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留芳記》時，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後，我又自寫一緣起，中有句雲：“會走京師，獲交梅畹華君，美藝冠於當時，聲聞溢乎世界，冉用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如初日之未央，蓋自民國以來，名高未有如君者也”雲雲。現在讀了它，此種詞章濫調，實在可笑。因為當時除小說可用白話外，其餘的文字，都要用文言，以為若用白話，便覺得不雅馴。現在的風氣改變了，用了語體文，即使評論一個人，不應作那種浮泛誇張之詞了。我與梅蘭芳，見麵不多，就是在他青年時代一時期，我在北京，見得最多。以後，我不到北京去，他又難得到上海來。為了他的業務，拿了包銀，到上海來唱戲，常被人家包圍得密不通風。他照例要到各報館以及黑社會頭腦等處（因為上海開戲館的，大都是黑社會頭子）拜客一次，我從來不去訪他。
有一次，梅蘭芳到上海來唱戲，我也忘了是哪一戲院所包的。那時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要請他吃飯，為了他們和蘭芳尚未馴熟，也借用了我的名義。這個時候正是上海綁票盛行的時候，據說那個戲館老板，雇用了四個保鑣，以保護梅蘭芳。這四個保鑣中，有中國人，有外國人（其時蘇聯逃出來的白俄群聚上海，專做這保鑣生意，用外國麵孔來嚇人，其實一無用場），出入追隨，寸步不離。結果，梅蘭芳還是不曾來，隻來了幾個配角來赴宴，頻頻地道歉。明星公司中人，意有所不滿，以為梅蘭芳搭架子。我為他解釋道：“你們要原諒他，他此刻不是自由身體了，就像上海堂子裏的姑娘‘討人’（養女的別名）身體一般，不由自己做主。”這不是我褻瀆他，凡是上海那些開戲館的人，到北京去聘請名伶，除了包銀以外，所有接、送、食、住，全都包下來了，以後你的身體自由權，全屬於他，一切要聽他指揮，得他許可了。
所以梅蘭芳幾次到上海來，我都懶得去訪問他，在北京這一個時期，在他的綴玉軒中，卻常常有我的足跡。
我到他那裏時，馮幼偉、李釋堪兩位是不常來的。但齊如山總是在那裏，而且他喜歡談話，因此頗不寂寞。蘭芳呼馮幼偉為馮六爺，呼李釋堪為李四爺，其餘則概呼為先生。如對齊如山則呼齊先生，對我則呼包先生，這其間沒有什麽尊卑之分，北方風俗，凡晚輩的對於長者，總是稱之為某爺的，況且這兩人確是栽培蘭芳使之成功的。北方對於伶人的尊稱，都呼之為老板（我想必是“班”字的音誤，後來便相習成風了。南方文人又改稱為“老板”，這“板”字，字典上雖有，音盼，但別有解說，不合邏輯），但梅的友人從不喚他為梅老板，直呼他以蘭芳，倒是有的。
評論梅蘭芳的美德，我將以溫和謙實四個字概括。他對於初見的人，如舊相識，總是和氣迎人的。他的書架上有許多照相簿，有的是戲裝的，有的是便裝的，對於戲裝，我因為懂得京戲甚少，隻揀了他的便裝的觀看，有西裝的，有中裝的。他忽然翻出一簿他兒童時代的照相給我看。他笑著道：“你瞧瞧！醜死了！”那時他是十二三歲吧，額發剃得老高，兩耳是招風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真是有點兒傻裏傻氣。我說：“這或是照相照得不好吧？”他說：“不，這還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館呢。”他又告訴我：“有些報紙上說我近視眼，我並不近視，曾經生過一次眼病，病好了，我的大眼睛細小了，人家翻說我有眼神。我喜歡養鴿子，瞧它飛去天空，回翔於青天白雲之間，人家又說我在練眼神，豈不可笑？”我說：“不！美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不知不覺間而美自來了，人工僅及其半。”他說：“您過獎了！您過獎了！”
我以時常涉足於綴玉軒之故，每獲得非分的享受，說來可笑，一曰吃白食，二曰看白戲。什麽叫作吃白食？就是自己不惠鈔而專吃人家的一種成語。京師號稱首善之區，人文薈萃，各地方的人士，都到北京來，各地方的館子，也就隨著都到北京來。還有那些名公巨卿，講究吃喝的為之提倡，常常地邀客飲宴，互相酬酢，所以每一省都有著名的館子在北京。除大館子外，還有小館子，這小館子，在北京尤其發達，有些生長南方，來到北京的小京官、窮翰林，在他家鄉倒是吃好吃慣的，到北方，吃不慣北京的飯食，又雇不起廚子，於是專攻向那些小館子了。不要看輕那些小館子，往往有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也或有一味佳肴，傳誦人口，從此成名的，這些也都有人為之記載呢。
我到蘭芳家裏去遊玩的時候，也常常為他們一班朋友邀著同去吃小館子。有時是馮幼偉請客的，有時是李釋堪做東的，有時是來了一位不常來的朋友（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舉了），一時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館子，是不計其數，什麽“致美齋”“百景樓”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說是現在了。但我記得那時北京的廣東館子很少，遠不及上海的多，隻有一家喚作“廣成居”的廣東小館子，凡是馮六爺請客，我們倒是常去的。這地方隻有一間平屋，擺了四五張方桌子，已經“實不能容”了，圓台麵也休想，可是生意卻是上海人打話，“好得邪邪氣氣”。在裏麵擠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終不肯退出去。
我問他們：“既然如此生意好，為什麽不擴充起來？北京房屋又不貴，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為一個大館子，至少也能成為一個中等館子。”馮幼偉道：“他們開小館子有個迷信，不能遷居，不能更換新裝修。說起來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飲食店，要它興旺起來，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幾樣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時常光顧。忽然的遷居了，可是吃客是不遷居呢，失去原來的主顧，卻是失策的。還有，中國人是一向有傳統思想，尤其是在北京這種地方，商人們常以百年老店自誇，連門前掛的招牌，已經破爛不堪，他們也不肯更換，以為這塊老招牌是不能廢棄的，你們寫文章，說什麽‘發思古之幽情’的話，在北京的商人們，也正在大發思古幽情呢！”他說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館子，當然有蘭芳在座，不過蘭芳的吃東西，我覺得小有麻煩。那便是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連南方的黃酒也不吃，為什麽呢？那就是怕破壞了他的嗓子。雖則蘭芳自己也很為謹慎，但這幾位先生好像有意無意地監護他似的，頗覺可笑。在廣成居吃飯時，卻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蘭芳卻喜歡吃，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廣東的嗎？我久聞其名，未曾嚐過，在上海時，連虹口的三角小菜場（廣東人在上海多數住居虹口），也沒苦瓜賣，這裏的廣成居卻有，真是物稀為貴了。蘭芳請我試嚐之，入口雖覺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來，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間，上不得杯盤，因知苦口還不諧於人呢！
我們吃了許多小館子，卻沒有吃過西餐。北京的西菜館，當時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帶有數家，實在不大高明。否則就是要東交民巷（按：東交民巷在明朝時代始，原名“東江米巷”，因江南運輸入北京的米，稱之為“江米”，東、西兩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見蒲留仙的《醒世姻緣》）使館區域的六國飯店等處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歡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國菜，還吃那些一成不變的外國菜做什麽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運輸便，當然比北京為強。說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亦有譯作“凱司令”的），是德國人所開設的一家小餐館，在當時真名噪遐邇。在當初隻是製糖果的，後來卻餉人以西餐了。
談起那家德國小餐館“起士林”，我又有一段插話了。
還是在前清時代，有一對德國中年夫婦，跑到天津來，開了一家小糖果店。所有糖果，都是他們夫婦自製的，很為精美。隻租了一間屋子，也沒有夥計，一切由他們夫婦自理。後來他們又添設了一個小吃部，隻有六七個座位。誰知生意大佳，又擴充一間餐室，女主人當爐，男主人則奔走為侍者，並且添了一位助手，這位助手也是德國人。“起士林”的名聲傳到上海，我們行經天津的，必定去吃它一餐，精美而豐富，價亦不貴。他們對於中國人非常客氣，且亦能說中國話呢！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起士林的主人，奉本國征召，要回國從軍，因為他是軍籍上有名的，於是他回到自己祖國，奉令出征去了。但是起士林還是開在天津，因為那時生意甚發達，棄之可惜，因此就由老板娘和那位助手支持經營。這位助手是一個孑然無家室的人，且也頗忠實於他的職業。三年以後，一個凶信來了，老板戰死了。一年以後，那個老板娘和那個助手，在天津某一個小教堂結婚了。半年以後，老板施施然回到天津來了，原來說他戰死陣亡的消息，並不確實，於是弄得很僵。助手道：“我們不知老板並未戰死，誤會了，我應當走開。”老板道：“這也不是你的過失，你們已經正式結婚，我應當走開。”老板娘道：“你們兩人都不差，都是我的過失，我應當走開。”結果，三個人均未走開，仍舊同心協力經營這個小餐館。在中國世俗之見的人，覺得有點不合於倫理，可是一班明達之士，卻是原諒他們，讚成他們。
我的話又說野了，現在要拉回來，仍說到與梅氏賓客吃小館子的事。為什麽我說我常白食呢？我覺得我時常吃他們的，有點不好意思，有時我說：“今天讓我做一個小東，請諸位賞光。”他們笑道：“你點菜是個外行，惠鈔也是個外行，瞧他們會收你的錢嗎？”這話被他們說中了，我是最怕點菜的。在北京吃小館子，在座有幾個人，都是要每人點一樣菜的，問到我，總是交白卷，尤其是北京菜，什麽“兩作魚”“三吃鴨”，那種奇麗名兒，我也鬧不清楚。到了搶著的向櫃上付賬的時候，掌櫃的總笑眯眯地說：“某爺已吩咐過了，您老請下一回吧！”於是我又吃了一次白食了。
我再說我的看白戲，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梅蘭芳在北京，不是長日在家閑居，逍遙自在的，一年之中，便有好多回搭了班子上台唱戲的。在那個時候，幾位老朋友，當然要捧場。如馮六爺、李四爺等幾位是一定到的，此外還有政治界的梅黨，銀行界的梅黨，都預先為之定座。他們定的都是第二排、第三排位置。兩排座位，可能坐廿人，至少也須坐十餘人。可是往往坐不到此數，如果兩排座位而隻有稀稀疏疏的幾位座客，不但減少興趣，而且有失麵子，那就要拉客了，我就是被拉者之一。北京那時候不唱夜戲，大概在下午三點鍾開鑼，至天黑以後為止。因為北京的電燈太不明亮了，還是一個燈不明、路不平的時代。下午三點鍾開演，許多職業界的捧場人，也都沒有散出來，我卻清閑無事，應該來盡此義務了。
那時上海的戲台，已經改了新式的了，北京還是老樣子，四方型的，三麵都可以看得真切。主要的是正廳（他們喚作“池子”），捧角的大概都坐正廳，他們所定的二、三排座位，就是正廳。什麽是座位呢？原隻是一條條加闊的長凳，不要說現在的戲院子裏裝著舒適的沙發座位，就是要一隻靠背的椅子也沒有的。中間隻有小小的一張半桌，兩邊都沒有桌子。在上海看戲有一種叫作“案目”，招待殷勤，伺候周到，北京是沒有的。你定了座位，隻有一種看座的。你沒有來時，代你看座，來了時把一個大茶壺擱在長凳上走了。這種長板凳坐了真不舒服，然在當時，無論你是什麽士大夫階級，他們都處之泰然。
北京戲院有三種人：一種就是那看座的；一種是絞手巾的；還有一種是裝水煙的。看座的連一把大茶壺，大概給他數十文錢小賬就是了。絞手巾的卻有一種本領，從東麵的邊廂裏，拋上西麵的樓廂裏的熱手巾，在許多觀眾頭上飛過，萬無一失。裝水煙的更離奇了，一位名角兒上台，你正在瞑目靜聽，一根長長的水煙管，觸到了嘴唇邊，嚇了你一跳。
至於喝彩，北京戲院子裏是不禁的，而且是有些提倡的，如果一位新角兒登台，沒有彩聲，那是很失色的。可是喝彩卻有關於知識與學問，要真賞他的藝術，恰到好處，喝一聲彩，那是最有價值，不懂戲的人亂喝一陣，那是令人憎厭的。北方聽戲的人，還有故意提尖了嗓子，怪聲怪氣地喝起來，引人發笑。我是不會喝彩的，他們這班捧梅的朋友，也難得喝彩的，隻有一位易哭庵先生，他最歡喜喝彩，連“我的媽呀！”也喊出來。易先生我在北京曾見過一麵，他說：“我與你的名字，恰好對照，因為你是笑而我是哭呀！”易先生是神童、是才子、是詩人，是顯宦（在前清放了廣西右江道）。辛亥革命以後，他也剪了辮子，做了一首剪辮子的古風，把新舊政府都罵得一個狗血噴頭。這首古風，我的《留芳記》中倒是載的，想君左處當有遺稿，陳散原先生評之曰：“此詩令人笑，亦令人哭也。”
我的話又說野了，急忙收回來，回到我上文所說看白戲的話。我不是戲迷，尤其對於京戲所知極少。我有許多朋友，雖不是玩票，多少還能哼幾句，我是一句也哼不來的。北京是考究聽戲的，我也聽到好，而不知其所以好。我雖然也是綴玉軒一賓客，也不會定兩排座位捧場請客的。不過他們既邀請到我，我又清閑無事，而況蘭芳時常有新戲上台，轟動一時，我為什麽不去呢？再說，凡是梅蘭芳在北京登台的日子，每天不過唱三出戲，不像上海那種戲院子，每天總要排五六出戲。下午三點鍾開鑼，先唱了兩出（按：時人每稱“一戲”實應稱“一出戲”，我從簡筆），到四點多鍾後，休息十五分鍾，然後梅蘭芳登台，唱畢等他卸裝以後，便相偕去吃小館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