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本已困窘，在父親病中，母親所有剩餘的一點衣飾，也典質淨盡了。父親身後的料理，亦極為簡約，但我們還是一個中等人家，而且都是高貴的親戚，那些普通的場麵，還是要的。必須開一個吊，出一個殯，從前沒有什麽殯儀館，停柩在家三十五天，這些封建時代的排場，必須應有盡有。《禮記》上說：“喪禮，稱家之有無。”但我們受孔子戒的人，都服膺於“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我想父親最後一件事了，也未可過於落薄。
父親喪事，正可以算的羅雀掘鼠，我也不忍言了。本來還就讀於朱先生處，到此便踏出學堂門，不再是一個學生了。如果我在十三四歲時，學了生意，到了這時，三年滿師，也可以當小夥計，每月掙到一兩塊錢，但我讀了死書，一無所獲，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以後將如何度日呢？父親在世之日，雖然也是日處窘鄉，卻是父親挑了這家庭的擔子去，現在這副擔子，是落在我肩頭上了。
蘇州有很多慈善濟貧事業，有所謂“儒寡會”者，一個窮讀書人故世了，無以為生，他的孤寡可以領一筆恤金。各業中也都有救濟會，以錢業中為最優。親戚中頗有為我們籌劃領取此種恤金者，我抵死拒絕。父親是個商人，不能冒充讀書人，入什麽“儒寡會”。至於錢業中的恤金，父親在世，深恨錢業，況且脫離已久，假如我們要用錢業中一個小錢，使我父親死不瞑目，我實在是個不孝罪孽之子了。
舅祖清卿公，他當時是號稱蘇州首富的，他答應每月資助我們數元，我也婉謝了。我說：“你與我的祖母為同胞姊弟關係，每月送祖母幾塊錢，我們不能拒絕，祖母實在太苦了，此外我們將自行設法。”雖然說是自行設法，但我一個十七歲讀死書的人，將怎樣的自行設法呢？後來清卿公每月送祖母兩元，在他也算厚惠了。
於是我在家開門授徒，做起教師先生來，一個十七歲的小先生，有誰來請教呢？第一節，收到了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卻是一位女學生。原來住在我們一宅的，裏麵一家姓潘的，也是書香人家。這位潘先生，有位女公子，今年九歲了，父母鍾愛，想要她讀一點書，而又不願送她到宅子外麵的私塾裏去。本來想明年請一位先生，所以一說就成功，而我做了《牡丹亭》裏的陳最良了。
寫到這裏，我有一個插話了，我自從教過這位潘小姐後，一直沒有教過女學生。卻自從山東青州府（今益都縣）辦了學校，回到上海以後，卻在各女學校裏教書，女學生不計其數，現在所記得的，如黃任之夫人、楊千裏夫人、顧樹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都是我的女學生。那末最先的這位潘小姐，比例這些武俠小說所說的，當是我的“開山門”女弟子吧？
其時潘小姐的束脩，是每月一元。那時候，地方上周恤寒士者，還有一種書院膏火。蘇州有三個書院，其他兩個，童生不能考，隻有一個平江書院，專為童生所考，考一超等，得銀七錢（約合製錢一千文），特等減半。但也不大容易考取，有已進學的高材生，也冒充童生來考取呀。
後來我認得一個舊同學，他是糧道衙門一書吏之子，他們有一種糧冊，要發給人抄寫。字不必寫得工整，但是要寫楷書，大約是三分錢一千字，我若認真寫，自早至晚，每天可寫五千字，不是每天有一角五分的進款嗎？這比考平江書院的卷子還可靠得多了。可惜那不是常有的，雖然每千字僅有三分，還是搶寫者紛紛的，隻費點筆墨而已。
其實，自從父親故世以後，不是我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擔子，而是母親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擔子。她在親戚中，一向有針神之譽，她的女紅，是精細而優美的，就在父親沒有故世之前，我們在窘鄉中，她就把她的女紅所得，取出來盡量補助家用，父親故世後，幾乎全靠她的女紅收入了。
蘇州的繡品是出名的，有些顧繡莊，放出來給人家去刺繡，但工資卻微薄。繡一雙衣袖（都是行銷到內地各省、各區，為婦女官服披風上用的）不過製錢二百八十文，而工夫非三天不可。但母親則日以繼夜，隻兩天就完工了。蘇州人家，嫁女必備繡品，尤以新**的裝飾為多。如在床的中間，掛有“發祿袋”（其典未考），兩旁則有如意、花籃、插瓶等等，都是繡品，都須描龍繡鳳，極為花團錦簇。或誇示新嫁娘的針線精妙，其實都是床頭捉刀人所為。親戚家知我母親擅於製此，轉輾相托，如此忙了一個多月，也可以獲得十餘元，我正讀唐詩，讀到了“苦恨年年壓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之句，因想這正為吾母詠的了。
不過這都是臨時性質的，不能固定有那種收入，但我母親的女紅是不斷的。我們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紗緞莊嗎？這紗緞莊把所練成的“紗經”或“緞經”放出去，給女工們絡在軸轤上，厥名謂之“調經”，一束經，謂之一和（這是絲織品家的術語），調紗經一和，可得五文，緞經一和，可得十文，不過此種工作，限時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須交去，有時須整夜工作（凡絲織物直線為經、橫線為緯，這裏所謂經，即是直線）。
祖母年已六十餘了，她也要工作，她也要調經，勸之不聽。於是母親取得淺色的經，如雪白、湖色、蜜黃的經，都與祖母。深色的經，如黑色、墨綠、深藍的經，都歸自己，因祖母年老，目力不濟呀。又母親和我商定，即清卿公每月給與祖母的二元，歸祖母零用，我們家用中，不能再用它。但此兩元中，仍有大一半祖母供給我用，如吃點心呢，買糕餅呢，添小菜呢，都是為她們所鍾愛的這個孫兒而花費的。
這幾年來，我們總算得是茹苦含辛了，但我並不算苦，苦的隻是母親。她一天到晚，不過睡四五個鍾頭，其他時間，都是工作。可是生活倒也安定，那時生活程度，已比我六七歲的時候，高得多了。我們一家，每月五六塊錢的開支，再也不能少了，房租近兩元，飯菜約三元（這是祖母、母親和我三人的食用），其他還有雜用，我們在衣、食、住、行四者之中，隻有食與住兩個字，衣服不能添做，走路隻靠兩腳了。
我家有一個規範，無論如何貧窮，不得借債。所以父親在日，雖常處窘鄉，也不肯向人告貸，我也遵守父訓，一生從未舉債。實在到不得已時，甚而幾及斷炊，則惟有典質度日。因此那些高牆頭，石庫門的當鋪，我常常光顧呢。我們這時已家無女傭，祖母和母親都是纏過腳的，不能上街，《舉鼎觀畫》（此本為戲劇名，時人喻之為上當鋪），我常演此劇，凡衣袖中可藏之小品（如首飾等），則可坦然直入，但衣服之類（父親衣服極多，皮衣服大毛、小毛俱全），則挾一大包袱，如遇熟人頗露窘態。既而思之，“我還搭少爺架子嗎？”便也夷然自若了。
那時的家庭生計，起初很覺得困難，後來有一個安排，倒也不覺得什麽了。有時每一個月中，反而有盈餘，於是把典質去的衣物，贖些出來。“贖當頭”是高興的事，從前有個寒士，改了古人詩句道：“萬事不如錢在手，一年幾見贖當頭”，可發一噱。不過在這家庭預算，也常常有突出來的事，譬如送禮，蘇州人家是講究交際的，所謂“禮尚往來”。父親開吊時，收了人家的禮，現在人家有喜慶喪的事，我們可以不送禮嗎？普通也得二百八十文送一張禮票。我家現在雖處困境，還是要麵子，不願在這個封建社會上被扔下來。
這個家庭的擔負，大概我擔任了十分之三，母親擔任了十分之七，第二節，我又收了兩個學生，連潘小姐共有每月兩元的收入，考書院、鈔寫糧冊，那是例外的。我覺得母親這樣的勞苦，心中實在不忍，然而又無可如何。可是有一個奇跡，母親是有肺病的，在我年幼時，肺病常發，並且咯血，可是現在如此勞苦，身體反而堅強，其實即有小病，她也忍耐過去了。我們親戚中，沒有一個不稱讚母親賢德的，他們說：“你母親的不病，真是天佑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