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北洋軍閥時期,也正是最混亂的日子,其惡化、腐化的情形,筆難盡述。惡化方麵的爭權奪利、互相廝殺,繼續不絕,我怕即使現代要修近代史的也搞不清楚吧?腐化方麵,我這時正在北京,據所見聞,略述一二:

腐化方麵最顯著的是“賭”與“嫖”,探其源也不脫“財”“色”兩字。如要分析一下,這個時期,不但軍人腐化,官僚亦腐化,而且要我說起來,軍人的腐化大半為官僚所引誘,因為軍人當政,僚屬要趨奉他,遂成此種現象。軍人既作惡多端,而又日趨腐敗,所以中國古賢哲所說的“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話是很有意義而足為矜式的。

我先說軍閥的賭,那時候的北京,外國舶來品的賭風,即如撲克,如沙蟹,尚未流行,但麻將牌則已漸盛行於都人士之間。不過這個軍閥中人,沒有這個耐心,來此作方城之戰,他們以為這些婆婆媽媽的娘兒所玩的把戲。他們喜歡痛快、豪爽、速戰速決。還是中國傳統下的牌九、搖攤,來得爽快,一二分鍾即見輸贏。中國的賭,本來也分兩種,如打牌等等,稱之為文賭,牌九等等則稱之為武賭,武人喜歡武賭,也算是事理的適當呢。

張宗昌有一個綽號,叫作“狗肉將軍”,這綽號的來源如何呢?他是不是和廣東人一般的喜吃狗肉呢?非也。原來他們有個隱語,對於攤牌九,就叫作吃狗肉。因為廣東的語音,“九”字讀作“狗”,如“天九”讀成“天狗”之類。那時廣東軍閥、廣東議員,也都群集京師,常與張宗昌周旋,因此便得了這狗肉將軍的徽號。可是張宗昌的賭品壞透了,牌九常是做莊家,輸了常是罵人,贏了也是罵人,為什麽贏了也是罵人呢?他是以罵人為口頭禪的。北京那種賭法,一個做莊的人,旁邊常有護衛的人,桌邊還有給他收發籌碼的人,叫作“開配”,好像是侍從武官一般,張宗昌就踞坐在那裏,裝瘋作勢,呼麽喝六。

張宗昌賭錢,還要作弊。據說:有一次,也是他牌九做莊,輸了錢不少,很想翻本,無奈牌風不振。有一副牌,天門上下門,都翻出來了,不是天罡,便是地九。他拈了自己兩張牌,他是先歡喜拈開一張然後再拈開一張的。他先拈開的一張是“二四”,他想糟了,這張“二四”,無論配上什麽牌,都不中用。他再拈開一張牌是“長二”,那“長二”是四點,搭配了“二四”六點,恰好是十點,是牌九中最壞的牌,名曰“蹩十”。他靈機一動,把那張“長二”的一頭掀住了,說是:“一張‘麽二’,是個‘至尊寶’,統吃!統吃!”說著,便把手中的兩張牌,向亂牌中一丟。旁邊的開配,知情識意,便把台麵上的所有籌碼,一鼓而擒之。他站起身來,哈哈一笑,說道:“翻本!翻本!”

我再說到張作霖,據說:張作霖倒喜歡文賭而不喜歡武賭,他居然能叉麻將。他是以胡子出身(清末民初,對於張作霖一輩,每呼之為紅胡子、馬賊),猜想起來,一定是個老粗,可是他並不粗魯,是個深謀遠慮的人。後來成為關外王,霸占東北三省,不愧為一草莽英雄。我不敘他的曆史了,我隻談到他的叉麻雀事。他不是不懂得中國南北最流行的牌九那種武賭,但賭博的對方是何等人,亦須加以顧慮。

如果一位上司與他的下屬賭博,不免有失身份,而且令大家拘束。張作霖現在已是老成持重的人了,他的兒子少帥已出道,人家都爭呼他為老帥了。和牌九桌那些叫囂呼喝的小子們為侶,似乎不成體統。

張作霖學會了叉麻將以後,便覺得很高興,以為這是所謂上流社會的玩意兒。入關進京,見那北京的部長階級,人人都會叉麻將的,尤其南方來的人。他們都是文官,都是文質彬彬的,談起方城之戰,也是很有興趣,張作霖不免要小試其技了。張作霖的麻將牌,並不高明,他是羽毛還未豐滿的,並不是一頭老麻雀。但每次打牌,他都是贏家,雖然贏得不多,卻使他十分高興,以為他自己技術高超了。其實是這班官僚政客,用《紅樓夢》上,王鳳姐對付賈母的法子,使他開開心,好在輸贏不大,這不過是五百塊錢一底小麻將而已。

那時有一位某政客,想在東省謀一職,曾經某有力者推薦,老帥已經答應了,可是久欠沒有發表。或者是覺得某政客人地不相宜,或者把這事早已忘懷了。有一天,遇到了一位舊友,現為老帥的顧問,他把自己的事,訴之於這位老友,可否見到老帥時,設法提起一下,如果他已忘了,或者因此想起。某顧問搖頭說:“不好!你既有人推薦了,而我再為你說詞,好像是追問他一般。他是個多疑的人,便要想起你為什麽如此熱衷,迫不及待地要在他那裏謀事呢?”某政客愁眉不語,他的老友笑道:“我想得一策,老張近來很高興打牌,我們借某總長住宅請他吃飯打牌。打牌的時候,座中就有你,你是麻將中的超級好手,但是隻許輸,不許贏。不妨使自己輸到脫底,務必使張老贏到滿意,到了那時候,山人自有妙策。”

某政客道:“要輸多少呀?可是我現在手頭枯窘呀!”他的老友道:“你要是拿這個吝嗇主義,可不能在這個社會立身呢。不過老張平素打牌,以五百元底最配胃口,至多也不過一千元底。你要謀一個職業,或一個差使,花幾千塊錢,算不了什麽事,人家都是上萬哩!”某一天,依著他老友的話,如法炮製,借了某總長的宅子,由這位顧問出麵,請老張吃飯打牌。張作霖這幾天正空閑得很,頗想招人消遣,便欣然而往。除了這位顧問以外,還有兩位客,一位就是某政客,一位也是顧問的朋友。

不是說老張平素隻打五百塊底嗎?這天他們要加碼,說是打一千塊底的,那顧問還故作湊趣地說道:“他們要贏老帥的錢呢!”張作霖大人大物,不能與他們爭執,顯得小家子氣,一千塊底就是一千塊底吧!

四人入局以後,張作霖一路順風,要什麽牌就來什麽牌。連莊像總統的連任,清一色好似組織內閣。某政客不愧為麻將聖手,他可以把張作霖手中的十三張牌,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他已經在等和了,便自己拆了搭子,給他和滿貫。十二圈牌結算下來,某政客輸了兩千多,張老帥贏了一千八,他自詡運氣之佳,手段之好,贏錢還是小事耳,十分開心得意。某政客開了支票,付了賭款,匆匆即去。事後,某顧問陪著張老將在煙榻上燒煙,也深賀老帥運氣佳,手段好。既而笑道:“今天某君輸苦了!他不是富有的人,到北京來,想謀求一個職業的。”張作霖道:“他是你的朋友嗎?那就把支票還了他,咱們一兩千塊錢,不在乎的。”某顧問道:“那不好!他也是要麵子的,決不肯收回。他在前清還是一位京官哩,也很有些才幹,老帥若能調劑他,給他一個什麽職司,他就感激不盡哩!”張作霖道:“噯!想起來了!某老也曾經推薦過他。”不出一星期,某政客就發表了一個很優的職司。

這兩個故事,都是友朋所傳達者,據說都是確實的。總之軍閥時代的賭風稱盛,無可諱言,千奇百怪的遺聞軼事,也筆難盡述。他們賭局,總是開在那些巨官貴人的大宅子裏。此外北京也有公共娛樂所在,如招待所、俱樂部之類,門前軍警林立,十分森嚴,而裏麵卻是藏垢納汙之場。他們有什麽賭局,總是要“叫條子”的(叫條子,就是征名妓女),八大胡同的規例,稱之為“城裏條子”,那些上海來的紅姑娘,最是歡迎。有些是城裏用汽車來接她們進去的,有些是自己雇了汽車進去的,她們聽得是個賭局,皆大歡喜。雖然出“城裏條子”的規定,每次不過十元,但遇著她愛好的客人贏錢時,臨行塞了兩支籌碼與她,也不足為奇。到他們的臨時的賭賬房去領錢,每一支籌碼就是一百元。

最惡毒而喪心病狂的要算張宗昌,遇著“吃狗肉”手氣不好的時候,他要臨時強捉一個雛妓去**。他們那些賭徒,有這種野蠻的迷信,說是要見見紅,運氣就來了。賭局裏是有吸鴉片煙的房間,他就在房間的煙榻上恣其**,不管這女孩子哀呼慘叫,他仍發展他的**威。外間的賭徒聽得了,不見哀憐,反加以謔笑,此輩尚有人心嗎?在國民黨時代,上海的武人楊嘯天,也有這個惡癖,有個私娼周老五,專搜集窮苦人家苦娃娃,供其獸欲,這也是滬人所熟知的。

還有當時北京有位著名人物夜壺張三(前在《回憶邵飄萍》一章中提及過),我不怕寫那種齷齪文字,他叫作張漢舉,也是我們的同業,新聞記者。他開了一家報館,那時北京報館多,共有五十多家,我早已記不得它是什麽報了。他除了這一家之外,還有三件法寶:一、是一座寬大的房子;二、是要有一輛汽車;三、是他有一位黑市夫人。這三件法寶的功用如何呢?我且略為述之:

第一,為什麽他要一座寬大的房子呢?並不是他的報館所用,報館隻占一小間,擺擺樣子而已。他的所以要寬大的房子,是預備為招待來賓之用。有設備得很華美的房間,有會客廳,有吸大煙的煙室之類。他所要招待的是何等人物呢?是各省到北京來的督軍以及什麽鎮守使、巡閱使等等,總之是武人一派。所以他要每日探聽:某省的督軍,哪一天到北京來了,他便要到車站去迎接,迎接來了,便是他的主顧,而且總要使他們住得稱心適意,方可以收近悅遠來之效。

第二,為什麽他要有一輛汽車呢?這時候,北京的私家車還不多,即使是總長階級,也不過坐一輛馬車,闊氣一點的坐雙馬車。不過有幾個大軍閥,已是有汽車了,他們出來,必有兩個馬弁,站立於汽車兩邊的腳踏上,以樹威風。現在張漢舉為什麽要一輛汽車?就是為的到火車站接客之用。那些外省的軍人,跑到北京來,往往茫無頭緒,尤其是初次來京的,也不知住在哪裏。此刻由他開了汽車,親自去迎接,正是歡迎之至呢。

第三,他有一位黑市夫人,大概也是八大胡同中的“窯變”(按:“窯變”兩字,我得解釋一下。中國的古瓷器中,有一種燒窯而變色的,變得甚為美麗,名曰“窯變”,頗為珍貴。北京的妓館,稱為“窯子”,有些嫁人而仍不脫窯風的,亦稱之為“窯變”,這都是北京的名士,題出她這種促狹的名詞呢),而這位黑市夫人,帶來了一位父親,能辦筵席的廚子。那張漢舉正用得著他,招待貴賓,不必上館子,自己家裏可以做菜,這又是何樂不為呢?

所以張漢舉對於軍閥要人們所需要的,都供應得很好,如果他們高興要成一個賭局,有寬大的廳房,連吸鴉片煙的煙室也有,因為那班武人,都是老槍階級。賭局總是連帶了飯局,便有他的“準丈人”廚子大司務出手。住在他家的貴客們,或者要招幾位胡同裏的紅姑娘來陪伴的話,也可以由他的黑市夫人介紹她的小姊妹來,暢敘幽情。倘使要留宿在他家裏呢,也有很華麗的房間,最柔軟的臥榻,馬君武的詩句雲:“溫柔鄉是英雄塚”。一個老粗的武人,怎不消魂。因此這夜壺張三,其名雖不雅馴,卻是軍閥時代的寵臣。

那些督軍們到北京來,把公事辦好以後也就要回去了。身受了張漢舉的逢迎招待,當然有多少謝意。手頭闊綽的多給他一些不算一回事,遇到了嗇刻的,少給了他,他就要開腔了:“近來辦報真不容易呀!我這個報,已經賠貼了不少哩。為了宣傳主義文化事業,總是要硬挺下去,不過我的報是持論公正的,上峰每日都要觀看的,您大帥能賜予一點津貼,感且不朽!”那時這個對方,也隻好解他慳囊了。張漢舉是在北京以幫閑馳名的,不想幫到梅蘭芳那裏,做了一個替死鬼。梅蘭芳一生幸福,隻有這一次最為傷心,而孟小冬一代女名伶,遂至蹉跎了畢生。我雖不懂戲,除蘭芳外,於福芝芳(梅夫人)、孟小冬的戲都曾看過,他們唱了一輩子戲,不想自己卻演成悲劇呢。

北洋軍閥時代的武人好賭,可驚可笑的故事兒,我聽得很多,可惜都已忘懷了。有些從外省來的軍人,本是到北京來領餉的,昏天暗地一賭,把所領的餉銀盡輸光,這可怎麽辦呢?於是貪汙作弊,克扣軍糧,總是老百姓倒黴。至於在北京的大軍閥呢,他們好似坐山虎,來一個,吃一個,不怕你不棄甲曳兵而走。即使輸了,他們也有法子想。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北京的有些銀行,都與他們有聯絡,據說:他們向銀行要錢,並不用支票,隨便取一張紙條兒,寫一個數目就行了。因為他們像鬼畫符一般的字,銀行裏都認得。在賭台的時候,有時急不及待,把香煙紙殼拆開來胡亂寫個數目,派人到銀行裏,銀行裏也照樣付了。

張勳,你別瞧他是個老粗呀!他是很狡猾的,在某一次進京時他們約著他賭錢,他說:“好!咱們來玩一下子!”他未來之前,先派兩個辮子兵,掮了兩個“釘包”來(“釘包”者,銀庫裏裝銀條、元寶所用,譬如有五十兩元寶二十隻,便是一千兩,一千兩便是一“釘包”,用木箱裝好,用釘釘牢,貼上封皮,這個就叫作“釘包”)。大概張勳是領了餉銀得來的。大家見了笑道:“大帥!這是算什麽呢?”張勳道:“賭錢是要有本錢的,不能隻想贏,也要預備輸的,咱們不與銀行往來,也不喜歡什麽鈔票,輸了,您掮一個‘釘包’去,不是很爽快嗎?”大家說:“大帥鴻運當頭,不會輸的,輸了也不必急急付款。”其實張勳也早已算定,他們贏了,也不好意思掮了“釘包”去;他們輸了,我就老實不客氣伸手要現款了。

在北洋軍閥時代,不但武官好賭,文官也有多數好賭的,張岱杉先生就是豪賭客之一。不過他們既做官,於公事、私事上要分清楚,不能亂來。有位哲學家說:好賭是人的本性,先有精神之賭,漸趨於物欲之賭,甚而至於爭權奪利,戰鬥殺伐,也可以一賭字賅之。賭是出於人之好勝,故賭之贏與輸,文言中即稱之為勝與敗也,段祺瑞好圍棋,自以為是高手。一日,與他的兒子共鬥棋,自以為必可勝過兒子,誰知是輸了,他怒極,伸手刮了兒子兩個巴掌,一時傳為笑柄。與兒子著圍棋,並沒有什麽銀錢做輸贏的,而他乃激怒如此,這純乎是一個好勝之心作祟了。

我說當時北京這班官僚的豪賭,並非虛語,一局終結,輸去十萬、二十萬元,無足為奇。他們不用現款,以自己的資產為賭本,住宅別墅,書畫古董,股票證券,都可作為抵償,就是姨太太還不曾聽說讓渡過。他們還很講究賭品,古人所雲:“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們,贏了狂呼大吼,表示得意;輸了粗言穢語,肆意罵人。據他們那個團體中人說:賭品中以王克敏為最高,無論輸多少,夷然處之,口中咬的雪茄煙,灰有一寸多長,可以永久不墜。比他次一等的,輸得太多了,不免要皺眉頭或微微地歎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