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除居住在東方飯店外，也曾租屋居住。其地在宣武門內一條胡同，叫作“鐵門”，那是他們新起的一個名字，覺得甚怪。記得佛家有“鐵門檻”的話，這裏卻叫作“鐵門”，不知何所取義。這條胡同是新造的，全仿上海的裏弄格式，曲曲彎彎的裏麵有十餘所房子。雖然那條胡同是仿上海裏弄式的，裏麵的房子卻仍是北京式的，一律是小型四合院。北京的房子，有大四合院，有小四合院，鐵門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間，南屋兩間，東、西屋各兩間，門口還有一個小門房。北京很少樓房，都是平屋。
這種房子怎樣的支配呢？大概北屋三間是主人家所住，又稱之為上房；對麵南屋兩間，作為會客之用，或者做一個小書房。東屋做廚房，西屋可以做傭人室，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小家庭了。中間是一個庭心，也不讓它空閑，有的是築一座花砌，可以讓你雜蒔花木；有的是裝了兩條石板凳，搭了幾層花架子，北京人喜歡盆栽，親手灌溉，顧而樂之。我住的這所屋子，是鐵門進去的第三所，門牌就是第三號。房子是新造的，沒有人住過，牆壁都是雪白的。窗是所謂和合窗，都是紙糊的，中間鑲嵌一方玻璃，那時北京的窗戶，都是如此。可是鐵門有兩事占勝了，一是電燈，一是自來水。這因為那是新造的屋子，若北京那些舊房子，還是沒有的呢！
電燈沒有的時候，怎麽辦呢？那已是流行火油燈了，這東西既肮髒而又危險。至於自來水沒有的地方，他們都是買水度日，每天要用幾桶水，自有人送來。我這屋子，既裝有電燈線，又有了自來水管子，並且是新造的，租金不過十三四元吧，與北京老房子比較，也算是高價了。有了房子，就要家具，我們蘇州人的俗語，稱之為“屋肚腸”，“屋肚腸”是不可少的，於是我便向木器店裏，購買了幾件家具。北京的木器店，也很不差呀，我覺得比上海的木器店好，上海的木器店，一味仿洋式，而偷工減料，不切實用的，北京的木器，倒是堅實而精致的。我購買了一張木床，他們北方人是睡火炕的，我們南方人哪裏睡得慣？我又購買了一張小書桌，一個小書架，這是我的工具，差不多晨夕不離的。其餘有些桌椅雜物之類，我都向北京有正書局借用的。說起北京有正書局，我又有插話了，原來狄楚青當時開辦有正書局，不獨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報館與書店並駕齊驅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遊很廣。所以上海的老報館，如《申報》《新聞報》，北京都沒有分館，《時報》一開辦就有分館了。北京的有正書局與《時報》分館，當然成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種孤本書籍，都是從北京來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紅樓夢，也是如此。我與北京有正的蔣先生很相熟，鐵門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紹指引得來的。
我為什麽不住旅館，而要另找一個房子居住呢？實在東方飯店已經住得很膩了。最討厭的是天天吃西餐，這種所謂外國大菜，做得好，偶爾吃一餐兩餐，也還覺得有味，那樣天天吃一成不變的西餐，真是倒足胃口了，其他旅館裏有種種不舒服之處，筆難盡述。我自從脫離《時報》以後，來作北京之遊，一則因久居上海，北京尚未到過，來此換換空氣。二則上海朋友來北京的已多，他們都有職業，我不是可以閑**的人，遇有機會，也想謀一職，而又不願意鑽入官場中。林康侯、楊蔭孫幾位老朋友，都勸我不可小就，慢慢地來。但久居旅館，也不是事。還有一個理由，我有一位女友，她要從南京到北京來。
部署既定，我乃雇用一男傭人，名張福，以其能燒飯、做菜、做北方麵食，實為一普通廚子，那就既不受西餐的侵襲，也不必時常跑小館子，打遊擊戰了。
自從定居了鐵門以後，有許多朋友知道了，時來見訪。後來方知道張恨水也住在這條胡同裏，我住在前進，他住在後進。他的朋友去訪他，卻也是我的朋友，先來訪我。不過我們兩人，這時還不相識，直到他後來到上海後方見麵哩。那時在鐵門訪我的，有一位特客，乃是荀慧生（藝名白牡丹），他豐神俊美，姓了荀，不愧有荀令風儀。我本來不認識他，是一位南京朋友舒舍予（不是寫小說的老舍），陪同來的。因此我在當時所謂四大名旦之中，梅蘭芳、程豔秋、荀慧生，三人都認識，隻有尚小雲不認識。
我又想起一件事了，當梅蘭芳第二次到上海時，送了我一頁他自己畫的扇麵，畫的是花卉，落了他的款。這一回我到北京，帶了這扇麵去，因為一麵是空白，也就請他再寫一寫。蘭芳很坦直，看了便說：“這不是我畫的。那一次到上海來，大家商量送些什麽與你們諸位，因請人畫了十幾頁扇麵，好似記得嚴獨鶴、周瘦鵑等諸位先生，也每人都有一頁的。我不敢欺騙您，過幾天，我給您親筆畫一頁就是了。”我謝謝他，我深讚他的以坦白誠摯待人。這幾天來，荀慧生來訪我，我知道他在習字，就取出這個扇麵，請他在背麵寫字，他不敢寫，他說：“我的字惡劣，遠不及蘭芳寫得好。”我說：“不管它，你拿去寫就是了。”後來他寫了一段《洛神賦》的小楷，雖然拘束得很，也還工整。我配以扇骨，攜以出門（從前夏天出門必攜扇），不知在何處，那扇子卻失蹤了。
記得我移居鐵門的時候，正在初夏天氣，在北京正多遊觀的地方，可是我許多地方都沒有去（故宮是否已開放，不記得了），長城也沒有去（那時去長城沒有現在的便利），頤和園卻去過三次。到那種地方去，第一要有遊伴，第二要有興趣。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家都有職業，誰有閑工夫，陪你去遊玩呢？也有許多好遊的人，不必要人陪，自己可以獨往獨來。但是我卻是疏懶成性，與其一個人去尋幽探勝，不如在家裏靜坐看書了。
不過有一個地方，在那長日無聊的時候，我卻是常常去的。這在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公園，後來又改名為中山公園了。
中央公園有好幾個茶座，供人啜茗消遣之所。一處是叫作“春明館”，一處是叫作“長美軒”，又有一處的名次較特別，喚作“柏斯馨”。這三處茶座，每處僅有一間屋子，而且比鄰而居，但茶客卻是大有分別的。我先說“春明館”，它那裏的茶客，都是年齡很大的，大概是所謂老北京，蒼顏白發，沉默寡言，似乎都是飽經世故的人。再說“長美軒”，它那裏的茶客，卻以中年人為最多，有幾位茶客每天必到的，有幾個桌子上，設有棋盤棋子，“長日閑消一局棋”，他們也是歡迎的。我見許多新聞界的人，都在此作茶敘，上海申報館北京通訊員秦墨哂，也常在此做棋客。
至於“柏斯馨”，那是更熱鬧了，凡是上海來的人，以及東南各地方新來的人，無論男女，如到中央公園來，一定到“柏斯馨”。為什麽叫作柏斯馨呢？原來中央公園的柏樹是出名的，都是數百年前之物，它那裏正是古柏參天，濃蔭蔽日，但這個茶座不稱館，不稱軒，而稱曰“柏斯馨”，覺得有點奇怪。後來忽然想起來了，記得《詩經》上有“鬆柏斯馨”一句，他像作八股小題文的搭截題一般，因此地無鬆隻有柏，便去掉了“鬆”，而成為“柏斯馨”。（國民黨北伐以後，中央公園改為中山公園，柏斯馨個名字也改了，改了什麽名字，我未去過，也就忘了。）
我的朋友楊潛庵（常熟人，楊雲史之弟），有詩詠之曰：“春明館聚老人星，長美軒中髯尚青。茗座也分三部落，朱顏紅粉柏斯馨。”真是如此的景象。但我到中央公園去，總是坐到柏斯馨的茶座，因為在那邊，總有幾個熟人，一見了總是打招呼：“這裏來！這裏來！”柏斯馨那邊男女雜坐，太太小姐一大群，於是引起了胡同裏姑娘也來了。它生涯發展，屋子裏不能容納，於是廣設了露天茶座。好在北京地方在長夏時間，雨水極少，像這個夕陽掛在林梢，涼風披拂時候，鶯鶯燕燕，相率而來。茶博士格外殷勤，每一茶桌上，添設了瓜子、花生，以及糖果之類。這個露天茶座愈加擴大，本來春明館、長美軒，也各有其室外空場地盤，但它們僅守其室內保守主義，而柏斯馨以越級茶座的聲勢，便侵越過來了。
中央公園另一個茶座，喚作“來今雨軒”，這是另一部分人集會之地，以學人政客為多，不與柏斯馨一班人同流合汙，以示高傲。中央公園裏麵就是少什麽可以飲食的小館子，大概當時規定的，表示清潔，免使喧嚷吧？
我有幾位好酒的朋友，公園散出來，都是訪尋酒家，常邀約了我同去。這些都是熱酒店，喝紹興酒為主，是南方人來開設的。我的酒量很窄，紹興酒隻能喝半斤，適可而止，若要喝至十二兩，便有些酡然了。雖是熱酒店，上海和蘇州不同，北京又和上海不同。北京酒店的喝紹酒，以碗計，不似蘇滬的以壺計，一碗就是四兩，四碗就是一斤，量高者可喝十餘碗，我隻能喝兩碗，所謂淺嚐即止耳。
據好飲的朋友說：北京的紹酒，比上海的為佳，我也覺得似為醇厚，本來從前紹酒之名，曰花雕（因酒甕上雕花），曰京莊（裝入京都，用以入貢的），此種掌故，酒徒都能言之，我沒有考訂過，近來紹興酒又有許多名詞，從前的名詞，又要說它有封建氣息了。北京的名點，我也吃過不少，什麽蘿卜絲餅、千層糕等等，都已忘卻，但我覺得總不及我們蘇州故鄉之佳。北京也有稻香村茶食店，當然是冒牌，但他們什麽檀香扇、麻將牌等也賣，竟成了蘇州土產公司。北京也有許多忌諱，譬如在食物中，忌說一個“蛋”字。南方人常吃的“炒蛋”，他們稱之為“攤黃菜”，我們常吃的“水鋪雞蛋”，他們喚作“臥果兒”，這三字不知何所取義，總之菜肴中遇到有蛋字的都避去。問他們是什麽緣故呢？說：蛋字是罵人。北方人罵人，就是昏蛋、渾蛋、王八蛋，不絕於口呀！
北京的路政不修，已有好多人在筆記上提及了。有某君說：北京的道路，晴天像香爐，雨天像荷花缸。因為晴天滿路都是灰沙，一到雨天，便滿地泥濘，深入幾寸了。北京人當時懷舊思古之心，牢不可破，什麽事物，都以越舊越古為好。商店裏的宣傳品，動輒以百年前的老店為號召，所以他們雖生意已十分興隆，門前的招牌，破壞不堪，也不肯更換。前門外大柵欄許多大商店，門前就是一條溝，溝的外圍方是路。溝久不修，日積月累，也漸高了，幾與店門看齊。有時溝中糞穢，直衝至店門以內，而他們也不肯修治。問他們為什麽呢？說有關本店風水，名為“黃金入櫃”。這不是我亂造謠言，當時實有此景狀，直要到“解放”以後，新中國破舊立新，方才改革了吧！
我於這些大柵欄、廊房頭條的大商店，都不曾去過，我最怕是買東西，尤其是那種討價還價的貨品。但是有一種賣帽子的商店，我卻就光顧了好幾次。北京天氣冷，一到了冬天，人人都戴起了皮帽子。在前清時代，那些官老爺們，一天到晚，官服不離身，穿了皮的官服，就要戴皮的官帽。而且還有品級的製度，要幾品以上，才可以戴貂帽，你若差一點，對不起，都老爺（禦史）就參你一本，說你僭越了。你們看翁同龢的日記，到了冬天，必定記上一筆今天穿什麽皮衣服，這不是浪費筆墨，很有關係呢。辛亥革命以後，這種製度都改革了，可是革去了製度，革不去皮帽子。為什麽呢？這是實用呀，不是虛文呀，換湯不換藥，官帽變成了便帽，皮帽子一時又摩登起來了。
皮帽子有種種型式，有三瓦塊、四瓦塊、敞口、平頂、安昆帽、拉虎帽許多名詞，我也莫名其妙。質料則有獺皮、貂皮、海虎、玄狐等等，我也不能悉舉其名。這種皮帽子，漸漸自北京流行到上海，但上海帽子店，未能如北京所製的精妙。我去北京，見到有型式新異的必買一頂。但我不善購物，必約了邵太太湯修慧同去，因為她最內行、最精明、最熟悉，這一帶的大商店，差不多都認識她。我有一頂獺皮而平頂的，形同僧帽，戴了它已經十年，微有破損，愛其溫暖，終未棄去，古人詩句雲：“破帽多情卻戀頭”，真有此情景。
後來我看見許多俄國人，都戴這種皮帽子，方知道這是從歐化而來的。還有一種帽子，是用絨線織成的，有棕色的，有黑色的，戴了隻露出兩隻眼睛，一個鼻子，以之禦風雪，可以奪中國舊時風帽之席。這種帽子，名之曰“羅宋帽”（從前上海一部分人，呼俄國為羅宋，呼美國為花旗，呼德國為茄門），這種羅宋帽，已風行於中國全國，以至於今，既而上海就有羅宋大菜、羅宋湯，自北而南，口碑載道。可知雖一物之微，你細加推想，也大有意義存在其中，但是我們中國人，卻是大度包容，習焉不察呢。
我寫了許多在北京瑣屑的事，遊騎無歸，現今忙收筆再說到鐵門。我在鐵門這屋子的租期是一年，實在隻住了九個月，還有三個月，我回到南方去了。那好像已是冬天了，我送我的女友回南京，我自己則到上海去過年了。到了明春，我再到北京來，那時北京的氣氛更壞了，不但是紛亂，而且是險惡了。和北京的幾位老朋友談談，他們都是橫點頭，我也不想在北京居住了。
回到鐵門的屋子裏，我這個雇用的仆役而兼廚子的張福，為我看家，此次主人回來，顯然表示歡迎。誰知這個老實人，也大拆其濫汙，趁我不在時，招留了一個野女人在家，作為雙棲之計。我的所有家具器物，自然由他們享用，我留在那裏衾枕臥具之類，幸虧鎖在一個小木櫥中，而我的一張木床，一定是他們的大舞台了。他們粗心大意，還留著一張該女人的照片，在我書桌的抽鬥裏，是一個將近中年的北方婦人，但決不是張福的妻子，因為他受傭的時候，曾說過他沒有老婆的。我不曾譴責他，我想此番來，房子也要退租了，傭人也自然解雇了，這些事也不必再問了。我多發給一個月工資與他，把他遣散了。
所有在有正書局借來的家具，仍還給了他們。不但如此，我在這一年中也陸續添置了些輕便器具，除廚房用具，我給了張福外，一總送到有正書局，名為寄存，但從此一去不複返了。那時北京的形勢愈惡，有上海來就職的許多朋友，也都南歸了。我這一回離開了北京後，再沒有來過。以後北伐軍興，國民政府成立，北京便改稱為北平了。解放以後，又恢複了北京的名稱。我以待盡之年，衰病侵尋，北望燕雲，彌深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