯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創作的，我還記得有盧騷的《民約論》，也是日文從西文中轉譯得來的，這個《勵誌匯編》，執筆者有不少人，他們很有誌把種種知識學問，輸入到中國來。
有許多日本留學生的雜誌，寄到蘇州來，托我們推銷，我們是要有一推銷機關的。在蘇州，那時城裏也有三四家書店，觀前街一家叫作文瑞樓比較最大，我們亦最熟，可以走進他們的櫃台書架旁隨意翻書的。但是他們都是舊書，木版線裝，滿架是經史子集，新書不大歡迎，最近也點綴其間，除非是暢銷的書，至於什麽雜誌之類，一概不售的。其他有什麽綠蔭書屋、掃葉山房，連石印書也不問訊，有一家瑪瑙經房，專售佛經、善書的（蘇州當時刻善書很盛行，可以消災避難）。那末要托書店代為推銷，頗為窒礙難行了。
我不是前章說過我們當時共有八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嗎？我們也組織一個學會，叫作勵學會。我們當時有兩個誌願：一是由勵學會出一種月刊；一是開一家小書店。出月刊這一件事，在蘇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當詳述；開小書店的事，卻不禁躍躍欲試了。不久，書店事居然成議，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總共是多少資本呢，說來真令人可笑，共為一百大元。這很像我們從前放了年學開春聯店一般，不過春聯店在年底至多開十餘天，到除夕就要關門大吉，這個書店，卻是長期性的。
書店雖小，首先要一個店名，大家擬了幾個名字，最後擇定了一個，叫作東來書莊。這東來兩字，還可以引用“紫氣東來”的一句成語，實在的意思，便是說：都是從東洋來的罷了。開辦費可以簡直說沒有的，雖然號稱書莊，隻借了人家一個牆門間，那是女冠子橋包叔勤家的一個門口，從前也是開過春聯店，房租不出，還借他們家裏兩隻舊書架。安放幾隻半桌，攤上一方藍布，就算是櫃台了。並且勵學會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館裏聚會，大家無事時，便到東來書莊來談天了。
我們不用店員，僅有一個學徒，社員們（也是股東大老板）輪流當值，這於來購買書籍雜誌的人，大有裨益，因為我們能指導你購買何種書籍，對於知識階級的人，請坐送茶，周旋一番。雜誌都是寄售性質，賣出還錢，銷不完的還可以退還，以八折歸賬，因此我們可以無須要多少資本。後來我們又附帶出售了日本的圖書、文具之類，必須要用現款去批發了。
說起了出售日本圖書的事，真足以令人發一浩歎。中國在那個時候，已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戊戌政變之前，還沒有一張自己印刷的本國地圖，但日本已經印了有很詳細的“支那疆域地圖”了。我們在他們書店的廣告目錄上，看見有許多地圖的名目，便托朋友寄幾張來，及至一看，全圖都是漢文，難得有幾處注著和文的，而且印刷鮮明，紙張潔白。我們批購了十張，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連忙添購二十張、三十張……雖然上麵寫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憐。後來我們也批了世界地圖、東亞地圖，雖不及中國地圖的銷場好，但生涯也自不惡。
原來那時蘇州已在發動開學堂了（學校的名稱是後來改的，最初是喚作學堂），便不能無曆史、地理等課目。教地理連地圖也沒有一張，豈非憾事，那些專習八股文的先生們，四川是否通海？長江纏到黃河裏去，也得先開開眼界。這個地圖的風氣既開，竟有許多紳士人家，向我們買了大幅的世界地圖，懸在書房裏，代替掛屏用的。除地圖以外，還有動物、植物的掛圖，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學校裏的，他們也歡迎作為壁上的裝飾品。
日本文的書籍，當然無法推銷（後來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幾家日本書店去看看，全漢文的書就不少，連《杜工部詩集》也有的）。但對於數學書籍、英漢文詞典等等，也有人來定購的。除了圖書以外，我們還帶賣一點文具，也都是從日本寄來。日本那時已經有不少儀器，都是從西方仿造來的，但是價錢既貴，我們小資本店就不敢問津，而且在蘇州也難覓銷路，隻是批發一些細巧的文具，都是蘇州所未見的。那個時候，墨水筆也沒有，僅有鉛筆，也是舶來品。關於許多紙品，如信封、信箋之類，我們銷得很多。信封是一種雙層紙的，裏麵一張畫著各種畫，外麵一張薄紙，映出裏麵的畫來；信箋是一種卷筒紙，紙張潔白，你高興寫多麽長，就寫多麽長。比了中國固有的信封信箋，自覺耳目一新，雅有美術趣味，也是蘇州人所樂用的。
東來書店的生意發達，不到三個月，已是對本對利，不到一年，我們的資本，自一百元變成了五百元，好在我們即有盈餘，從不分紅。但是既然賺錢，便思進展，不是在人家牆門口，以一種開春聯店的姿態可以濟事了。因此在玄妙觀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覓得一市房，是一開間上、下樓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書店，出這麽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個店員，因為那些股東，大家有事，不能常來輪值，我們勵學會的同人，便公舉我做了東來書莊經理，那是盡義務不支薪水的。
我雖然還有教書工作，每天下午放學以後，總要到東來書莊去一次。那時不全是販賣日本圖書、文具了，因為中國的風氣漸開，上海也出了許多新書、雜誌，我們每天看上海來的報紙（這時蘇州還不能看上海當天報紙，一直要到蘇滬火車通後），見有什麽新出的書籍、雜誌，連忙寫信去接洽，要求在蘇州推銷，但是所用的那個店員是外行，所以寫信接洽等等，非我親自出馬不可。還有店中的賬目，從前隻有一本大型粗紙賬簿，記出每日所售之貨，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後，造了幾冊分類的賬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為之而已。
但東來書莊有一件事，使我覺得非常得意，就是我們對於各鄉各鎮的顧客，很有信譽。蘇州有許多鄉鎮，文化的發展，並不輸於城市。尤其蘇州當時是個省城，而交通也甚發達，人文尤為薈萃。即以蘇州府的幾個縣份而言，如常熟、吳江、昆江等縣，都是文風極盛的，他們知道蘇州有個東來書莊，便都來買書、定雜誌，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為在太湖流域一帶，到處都是水鄉，各地都有航船，而蘇州也是聚會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張單子，開列著一排新書和雜誌的名目來配書，於是有的立刻配給他，沒有的便給去搜羅。上海有幾家出新書的，我們也略有聯絡了。生意愈推愈廣，不僅是蘇府各縣、各鄉鎮，連常州、無錫、嘉興等處，也都有寫信到蘇州東來書莊來問訊配書了。
我這個小書店經理，雖然是盡義務，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難得的好處，不論什麽新書、新雜誌，我得以先睹為快，因此有許多顧客上門購書的，問到我時，我可以略說一點大意。雜誌上我也可以指出哪幾篇文章可讀，他們就說我是一個不尋常的書賈了。不僅此也，而且我在東來書莊，認識了許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樸，初見麵時，便是吳訥士（湖帆的父親）陪他到東來書莊訪我的。住居吳江同裏鎮的金鬆岑、楊千裏，本來也是老主顧，每到蘇州，必來訪我。還有昆山的方惟一（他當時姓張，叫張方中，後來歸宗，叫方還，辛亥以來，一度任北京女子師範校長），那時他在甪直鎮沈家教書的，也常來光顧。此外城區裏的許多文人，都是最初在東來書莊買書時認識，後來成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權，後又號今覺，是周馥的孫子，藏郵票甚富，人稱他為中國郵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揚州。向我們定了一批日本書，許多都是算學書，一時我們未能配齊，他大發其少爺脾氣，稱我們為書儈，寫了一封長信罵我們，那時我也不服氣，寫信回罵他，稱他為紈袴子，發臭脾氣，大打其筆墨官司。辛亥以後，他從揚州遷居到上海來了，我們認識了，時相酬酢，到了老年，還提起那件事，互為軒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話：“不打不成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