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於蘇州，在蘇州居住了三十年，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蘇州為我第一故鄉，上海才是我第二故鄉。語雲：“遊子不忘故鄉”。我這個回憶錄，寫我兒童時代在蘇州，就占了不少篇幅。就是住在上海時，一年也有好多次到蘇州，除非暫時不在上海。有一年，到年終計算下來，竟去了數十次，這是有特別原因的。
蘇州本來是個省城，人文薈萃之區，物產繁華之地，俗語所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別一個省城所望塵弗及的。可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蘇州漸漸有退化的現象。為的是西化東漸，有一個“強鄰”虎視眈眈在你側，那就是上海。因此向來有些老輩，不許子弟到上海去的，總說上海是壞地方，現在也放任了。資產階級向來不做上海生意的，現在覺得容易賺錢，也做上海生意了。科舉既廢，讀書人覺得在蘇州無出路，也往上海跑了。但蘇州終究是個清嘉安適的住宅區域，所有老鄉紳、老寓公，還覺得此間樂，不肯放棄。一直到國民黨北伐軍興，遷都南京，江蘇省政府移往鎮江，蘇州省城一變而成為一個縣城，真有一落千丈之勢。
但我還是常到蘇州去的，因為我在蘇親友很多。我有一位老姊在蘇，姊丈已經故世了，時常要去存問一下。我的嶽家也仍住在蘇州。後來我的兩個女兒，在蘇州天賜莊景海女學校讀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堂），也得去看看她們。好在蘇滬火車便捷，快車不到兩小時，價錢便宜，我常是坐二等車，車費不過銀圓六角。
最妙的在蘇滬往來間，常常遇到新知舊友，在談天說地之中，往往得到新聞故事。有一次，我在火車中，對麵坐一人，似為紳士模樣的，他對我點頭微笑，我亦報之以微笑。他問我貴姓，我出一名片示之，他也報我一名片，乃阮忠樞（號鬥瞻），為袁世凱四方奔走，當洪憲時代之先，人稱之為神行太保的。我在《小時報》寫一則曰：《阮忠樞之腳》。畢倚虹則寫一則曰：《張一麟之頭》。因張當初力言袁世凱決不做皇帝，倘真做皇帝，請砍我頭，真如孟子所說的“君子可欺以方”也。
又有一次，我在火車中，遇到吳稚暉先生，他和我大談其報館發行報紙。他說：“清晨走過望平街，群眾雜亂，人行道上，盡是報紙。在外國，報館出版了報紙，自己絕不發行，另有一個機關，專為發行報紙的。”我說：“這也是習俗使然，上海報販凶得很，他們可以挾製報館。”我雖然常坐二等車，有時也到三等車裏去看看。那天卻見一位湯蟄仙先生（壽潛）廁身於許多販夫走卒之中，縮在壁角看報，他在清季，就是滬杭鐵路建築時，他是浙江方麵的主辦人；江蘇方麵，就是吾吳王勝之先生（同愈）的主辦人。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後來詢諸友人，他們說：“他生性如此，亦無足怪。”
總之每一次在火車上，遇到的新知舊友，筆難盡述。但這一次我所遇到的這位先生，我要記述一下的了。
這一次我從上海回蘇州，剛在火車上坐定，卻見前排椅子上有位軀體魁梧的先生，過來和我招呼。我認得他，這是王引才，上海人，是個教育家，一向在上海王培孫所辦的南洋中學教書。他是我老認得的，在未到上海之先，同朋友到嘉興參觀秀水學堂，他就在那裏教書了。後來在時報館的息樓，他也來過幾次，因此並不陌生，於是他從前排椅子上移過來，和我坐在一起了。他知道我是蘇州人，便問：“常回蘇州嗎？”我也問他：“也是到蘇州去嗎？”原來他已由省裏委他做吳縣縣長，現在他就上任去的。
現在要敘述在哪個時代呢？這是國民黨北伐成功，移都南京，江蘇省城遷往鎮江的時候。不過像王引才這樣的老教育家，有些冬烘氣息的，竟也想出來做官，殊出意外。我當時便向他道賀：“原來是老父母，我要改稱為公祖了。”他說：“老朋友！別開玩笑！我是蒙鈕惕老的照顧，他說江蘇有好幾縣份，都還沒有委人，叫我選擇，我就選了個吳縣，因為蘇州乃我吳文物之邦，我可以向諸位老先生們請教。”我至此方知道他是走了鈕惕生門路而來的，鈕惕生是鬆江人，他們的同鄉，那時江蘇的省主席，是不是鈕惕生，我可忘記了。
但王引才是一個老實頭，我不能不以誠意告他，我說：“蘇州現在成為一個空殼子，從前在地方上有權力的一班老先生，所謂紳士階級，都不在蘇州了，你所熟悉而要去請教的是哪幾位？”王引才道：“我實在沒有熟悉的人，本想請鈕惕老寫信給張仲仁先生，惕老事忙也未寫，我想到了蘇州，便去拜訪他們。”我說：“張仲老也不在蘇州，還有何人，你所認識的嗎？”他說：“沒有！”我想：“糟了！你一個人盲天瞎地地跑到蘇州，舉目無親，誰來睬你呢？”
我又問他道：“你這一回去，總算是到任了，可曾通知蘇州的縣衙門裏呢？”他說：“聽說省裏已有通知下去，我呢，也已得到了省府的公文。不過我不想馬上就接任，到蘇州後，打算先觀察一番。”
我想到在前清時代，無論那一個外省官署，凡是新官到任，總要忙亂一陣，還有交印、接印的儀式。雖是一個縣衙門，卻人員極多，因為他是一個地方事務官，與老百姓最親近，什麽事都要管，現在可不同了。這幾十年來的政治變幻，我也未加研究；從前的官場情形，我也更不熟悉；王引才既想做官，自然應當知一點治理之策，誰知也是個吳下阿蒙。他說：“我這一次出來，現在想想，殊覺冒昧。今日得遇老兄，可謂幸事。你告訴我張仲老不在蘇州，那我到了蘇州，去拜訪誰呢？你老兄到了蘇州，住在哪裏呢？”我說：“我住在表弟吳子深的家裏，在閶門內桃花塢。”
我也問他住在哪裏？他說：“想住旅館。聽說城外旅館極多，隨便揀一家住就成了。”我說：“萬不可住城外旅館，那是下等娼妓出入之所，不管你是何等客人，她們便闖進你房間裏來。而且還有流氓、土匪，知道你是縣長，那更糟了。”他說：“那怎麽辦呢？”我說：“還是住城內旅館，比較幹淨些，但也不要露姓名，反正我沒有什麽事，我可以陪你到我熟悉一家旅館去。”這家旅館在景德路近觀前街，安置已畢，我們兩人便在鬆鶴樓吃了一餐飯，我算是為他接風。談吐之間，他自稱冒昧從事，我覺得他非但冒昧，實在有點糊塗。蘇州人有句俗語，叫作“濕手捏著幹麵粉”，看你如何處置了。引才皺了眉頭，再三要我幫忙，好像要我做他的高等顧問，我離蘇已久，於故鄉事也不甚了解，真是愛莫能助。
我問他：“你出省時，上級對於你，是否有所指示？第一是地方經濟問題，現在江蘇各縣，都成為貧脊之區。”他說：“沒有呀！”我問他：“你曾否請示過？”他也說：“沒有！省府裏的幾位先生，都是忙亂得很。他們的意思，以為地方上的經費，總是在地方上籌集，蘇州地方的公款，都是在蘇州幾位紳士的手中，所以我此來要拜訪張仲老呀。”我想：此公熱中於做官，以為吳縣是一個好缺，可是今非昔比，看他是一個書呆子，把一個爛包袱給他背上了。
我本來不管此事，也無能力管此事，引才卻再三要我給他想想法子，我隻得說讓我考慮一下。
到了吳子深那裏，和他談起路上遇見王引才，是新到任的吳縣縣長。子深問：“是怎樣一個人？現在蘇州真是糟透了，地方上的事，要略盡一點義務的，誰也不管，變成個無政府。是你的朋友嗎？我們見見他，明天請他吃一餐飯，如何？”我這裏又有個插話了，桃花塢吳家，我舅祖清卿公（前文早有紀載）即子深的祖父，他是個富翁，可是蘇州是紳富並重的，官場中有什麽事，都邀請他，無非是要錢。雖然自己也是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卻是最怕見官。到了我表叔硯農公的時期，是子深的父親，便漸已開放了，蘇州的富室，都已到上海做生意，他們也在上海買起地產、開店鋪、營商業。及至在子深的時期，那是更加發展了。因為他是一位畫家，在城南滄浪亭，造起了一座蘇州美術學堂。在南園，設立了一個小小農業試驗場，似乎一破先人固守主義之戒了。
我因此怦然心動，便說：“你問是怎樣一個人，人卻是一個正派人，是個老教育家，決不成為什麽貪官汙吏。不過太庸懦了，他以為蘇州是一個好地方，絕不知它現在的內容。蘇州人士，他一個也不認識，今天見了我，一定要我給他想辦法。你知道的，我有什麽辦法可想？你若高興，幫幫他的忙也好，也是地方上公益的事。”子深問：“如何幫他的忙呢？”我道：“老實說：便是錢的問題，俗語說得好：‘有錢萬事興’。不然，就僵化了，他是想在地方上籌款。”子深說：“你知道！此刻他們都不在這裏，南京的南京，上海的上海。好，我們明天與他見了麵再說吧！”
王引才在旅館裏，正在發愁，如何與蘇州地方人士接洽，見了我們去，十分歡迎。子深與引才兩人也談得很好，因為王引才是一個不搭架子的人，吳子深一個不懂客氣的人，兩人說說笑笑，真覺一見如故。我於此簡單說一句，子深已肯在經濟上給他幫忙了。因為他的親戚故舊，都是紳富階級，銀錢上也時有往來，上海的俗語：叫作“兜得轉的人”。好在為數不多，籌措到這麽二三萬塊錢，就可以渡過難關。縣政府是公家機關，它是有收入的，不怕它少了人家的錢，何況有吳子深的擔保呢！
有了錢，王引才便有恃無恐地接任了。衙門裏留守著的職員，正在窘迫中，薪水無著，現已有望了，所謂“有奶便是娘”，這話不差的。王引才沒有帶家眷來，孤家寡人，一個人便住在衙門裏，不耐寂寞，常常溜出來，各處亂跑。在前清時代，一個知縣官，在省城裏，出衙門時，雖沒有放炮吹鼓，可是要藍呢四人轎，前有紅傘，後有跟馬，還要喝道呢。到了民國時代，當然沒有這勢派，但是既然是個官，也須有個尊嚴，如此溜出溜進，也不像樣。我們勸他，還是租兩間房子，住在外麵。再買一輛私家人力車（蘇人呼為包車），雇用一個車夫，用以代步，較為合宜。這可以作縣長正常開銷的，他也聽從了。蘇州那種人力車，腳踏下裝有一鈴，叮當作響，他坐了招搖過市，也顯出一些縣長威風。
但是蘇州的那些老鄉紳，還是瞧不起他的，他們有些都是科甲出身，在前清做過大員的，從沒有見過這樣一位縣官。王引才自命為新人物，也不買他們的賬，你擺出你的紳士權威，也嚇不倒人。其中有一位費仲深（樹蔚）在袁世凱時代做過肅政使的（等於前清的都禦史），對於王引才嗤之以鼻，說這等人也配來做縣官。張雲搏（一鵬）是張仲仁的兄弟，性喜詼諧，他說：“王引才這樣的癡頭癡腦，真是一個癡官。”（按：癡官這個名詞，早已有之，如戲劇中戴圓翅紗帽，抹白鼻子，穿短官服一類的是。）蘇州人士，口齒輕薄，往往喜歡題人家以綽號，但一提出來，覺得維妙維肖，這個口碑，就傳誦人間了。
我在蘇州不過勾留了三四天，便即回到上海。在赴蘇的火車中，無意地遇到了王引才和子深兩人，幫助了他接任吳縣縣長，也是佛家所稱的一個“緣”字。不想於此發生一個驚險的鏡頭，那是出於意外的。原來國民黨北伐成功，遷都南京，尚未建設就緒，孫傳芳忽來一次反攻。這個在近代史上必有所紀載，我不多說了。那風聲傳到了蘇州，大家去找縣長探聽消息，王引才卻不見了。衙門裏也沒有，公館裏也沒有，到處去找都沒有，當然桃花塢吳家也曾去問過。擾攘了一日夜，總說了一句，吳縣縣長王引才是失蹤了。
這不是小事呀！縣官有守土之責，在軍事時代，一個縣官，若是見敵逃遁，可以明正典刑，就地正法，這不是兒戲的事呢！
吳子深是習慣起身得遲的，明天一清早，搭早車，從蘇州到上海來了，趕到我家裏來，一進門便說：“不好了！王引才逃走了！”問其所以，我也為之驚惶。現在可怎麽辦呢？子深道：“他的家裏不是住在上海？我們到他家裏去找，也許他逃回家裏。”但是他的家裏住在上海哪裏呢？子深不知道，我也不曉得。無怪子深要急得團團轉，向蘇州紳富借墊得來的二三萬塊錢款子，都是憑他的麵子，由他擔保的，現在王引才失蹤，向誰去追討呢？
我說：“你且不要急，我們想辦法。”我因想引才一向是在王培孫的學校裏教書的，我們可以問問王培孫去，至少也曉得他家裏的住址。於是我們便雇了一輛計時汽車，直到南洋中學訪問王培孫去。王培孫說：“引才這個人，好好地在我們學堂裏教書，忽然熱中起來，要去做官。我勸他做官有什麽意思，何況在這個亂世時期，但他不肯聽勸，他既執持己見，我們也不好攔阻他，妨礙他的前程，現在卻鬧出亂子來了。”因問他家裏的住址，培孫也不大清楚。吳子深愁眉不展，培孫又道：“要說引才就此撒撒爛汙，一走了事，那是決不會的。他到底是個誠實的人，我深知道，你們放心好了。”
聽了王培孫一番勸慰之詞，我們也無可奈何，隻得回去。及至到了家裏，卻說：蘇州來了個長途電話，報告王縣長已經回來了，而且到過桃花塢吳宅。我們好似胸中一塊大石頭落下去了。我對子深說可以放心了。你今天不必回蘇州，明天我和你一同回去，問問他為什麽忽然出走。到了明天，見了引才，我說：“你這個玩笑正開得不小，把人都急死了。”引才道：“不是呀！我聽得孫傳芳反攻，軍事緊急，蘇州如何處置，去問問鈕惕老他們，你們何必大驚小怪。”我說：“好了！你以後如果再要離境出走，希望秘密通知我們一聲，免得我們敲腳爐蓋找尋。”（按：蘇州舊風俗，凡小兒走失，都敲腳爐蓋找尋。）自經此役後，癡官兩字的口碑，更傳誦於人口。
我且說蘇州改省為縣，省政府又移居鎮江，那時的省主席，是鈕惕生，還是陳果夫，我有點模糊了，草創伊始，地方政製，都沒有好好地規定。從前一個縣官，審官司也是他，捕盜賊也是他，舉凡地方上興革之事，都屬於他。現在司法獨立，訴訟的事，他可以不管了。
新政製中，警察也不屬於縣署所管轄，即如蘇州，省裏也派了一位警察局長來，與縣長是平行的。此人姓鄭，不大正派，也瞧不起王引才，專與他搗蛋。王以恃有後援，亦不相讓。最可笑者，蘇州有些青年學生，研究國民黨黨義的，以為他不識黨義，借了一點事，想去詰責他。惹得王引才老氣橫秋地說：“老弟！你要把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細心研究。他的《建國真詮》上怎麽說，你讀過嗎？我倒要考考你！”說著，他把這一段書，背誦如流。學生被他嚇倒了，原來他是老黨員，也許是老同盟。
那麽縣長現在所幹的是什麽事呢？最主要的便是田賦錢糧的事。從前每一個縣衙門裏，總有一位錢穀師爺，以紹興人為多，專理此業的。以下就是本衙門書吏，都是本縣人，他們熟悉其事的。革命以後，錢穀師爺不存在了，可是這種本縣人的書吏，不能去掉，於是改稱為職員。所以縣官可以更易，他們是不能更易的。新縣官到任，茫無頭緒，他們卻是羅羅清楚的。王引才來做縣長，主要的也隻有這一件事，而且也是很清閑的。這時候，省裏忽然又出新花樣了，蘇州向稱為工商發達之區，宜成立為一市，這便是所謂“省轄市”，以吳縣縣長兼蘇州市長。王引才自然十分高興。這個市儼然民主作風，要推舉幾位本地方人，作為參議。
王引才便把子深和我，舉為參議，我說：“我已不是蘇州人，我是上海人了，參議一席，敬謝不敏。”他說：“你當顧恤鄉誼，我可時常領教，我與本地人不熟，老朋友！務請幫幫忙。”我想一個市，就要有市政；辦市政就要有經費；現在一個大錢也沒有，辦什麽市呢？但他言之再三，和子深商量，子深說：“這個什麽參議，純盡義務，沒有薪給的。你老兄住在上海，每月開參議會兩次，還要白貼火車費呢。好在你現在閑空沒有事，譬如到吳苑吃茶聽書，住就住在我家，借此常來玩玩，亦無不可，省得他說我們不肯盡義務。”因此之故，我就每借開會，到蘇遊玩一次。
開會的時候，一張長桌，縣長坐了主席，我們坐在兩邊還有幾位參議，他們的姓名，我完全不記得。起初也講到蘇州應興應革的事宜，全是空話。後來便談到從前的故事，近時的新聞，兩個小時散會。省裏還派一位工程師來，是我一位老友裴萸芳之子，不知在何處工業學校畢業的，好像蘇州市有大建築似的。
有人說：參議會上盡是談天說地，也不像樣，我們既是參議，必有所提議。於是我也有兩個小提議：一是城裏的街道，必須修理一下；二是許多小河浜，已成溝渠了，臭穢不堪，不如填塞了，可使街道放寬。我想這輕而易舉，也不須多少錢，但也沒有成事。對於填浜的話，還引出老紳士們什麽古跡呀，風水呀，很不讚成的語調，我也不必與他爭論了。
我這一節的回憶寫得太多了，我要結束一下子。先說那個蘇州市，無事可辦，成為一個贅疣。蘇州這些士紳，起初是視若無睹，後來便嘖有煩言，我們也覺得沒有意思，索性由地方人民上一個公呈，把蘇州市撤消了（這呈子還是我代筆的）。王引才呢？當了兩年多吳縣縣長，也算過了他的官癮了，漸覺得沒有什麽趣味，那時省政府又在那裏調動，就此下台了。子深替他張羅的款子，到任後幾個月早已歸清了。雖得了一個癡官的雅號，人家相信他是廉潔的，不是貪官。在蘇州買了一些假書畫、假古董，欣然歸去，這一場戲閉幕了。
寫此稿後兩三日，我忽又想起王引才一個軼事，不能辜負了他，因此補敘如下：
在舊曆的八月十八日，蘇州有一處地方，有一個盛會，就是遊石湖，看串月，那天是畫船笙歌，十分熱鬧的。這裏有一座山，叫做上方山，供奉一個神廟，叫作五通廟，五通是五弟兄，上有一母。一向為蘇州男女巫師所崇拜，借此愚弄鄉民，清初湯斌撫蘇，曾毀其廟而將神像投諸河，為海內人士所稱頌，見諸史乘。後來這個五通廟複活了，地方人士也不管，不過八月十八遊石湖，還是一個蘇州遊覽名勝的大節目，花船幫的出廠船，就是以六月二十四荷花生日遊荷花**開始，到八月十八遊石湖，作為結束的。可是近年以來，已漸趨冷落了，卻有一班上海白相人來捧場，黃金榮帶了他的徒眾，什麽許願酬神，消災納福，胡鬧一天。常有種種迷信怪事，也不必去說它了。
就在這一天，有人招宴王引才，或者是他的上海朋友吧？我不在座，子深恐是在座的，座中有一客，因談起：“今日是遊石湖日子，上方山五通神是個**祠，湯文正如何毀廟投河的故事，可惜以後無人敢做了。”王引才當時也沒說什麽話，過了三天，他親率縣警，人不知，鬼不覺地到上方山，往毀神像。大家都也沒有知道這件事，及至有人見那個女偶像（五通之母）珠冠繡袍，從石湖一直浮**到了橫塘，始知其事。吳中士紳，又說他癡。我卻為之辯護，掉一句古人成語曰：“臣叔不癡。”