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清科舉時代，有所謂“同年”的一種友誼。何謂同年？這非同年出世的同年，而是同年中試的同年。有鄉試中式的同年，有會試中式的同年，從來是素不相識的，一旦成為同年，便親切起來，有不可思議的。打破籍貫的界限，年誼有重於鄉誼的；廢除年齡的尊卑，一位年紀不過二十歲的新進，和年逾六十的老宿，總是尊之為兄，稱其父為年伯，稱其子為年侄，真像是一家人呢。這雖說是封建製度，可知中國人是要朋友的，篤於友情的，傳統就是如此。我們讀《論語》，開卷便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句子。降至下流，江湖賣解之流，搭起場子，拍著胸脯，也說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科舉時代的敘同年，出發點也是從友道而來。
科舉既廢，這個同年的名義也就消滅了，然而人們這個求友之心，卻未消滅。於是不從科舉中式著想，而從同時生出的年齡著想，結成聯盟。其實這倒是可以真正稱為同年，但因為同年兩字，已為科舉時代的同年占去，免於重複及誤會，遂改稱之為“同庚”，會敘的時候，則稱之為“同庚會”。
我們當時就組織了一個同庚會，這個名詞，叫作“丙子同庚會”，因為我們都是在清光緒二年丙子（公元一八七六年）那時代生出的。那時我們都在上海，我們的年齡，都是五十歲了。興致卻還很高。發起這個丙子同庚會的最高興人是誰呢？一位是林康侯，一位是穆藕初，他們兩位都是上海本地人，都是交遊很廣的人。一經號召以後，紛紛列名來加入的共有七十多人，都是丙子生，都是五十歲，都是住在上海租界內外的，有的是聞名已久的人，有的是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是丙子生，我也是五十歲，我也是常住在上海的，在林、穆兩君發起的時候，早把我拉進去了，我也算發起人之一。
林康侯，我們是老朋友了，不必去說他，穆藕初乃是新相識，他是在美國學習農業的，也是一位老留學生了。他有一位哥哥穆杼齋，是前清一位舉人，也是一位新人物，當最初南洋公學鬧風潮，組織愛國學社時，杼齋很為出力。吳稚暉拳打章太炎，他也為之調停。有名於時。現在藕初學習農業回國以後，便是興實業，辦紗廠。但是上海紗廠已多，尤其是日本的喧賓奪主，肆意侵占，上海就有不少日本紗廠。棉花是美國人、印度人，向中國傾銷。利用中國工人的窮苦，工值的廉賤，以事剝削，而使他們發財。
所以穆藕初的計劃，不在上海開紗廠，卻在中國內地去開紗廠；不用美國人、印度人的棉花，而中國人自己種棉花以供廠用。在內地開紗廠，即使運輸不便，他也無意要輸出到外國去，倚靠外國人，發什麽洋財。
所以他選擇在河南省地方，開了一家紗廠，也就在河南各處地方種起棉花來。他是個農學家，研究了棉花種類，改良了棉花種子。我於此種事業完全外行，且年老善忘，語焉不詳，想幾位開明的事業家老前輩，還能想得起了吧。至於他的提倡昆劇，使數百年的文藝，得以重興一時，那是盡人皆知，尤其使愛好文藝的人，為之鼓舞，可惜的是夕陽雖好，已近黃昏了。這一檔子事，說起來又是一大篇，我今且擱起來，仍談到同庚會的事。
我們一呼而召集了五十歲同年紀的人，有了七十多位，究竟是何意義，有何作用呢？為的興學校嗎？不是。為的成立一個什麽政黨之類嗎？更不是。那隻不過因為同庚之故，大家見了麵，互呼一聲庚兄而已。（按：這與科舉時代的同年相同，隻有年兄的稱呼而沒有年弟，現在同庚會，也隻有庚兄的稱呼而沒有庚弟，可見是尊而不親。）於是我們幾位發起人商量之下，除了約齊了七十多位庚兄開了一個茶話會，大家見麵認識以外，另外有了一個小組織。
是什麽小組織呢？這個名稱叫作“千齡會”。我們約定了二十位意氣相投誌同道合的庚兄，成了那個千齡會，現在大家都是五十歲，二十個人合並起來，不是一千歲嗎？那就是千齡會得名的由來。千齡會成立了，也就要問是何意義，有何作用呢？實在說不出什麽意義，真是什麽意氣相投，誌同道合嗎？可也未必。至於有何作用呢？從千齡會中，又組織了一個“聚餐會”。聚餐會的作用如何呢？不過使廿位庚兄，每月聚餐一次而已。
聚餐會是這樣的，每年十次，除一月與十二月不舉行外，其餘每月舉行。每次舉行時，各位庚兄均出餐費兩元，共為四十元，以十人為一桌，可以成兩桌（如吃西餐，不分桌次了），每次聚餐，以庚兄兩位當值，所有餐費都交給他們，如四十元不夠，由他們代填，有餘移交下月當值的。（但從來沒有不夠的，那時頂好的菜，每桌不過十二元，西餐每客普通是一元，高價的一元二角五，庚兄們都不吃洋酒，除加一小賬外，沒有什麽花費的。）
這個聚餐會，行之有十年吧（不過後來以人事關係，有些零零落落），在我所參加的聚餐會中，要算最長命的了。
這二十位庚兄，我現在已不能一一記出了，總之是十分之五六是上海本地人，那是無足為怪的，因為康侯與藕初兩人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所號召得來的，自然是同鄉了。此外，蘇州人隻有兩人，就是我與孫東吳。康侯屢次向我說，要約幾位蘇州人加入聚餐會，在蘇州親友中，和我同年齡的可不少，從前我們組織勵學會時候，就有好多人，但是他們都不住在上海，誰高興坐了火車、輪船來吃一餐呢？隻有孫東吳（號企淵，老《申報》時代主筆，他比我進入新聞界還早），是住在上海的，就約了他。此外，記得有兩位常州人，有幾位浙江省人，有一位廣東人，姓名卻是都不記得了。
聚餐會中有兩位特客，一位是姓衛的，也是上海本地人，這位衛庚兄是吃長素的。他的吃素，並不是信仰的。他的吃素，並不是信仰佛教而吃素，也不是為了衛生主義而吃素，據說他自出娘胎，即厭棄葷腥，上海人叫作“胎裏素”。我有許多吃素的朋友，但他們雞蛋、牛奶都是吃的，這位衛庚兄，連雞蛋、牛奶也不沾唇的，稱之為“淨素”。談起吃素，我又有一個插曲了。那一年，李石曾先生到了上海，丁福保（號仲祜，無錫人）請他吃飯。兩人都是吃素的，當然都是素菜了。陪客中就有吳稚暉，他是不吃素的。座中都談及吃素有益於衛生，吳稚暉喜歡說粗話，忽然發言道：“李先生上頭吃素，下頭是不吃素的？我們上頭不吃素，下頭卻是吃素的。”什麽上頭下頭，說得李石曾有點窘，原來李石曾七十七歲了，還新結婚。吳稚暉吃他的豆腐，他們兩個老頭兒，原是老搭檔，開個玩笑，無足為異，卻引得合座為之軒渠了。
我的插話太多了，仍要說到我們的聚餐會，所以為了衛庚兄吃素，每次聚餐，必關照要備幾樣素菜，中國館子裏不必說，也有廚子能做很好的素菜的，並且有幾次，到了夏天，我們大家吃素菜，什麽功德林、禪悅齋，上海有的是。至於西餐館，要吃素菜，就麻煩了。可是那些寧波大菜館，也能做到，什麽蘑菇湯、冬菰湯、罐頭蘆筍、青豆白飯，亂搞一陣，也可以成為一客素大菜。
那時還有一種新發明的素菜，叫做“素雞”，味美傳譽人口，是一家寶記照相館的主人歐陽先生（廣東人）所發明的。雖然有的素菜館也能做，但是因為是他發明的，向各素菜館要收“版稅”。發明素菜而要收版稅，也是奇聞，那是狄楚青講的。實在那個素雞的原料是什麽呢？乃是一種豆腐皮做的，而這種豆腐皮，上海不出產，卻是從浙江路裏來的。剛說插話太多，現在又說插話了。總之衛庚兄的“胎裏素”，極為敏感，不耐葷腥味兒，我們是要早為之安排的。
再說另一位特客吧，姓翁，廣東潮州人，是個富翁，是個鴉片煙土行老板。我說我們聚餐會裏，隻有這一位廣東人，便是這位翁庚兒了。他是久居在上海的人，也已與上海人同化了。那一次聚餐，恰巧與我並坐，餐畢以後，卻見他從身邊取出一隻小銀匣，約比那個洋火匣子，略為大一些，開出蓋來，裏麵排列得很整齊的一個個似小蜜棗兒的藥物。我有許多朋友，常因胃病消化不良，飯後吃些消化藥片，時所常有的，但我見這些消化片都是白色，怎麽這卻是黑色，隻瞧了一瞧，不敢問他。
但是這位翁庚兄已經覺察了，一麵把這個小黑棗兒向嘴裏塞，一麵喝了一口濃茶，對我微笑道：“你猜是什麽呀，那是煙膏，那是鴉片煙膏呀！”我詫問道：“鴉片煙膏怎可生吞的呢？”因為我在親戚友朋中，所見的吸鴉片煙人不少，都是熟吸的，沒有生吸的，都是躺著吸的，沒有坐著吸的。因此便有煙榻、煙盤、煙槍、煙燈的種種道具，如果隨隨便便像啖朱古力糖的一般，未免太簡便了嗎。不想後來更有什麽大麻毒草，流行於世界，簡便之中，還有更簡便的呢。那時我們這位翁庚兄回答我道：“我可以生食，你們不可以生食，老實說，我的煙癮大非此不足以抵癮。在家裏，我也像尋常吸煙的人一樣，出門則‘一日不可無此君’了。”不過我們這個千齡會中，除他以外，其餘十九人，沒有一位與芙蓉城主有緣的，所以我稱之為特客了。
我們這個丙子同庚會，最盛的一個時期，莫如“集體做壽”。那個時候，集體結婚已有了端倪，而集體做壽，乃是我們開的破天荒。因為那一年歲次乙亥，依照舊曆，我們大家已是六十歲了。千齡二字，也已打破，已集合成為一千二百歲了。
這時林康侯、穆藕初兩位當初發起人，也都在上海，他們是最興高采烈的，於是我們便商量這個集體做壽了。第一是關於時期，我們的做壽，應在什麽日子呢？因為我們的生日，各人不同，有的在正月裏，有的在十二月裏，當然不能在某一位庚兄生日那天，也要湊在這廿個人齊在上海，不能缺一。於是選擇了四月（舊曆）哪一天，這個日子，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第二，是要找一處寬大的地方，可以容納數百人的，而且也要妝點成一個壽堂式的。做壽是要開壽筵的，我們預備每一庚兄名下開一席，每席坐十人（用圓桌麵，上海的通例），這二十席就是二百人了。邀的是什麽人呢？除了庚兄自己以外，全是他家庭中人，或是他的至親好友。此外不發帖，不請客，不收禮。上海那時的風氣，無論婚喪喜慶，都是送一頂幛子，作為禮物，如果發帖請客，將有千餘人到來，沒有這個大餐廳，便是送下來的壽幛，也無處可以懸掛呢。
既然說是集團做壽，也就是可以說集資做壽了。怎樣的集資方法呢？便是每一位庚兄，隻要出資二十元。在我寫此稿的時候，二十元算什麽，隻供高級的白領階級一客午餐而已。而那時的每一位庚兄二十元，合共為四百元，要供應二百人的壽筵宏開，還要演戲聽歌，聚家庭老幼婦孺於一堂，盡一日的歡娛哩。假如不信，可以分析你聽：上海那時的筵席，最高的也不過十二元一席，可以坐十人。酒是隻中國酒，不吃外國酒的，席上如有女賓，她們是點滴不飲的。所以每席菜除了例應的小賬，以及例外的花費以外，還有多餘的。
上麵不是說到除了壽筵宏開之外，還有演戲聽歌的一個節目嗎？那是我們靠了穆藕初的福而得以享受的。自從北方的京戲盛行以來，南方的昆劇日漸衰落，甚至那些老伶工無以為炊，餓死街頭，而這一種高級的文藝，也幾絕滅了。穆藕初從美學了農業回國以後，便是種棉花，開紗廠以外，就是提倡這個昆劇，使之複興。這個過程，有諸位先生都詳細說過了，想那些老曲家，還能回憶到此吧。這次我們集體做壽，為仙霓社這班同人所知，就是大家稱之為傳字班的（因其名字上都有一傳字），他們一向受惠於穆先生的，擬盡義務，貢獻一台戲，以為祝壽。藕初說，那是不可以的，這是你們的職業所在，未可犧牲，於是送了他們一百元，還另開了一席，請他們吃了一頓。
這戲劇是七點鍾開鑼，一直演到了深夜十二點。我們那天是借的南京路新新旅館的大餐廳，臨時搭起了一個戲台，這種小戲台，現在上海各大旅館都有了。而且像那種昆劇之類，不必要什麽大戲台的。那天的戲目，想是藕初和他們斟酌商量過的，當時每個餐席上，都有一張戲單，可惜所演唱的戲，我都有些忘懷了。隻有一出在《獅吼記》中的《梳妝》《跪池》，還能記得。這是嘲笑怕老婆的，記得是朱傳茗演河東柳氏，周傳瑛演陳季常，鄭傳演蘇東坡，可謂功力悉敵。為什麽要點這個戲呢？因為那天各餐席上有不少夫人、太太在座。因為我們各位庚兄都已六十歲了，像我那樣的老夫老妻，不必說它，也正有老樹著花，娶了二三十歲新太太的，恐也是有的。藕初所以點了這出戲，不無有些兒幽默，好在座中各位庚兄的太太們，決不會對此而生氣的。
此外好像有張傳芳的《春香鬧學》，也是時下最流行的，連京戲裏也常常插進去的。《牡丹亭》裏的《遊園》《驚夢》，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早已傳誦人口，曲子是好的，演出來不免使人覺得沉悶幽淒，在這個壽筵上是不合宜的。總之這一次的演出，看得人人都滿意，比了京戲裏那種胡搞亂鬧的要好得多。這個仙霓社，現在能演唱的不過十餘人，而這次來演出的還不滿十人，僅是這八九人，如何能演出這許多戲呢？要知道演唱昆劇的人是平等的，不像唱京戲的人，一被人捧，就自命不凡，亂搭臭架子的。譬如說：他們中一位名旦，唱完《楊妃醉酒》以後，下幾出戲裏缺少一個宮女站班，他便脫去繡袍玉帶，扮作宮女站班了。唱生的也是如此，一個李太白，一個唐明皇，一轉眼間，都變成跑龍套了。試問京戲裏的大老板能如此嗎？
我不再多說了，語雲：“盛極必衰”。自從這六十歲集體做壽以後，我們這個每月聚餐會，也漸露凋零之象。人事與世事，交相煎迫，康侯與藕初，時時不在上海，好像六軍無主。以這二十位庚兄中，也已有謝世的，未能遇缺即補，老成凋謝，國難頻仍，從六十歲到七十歲，這一個過程中，華發蒼顏，大家也沒有什麽好興會了。
我要說的，那時北京也有一個丙子同庚會，它發起在我們之後，不是在五十歲成立的，所以也沒有什麽千齡會。更不知道他們共有多少人。但卻知道都是知名之士，都是宦海中人，大半是東南各省人。記得好像有王克敏、張壽鏞、曹汝霖（後來見曹寫了一部《一生之回憶》，上麵印有一個小印章，朱文是“生於丙子”四字，方征實），更有一位是我們蘇州人潘子欣，常住在天津的，北方人呼之為潘七爺，重諾仗義。我這位老朋友，談起他來，又是一大篇，這個插曲，暫時不唱了。其他還有幾個丙子同庚的，當時記得，至今都遺忘了。他們還有風雅的事，說是蘇東坡也是生於丙子的，考據他的生年月日，致祭一番，作詩酒之會，我們可是沒有給蘇公做冥壽呀。
我還要附錄一筆，上海有了丙子同庚會之後，又有一個甲午同庚會。不用說，那就是甲午那一年生的（前清戰敗於日本，也是中國可紀念的年份），他們也組織了一個同庚會。這個同庚會，可說全是名人，有一大半人我都認得的。吳湖帆是這個同庚會中人，梅蘭芳也是這個同庚會中人。本來湖帆與蘭芳兩人是不認識的，隻是大家聞聲相思而已。那一天，湖帆說：“我要去訪問梅蘭芳，不知他住在哪裏？”我告訴他，住在馬斯南路，可是湖帆懶洋洋，沒有就去。我又向梅蘭芳說了，蘭芳喜躍道：“吳湖帆先生我已渴慕了好久，哪有他來訪我之理，您為我介紹，我即日先去拜訪他。”到了明天，蘭芳便到嵩山路去拜訪湖帆，從此談畫論藝，兩人又是庚兄，又是好友了。
俱往矣！梅蘭芳與吳湖帆相繼逝世，不要說我們丙子同庚會已是凋謝，他們這甲午同庚會也就零落了。孔子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新陳代謝，大自然早已為我們安排。記得在十年以前的某月日，我與林康侯同在香港，我們談及丙子同庚會事。康侯說：“從前我們千齡會中的二十人，除了我們二人之外，其他十八人，早都逝世了。”我說：“當然是輪到我們了。”於是我們二人，互相戲謔，互相推測。我說：“應是我先別君而去。”康侯問：“有何理由？”我說：“我的生日在二月，而你的生日在四月，我比你早出世兩個月，亦應比你早去世也。”康侯道：“不！我身體不好，精神衰弱，應是我先。”
其時我們年皆八十有八了，轉瞬即將九十。及不幸康侯於一九六四年即在香港先我而逝世，年八十九，尚未逾九十，而我乃於此碩果僅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