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二十一歲起，可稱為我思想改變的開始。那正是甲午中日開戰，我國戰敗以後，有些士子，都很憤激，而變法自強之說，一時蜂起。這些主張變法的知識分子，人家稱之為維新黨，我當時也很醉心於維新黨，以為除非是這樣，方足以救中國。
但是那時候，科舉還沒有廢，一個士子的出路，還是要靠考試，而考試還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導之下，本年歲試，居然考取了一個一等（那次題目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兩句，那倒是規規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這個一等，隻可稱之為“矮一等”，吳縣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則為第十一名（按：秀才歲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歲考必須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補廩，而在我們吳縣補廩，非常煩難，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時補不著廩。因為它是有名額的，要遇缺即補，甚至有用賄賂之法，買缺出貢的。至於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雖是矮一等，親友間卻予我以厚望。其時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風氣一變了，不能規規矩矩地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頭野腦，有如野戰軍。並且那些當考官主試的人，眼光也改換了，專取才氣開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準繩。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舉後，刻出來的朱卷，第一場《四書》題，還是循規蹈矩地做了；第二場《五經》題，有一篇文中，運用了許多子書。而且包孕時事，如列子禦風而行，便象征空中飛行等等（那時飛機初發軔，已有傳說到中國來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許引用的，倘被磨磡出來，是連試官也有處分的。
到後來，那種書坊店的奇詭的書都出現了，有一部叫作《天下才子書》，好大的口氣，真嚇壞人。我以好奇心，去買了一部，薄薄的兩本，翻開來一看，盡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為的應試文，還有許多名人的應試文，我可不記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後來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號萬裏，在北京開報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為張宗昌所殺。
此外，清代的許多禁書，也漸漸地出現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書，關於種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滿思想。可是蘇州那個地方，到底還是範圍狹小，要買新書，非到上海去不可。因為上海有印刷所，有鉛印，有石印，那些開書坊店的老板（以紹興人居多數），雖然文學知識有限，而長袖善舞，看風使帆，每有他們的特識（那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未開張）。他們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書，銷行內地到各處去。不僅是新書，即使那種木版書，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攏到上海來。或者有些別地方出版者，請他們搜求，也可搜求得到。
我還是脫不了那個教書生涯，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又館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館東是巡撫衙門裏一個書吏，家道小康，這位先生難得見麵，所以他的大號，我也不記得了。教三個學生，他們脩金較豐，而待遇卻不及因果巷張家。最大的一個學生，也已十四五歲了，名為開筆作文，出了題目，難得交卷，強迫著他，東抄西襲，不知塗些什麽，而且虛字不通，改筆也無從改起。三天兩天，不到學堂，家裏也放縱他。這種撫台衙門的書吏，也是世襲的，大概他們也不想在科舉上求取進，這個館地，隻處了一年，我實在敬謝不敏了。
我從家裏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麽遠啊！而盛家浜的朱師處適在中心點，因此常到朱師處打尖歇腳。顧氏表姊，視我如胞弟，有時不住在館裏，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館。朱先生依然在家開門授徒（聞曾有一度館在嚴孟繁“家熾”家，旋即離去）。其時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誌仁），最為知己，曾訂金蘭之譜（當時所流行的，俗名換帖弟兄），他比我小三歲，溫文爾雅，詞筆優秀，又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為與這位盟弟的關係，又認識了許多朋友。
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門一帶的，最遠的是住在盤門。朋友都是牽連交結，漸漸的誌同道合而親密起來的，當時所認識的便有祝伯蔭、楊紫驎、汪棣卿、戴夢鶴、馬仰禹、包叔勤諸君，年齡都與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與我，共為八人。那時還拍了一張照，此八人中，伯蔭、棣卿、夢鶴、叔良及我皆入了學，其他三人，則未入此途。我今寫此稿時，七人均已逝世（夢鶴最先，棣卿最後），而我則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蘇州從前吃茶的風氣，我也頗得力於此種茶會。當時我們就有一個茶會，在胥門養育巷的一家茶館裏，每月約定日子，至少聚會兩次。在聚會的時候，便無天無地地討論一切，有什麽新問題、新見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辯難，居然是一個學術座談會了。那個茶館裏，往往有一種圓桌，我們便開了圓桌會議，笑語喧嘩，莊諧雜出。後來我們又組織了一個文會，輪流當值，出了一個論文題目，或是屬於文史的，或是屬於時事的，大家回去寫了一篇，特地送給當地名人去指點批評。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與通譜者二人，一為戴夢鶴（昌熙），一為楊紫驎（學斌）。紫驎與我同庚，卻比我小幾個月，叔良、夢鶴都比我小幾歲，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夢鶴最聰明，十五歲就進學，文章斐然，兼擅詩詞，年十八九歲，所寫的字嫵媚絕倫，雖老書家亦歎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綬卿，為一孝廉公，現在盛杏蓀（宣懷）處當文案，也算是一個通曉洋務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時遷居滬上，往依其兄，並時預備進上海洋學堂，不作科舉之想了。
當時為了國家變法，國內要開學堂之說，也盛唱一時。外國人在中國來開學堂的，也漸漸多起來了，大概都是外國的教會辦的，這些學堂，國人都稱之為洋學堂。我當時也怦然心動，想我也可以進那種學堂，重新做起學生來吧。但是我的環境不許可。第一，我現在是要瞻家的了，雖然現在所得館穀不多，但如果連這一點也去掉了，家用更難支持，而我的母親要更苦了。第二，進學堂要學費、膳費（蘇州無洋學堂，非到上海不可），既無進款，反加出款，這筆錢從哪裏來呢？三則，祖母年老，孫承子職，我不能離開蘇州，出外就學呀！
這時候，關於文學上，有一事頗足以震動全中國青年學子的，是梁啟超的《時務報》在上海出版了。這好像是開了一個大炮，驚醒了許多人的迷夢。那時中國還沒有所謂定期刊物的雜誌，《時務報》可算是開了破天荒，尤其像我們那樣的青年，曾喜歡讀梁啟超那樣通暢的文章。當時最先是楊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冊，他宣布了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閱，爭以先睹為快。不但是梁啟超的文章寫得好，還好像是他所說的話，就是我們蘊藏在心中所欲說的一般。
我把這信息告訴了子青哥，他也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種旬刊，每十天出一冊，還是線裝的，用中國連史紙宋體字石印的。每期中梁啟超必定自寫一篇，其餘也有許多別人所寫的，以及歐美的政論，並且還有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偵探案》，中國的翻譯國外偵探小說，也是從《時務報》首先開始的。（後來梁啟超又辦了《新小說》雜誌，寫了《新中國未來記》，他提倡中國人寫小說，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我不曾定《時務報》，隻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時務報》不但是議論政治、經濟，對於社會風俗，亦多所討論，主張變法要從民間起。於是興女學咧、勸人不纏足咧、研究科學咧、籌辦實業咧、設立醫院咧，大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臬。除了有幾位老先生，對於新學，不敢盲從，說他們用夏變夷，但究為少數，其餘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厭故了。
自從這個風氣一開，上海那時風起雲湧，便有不少雜誌出現。關於各種學業的，也有《農學報》《工商學報》，吾鄉的汪甘卿先生（是個舉人），在上海辦有《蒙學報》，以為啟蒙之用。不獨是上海，漸漸的有各省開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許多雜誌，如湖南的《湘學報》、四川的《蜀學報》之類，但歸結起來，總沒有梁啟超的《時務報》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變，汪康年改辦了《昌言報》《時務報》也關了門。後來國事愈演變，思想愈前進，辛亥革命以後，以康、梁主張君主立憲，國民黨詬之為保皇黨。可是平心而論，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梁啟超的《時務報》，對於開風氣一方麵說來，不能說沒有大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