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花塢住了約有三年多光景，我們又遷居到了文衙弄。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古跡，乃是明代的文徵明，曾住在這條巷裏。文徵明的故宅，就是我們所住的那座房子的貼鄰，現在已改成為七襄公所了。因為文家住在那裏，這條巷便稱為文衙弄。我起初以為凡是官署，方可以當得一個衙字，因此那種官廳，都稱之為衙門。誰知從前卻不然，凡是一個大宅子，都可以稱之為衙。蘇州有許多巷名，都有衙字，像“申衙前”“包衙前”“謝衙前”“嚴衙前”等都是。想當初必定是姓申、姓包、姓謝、姓嚴的，在這裏建築了一所巨邸，因此就成了這個巷名了。
這個七襄公所是什麽機構呢？原來是蘇州綢緞業的一個公所。從前沒有什麽同業公會那種團體，可是每一業也有一業的公所，是他們集資建築，組織也很完密。即使是極小一個行業，他們也有公所，何況綢緞業，在蘇州是一個大行業呢？從前中國絲織物的出品，以蘇、杭為巨擘，行銷全國，機匠成千家，有綢緞莊，有紗緞莊，分門別類。這個七襄公所，就是綢緞業的公所，七襄這個古典名詞，就由此而來的。
文徵明的故宅，怎麽變成了七襄公所，這一段曆史，我未考據。大概是在太平之戰以後的事，因為裏麵的房子，都是新修葺的。裏麵卻有一座小花園，有亭台花木，有一個不小的荷花池，還有一座華麗的四麵廳。因為我們住在貼鄰，又和七襄公所的看門人認識，他放我們小孩子進去遊玩。除了四麵廳平時鎖起來，怕弄壞了裏麵的古董陳設，其餘花園各處，盡我們亂跑。
七襄公所有兩個時期是開放的，便是六月裏的打醮，與七月裏的七夕那一天，致祭織女。打醮是大規模的，幾十個道士、三個法師、四個法官，一切的法器、法樂，都要陳列出來，這個道場，至少要二天，有時甚至五天、七天。裏麵還有一座關帝殿，威靈顯赫。七夕那天致祭織女，在初六夜裏就舉行了，拚合了幾張大方桌，供了許多時花鮮果，並有許多古玩之類，甚為雅致。織女並沒有塑像，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畫軸，畫了個織女在雲路之中，衣袂飄揚，那天便掛出來了。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幾位曲友，在那裏開了曲會的。
七襄公所荷花池裏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據說：是最好的種，不知是哪個時候留下的，每年常常開幾朵並頭蓮，惹得蘇州的一班風雅之士，又要做詩填詞，來歌詠它了。所以暑天常常有些官紳們，借了它那個四麵廳來請客，以便飲酒賞荷的。
這時候，我家有個小小神話；有一天早晨，祖母向母親說道：“昨夜裏做了一個夢，有人請我吃湯包，不知是何意思？”母親笑道：“這有什麽意思呢？前幾天，不是皋橋堍下新開一家湯包店嗎？我們明天去買兩客來吃。”婆媳兩人，也一笑而罷。誰知那天下午，七襄公所的看門人，把我送還家裏，好像一隻落湯雞。原來我到他們花園裏去玩，見荷花池裏有一隻大蓮蓬，足有飯碗口大。我想采這隻大蓮蓬，跌入荷花池裏去了。幸虧看門人拉起來，雖不曾受傷，但全身衣服，都濕透了。當母親給我換衣服的時候，祖母說道：“哎呀！對了！湯包！湯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湯嗎？準是觀世音菩薩來托夢了。”
我家遷居文衙弄時，房東張氏，為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她已孀居了，有子女各一。我們住居在樓上三大間，甚為寬暢，兼有兩個廂房，張家住在樓下，而樓下一間客堂，作為公用。此外他們還有旁屋，也是出租給人家住的，但留下一座大廳，是不出租的。門前租一裁縫店，那就不需要看門人了。大概這位老太太，除了一些儲蓄之外，便靠收房租也足度日了。
她的那位女兒，年已二十三四了，小名喜小姐，讀過書，人家說她是才女。不過當時蘇州一個女孩子，到了這個年紀，還未出閣，人家便要說她是老小姐了。但這位小姐，卻還未許配與人，當然姿色是差一點，但也不十分難看。終日躲在房裏，不大出來，有一部木板的《紅樓夢》，據說顛來倒去，看過幾十遍了。我那時還沒有看過《紅樓夢》，很想借來一看，但是父親不許，他說：“你這年紀，看不得《紅樓夢》。”我這時，卻也莫名其所以然。
她的那位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後來我附讀在他們所請的先生那裏，我就和他同學了（從前又叫作“同窗”）。他的名字叫禹錫，與唐代詩人同名，為人倒也懇摯，就是不大勤學。這位我的同學而又是房東，在我五十多歲的時候，忽然又遇到了他，四十多年未見麵，他這時是上海德國人所開的西門子洋行的職員。
在這個時期，我的那位顧氏表姊出閣了。這位表姊，從三歲起，一直就在我祖母身邊，因為我的顧氏三姑母，在她三歲時，便故世了。因此那位表姊，是在我家長大，而我們對她，也像胞姊一樣。現在她出嫁了。從祖母起，我們全家，對她都有依依惜別之情。
她的夫家姓朱，我那位表姊丈朱靜瀾先生（名鍾瀠）後來是我的受業師，以後常要提起，這裏暫且不說。但我那位表姊出閣時，她繼母也已故世，家裏僅有父親一人，他究竟是男人，而且住在店裏，不常歸家。所以表姊歸寧，也常常回到外祖母家，即是我家來，而這位朱姑爺也隨之而來，好像是我家女婿一般。
那時我已十歲了，父親因為自己幼年失學，頗擔心於我的讀書問題。可是他在我們遷移到文衙弄的時候，早已探聽得房東張家是請了一位先生的，這位先生是很好的，於是就預備遷移過去後，就在那裏附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