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九皋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業師。當我們遷居的時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遷移了新居，於我讀書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嗎？後來父親探聽得張家本請了一位教師，而且知道這位先生的教書，很為認真。有了這樣一個機會，不可錯過。因為我們這個時候的家境，已不能獨立請一位教書先生了。
先給張老太太說好，然後父親去拜訪顧先生，談得很好。父親的意思：“現在那些塾師教學生，隻是要教他們死讀，讀得爛熟，背誦而流，而不肯講解，似乎不能開他們的知識。最好是讀一首書，便要把書中的道理，給他講一遍，方能有益。而懂得了書中的意義，便也可以記得牢了。”
顧先生的意思：“講解是要緊的，熟讀也是必須的。那些聖經賢傳，非從小讀不可，年紀一大，就讀不熟了。”他說：“將來你令郎要應科舉考試嗎？主試的出一個題目，你卻不知道在哪一部書上？上下文是什麽？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讀熟了的，一看題目，就知這題目的出處，上下文是什麽，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揮而就了。講解自然是要緊的，但要選擇容易明白的，由淺而深方可。假使是一個知識初開的幼稚學生，要給他們講性理之學，道德之經，這是很煩難的了。上學以後，我先試試令郎的資質如何？再定教導的方法吧。”
本來這學堂裏，已有了兩個學生，一個便是張禹錫兄，還有一位錢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歲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還是三人中年紀最小的。先生是願意的，多添一位學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餘元的束脩，不無小補，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顧先生的家裏，住得很遠，是在葑門內的織造府場。（前清時代，有三個織造衙門，一在南京，一在蘇州，一在杭州。）從織造府場到文衙弄，真是從城內的東南到西北。所以顧先生要在館裏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錢世兄呢，也住在葑門平橋，是顧先生到館及回家必經之路，因此帶出帶歸。原來錢世兄的父親，和顧先生是老朋友，年齡既大，又無妻室，把錢世兄重托了顧先生，但是錢世兄佻性成，顧先生監督甚嚴。
為了錢世兄年紀大了，已經開筆作文，張禹錫也十三四歲了，所以顧先生每天就要講書，我年紀最小，但在講書時候，令我旁聽。講過以後，他們就要回講，可是回講不出，尤其那位錢世兄，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麽，先生常常罵他。實在當先生講書時，他並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邊，心中想道：這幾句書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來問我，不叫我回講。
有一天，也是講書以後，要他們回講，他們都講得不對。先生見我在旁邊，便問我道：“你講得出嗎？你來講講看！”我便把幾句書的意義解釋了，先生大為誇獎我。誇獎我便是斥責他們，先生說：“你們年紀如許大了，反不及一個年紀小的。”其實先生講時，他們指東話西，不在仔細聽，我卻是靜聽，所以回講得出。
從此顧先生便特別注意我了，常常講書給我聽，但淺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奧的我可是不懂。這時候，我《四書》已經讀完了，就在讀《五經》。照尋常規例，是《詩》《書》《易》《禮》《春秋》，依著那個順序讀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頭時，他就說：《詩經》《尚書》《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難懂，不如先讀《禮記》吧？《禮記》有幾篇較為容易明白一點，所以我那時，《禮記》已讀了半部了。
父親的意思，要教我開筆作文了，因為我《三國誌演義》也看得懂。而且見那兩位大世兄讀《唐詩三百首》，先生講時，我也旁聽。先生教他們讀時，我覺得音調很好聽，於是咿咿唔唔也哼起來了。先生也叫我買了一部《唐詩三百首》來教我讀，先讀了五律：“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高興得了不得，從睡夢中也高吟此詩，好似唱歌一般。
當時中國兒童的文藝教育初步，最為奇特，第一步就是對對子。最先是兩字對，以後便是三字對、四字對、五字對以至七字對。這其間便要辨四聲，每一個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聲。如果不知道，不是問先生，便要去翻字書，須要弄清楚那個字是平聲還是仄聲。對對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紅泥”對“白石”，那是平仄協調，假使“紅泥”對“黃沙”，因為“紅泥”與“黃沙”四字，同為平聲，便不協調了。
對對子到了五個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調起平仄來了。這時候，也可以開始做詩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謅成一首，先生便給你改正。為什麽要做五言詩呢？原來每逢考試，總有一首試帖詩，五言六韻，或是五言八韻，因此從小就要練習起來。這八股八韻的考試製度，先把兒童的腦筋，凍結起來了。
大概開筆作文，總是先做詩，後作文，這個傳統，不知從何來的。不過我在這四句詩約略可以謅成的時候，顧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為了預備考試起見，便要學作製藝（名曰“時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題”，其次做“起講”，隨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才得完篇。但顧先生卻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內的小論，題目也是出在《四書》上的，第一篇是《學而時習之論》。
我在顧先生案頭，很有進步，顧先生對我，也循循善誘。當時的作文，不是像現代那樣用語體文的，我至少對於文言文的虛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兩年多光景吧，這其間有個波折了。原來這位先生是張氏延請的，我不過是附讀而已。張氏老太太因為她的兒子進境很遲，說先生偏愛了我，這位老太心窄嘴碎，時時冷言冷語，我祖母聽了，便不服氣，以為她們自己溺愛，學業不進，卻遷怒人家。於是在我十三歲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靜瀾先生為師了。
顧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學家，平日規行矩步，目不邪視。他每日要寫幾行“功過格”，把每日自己的行為，為功為過，寫在一本簿子上。這本寫“功過格”的簿子，鎖在書桌的抽屜裏，不給人家看見，我們卻千方百計想去偷看他的“功過格”。有一天，他的抽屜忘記鎖了，被我們偷看了，中有一條寫著道：“今日與年輕女子作戲謔語，記大過一。”我們看了都大笑，以為顧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從我出了他的書房門，又過一年，他也辭館了。好像他曾經出了一次門。一直到我進學那一年，照例，要鈔考試的文章給教我作文的師長看，到他家裏，他非常客氣，將文字加圈，加上讚譽的評語，還送我到大門外。後來我為饑寒所驅，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謁見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鄉談起說，蘇州有兩位共產黨，都是顧九皋先生之子，現在已被捕入獄了。我想顧先生是一位道學家，怎樣他的世兄是共產黨呢？如果嫌疑輕，或者可以想營救之法。因為那個時候，嘉興沈家，有一位學生（沈鈞儒先生的侄輩），也是以共產黨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為鈞儒之兄），向陳公洽（儀）說項，托他在憲兵司令部保出來的。到了從南京回上海時，我特地在蘇州下車，訪問此事，他們告訴我：這還是前年的事，那兩位世兄，一位已病斃獄中，一位釋放出來，現在不知何往了。至於顧先生則已逝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