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進了學，算是一個基本學位，又是科舉製度的發軔之始，因此社會上也較為重視。進了一個學，有些人家還要請酒、開賀呢。請酒、開賀不稀奇，新秀才還要排了儀仗，好似中了狀元一般，跨馬遊街，鳴金唱道的出來拜客呢。但這在江南，尤其在蘇州，那些縉紳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許你如此，也沒有這個力量。
但這要年輕的小秀才，方能有此機會。當在十六歲以內，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歲之間，雖然進了一個學，那也應該自傷老大，連賀也不高興開了。我們親戚中，我所見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開賀那一天，都排導到我家拜謁祖母，他們進學，都在十六歲以內呀！此外如蘇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聯翩不斷的，也都有此盛舉。更有一件令人家豔羨的，那個新秀才，倘然已訂婚而未結婚者，這天也要到未來嶽家拜謁一過，那必定轟動親戚鄰舍，來看新相公。
那一天，這位新秀才的服裝也特別了，身上穿的是藍衫（原名襴衫，本為明朝所製定的秀才服裝，今則以絲織物特製），披了紅綢。頭上戴的是雀頂，兩邊插上金花。腰間又排滿了什麽荷包、風帶、各種佩物，腳踏烏靴，有些年紀極輕的小秀才，在十四五歲以下的，他家裏人給他麵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麵小書生。
出門時的儀仗，也頗為別致，頭導先是有許多彩旗，那種彩旗五色紛披，稱之為“竹筱旗”，拔取竹園中新生的長竹，張以狹長的彩綢，上麵有金字的聯語，一對一對的，當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麽“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類。竹枝上的竹葉，亦不芟除，蓬鬆地披著。這種彩旗，都是由親友們送下來的，前導往往十餘對以至數十對，這種古典，不知始於何時。此外便是銜牌，在清代做過什麽官，便有若幹對銜牌，官做得越大，銜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沒有銜牌，但是他上代做過官的，把祖宗三代的銜牌，一齊掮出來了。其餘便是鑼呢、傘呢，什麽儀仗都可以加進去，最後一頂四人大轎，那個新秀子，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據說這一天，即是蘇州最高長官撫台大人出門也須讓道，為的是尊重讀書人呀！好在撫台也難得出門的，此故事未能征實。
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個日子上舉行的。出門後，大家都到學宮裏謁聖（拜孔夫子），拜學老師，然後散出來，向各處去拜謁親友。那些事，蘇州的所謂“六局”者，都很明了（六局者，專辦理人家婚喪喜慶事的），他們是有相當經驗者的。最可笑的，還有一架彩綢所紮的龍門，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龍門擺在人家大門口，讓這位新秀才在龍門底下進去，一邊還要鼓樂放炮，以迎接這位新貴人。
我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這一套的，不要說出門拜客，連聖也不謁，賀也不開，隻是躲在家裏。那天恰值是我父親冥誕之辰，每天到這一天，家祭一番，我這一次跪拜，磕下頭去，淚如泉湧，竟仰不起來。我母親極力加以勸慰，而她自己也嗚咽得不能成語了。這幾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親道：“快快揩幹眼淚，不要被祖母看見了，又起悲哀呢。”
進了一個學，就要那些大排場，這惟有紳富人家的子弟，方能辦此。因為他們經濟寬裕，可以花錢，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錢不花，也須花些小錢。吳縣有兩個學官，一個名教諭，一個名訓導。這兩位老師，平日實在清苦得很，雖名為官，還不及我們的教書先生，全靠三年的歲、科兩試，取中幾個生員，他們方才有一筆進款，那便是取進後送進去的保結，要他簽字蓋印，而新進秀才人家送他的一筆贄金。要是像我們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麽好處的，他所希望的，是本縣裏新進幾位富貴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發戶，而上代沒有什麽讀書人的，他可以敲一筆小小的竹杠，贄金可以加到數十元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還不肯出，於是要“講斤頭”了。講斤頭的人，總是廩保做中間人，而水漲船高，廩保也可以得到較豐的報酬。
不是說一個童生考試要兩個廩生作保嗎？一為認保，一為派保，我當時的一位認保，是馬子晉先生。朱師的老友，為人非常和藹。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後來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當時我的孤貧，是大家所知道的。兩位老師，各送了贄金兩元。老師也哂納了，知道“石子裏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兩元。馬子晉先生並且辭謝不受。母親說：“這裏不好的。”馬先生處送了一些別樣禮物。
還有一件可笑的事。進學以後，要向親友人家送報單。那種報單，是用紅紙全幅書寫的。另有一種人，專門書寫那種扁體的宋字，上麵寫著：“捷報貴府□□（以上是尊卑稱呼）少爺□□□（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蘇督學部院□（學台的姓）高中蘇州府吳縣第□名……”到那一天，兩個報房裏的人，一個背了許多卷成一束束的報單，用了一麵鑼，嘭嘭嘭地敲到人家去；一個提了一桶漿糊，在人家牆門間，或是茶廳上，高高地貼起來。人家也以為某親友人家的子弟進了學了，算也是榮耀的事，未便不讓他們貼。而且還要發一筆賞封，這項賞封，不過數十文而已，然積少成多，亦可以百計，報房之樂於為此，正為此賞封也。鄉試中了舉人以後。也有報單送與親友，不過顏色是黃的了。
我此次進學，也花費了數十元，都是母親在籌劃。雖沒有開賀，但幾家至親密友，都送了禮。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闊氣的了。巽甫姑丈送四元，館東張檢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元的也不少。從前送禮，不比現在。凡遇慶吊，送一元已算豐厚，若送四元，比一擔米有餘裕了。因此也勉強敷衍過去。最高興的是我的館東張檢香，連忙把每月束脩兩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蘇州處館先生的升級條例呢。
自以為榮譽地出去應酬，穿上衣冠，紅纓帽上，正正式式地戴上一個金頂珠（其實是銅的）。以前我在未進學以前，出去應酬，也戴一個金頂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製：一品為紅珊瑚、二品為鏤金珊瑚、三品為藍寶石“俗稱明藍”，四品為青金寶石“俗稱暗藍”，五品為水晶，六品為硨磲“俗稱白石”，七品至九品，皆為金頂珠），所以不要看輕這一個金頂珠，自秀才、舉人，以至新翰林，都戴這一個金頂珠。
我這一次同案中，有許多中舉人，中進士的，我已經記不起他們了。隻有一位單束笙（鎮）先生，他中了進士後，即放部曹，民國時代，曾經做過審計處處長，直到大家老年時候，方才認識，同住在上海時，時相訪問。還有一位歐陽钜元，也與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歲就進學，他不是蘇州人，曾為蘇人攻其冒籍，後有人憐其才，為之調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說家，筆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入《繁華報》。有人謂：《官場現形記》後半部全出其手。聞罹惡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